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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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荣

中国古代艺术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艺术史知识文献史料。中国古代的传世文献在书画、设计、乐舞、戏曲等领域,均有一定的艺术史知识的积累,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艺术史知识系统。我们需要从中国古代各类传世文献中搜寻与艺术史知识相关的资料,在中国古代艺术史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起源、发展的知识体系、理论特征和发展动因。诸如中国古代不同艺术风格形成发展的历史和影响风格形成的相关因素,中国古代艺术史在发展历程中的雅俗关系,不同门类艺术史的具体呈现方式,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密切沟通与借鉴交流的特征,艺术史发展中的外来影响和地域融合及其特点等艺术史的知识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系统梳理和理论建构。其中,我们尤其需要梳理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谱系的源流,揭示其潜在的系统性,运用现代学术方法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知识进行体系建构,并且探讨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体系的现代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艺术思想的传世文献中,对书法、戏曲、绘画、园林、音乐、舞蹈等具体的艺术门类知识均有所涉及。这些门类艺术史知识中也包含对中国古代艺术史 “一般”知识的研究,如董其昌 《画旨》中的 “南北宗”论,虽然是以绘画领域为主,但涉及古代艺术发展史上禅宗思维的影响、艺术风格的流变、地域性的因素等多方面的问题。以往的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研究多为具体的个案研究,迄今尚未对其艺术史知识加以系统化,尚未上升为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的艺术史一般知识体系,需要我们从中国古代艺术文献学的严格界定出发,进一步进行全面、有效、深入的文献研究。从中国历代文人画家的笔记、书信、题跋及诗文作品等各类文献中,提炼出关于中国古代艺术史的重要术语、范畴和命题,重视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自身的理论思考和洞见,进而建构出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知识体系。

我们首先需要对艺术史知识体系进行界定,挖掘出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相关知识,包括中国艺术史的起源、发展、流变等知识话语,也包括风格的流变、雅俗互动和多民族融合与中外交流,以及不同门类艺术之间的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其中,起源问题涉及艺术源头的探讨,如 《考工记》中的 “圣人创物”、《吕氏春秋》中所载的 “伶伦作律”等艺术起源知识。发展问题涉及对艺术的发生进行阐释,包括各门类艺术进入艺术史叙述中的时间点和经典化过程,艺术门类的杂糅与复合,各门类艺术的分离与独立等问题,也包括从风格、技法等角度来对各门类艺术进行分期和断代研究,以及各门类艺术的通变、正变、复古等问题。艺术风格流变问题则包括风格趣味的流变,艺术风格与时代气质的关系,艺术风格与南北地域的关系,如清代戏曲中的 “花雅之争”等。

题材的变迁包括各类题材的兴衰及其与艺术物质材料的关系等。雅俗互动研究包括雅俗艺术分类的形成,雅俗取向的流变,雅俗艺术之论争等。内外交流史研究则分析本土艺术话语对外来艺术话语的排斥与内化,以及多民族艺术的借鉴融合,具体包括佛教艺术的东渐、丝绸之路的艺术交流,如郭若虚 《图画见闻志·论曹吴体法》所提到的吴道子和曹仲达的 “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等。同时,我们也需要在各门类艺术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对艺际之间的交互影响进行研究,对中国古代各门类艺术的个性和共性进行阐释,彰显中国艺术史个性与共性辩证统一的特点,如 “书画同源”“诗画一律”等。

我们需要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展开系统化研究。当前对古代艺术史知识的研究已具有了一定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初步运用了古人的智慧资源,使其在当代艺术实践中发挥了指导作用,如对石涛 “一画”的阐释等。从中国古代的艺术史资源出发,结合存世的文献资料探析中国古代书画史的源流、发展和流变,进行梳理与研究,以中国古代各类文献中与中国艺术史相关的知识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古代艺术史中的核心范畴、体裁类型、流派现象等,对中国艺术的发生起源、风格变迁、宗派流变、著述体例、艺术史评价等方面的知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厘清中国艺术发展史知识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尝试从学术、学科、话语等角度揭示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知识体系。

罗曼·罗兰在1937年6月10日给中国青年学生张昊的回信中曾说:“我不赞成中国的教育几乎全盘立足于西方模式 (绘画和音乐)。中国有自己的艺术,符合自己的本质。如果否定或者忘记这些东西,不仅对中国不适当,对其余的人类也同样不适当。这可能是你的任务,提醒你的同胞和全世界去认识和喜爱这些东西,并非去修补一种民族的文化,而是以你们伟大民族的珍宝来丰富世界文化,并且和我们一起努力,把人类精神的所有力量和才能结合在一起。”①刘志侠:《九人:罗曼·罗兰与中国留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32页。我们需要改变以西方价值标准为品评中国艺术主要依据的方法,以丰富的中国古代艺术思想中的术语、范畴、命题为基本点来建立具有普遍性的艺术评价标准,为中国当代艺术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根据中国古代艺术史方面的传世文献和其他资料,结合中国古代艺术史的发展规律,建构中国特色艺术史学知识体系,丰富世界艺术史的知识体系,为世界艺术史知识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有着丰富的资源,客观上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创作实践和欣赏实践及其历史变迁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们不仅是中国古代的文化资源,也是人类宝贵的思想财富。其中既有与西方学者的共识,更有丰富的中国各门类艺术史独特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它们虽然显得相对零散,缺少现代学术规范意义上的知识体系形态,但是其中包含着历代精英艺术家的伟大实践和学理思考,这就需要我们真正地从中国艺术史的相关文献和中国艺术史的实际中加以提炼和概括,借鉴当代艺术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方法,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角度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和理论建构,并且重视书画、设计、乐舞、戏曲等各门类艺术史知识的理论建构,在门类艺术史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 “一般”的体系建构,从中国古代的艺术史知识出发,丰富世界艺术史的知识体系,以便与西方艺术史学进行交流与沟通,为最终建设世界多元一体的艺术史知识体系做出贡献。

中国现代艺术史学,是宗白华、滕固、常任侠等老一辈学者在借鉴西方艺术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断探索和艰苦努力,从模仿西方艺术史学到对中国古代艺术史学独立系统的研究,在各门类艺术史的知识史料整理和个案研究方面,并在艺术史学的建构方面有一定的积累,为我们的后续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将有助于指导当下的艺术实践,也将有助于中国艺术史知识体系向世界传播。我们在接受前辈学人和同辈学人研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从宏观上推进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体系的建构,推动门类艺术史知识体系的建设,在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的探索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这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研究,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史学学科建设的需要。

中国古代门类艺术史知识,是构建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体系的基础。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知识体系建构,需要从传世文献出发,着重从原始文献中提炼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尤其是从具体门类艺术史思想出发,如子部、集部中的书画论、设计论、乐舞论、戏曲论等资料,与金石、竹木简、墓碑等出土文献,以及散见的戏曲评点、书画评点和讨论艺术的尺牍里,提炼出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的相关术语、范畴、命题等知识点,综合运用文献学、艺术学、美学、金石学等学科方法,紧扣主题,忠实原意,追源溯流,归纳总结,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各门类艺术史知识体系,并上升到中国古代艺术史一般的知识体系层面进行研究,揭示出中国古代艺术发生、发展的演进规律,诸如中国古代艺术母题和风格等方面的演进规律,以及各门类在艺术发展历程中的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特征等。这需要我们探寻中国古代艺术史中的独特知识,揭示出这些艺术史知识产生的历史背景、基本内涵以及在艺术中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背景和艺术创作与欣赏实际中,审视这些知识点所涉及的术语、范畴和命题,重视艺术史的发生、发展、风格流变、雅俗互动、内外交流等方面的知识,使诸门类艺术史知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逻辑整体。重视艺术门类之间在发展历程中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从中概括提炼出跨艺术门类的艺术史规律,以及中国特有的相关艺术母题等,重视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中内外交流的规律和多民族艺术融合的特点,形成一个艺术史一般的知识体系,并借鉴西方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在中西艺术史知识体系的适度比较中彰显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的特点,从中概括提炼出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再加以理论整合,使之成为知识体系。

在中国古代书画史知识中,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古代书画史源流知识体系,包括各类的书体形成与书艺纯化、绘画艺术的独立与演进和 “书画同源”的中国书画史发生的特点。二是中国古代书画史学术知识体系,既包括 “道”“气”“象”等本原范畴,也包括不同风格的体式类型,郭思《画论》所载的 “黄筌富贵,徐熙野逸”的雅俗并陈等。三是中国古代书画史的著述体例与知识分类,如通史与断代史、著录体书画史、书画专史、笔记体书画史等,品评范畴、赏评方法、审美心理、赏评文体、审美风格、审美准则、审美意蕴等批评知识的发展。四是中国古代书画史知识体系的通变思想,包括 “正变” “变迁” “通变”的发展观、雅俗关系的螺旋式演变、内外交流、南北互鉴、艺际会通等。

在中国古代设计史知识中,我们可以尝试在古代史实、史料、史识中,挖掘与设计史相关的范畴、概念、命题等知识,对其加以归纳,并结合中国古代设计史中的工艺美术、建筑园林、服装艺术和工具器物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对设计史从发生、形成、流变等过程进行细致的研究,力图挖掘设计史知识的基本特征和内在逻辑,并从中概括出具有共性的艺术史知识。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结合中国早期文献资料,如《考工记》《墨子》《淮南子》《逸周书》《后汉书·舆服志》等,追溯中国古代设计的源头问题。第二,探究体现中国古代设计的历史流变的知识,如风格、材质、功用等方面的知识。第三,从批评范畴和批评方法等知识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设计史,如以 “工拙论”“古时论” “雅俗论”等品评范畴;
以“小品”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设计赏评文体,统筹古代设计评价的叙事体系等。第四,考察器物、服饰和建筑的制度方面蕴含的中国设计史知识。从 《考工记》到 《三礼图》,从《舆服志》到 《武德令》,从 《木经》 《营造法式》到 《工程做法则例》等,还包括历代典章、政令和其他相关文本等。第五,根据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的设计文化,乃至域外设计的向内借鉴与向外传播,探究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中的通变、多元文化等内容,包括南北融通、内外交流、艺际互鉴等方面。

中国古代乐舞艺术的创作、表现、欣赏和评价等实践活动,其中的观念、命题、原理和范畴等问题,古代乐舞史中实践形态的艺术知识和知识形态等需要进行研究。其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第一,乐舞的起源问题。感于物而发说,如 《吕氏春秋》 “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①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3页。, “质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②许维遹:《吕氏春秋》,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5页。等。功能说如 “作为五弦瑟,以来阴风,以定群生”③许维遹:《吕氏春秋》,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8页。“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④许维遹:《吕氏春秋》,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9页。等,探寻舞蹈的起源与原始宗教的关系,如 《说文解字》释巫:
“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⑤[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3页。。第二,中国古代乐舞发展的影响因素问题。比较分析不同民族和地区乐舞艺术的发展历程、表现形式和风格流派的嬗变,研究多民族、多地区在历史发展中的相互交流、融合,探究中国古代乐舞史知识的多元性。乐舞与礼乐制度密切相关,因而乐舞史知识与政治变迁、礼乐思想变迁等密切相关。第三,中国古代乐舞史知识的分类问题。这可以从如雅俗、地域、文献载体等多个角度展开。从乐舞与各门类艺术的联系探究音乐史、舞蹈史知识,包括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潜在逻辑;
音乐、舞蹈与书法所共有的线性表达、节奏表达;
音乐与绘画共有的色与调;
音乐与绘画共有的意境表达——象外之象,弦外之音等。

我们需要对中国古代戏曲史知识展开系统化研究,通过考察中国古代戏曲艺术史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理清其体系建构的学科资源、学术资源与基本思路,建构中国古代戏曲史的知识体系。在探讨中国古代戏曲史知识体系研究的理论依据、基本内容与当代必要性的基础上,以下几个方面对戏曲史的知识展开深入研究。一是从发生维度探究中国古代戏曲的发生史与发生机制。二是从创作主体维度考察中国古代戏曲史的基本经验,戏曲文本创作主体的身份、地位、心理、创作观念等。三是从文本维度探析中国古代戏曲史的发展规律,包括戏曲文本的变迁、戏曲文本渐次文人化的变迁规律等。四是从表演的维度研究戏曲史的知识体系,包括论析戏曲演出场所与戏曲演员生态语境的变化、梳理中国古代戏曲表演假定性的形成历史及其审美特征、探析中国古代戏曲表演程式的形成历史及其独特“味道”等。五是从接受的维度探讨中国古代戏曲史的理论建构,如戏曲批评观念的变化、戏曲接受的雅俗变迁等。六是戏曲史上的重要论争及其艺术史价值研究。如雅俗、深浅、浓淡;
《琵琶》 《拜月》之争;
合之双美;
汤、沈文辞与格律之争;
俗盛雅衰;
花雅之争与戏曲体制的变化等。

中国古代艺术思想中的重要术语、范畴和命题,值得我们加以系统阐发。在中国古代的传世文献中,有许多涉及艺术起源、艺术风格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南北风格差异及其变迁、雅俗艺术的互动发展和不同艺术门类在相互借鉴中的发展等方面的内容,有着自身相对的系统性。其中既有人类艺术史知识“英雄所见略同”的思想,又有中国古代艺术史发展独特特征的概括。这些艺术史知识既源于艺术史实践,又在艺术史学者的自觉概括中强化了历史经验的传承和发展。

一是艺术起源论。在艺术起源方面,中国古代相关艺术门类在起源阶段存在着同源性、混合性等特点。中国古代的艺术诸如乐舞、书画等都有着同源性,如 “书画同源”“乐舞相生”等;
就各门类艺术的起源来说,需要我们对历史语境加以还原。前面提到的“圣人创物”“伶伦作律”虽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仍需要我们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判断,从中汲取有价值的命题内涵来加以评述和理论整合。目前学界对艺术学内部视阈下艺术自律起源的复杂性的探讨,需要我们对艺术自律的学科缘起过程进行充分爬梳,对中国古代艺术起源的知识进行理论建构,并在中国艺术史学学科内部视阈下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二是南北风格论。南北艺术风格的差异是中国南北方艺术长期发展的结果,与中国南北地理环境、南北方人的性格气质、南北方的人文环境等密切相关。南方尚婉约、轻柔、清新,北方尚遒劲、阳刚、豪放,如明代戏曲有明显的南北风格差异,徐渭、王世贞、王骥德等人曾经做过详细的描述和分析。书法如刘熙载 《艺概》也通过骨、韵等生命之喻,提出了 “北骨南韵”说,阐发了南北书风的差别。其他如唐代瓷器的 “南青北白”,清代戏曲的 “花雅之争”等,也是南北风格差异的具体表现。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南北宗不等于南北风格。南北宗的分野是长期以来哲学、政治等影响艺术史领域研究的结果,该命题的提出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后续绘画的发展,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南北宗说也深刻影响了文学戏曲等艺术观念的形成。清代俞樾把词曲中南曲与北曲风格的差异与绘画的南北宗差异相混淆,显然是错误的。

三是雅俗互动论。中国古代艺术史中的雅俗问题值得重视。过去不少艺术史理论经常持精英主义的立场,将目光集中于少部分天才艺术家,以他们作为风格的代表者与更替的主体,遮蔽了通俗作品和雅俗互动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中的重要价值。我们需要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在艺术实践中的价值,将雅俗互动作为一条主要线索加以突出,着力摆脱将俗文化视为附属地位的窠臼,并借此打开一种观照中国古代艺术史的新视角。雅俗关系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中的重要互动关系。学界关注到 “士”这一特殊阶层在艺术雅俗互动的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譬如 “文人画”具有 “文人”与 “士人”的双重性。中国古代学者也关注到了雅俗之间的各种互动关系,概括出 “化俗为雅” “俗为雅用”“从雅到俗”“以俗为雅”“避俗尚雅”“雅俗并陈”等多种现象。其中,“雅”“俗”区分之肇始,“雅”“俗”之间的区别特征,“雅”“俗”之主体与受众的变化,“雅”“俗”互动对艺术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等,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四是艺际借鉴论。中国古代艺际借鉴的情况发生在各艺术门类之间,现有艺术史书写中最关注诗、书、画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诗、乐、舞浑然一体等,包括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的 “书画同体”、《尚书·舜典》中的诗乐舞一体等方面的研究。目前,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侧重关注诗与画的相互影响,侧重对 “诗书画三绝”“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的诗画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探讨,但是对题画诗等形式的研究还不足。我们也需要注重古代艺术的发展轨迹中由不同门类艺术之间的艺际借鉴带来的艺术发展。宗白华说:“一切艺术趋向音乐的状态、建筑的意匠。”①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页。其中对相关门类艺术关系的论述带有明显的理论自觉。

我们需要重视中国古代门类艺术史知识的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功能。例如诗歌是中国古代诸艺术门类的纽带和灵魂,无论是诗书画的一体,还是诗乐舞的一体,乃至戏曲艺术、园林艺术都与诗歌有着密切的关系,都值得我们加以提炼。再如绘画中所谓 “色调”涉及绘画对音乐知识的借鉴,其他如书画同源、诗画一律、乐舞相生等现象都是艺际借鉴的体现。宗白华曾说:“中国各门传统艺术 (诗文、绘画、戏剧、音乐、书法、雕塑、建筑)不但都有自己独特的体系,而且各门传统艺术之间,往往互相影响,甚至互相包含 (例如诗文、绘画中可以找到园林建筑艺术所给予的美感或园林建筑要求的美,而园林建筑艺术又受诗歌绘画的影响,具有诗情画意)。因此,各门艺术在美感特殊性方面,在审美观方面,往往可以找到许多相同之处或相通之处。”①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页。书画、乐舞、设计园林等各艺术门类并非彼此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和相互渗透的。

五是内外交流。中国古代艺术中的中外艺术交流和国内多民族艺术融合有着悠久的传统。中国古代艺术史和艺术史知识在发展的历程中,有着明显的中外交流的烙印。中国与西域的丝绸之路,也带来了艺术品的交流。面对艺术史上的内外交流,我们应当重视在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形成过程中对外来艺术知识的借鉴、交流和融合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古代艺术以中原艺术的长期积累发展为基础,借鉴和吸纳周边各部族的艺术技巧和趣味等,不断接受来自西域、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希腊等艺术技巧和艺术趣味的影响,丰富增强了已有的艺术特征,体现了多民族艺术间的交流、融合,这种交流和融合有力地推动了艺术的发展。

我们需要重视探寻中国古代艺术史中的独特知识,揭示出这些艺术史知识产生的历史背景、基本内涵以及在中国古代艺术史包括各门类艺术史发展历程中的价值和意义。在对中国艺术史的文献和话语整理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使用文献著录与考证、实物考察与鉴定等方法,对艺术史中的关键人物、关键作品、关键话语进行再研究,对被已有的艺术史书写所忽略的现象、人物、作品、话语等进行再挖掘,对艺术史的术语、范畴、命题等进行专题性研究。

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知识体系研究,需要以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艺术史知识为依据,以其中的核心观点和概念 (包括术语、范畴和命题)为重点,采取史与论的动态结合、纵与横的比较方法、点与面的开放体系,探析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体系的建构。一方面,关注纵向的历史发展,包括中国古代艺术的起源、发展、流变等问题;
另一方面,从门类艺术的横向交叉来看,则需要关注艺际借鉴、内外交流、雅俗互动等问题。

在文献资料方面,收集整理中国古代门类艺术史知识和艺术史 “一般”的知识,从中国古代文献资料中,系统梳理与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知识相关的术语、范畴、命题等,搜索体现古代艺术发生、发展、流变和融合的知识,从思辨逻辑的角度对这些资料展开详细分析和深入研究,总结其共同规律和体现中国古代艺术史的核心特点,并从中提炼出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

重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体系研究需要运用历史方法,揭示其中的来龙去脉。中国古人的精辟见解散见于各类文献中,其中有着潜在的系统性,应该阐释中国古代艺术史著作所包含的信息,进一步挖掘其特殊的文献价值。例如中国古代的许多题跋、序跋、尺牍中常常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艺术史知识,应该从广义艺术文献的角度理解它们,对它们进行研究和整合。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体系研究,需要对古人的许多零星而精辟的见解加以理论整合,揭示其潜在知识体系,使之成为一个相对严密的逻辑整体。

我们需要适度地借鉴现代艺术史理论研究的方法,在与西方形成对话关系的基础上,强化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的反思与整理。古代优秀的艺术家有着丰富的艺术实践,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艺术作品,艺术家和文人雅士们也对艺术的发展变迁及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借鉴、相互影响有着深入的思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艺术史方面的远见卓识,有继承、有发展,具有潜在的系统性,但是囿于古代的表述方式,未能以知识体系的形态得以呈现,这使得我们在现代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知识体系有一定的难度,并且给中西比较研究和走向世界方面带来了传播和交流的障碍。这就需要我们在借鉴西方、面向当下的基础上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并建构起适应当代艺术发展的知识体系。

借鉴西方学术方法,使中国古代艺术史体系研究体现当代意识。克罗齐曾经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①[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页。中西艺术史的理论和方法各有优长,不能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来进行优劣的判断。当代的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体系建构,既要尊重中国古代艺术史的客观历史事实,又要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适度参照西方艺术史知识体系,揭示出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的独特特征和内在逻辑,使它们在当下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乃至世界艺术史研究中充分发挥作用。其中,我们尤其要借鉴中外艺术史理论研究者的新方法、新视角,尊重当代艺术史知识体系研究的学术规范,着力从史料中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线索和独特思路,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使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体系的研究成为当代世界艺术史知识体系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体系的总体研究,迄今鲜有将具体的艺术史的知识放到整个知识体系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从而揭示出中国古代丰富的艺术史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乃至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中西比较的研究中,尤其需要我们凸显中国艺术史知识体系本身的独特价值。这种学理研究,不仅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也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中国艺术史的发展历程、内在动力及其规律,推动各门类艺术史的具体研究和艺术史一般理论的建设,并且对世界艺术的创作和鉴赏、批评等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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