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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忠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新词汇”，韩丁最早将这句话题在了《翻身》的“扉页”。“翻身”即20世纪中国革命创造的新词，“自主”也是。丛小平老师的《自主》一书首先探讨了中国革命的词源。从晚清到20世纪，汉语词汇有两个时期进行了大面积革新：一个时期是晚清到“五四”；
另一个时期是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两个时期对应的正是辛亥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自主》中提到1950年风行的《新名词词典》，正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的新词高峰，也从侧面反映了20世纪中国的巨大变革。如“减租减息”“当家作主”“打土豪、分田地”“翻身”“互助组”“合作化”“吴满有”“刘巧儿”等新人新事层出不穷。现代文学中农村女性往往没有名字，《自主》中上诉的女孩同样没有，“捧儿”只是记者根据村里人称呼她(“胖儿”)的谐音取的。成为解放区妇女英雄后，捧儿给自己起名“封芝琴”，从此有了名字。从捧儿到封芝琴，从封芝琴再到刘巧儿，我们看到了解放区农村女性的成长，此后有关刘巧儿的电影、戏曲风靡全国，刘巧儿作为一个国家形象，“同时也推广了一个词和一个概念”。
严格来说，“翻身”和“自主”在汉语中并非新词，但这些传统词汇在解放区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且在百姓日常生活中使用，成为解放区人民嘴边的活语言。“自主”尽管在17世纪汉语典籍中出现过，在明清婚姻法令中也有使用，但丛小平老师发现，“自主”到了解放区爆发了更大的能量，具备了新的政治意涵。新政权就是从一个词语开始，不断改造旧观念，创造新传统。
“婚”字在古代会意为“女+昏”，指太阳下山，氏族利用黄昏时分抢其他氏族里的年轻女人回家成亲，民俗学称之为抢婚。抢婚虽然野蛮，但相对于氏族内部的群婚制，是人类进化的一大进步。到了封建社会，抢婚发展为买卖婚，出现了婚姻的中介——媒婆，这也是历史的进步。最后从买卖婚到自主婚，从婚姻史来看后者即是现代婚姻出现的标志。中国的自主婚在“五四”时期开始出现，到延安和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增多。从封张婚姻案例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封建民俗与现代自主婚姻之间的缠斗，从封捧儿的上诉，到马锡五的巡回法庭，我们看到了20世纪40年代边区政权灵活的办事能力。《自主》即是在这样的社会变动中，围绕一起抢婚案件展开叙述的。在故事展开过程中，层层剥茧，呈现多种力量的介入，其中可见新政权如何处理现代与传统、地方与国家以及法律、天理与人情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思考中国乡村治理的难题，最后升华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这一核心命题。
“自主”与“自由”分别指涉不同的价值观，在西方“自由”和“自我”搭配时，通常指个人不做什么的权力，所以常搭配介词“from”。中国家国一体的文化传统不凸显个人自由，家族社会内部也没有个体自由的空间，国家也没有与自由配套的市民社会。中国革命早期有过生硬移植“自由”观念的阶段。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最早指出，大革命时期农村妇女地位“空前提高”，族尊老爷的酒席女人们“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封建礼节被无拘无束的农妇们抛到一边。受苏联婚姻法影响，苏区政府第一部《婚姻法》(1931年)规定农村女性离婚“绝对自由”，此时的妇运干部没有考虑中国农村现实，鼓励农村妇女走出“封建家庭”，在处理婆媳矛盾时偏袒媳妇，反抗婆婆压迫，造成农村离婚率急剧上升，农民看见公家人进村即关上大门。毛泽东后来在《寻乌调查》中指出，红区青年妇女在“恋爱自由”的幌子下，大白天便在山上“公然自由”，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农业生产。由此可见当时中国革命对“自由”概念的水土不服，后期苏维埃婚姻法开始对离婚进行限制。《自主》里提供了一幅当时边区政府离婚登记的档案照片，图中可见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登记离婚的登记表，有一栏要求填写“离婚次数”，显然是为了限制离婚次数，以防不法分子利用新《婚姻法》不断离婚牟利。这一发现也打破了我们对封建婚姻的静态认识，或总是将农村媳妇想象为受欺压的刻板印象，农村女性有了越来越多的离婚自主权后，也会出现嫌贫爱富的“女二流子”。“女二流子”一词出现在了1950年的《新名词词典》中，可见不是个别现象。她们利用政策漏洞骗婚离婚，如《自主》中提到了左润、王银锁离婚案。古元在川底区碾庄乡担任文书时，兼任民事委员负责婚姻登记。当时在乡政府大院他常常遇见一位中年妇女，这位妇女多次离婚结婚，调查后发现她多次利用结婚骗财。古元于是在1943年重刻了《离婚诉》，改变了他第一幅作品《离婚诉》中以离婚女性为主角的反封建主题。第二幅作品《离婚诉》表现农民在乡政府办公室离婚诉讼时，不仅男女当事方在场，也把婆婆放在了丈夫的旁边，表明自20世纪40年代始边区政府在办理离婚案件时，更愿意听取多方意见，不再简单支持女方离婚诉求。这是因为，在中国农村，婚姻不仅与男女爱情有关，还与财产关系、劳动力及双方家庭密切相关。
“自由”对应的是游离于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这一概念要显示“局外人”的价值，主张个人主体。而“自主”则指积极介入，及物行事。后来的剧本和电影将故事女主角改名为“刘巧儿”，本身既是赞美新中国女性心灵手巧，也强调了新时代女性的行动能力。与“自主”有关的动作并不仅仅指向个人内心，还将个人带到外部世界，自主也不着重塑造独特个性，而是以人带事。塑造刘巧儿，是为了宣传婚姻法或宣传新社会，强调这一文化符号的普遍性。
新词出现源于出现了新物，新词搅乱了旧世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醒我们，一个时代出现的新词不仅是词汇量的增多，更重要的是这些新词由于无法被纳入旧辞典的分类条目，使得旧的分类标准受到质疑，从而整个旧的分类体系土崩瓦解，因此新词汇呼唤着新秩序，创造着新世界，在新世界中实现词与物的重新搭配。解放区的“翻身”和“自主”就具备了首先以语言(文化)来创造新世界的功能，也正是这些挤进旧世界的新词，带来了解放区知识型的改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提出转变解放区知识分子知识型的要求，即由接受抽象的观念知识转变到学习生产斗争的知识，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与“自由”比，“自主”这一“非概念”显然属于后一知识体系，毛泽东告诫共产党人理论来自生产实践，而非抽象的观念世界。
汉语的变迁史就是和各种域外语言碰撞融合的活历史，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认为西方语言的进入改变和破坏了中国传统语言。列文森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看到了异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但他站在静止的二元结构中，没有看到语言的积极吸纳能力，没有在转化生长的意义上来看新旧词的创造性转换。《自主》打破了地方和国家、官和民、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在如何理解传统与现代、如何面对革命的规范、如何打破二元对立等方面提供了示范。事实上，即便对于“自由”概念的使用，新中国也并非教条式的拒绝。20世纪50年代的男女婚姻治理中，城市文化比农村更多地使用了“自由恋爱”话语。《自主》第三章关于解放区如何写诉状一例特别能体现出20世纪中国革命的灵活性，农民诉讼要不要写诉状？写诉状要不要农民严格遵循法律文书的格式？如果他们不识字怎么办？如果按照文牍主义、法条主义或者法制现代化来看，解放区的很多做法是很不规范的，却深受群众欢迎。有些做法，比如巡回法庭貌似简陋，但使党的形象在人民中扎了根；
不要求农民写诉状，而改为现场口述、书记员记录，这些做法打破了法律的条条框框。解放区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曾发生过李木庵的新法学模式与雷经天的政法模式的争论，争论焦点就是司法独立还是党的一元化领导。由此可以看到不同法律知识体系的碰撞：晚清时期地方司法实践与民间惯例，西方移植过来的法律体系，以《六法全书》为基础的国民党法律，以及苏维埃政法合一的司法实践。实践证明，机械移植西方法学模式，不符合边区现实，现代专业化的检察独立和司法独立，无法与革命政权的治理模式契合，也不符合生产力水平。但斗争也没有那么尖锐，最终边区政府采取温和的混合模式，部分吸纳李木庵的建议，设检察处。在处理刑事案件时，甚至吸纳国民党《六法全书》，灵活为我所用，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解决问题的灵活性。
《自主》以“刘巧儿文化”的生产过程证明了解放区文艺民族形式的形成。作者从封张抢婚事件切入，围绕该案件的乡村治理，展现地方混杂文化、边区新文化、司法制度与司法实践的磨合，在其中革命如何不断调适，文化形象得到渗透和重塑。作者运用了“文化生态”的概念，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可很好地破除文化与史实的对立。从新闻报道，到说书，到袁静的改编，再到新中国的电影和秦腔、新的河南梆子剧，地方文艺随着新中国成立而逐渐提升为更具普遍性的文化形式。在上述形式探索中可见20世纪中国革命的叙事如何不断地探索自主的文艺形式，形成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经典。
当前西方的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派方兴未艾，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在历史细节的钩沉中下了很大功夫，对历史研究有推动作用，但也有研究缺乏问题意识，而且这类研究因为要以新材料解构“宏大叙事”，在捡到芝麻的同时常常丢了西瓜。如何将历史研究的小与大有效联结？不以历史的差异对抗历史的普遍性，这是一个难题。该书在论述中没有将官—民、地方—国家或政党文化对立，而在该书看来，地方文化演变为国家文化是水到渠成；
从历史事件和文化叙事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将二者对立，以文学或文化叙事的虚假对立历史事件的“真实”，或文化上的解放话语与现实的压迫这一组对立来解构社会主义文化。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黄宗智提出了著名的两个“真实”说，即客观性真实和表达性真实。黄宗智将“表达性真实”理解为历史中文化的客观实践力量，这是文化唯物主义的突破，即文化表达和客观事件一样，都是真实存在的，在“真实”的意义上，客观性真实和表达性真实都对现实起了作用。两个“真实”说对我们理解20世纪的文化革命有重要启发，但仍然存在文化“表达”和“客观现实”的张力。笔者认为，从封张案件到电影《刘巧儿》的一系列文化塑造，我们看到了文化不仅是从历史中自然生长出来，而且甚至可以看出，作为叙事的文化比作为物质的历史的作用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