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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兴 祐
(西泠印社出版社， 浙江杭州 310014)
清光绪年间，三集《芥子园画传》原版已漫漶不清，巢勋(1852—1917，字子馀，又字子能，号松道人、松华馆主，浙江嘉兴人)进行了临摹，重新编纂了第四集(此集系书商于嘉庆二十三年冒名所编)，增加了《佩文斋书画谱》中的人物画论和自己临摹古人的稿本，增收了同时代名家名作三百余幅，于光绪十三年(1887)在上海石版印行。这就是内容最完备、近现代以来几乎家喻户晓的巢勋临本《芥子园画传》。这个版本的扉页上，仍然署“李笠翁先生论定”“绣水王安节摹古”“原稿复印”。经过现当代著名画家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等人的渲染，《芥子园画传》似乎成为学画者不二之选，似乎一直畅销不衰。事实上，上述诸人少年时见到的版本，就是巢勋临本。而康熙年间刊刻的《芥子园画传》，不仅著作权较为复杂，而且初集的销售状况并不乐观。
《芥子园画传》初集为《山水树石卷》，共五卷，扉页署“李笠翁先生论定”“绣水王安节摹古”“本衙藏板”。卷首有李渔写的序。此序叙述了《山水树石卷》成书的基本情况：李渔的女婿沈心友将家藏明代山水画家李流芳(1575—1629，字长蘅，苏州府嘉定人)课徒稿43幅，交王概整理增编，“向居金陵芥子园时，已嘱王子安节增辑编次久矣，迄今三易寒暑始获竣事”，王概“于读书之暇，分类仿摹，补其不逮，广为百三十三页。更为上穷历代，近辑名流，汇诸家所长，得全图四十页，为初学宗式。”[1](1)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芥子园画传》初集、二集、三集据康熙刻本按原来尺寸影印，版式、版框、版心未做任何改动，所做的加工仅体现在编制目录、撰写“出版说明”、标识页码三个方面。14-16沈心友在卷五“摺扇式”识语中也说：“寒家蓄古人翰墨颇多，而长蘅此册最为赏鉴家所珍重，今王子扩而充之，发前人所未发，尤为仅事。”[1]426陈扶摇在卷五“横长各式”识语中也说：“是集出自前贤秘本，兼之鹿柴先生苦心，始于丁巳春，成于己未冬，历四十余月而方告竣。其中议论确当，临摹详晰，固画学之金针。至若镌刻神巧，渲染精工，实艺林宝玩也。”[1]442两个识语所叙的内容，与李渔的《序》完全吻合。丁巳为康熙十六年(1677)，己未为康熙十八年(1679)。
李渔的《序》写于“己未长至后三日”，即康熙十八年冬至后三天。从序言“予急把玩，不禁击节，有观止之叹”，“急命付梓，俾世之爱真山水者皆有画山水之乐，不必居画师之名，而已得虎头之实，所谓‘咫尺应须论万里’者，其为卧游，不亦远乎”[1]14-18，可以断定，李渔看到的是王概的整理画稿，尚未付梓，而他于次年正月十三日在杭州层园去世。从冬至到次年正月十三日，间隔时间至多不到两个月。按当时雕版及刊印的工艺水准，在两个月内要完成五卷书的刊刻，可能性不是很大。而要在印刷完毕后完成五卷书的装订，也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况且其间尚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因而，基本可以推断李渔生前无法见到此书的出版。但是，同样可以推断的是，此书编纂工作始于三年前，沈心友在芥子园刻书售书，而李渔往返于南京、杭州之间，凭李渔与沈心友的翁婿关系及李渔对书籍的热爱，尤其是李渔与沈心友于康熙十六年(1677)一起在湖州待了几个月[2]112-116，他不可能不参与此项工作。所以，扉页署“李笠翁先生论定”，当是十分可靠的。
《芥子园画传》初集出版者沈心友，字因伯，号芥子园甥馆主人。又，他在卷五识语中署“克庵沈心友谨识”，则“克庵”当是他的另一个号。生于崇祯十一年(1638)，他原是奉祖父之命跟随李渔读书的，但他忠厚诚实、勇于任事的品行为李渔所器重，大约在顺治十七年(1660)被李渔招赘为婿，成为长女淑昭的丈夫。李渔自五十岁始，才陆续生了五个儿子，因而沈心友入赘时，既当助手，又系学生。他帮助李渔打理家政，编辑书刊，管理书铺，评点诗文，进而与李渔唱和，成为李渔事业的真正传人。李渔在诗文中对沈心友每多赞誉，如《怀阿倩沈因伯暨吾女淑昭》写道：“自汝入甥馆，予即东西驰。家政谁代庖，恃尔双雄雌。内委丈夫女，外属东床儿。总因诸子幼，虽生若无之。”[3]14康熙十六年，李渔在《阿倩沈因伯四十初度，时伴予客笤川，是日初至》中写道：“一生皆累汝，今日更惭予。母女同艰食，翁婿并饥驱。”[3]34又有同题七律写道：“生辰累汝客中过，莫为无钱饮不多。迟得功名非结束，善生儿女不蹉跎。足称快婿惭翁老，肯觅封侯奈妇何。且向躬耕求利达，汉家新制力田科。”[3]234此时李渔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仍然对沈心友充满深情。
《芥子园画传》初集卷一为《青在堂画学浅说》《设色各法》，卷二为《树谱》，卷三为《山石谱》，卷四为《人物点景谱》，卷五为《摹仿名家画谱》。《青在堂画学浅说》摘录前人言论，分条目阐述画理，其中有六条后面出现“鹿柴氏曰”的解说文字，《设色各法》亦出现一条。据李渔的《序》、沈心友和陈扶摇的识语，“鹿柴”应为王概的号。又，卷一末尾有一段识语，署“时己未古重阳新亭客樵识”。有的学者认为“新亭客樵”为李渔的号(2)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首倡此说，《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154页、186页。李震宇《李渔生平考略》沿用此说，《李渔全集》第20卷，第363页。。其实，这是对文献的一种误读。识语称：“往余侍栎下先生。先生作近代《画人传》，亦曾问道于盲，有所商榷。余退而成《画董狐》一书。自晋唐以迄昭代，或人系一传，或传列数贤。客有指为画海者，尚剞劂有待。兹特浅说，俾初学耳。然亦颇不惜笔舌诱掖，不唯读书之士，见而了然画理；
即丹青之手，见而亦皇然读书。”[1]66-67其一，“栎下先生”指周亮工(1612-1672)，与李渔为交往甚密的朋友，爱好绘画篆刻，曾于康熙六年(1667)为李渔编的《资治新书》二集作序，并为芥子园题手卷额“天半朱霞”，还为李渔的诗文和《闲情偶寄》做评。而李渔在《序》中自称：“余生平爱山水，但能观人画，而不能自为画。间尝舟车所至，不乏摩诘、长康之流，降心问道，多蹙额曰：‘此道可以意会，难以形传。’予甚为不解。”[1]9-11王概也说李渔见到初集书稿，“自憾未能吮毫就墨者”[4]7这说明李渔不会绘画，并无“侍栎下先生”的可能。其二，钱陆灿在卷五“方册式”《跋》中说：“吾友王子安节著《画学浅说》并摹古诸页，而因伯沈子剞劂以行。友曰：‘为画家凿破混沌矣。’余曰：‘不也。此中有真宰焉……’或请问真宰，仍揭王子读书二字，示之画。王子读书之余，曰《浅说》。”[1]382明确指出《青在堂画学浅说》的编撰者为王概。其三，《设色各法》除首列文字署“鹿柴氏曰”外，其余三处解说文字均未特别标明出自谁人之手，但其中一处首句为“余将诸件重滞之色，纷罗于前”[1]58，叙述语气与前举文字完全相同。其四，王概与周亮工除了在绘画、文学上有交流外，在印学上也有交流。他在《宝砚斋印谱序》中叙述了与顾岑交谈时涉及对篆刻界流弊的抨击。次日将观点转告周亮工，“司农亦大笑，且不以予言为狂”[5]，说明周亮工赞同他的看法。此序写于康熙壬戌(1682)，距周亮工去世已十多年。回忆往事，充满崇敬之情。其五，李渔既是写作者，又是出版家，生前将自己的作品结集刊刻，几无遗珠。而现存李渔的作品中并没有《画董狐》一书，也不见详细谈论画理的文字。从上述诸方面推断，“新亭客樵”应该是王概的号。
《芥子园画传》二集为《兰谱》《竹谱》《梅谱》《菊谱》，每谱分上下册，共八册。每谱扉页均署“宇内诸名家合订”“绣水王宓草、安节、司直摹古”“芥子园甥馆珍藏”。王蓍，初名尸，字宓草，号弟为。生于顺治六年(1649)，为王左车次子。工画善诗，擅长隶书，亦治印章，曾为李渔的诗文和《闲情偶寄》做评。王臬，初名孽，字司直，为王左车三子，擅长诗画。从扉页署名来看，二集当为王概、王蓍、王臬三兄弟手摹编定，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王概在《画传合编序》中指出：“沈子因伯乃出其翁婿藏弆花卉虫鸟名隽诸作，束若牛腰，俾余暨宓草、司直两弟经营临写。”“编中谱得兰竹梅菊，以为前编。复谱得山花隰卉以及草虫翎羽之属，为后编。”[4]9-13此序作于“康熙辛巳岁仲秋望日”，即康熙四十年(1701)。也就是说，二集、三集也是以李渔翁婿所藏古画为底本，由王概三兄弟临摹而成，二集为前编，三集为后编。这是王概的说法，而沈心友的说法却不一样。
首先是画作的来源。沈心友在《画传合集例言》中说：“友为是竭力访辑，凡故家远道，莫不收求。幸名画如林，可供鉴赏。”“友不惜重费，遍购古人真本，充笥盈箧，以备鉴定”[4]29-38画作是访辑而来的，而不是家藏的。沈心友强调的是，画作访辑和收购的过程，而王概表述的是，沈心友家藏画作的丰富。两人的叙述角度并不相同。
其次是临摹者。沈心友在《画传合集例言》中说：“王蕴庵、诸曦庵，武林名宿也。闻《画传》二集之请，两先生白发萧萧，欣然任事，三年乃成。兰竹二种，俱曦庵所作，蕴庵佐之。蕴庵尤工花卉，名冠两浙。故花卉一册，独出蕴庵之手……故蕴庵于梅菊二种，得心应手，各为一册。今两贤之返道山，十余年矣。友征辑书画，亦历十有八年。宇内望有成书，久而愈切。因欲刻期付梓。先是《画传》初集，乃老友王子安节定正摹古。是集仍托安节昆仲为之。笃念世好，亦欣然首肯。时值其仲弟宓草楚归，共襄是事。计兰竹梅菊二百二十馀叶，宓草删其可删者半，增其不可不增者亦半。至草木花卉中，附飞鸟昆虫二百三十馀叶，宓草仿摹增入者十之七。每册未成，勾勒影摹各色，上之枣梨，则其季弟司直综理之。每册将成，折衷于安节品骘编定。”[4]32-34王蓍在《兰谱》下册识语中也说：“予为《芥子园画传》二集，先编《兰谱》，删增武林诸日如、盐官王文蕴所摹古各法以为之。自赵、郑二公创始、君实欲谱而未成，诸、王二君成图而未锓，今予成之，芥子园锓之。”[4]87蕴庵、曦庵分别为王质、诸升的号。上述引文叙述得十分清楚，《芥子园画传》二集原是沈心友于十多年前邀请王质、诸升绘制的。王、诸去世后，沈心友又请王概三兄弟进行整理加工，而王概三兄弟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因而，沈心友又说：“是刻王、诸五先生后先临摹，竭文人之能事，罄古今之奇观。”“王、诸五先生不惮任劳，遍辑宇内文人书画，几二十年。”[4]38将著作权归于五人。这或许就是扉页署“宇内诸名家合订”的缘由所在。扉页直接署“绣水王宓草、安节、司直摹古”，或许是因为王质、诸升已经作古，而王概又是初集的临摹者，其中蕴涵着直接的商业目的。
诸升在《兰竹谱序》中说：“予性疏懒，不耐勾勒。飞白一体，王蕴庵能之。因属图数幅，合成全谱。”[4]125所言与沈心友的所述完全一致。此序写于“康熙壬戌中秋前二日”。康熙壬戌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而据沈心友所说，《兰竹谱》“三年乃成”，则此谱临摹始于康熙十九年(1680)。也就是说，《芥子园画传》二集、三集的临摹工作开始于初集面市的当年。从起始到刊刻，前后历时二十多年。又，王蓍在《竹谱》下册识语中说：“今芥子园之编定《竹谱》，故予前立起手式，一如作字四体之有八法。此全图已先创辑，属予鉴正，加以删补。”[4]173可见，上册的起手各式当为王蓍所描绘，而书中全图则是诸升所临摹，王蓍只是对其做了“删补”。
余椿在《梅菊谱序》中说：“兹复览梅菊一册，不觉击节称快。因悟古名人咏梅菊之作，何诗非画？而三先生谱梅菊之笔，何画非诗？虽按古法，实出新裁。苍古曲折，活泼萧疏，不特冷韵晚香袭袭动人，更一种意在笔先、神游境外之妙，真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矣。”[4]227-228极力称扬王概三兄弟的画技，而不涉及王、诸二人。此序写于“康熙辛巳菊月”，即康熙四十年五月。下册有沈心友和王蓍分别写的识语。沈心友在识语中说：“今为是谱，尽人工画，则无限幽芳出自文人笔端，可供卧游。”[4]276肯定了此谱的艺术价值。王蓍在《梅谱》下册的识语中叙述：“此梅图二十幅，虽琢玉团冰，染脂渍墨，各备形色，以求其临风映月、照夜横溪之致，尚恐刻画无盐，未免唐突西子。”[4]277阐明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下册又有王质《跋》一篇，其中称：“芥子园甥馆主人有《画传》之订，予既为画梅，复为画菊。非敢袭高蹈之清华，取虚声而媚俗，窃愿梅花绕屋，菊遍东篱，较贵争妍，陆离灿烂，尽在尺幅中。可以自娱且以公世，使和靖、渊明见之，能不粲然而笑耶！”[4]318所述与沈心友的例言完全吻合。
《菊谱》卷首无序言(余椿的《梅菊谱序》已置于《梅谱》卷首)，卷尾无跋，唯下册有王蓍识语一篇。王蓍在识语中指出，前人只有花谱涉及菊，而无画谱言及菊，“予因编定此谱，细察花叶种类，上稽古人图绘，得其形神，以便摹仿……此编虽为画谱，亦可补花谱之未及云。”[4]359按沈心友的说法，王蓍只是在王质的基础上，对《梅谱》《菊谱》进行了增删，但王蓍在两谱的识语中，却将临摹之功完全归于自己名下，与事实并不相符。
《芥子园画传》三集为《草虫花卉谱》《翎毛花卉谱》，每谱分上下册，共四册。每谱扉页均署“画传三集”“绣水王宓草、安节、司直摹古”“上册画法歌诀起手式，下册古今诸名人图画”“芥子园甥馆镌藏”。直接以“画传三集”取代了二集“宇内诸名家合订”，书中也没有留下王质、诸升的任何文字，这说明王质、诸升的影响已经或者正在消退。《草虫花卉谱》卷首为沈心友的识语，其后为王泽弘写的《序》，又后为王蓍写的《草虫花卉谱序》。王泽弘在《序》中说：“辛巳夏，余南归丈园，欲招王子宓草共数晨夕，宓草以编葺《芥子园画传》未竣辞。越四月，其书始成。”“其兄安节有《画传》初集，已发烟云丘壑之奥，今此谱继出，是安节志在穷高极远，而宓草志在研精入微。”[6]6-13将三集的增删编定工作都归功于王蓍，并指出王概与王蓍在绘画艺术追求上的不同。王蓍在《草虫花卉谱序》中也说：“兹谱立意由小而大，由简而繁，故于兰竹梅菊之后而谱众花，众花先草本而后木本，先草虫而后翎毛。”[6]18-19阐明了编辑意图和原则。王泽弘的《序》写于“康熙辛巳岁长至前一日”，王蓍的《草虫花卉谱序》写于“辛巳九月望前三日”。
沈心友在《翎毛花卉谱》识语中说：“众花分为二谱，先草本次木本，草虫翎毛各以类从。草虫已见于前编，则翎毛宜裁于是帙。条分缕晰，交相发明。至谱中勾勒着色，武林王、诸二先生详订于前，槜李三王先生增辑于后。虽属五美交并，亦复后来居上。此集创始于壬戌，告成于辛巳，历二十年方得梓传宇内。集中区别源流，裁篡古法，为诀为式，则仲氏宓草一人为之。”[6]179透露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此集画稿由王质、诸升、王概、王蓍、王臬五人共同完成。王概三兄弟的工作是建立在王质、诸升的基础之上的，但后来者居上，后者胜过前者；
二是此集画稿同二集一样，历时二十年才完成；
三是此集中阐述画理的表述文字均由王蓍撰写，著作权应归王蓍。但是，也有例外。在上册《设色诸法》篇末有一段按语：“右设色诸法系绘事秘传。兹不惮艰辛，多方访缉，委曲详尽，为后学津梁。慎毋忽焉。西泠沈心友因伯氏识。”[6]201从语意判断，“设色诸法”的表述文字当是沈心友所访缉的。
有一个现象值得引起关注。二集的摹古图自《梅谱》起采用诗、词、文句来表达图意，《梅谱》全用古人的诗、词、文句，《菊谱》20幅摹古图有3幅采用了王蓍的诗句。三集《草虫花卉谱》40幅摹古图有3幅采用了王概的诗句、2幅采用了王蓍的诗句、2幅采用了王臬的诗句、1幅采用了沈心友的诗句；
《翎毛花卉谱》40幅摹古图有2幅采用了王概的诗句、2幅采用了王蓍的诗句、1幅采用了王臬的诗句、1幅采用了沈心友的诗句。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事人介入程度越来越深，而王质、诸升的作用越来越被淡化。
《芥子园画传》二集、三集的临摹工作始于康熙十九年(1680)，完成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诸升写了《兰竹谱序》，王质也为《梅谱》写了《跋》。应该说，除三集尚缺一篇序言外，二集和三集的书稿已齐备，完全具备刊刻的条件。事实却是这些书稿并未在当时刊刻，而是拖延到二十年后，经过王概、王蓍、王臬三兄弟增删整理，才得以刊刻流通。至于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书中的序跋、例言、识语均未对此做出明确的解释。
沈心友在《画传合集例言》中说：“但画中渲染精微，全在轻清淡远，得其神妙。可以笔临于纸者，自不可刀镌于板；
可以刀镌于板者，自不能必其渲染之轻清淡远于纸。因是踟蹰，不觉有束手技穷之叹。岂天地必欲秘此奥理，不欲传耶？必须镌者能以刀代笔，得其飞扬笔法；
印者能以帚作染，得其轻清染法，则笔墨之秘传矣。遂博访善手，十有八年，始得其人。”[3]29-30确实，要刊刻出精美的画册，对画工、刻工、印工都提出极高的要求。在画工方面，诸升、王质都是绘画高手，自不必论。在刊印方面，自明代起，南京就是我国的印刷重地，饾版、拱花、套色等技术已相当成熟，天启年间刊刻的《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笺谱》印制都极为精美。[7]314-316而已刊刻的《芥子园画传》初集卷五也采用了红、黄、蓝、绿、棕五色套印，刊印技术已不成问题。因此，上述引文所言，画传的刊刻要求较高，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说寻找合适的刻工、印工花时十八年，则是虚晃一枪，不足以信以为真。
王概在《画传合编序》中说：“今忽忽历廿余稔，翁(指李渔)既溘逝，芥子园业三易主，而是编(指初集)遐迩争购如故，即芥子园如故。信哉，书以人传，人传而地与俱传矣。且复宇内嗜者尽跂首望问有二编者否？”[3]7-9似乎初集的销售情况良好，而读者翘首以待二编的出版。实际情况却与上文的表述正好相反。相关研究和统计表明，《芥子园画传》初集自康熙十八年刊印后，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与二集、三集一起进行第二次印刷，间隔近三十年。而此书真正开始被翻印，则在乾隆年间，金陵同文堂、金阊文渊堂、金阊书业堂、姑苏经义堂等书坊约翻印了十一版。[8]139这充分说明，初集销售状况并不乐观。王概所说的“遐迩争购如故”，恐怕是虚饰之词、溢美之词，含有明显的商业目的。同样地，余椿在《梅菊谱序》中说：“笠翁《山水谱》，实三先生成之，刊行已久，世之山人墨士获之，如暗室一灯，已大有裨于后进矣。”[3]226不仅极言初集的价值和作用，而且将王概一人的著作权归属于三人，不无虚假宣传的成分。
沈心友作为芥子园书坊的经营者，本质上是一个商人，因而对产品的销售极为重视，广告意识十分强烈。他在《画传合集例言》中说二集、三集在画、刻、印方面堪称“三绝”，并声称：“文人韵士有嗜淡雅写意者，有嗜勾勒精工者。古人作画，原分两途。是集二美兼收，庶几雅俗共赏。”又说：“是刻王、诸五先生后先临摹，竭文人之能事，罄今古之奇观，尽善尽美，汇成全书。米家书画船，何足道耶！”[3]37-38自吹自擂、自我推销的意图十分明显。他还在文末将计划编纂或刊刻的图书作了广告，如《画传四集》《琴谱会纂》《棋谱会纂》《书法会纂》《图章会纂》《多能鄙事》《应酬苦海》《资治新书三集》。从这些书名可以看出，沈心友即将编纂或刊刻的图书均为生活技能类书籍。具有如此强烈销售意识的沈心友，却在文中只字未提初集的销售情况，这只能说明初集的销售并不如人意。
画面的雕版难度远高于文字，而初集除卷一为纯文字外，其他四卷均为画面，卷五还采用了五色套印，雕版难度更大。应该说，沈心友为此投入了不少经费。作为精明的商人，针对产品销售不畅、不能收回成本并且获利的状况，沈心友是不可能继续投资同类产品的。这是人之常情。这也是沈心友在二集、三集书稿齐备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刊刻的原因所在。而二十年后，市场状况已发生变化，王质、诸升的临摹稿已难以适应读者的口味，所以才会出现沈心友聘请王概三兄弟对书稿进行增删整理的情况。此次刊刻的二集、三集，投放市场后，销售业绩良好。因而，七年后芥子园书坊将初集、二集、三集进行了再次印刷。到了乾隆年间，《芥子园画传》被不同的书坊不断翻刻，从此畅销市场一百多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余绍宋在《书画书录解题》中评论《芥子园画传》初集：“此书由浅入深，实为学画山水者入门捷径，故通行最广，裨益初学者良非浅鲜。乃历来论画之书多不称述，著录家亦无及之者，即《画征录》《画史汇传》诸书俱不言概曾辑此谱。”[9]69此段文字值得玩味。一方面，《芥子园画传》从用笔方法到具体景物的笔墨技法，从创作示范到章法布局，为初学者提供了临摹的途径，这是后来畅销的原因；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内容浅显通俗，不入学者的法眼，王概的贡献并未引起著录家的重视。
《芥子园画传》从初集到三集，无论是组织临写，还是雕版印刷，都是沈心友主持其事。虽然整体风格连贯一致，但三集之间在刊刻技术、装帧形式及编辑体例上也存在一些差别。首先，二集、三集在刊刻技术上有很大突破。初集仅卷五采用了彩色套印技术，其他四卷均为水墨印刷。而二集与三集不仅全部用彩色套印，而且采用了饾版和拱花技术。沈心友在《画传合集例言》中叙述了这些技术：“以致一幅之色，分别后先，凡数十板，有积至踰尺者；
一板之工，分别轻重，凡数十次，有印至移时者。每一图出，不但嗜好者见之，击节称羡；
即善画者见之，莫不啧啧许可。”[3]30-31王概在《画传合编序》中也说：“沈子覃心书画，不惜重资远延剞劂能手，鞭思入发，精展厥工。”[3]14沈心友对质量的高要求，还体现在画面的题咏上，他说：“至画中题咏，尽采古人。如有未合，始裁新句。即题咏中诸体字法，遍乞名流。镂印诸工，必谋善手。”[6]5从题咏的内容到书法到刻工、印工，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这正是二集和三集在刊印品质方面后来居上、超越初集的根本原因。
其次，初集、二集与三集的装帧形式完全不同。沈心友很重视这种差异，在第三集的识语中说:“前编兰竹梅菊四种皆属书本装订，以两页合而成图，耐于翻阅，未免交缝处与笔墨有间断。兹花卉二谱，页粘成册，不独图中虫鸟无损全形，抑且案上展披，同乎册页。其中摹仿渲染，传之梨枣，不失精微。非大费苦心，何能臻此！”[6]5也就是说，初集、二集是以每个筒子页各自成页的普通方式装订，而三集则采用蝴蝶装的形式装订。沈心友不无得意地说：“此册公之赏玩，自不宜作刻本观，更不宜作画谱观也。”[6]5它的更大的价值在于，它是可供文人墨客把玩的艺术品。正因为对刊刻质量的努力追求，《芥子园画传》在我国印刷史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印刷史》收录了它的五幅图版(其中初集一幅、二集三幅、三集一幅)[7]416-420。这在此书并不多见。
再次，在编辑体例上并不一致。初集专辟一卷用来叙述画理，而其他两集则将阐述文字融入各册之中，既有画稿，又有文字。同时，初集、二集在阐述画理的文字中分别出现“鹿柴氏曰”和“宓草氏曰”的解说内容，三集则没有这种体例。此书阐述画理的文字大多是从前人的论画之作中辑录出来的，很少有编纂者的见解。这正是上述各集之间体例不同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初集收集到前人的画理文字较多，因而专辟为一卷，二集、三集收集的材料渐少，难以单独成卷，只能分别编入各卷之中。同时，初集、二集已将编纂者的见解发表殆尽，三集就不必再用“鹿柴氏曰”和“宓草氏曰”的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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