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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宝，李旻昊
(1.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长春 130012；
2.华中师范大学 a.政治学部；
b.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武汉 430000)
原创性概念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实现主体性的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1]伴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政治学的主体意识和反思意识明显增强，摆脱对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依附、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已成为共识[2]。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工作则是概念研究。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3]。然而，中国的政治学就整个知识体系来说，来自于西方政治学[4]。由于主体性缺失，中国政治学发展长期受到西方政治学的支配性影响。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也是追随西方政治学概念生产的结果，是一种引进的“新”，而非积累性的知识创新。因此，中国政治学曾一度陷于“如何说”的失语状态，不知如何通过自己的政治学话语表达，来理论性地解释中国的政治实践与经验。可见，以知识供给为取向，积极推动我国本土政治学概念的生产，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概念是奠定学科发展的基石。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离不开原创性概念的构建。因此，从知识生产角度来看，概念有效供给是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实现主体性的逻辑起点。在中国政治学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政治学人已经逐步建立起了概念研究体系及特有的概念生产方式与路径。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中国政治学概念供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推进西方政治学概念的本土化，二是构建本土性的原创概念。
一方面，实现西方政治学概念“本土化”的努力。中国政治学人在吸收和借鉴西方政治学概念的过程中，通过界定西方政治学概念而关注概念移植。一直以来，概念移植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学进行概念本土化工作的主要内容。当以西方政治学概念对中国政治现象及实践进行理论研究时，概念内涵的拉伸问题就会呈现出来。由此，概念延展是概念移植过程中出现的最直接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政治学发展过程中，中国政治学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解决概念延展问题，即如何在中国情境下界定西方政治学中的概念，特别是解决政治学概念在研究过程中的各种滥用问题。具体而言，中国政治学人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沿着萨托利的本质主义方法即古典二分法，解决概念延伸问题[5]。该方法强调每一政治学概念都有清晰的边界，其从属概念都有相同的属性，即通过概念的决定性属性界定一组边界清晰的概念，以解决政治学概念的混乱使用问题，推动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这一路径又称“早期维特根斯坦式”路径。二是运用科利尔、吉尔林等学者的实用主义方法，破解概念延伸难题[6]。基于不同情境选用适当的概念界定方法，以此解决概念延展问题。如当概念界定问题无法通过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来解决的时候，众多政治学人便会利用分级法、程度法的内在优势，弥补二分法的不足，进而建构起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界定框架[7]。由此可见，这种实用主义界定概念的方法反映的是折中主义思想。总之，中国政治学人无论运用二分法还是折中分析法，所做的重要工作都是通过对移植概念的重构，最终实现西方政治学概念适应中国情境的本土化。
另一方面，建构本土性政治学概念的尝试。中国政治学人在总结中国政治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生成原生性概念。随着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日益成熟，在“取经”“效仿”“引进”西方政治学的过程中，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所暴露的不足也日显端倪，特别是研究主体性的缺失问题尤为突出[8]。与此同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政治学者无力直面并回应这个历史巨变时代的知识挑战[9]，陷入知识困境之中。由此，中国政治学人在充分认识西方政治学理论偏差与局限性的同时，自觉承担起理论研究的时代使命，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彰显本土性的概念生产中来。具体表现为：一是从中国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汲取营养，建构具有本土特质的政治学概念。特别是当前随着中国历史政治学的迅速崛起，中国政治学人掀起了对中国历史政治问题的研究热潮。就概念供给而言，中国政治学人在反思“帝国”“民族国家”等体现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基本概念的同时，通过对中国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研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相继提出了“家户国家”“大一统国家”“天下国家”“儒法国家”等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国家概念。二是基于中国目前所经历的深刻而复杂的政治社会变迁，在经验总结中提炼本土特色的政治学概念。中国政治学人在对中国政治实践的研究基础上，透视其经验现象背后的政治运行机制，进而提出了诸多富有理论穿透性的政治学概念，如“压力型体制”“基层政府共谋”“行政发包制”“政治势能”等。从语词特征来看，有些政治学概念虽然重描述而轻规范，有待学理性的进一步实践验证，但这些政治学概念折射出的创造性及主体性特征异常显著。
综上所述，政治学概念研究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需要多措并举。概念变化的实践维度和实践革新的概念维度，构成了概念研究截然不同的两个面向，其中主体性建构与批判性吸收二者不可偏废，但必须有所侧重。概念研究既要讲究兼容并蓄的方法，同时更要关注政治学人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进行自觉的本土性知识积累。实现主体性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命题。因此，本文的问题意识是，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方面，中国政治学人应通过怎样的方式凸显主体性以实现有效的概念供给，进而满足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需要。基于此，本文以田野政治学概念研究为例，梳理其概念研究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田野政治学概念供给的特征。
顾名思义，田野政治学是以田野为路径进行政治学研究的一门学问。它是政治学理论中国化和中国化政治学理论的具体体现。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田野政治学已形成了一种政治学研究的路径[10]。同时，在特色鲜明的研究路径下，田野政治学在从起步到发展的30多年时间里，向学界供给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高标识度的概念。从概念供给方式看，田野政治学的概念研究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初始阶段：基于个人研究偏好的概念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学学科得以恢复重建。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较早开设政治学的高校相比，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虽然起步相同，但发展路径迥异。张厚安作为最先致力于中国政治学学科重建的老一辈政治学人，敏锐认识到唯有走特色研究道路，才能实现政治学学科建设的重大突破。基于参加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等重大的农村改革实践，他把研究领域锁定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农村政治稳定发展和村民自治等方面。由此，田野政治学研究得以起步。张厚安特别强调“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种国情决定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11]。正是基于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他实现了我国政治学从高层研究到基层研究、从国家政治到农村政治研究的拓展[12]。
仅就概念研究而言，针对农村改革以后农村基层政治组织的变化，张厚安提出了“乡政村治”概念[13]。该概念是自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对当时中国在治理乡村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政治格局的高度凝练与概括。作为区别于政治表达的一种学术表达，“乡政村治”概念厘清了当时学界对农村基层政权认识的混乱，同时也成为自乡镇政权建制以来，分析和解释基层社会政治模式的理论工具。同时，最为重要的是该概念的提出为田野政治学概念供给奠定了重要方法论基础：一是提倡理论务农的研究理念。张厚安提倡社会科学的反思性转换，他提出：“我本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已近半个世纪，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为此，他明确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11]。二是提出田野政治学概念研究的最基本方法。张厚安提倡田野调查，主张采取广泛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田野实证调查已经成为田野政治学概念研究的根本方法，这拓展了田野政治学概念研究的主要途径。
(二)成长阶段：基于乡村问题团队的概念研究
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问题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三农”问题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由此带动了与“三农”问题研究相关的知识竞争。在此背景下，诸多概念也随之被学者建构出来。此时，徐勇接过“理论务农”接力棒，对大量社会事实现象进行提炼总结，创造概念，获得对事实的定义权[14]。自此，在秉承“理论务农”的理念下，田野政治学逐渐形成概念研究的自觉。
在田野政治学成长阶段，徐勇及其团队的概念研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开展：一是优化升级农村调查。继承田野调查传统方法提出“三实”理念，强调“实际先于理论，事实先于价值，实验先于方案”。自2006年起，农村调查在典型村和个案村的基础上进行升级。2015年起，为了从理论上认识“中国性”，升级版的“中国农村调查”得以启动，包括口述史调查、家户调查、村庄调查以及专题调查等内容。“2015年中国农村调查”将中国农村调查提升到与时代相匹配的高度，更加凸显中国农村调查的连贯性、基础性、战略性[15]。二是转换乡村问题研究议题，构建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在不断升级的田野调查中，徐勇及其团队强化本土意识，开始自觉将中国政治与中国农村问题置于现代化国家框架中进行阐释，同时引入中国历史视角，从而构建出诸多具有原创性的“祖赋人权”“家户制”“韧性小农”等本土性概念、“国家化”“关系叠加”等转换性概念，并开始形成具有内在逻辑性的概念家族。
(三)发展阶段：基于政治学学科使命的概念研究
当前，建构具有本土特色、彰显中国政治经验的原创性概念，强化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性，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发展亟待完成的基础性任务[16]。在此背景下，田野政治学因其独特的研究路径，不断提高其概念供给的自主性与自为性，进而彰显出田野政治学概念供给的政治学学科责任与使命。然而，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概念供给来看，概念创新数量太多而不是太少，新概念层出不穷，但其中规范性概念不多，多数只是描述性概念，能够引向中观、宏观理论的概念更少[17]。基于上述现实，在概念研究方面，田野政治学更加注重概念研究的科学化、系统性及学理性，将不同的田野政治学概念纳入政治学学科体系。
一是延续有理论关怀的中国农村调查。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1年中国农村调查只开展了西北地区村庄深度调查，2022年开展西南地区村庄深度调查并重新开启升级版的“乡村振兴·百村观察”。在秉持以往乡村调查良好传统的基础上，中国农村调查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生产出原创性理论，去除了田野调查的项目化、个体性等弊病，增强了田野调查的基础性及公共性。二是提炼田野政治学概念研究方法。一方面，对田野政治学概念体系内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理论性阐释。如徐勇将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家族之间的关系归纳为“ 农民—家户—国家”的逻辑过程。另一方面，对田野政治学概念生成方法进行理论化总结。如徐勇将田野政治学概念建构的路径总结为，“调查发现——田野事实——概念反思——概念加工——创造性转换——概念提出——概念论证——概念归类——概念延展——经受考验——体系建构——学科贡献”。而陈军亚则以“韧性小农”概念的建构过程为例，强调田野政治学概念研究的路径为，“以亲身感知、体验和观察到的具体、丰富、鲜活的事实为依据，在与既有知识进行对话、反思既有认知的基础上，通过知识再动员和逻辑再建构，提炼出新的概念，形成学理化的表达”[18]。三是进行田野政治学概念的延展性研究。概念延展是概念学理化的必要途径。以“家户制”概念为例，“家户制”概念被徐勇提出后，田野政治学人便进行了从“家户制”到“家户国家”的拓展性研究，“家户国家”成为田野政治学理解中国国家历史形态的原创概念。任路从“家”与“户”的关系出发，探讨了中国国家纵横结构的社会基础、内在机制及其转型[19]。黄振华则以家户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分析了家户国家的国家形态，解释了其内在的文化模式或制度“基因”[20]。同时，通过辨析“家户”与“宗族”两种不同的治理单元，分析了国家基础性治理单元等[21]。
综上，从研究历程可以看出，田野政治学的概念研究是一个注重积累而且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田野政治学概念研究主体完成了从自发提炼概念到有意识自觉建构概念的转化。同时，从概念供给的特点来看，田野政治学的概念供给实现了由单个概念到概念家族的积累，由此推进了田野政治学概念体系化、学科化的提升。
在中国政治学人主体性意识愈发自觉的驱动下，政治学知识生产竞争成为概念研究的主旋律。基于知识生产的概念供给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高质量概念供给成为必然趋势；
二是供给主体及供给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综观当下，本着“不发表，就出局”的原则，知识生产竞争日趋激烈。实际上，中国政治学的概念供给仍处于结构性失衡的状态，即供给的概念数量虽然较多，但高质量的创新型的原创概念较少。而从田野政治学概念研究的历程中可以发现，田野政治学已经初步形成了错位式生产的概念供给模式，并探索出一条有效利用自身优势，凸显特色、创新求变的概念供给道路。具体而言，田野政治学概念生产的错位供给是在当前政治学知识生产社会化背景下，遵循相关发展规律，选择与同行相异的概念供给路径，其本质是体现中国政治学人概念生产的自主性及自为性，即在准确定位自身位置、找准优势下，实现避免概念建构的趋同性甚至同质化的目标。
(一)概念研究论域的错位
田野政治学长期致力于中国农村政治等相关问题研究，从村民自治研究肇始。基于此，田野政治学的概念研究论域错位就是通过对自身擅长的农村研究领域进行定位，发挥自身研究优势去进行富有特点的概念供给。从张厚安提出“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到徐勇提出“实证、实际、实验”的研究理念，田野政治学始终将田野政治作为研究对象，把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引向田野。在此过程中，田野政治学始终将田野作为汲取理论的源泉，“田野重塑主体，田野开拓方法、田野提供源泉”[22]，田野成为概念研究的“富矿”。由此可见，研究论域的错位使得田野政治学概念研究与其他的概念研究有了根本区别。
一是田野论域内的概念研究实现了对文本的超越。从政治学概念供给的范式来看，概念建构无外乎文本与田野两种，前者注重抽象性的政治现象，着重价值与规范；
而后者则强调具体而鲜活的政治现象，侧重事实与实证。从文本式概念供给的特点来看，虽然文本为政治学人掌握政治学知识提供了基础，但也将政治学人的思维和概念限定在既定的文本之中。可见，文本式的概念建构难免陷入从概念到文本再到概念的窠臼。可是，基于田野论域的政治学研究走出了既有文本的限制，使得研究者对概念建构有了思维能动性的发挥空间。二是田野论域成为田野政治学概念研究的直接来源。田野是概念建构的源泉。当然，田野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又有当下与历史之别。狭义的田野即乡村，而广义的田野则将乡村扩展至城市社区、基层政府等超越文本的调查研究范畴。同时，田野既是当下社会现实真实的写照，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田野范畴由狭义向广义的扩展，由当下向历史的追溯，直接为田野政治学概念供给提供源源不断的事实素材。“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23]，使得田野政治学供给的概念更具原创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田野政治学概念供给所强调的田野，并非一概排斥理论文本的价值，而是基于错位视角，充分挖掘田野政治学自身的优势，努力供给“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强、人强我特”的概念，进而形成独具田野政治学特色的概念供给方式。
(二)概念研究风格的错位
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24]。随着政治学人的主体意识增强，中国政治学研究也各具特点。因研究角度及发展进路不同，中国政治学形成了多元发展格局。其中，基于学术分工，田野政治学的概念研究通过扎根田野，探索政治学概念研究的“土”路径，形成了以“土”为特征的鲜明特色。与其他概念研究风格相比，田野政治学的概念研究特色与底蕴围绕“田野”发挥自我优势。这种错位式研究风格拥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形成高标识度的概念体系。
一是将实证方法引入政治学概念研究。中国政治学的“田野学派”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研究学派[25]，从根本上说，田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法，且这种方法贯穿于田野政治学的概念研究中。不论是描述性概念，如“乡政村治”“家户国家”，还是转化性概念，如“国家化”等，皆是运用田野调查法而取得的概念研究成果。一般而言，田野政治学的概念供给就是通过社会调查法以及现场实验法，去发现被现有政治学理论所遮蔽的丰富的各种社会政治现象，利用实证思维抽象并提炼出概念，进一步解释各种社会政治现象。由此可见，引入实证方法是田野政治学概念研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关键所在。实证思维使得田野政治学的概念研究有别于传统的政治学概念研究路径。加之，田野政治学将中国历史、比较视野以及基层社会等纳入概念研究的范围之中，使得该研究路径充满了中国实践底色。二是构建具有高标识度的概念体系。标识度是田野政治学概念研究风格的直接体现。政治学概念的标识不能仅停留在语词使用层面，强调词语表达的异质性，使之与西方政治学概念相区别，而且要充分展现概念本身对政治现象的解释力。“农民理性”“韧性小农”“关系叠加”以及“长周期”“国家化”等田野政治学概念，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实践的语词表达，充分展现了中国乡土的田野底色；
另一方面则基于政治学理论研究，将人(农民)、家户、关系、历史带入中国式的国家理论研究范畴之中，用于理解、分析中国丰富且复杂的政治实践，使田野政治学概念具有了独创性特征。由此，田野政治学概念研究风格得以充分彰显。
(三)概念供给方式的错位
作为知识生产活动，概念建构是人的抽象思维活动。政治学概念的生产虽是个人行为，但概念一旦被生产出来，尤其是像商品一样流通起来的概念本身便具备了公共物品属性，政治学人都可直接拿来使用。可见，概念生产与概念使用之间存在内在张力，而且这种内在张力也深深嵌入概念供给的方式之中。随着知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日益增强，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已经从模式Ⅰ转变成模式Ⅱ，并逐步向模式Ⅲ过渡[26]。以个人为主体的概念研究很难不受到社会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概念生产已经由传统的个人行为转向了集体型的组织行为，概念的供给主体也从个体走向了组织性的联合。鉴于当前社会科学知识供给方式的内在张力，如何平衡个人与组织(整体)之间的关系，成为塑造概念供给类型的关键。从田野政治学概念供给方式看，田野政治学派的内部错位，从根本上构筑了概念供给结构的新框架。
一是从外部发挥田野政治学的共同体优势。田野政治学的崛起是政治学研究学术分工的结果。徐勇从“学派”角度提出并论证了田野政治学的形成，他认为，“田野政治学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其主体来源于最先从事田野调查和基层研究的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者，但只是最近十多年因为基于田野调查进行原创性研究才形成相对稳定，且有基本共识、认同和相应贡献的学术共同体”[27]。可见，就学术共同体而言，田野政治学研究表现出了学派的整体性、组织性等特征。而正是基于学派特性，田野政治学概念供给的优势得以发挥出来。一方面，田野政治学基本研究理念和方法可以被有效传承，田野政治学概念研究亦可不断延续；
另一方面，田野政治学更加注重概念供给质的积累，不单单停留在单个概念建构层面，而是供给出具有内在逻辑性、体系化的概念家族。二是从内部实现田野政治学人的错位式协作。在田野政治学共同体内部，每位学人的概念研究并非是同质化、竞争性的，而是错位协作的。基于研究个体，田野政治学人会依据自身研究特长及研究领域，明确发展定位，探寻概念研究新的知识增长点。具体而言，在田野政治学已有概念的基础上，每位学人既可以纵向挖潜，进行次生概念延展性的研究；
也可以横向拓展，不断丰富某一概念的内涵。总之，通过内、外的错位架构，田野政治学概念供给实现了自主性。
结语
建构原创性概念是中国政治学人主体性及自主性不断提升的重要体现。除了创新概念建构的途径与方法，现有学术研究也应重点关注概念生产者这一重要主体。从知识生产角度来看，西方政治学通过长时间的发展与积累，已经形成一条完备的政治学概念生产线。由此，在概念创新方面，我国政治学发展形成长期依赖西方政治学、我国政治学概念研究“有新无传”[28]的局面，即概念的创新依赖西方，同时因为自身缺乏知识积累而导致自身的研究无法传承。本文通过对田野政治学概念研究历程的梳理，认为错位式概念生产是田野政治学探索出来的旨在实现自主性概念供给的典型方式。当然，这种方式还有待进一步凝练与提升。当前，实现中国政治学概念有效供给的路径及方法还有多种，但无论什么路径，体现概念的原创性研究是重中之重，这依然是中国政治学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学术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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