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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星 陈相夷
在2022年国庆档期电影整体票房下降的情况下，一部《万里归途》却突显其压倒性优势，以遥遥领先的票房实绩证明了艺术创作的魅力。影片和近年新主流电影的大趋势相应，创造性地实现了将艺术性、商业性和思想性的结合，无论是叙述故事还是表现场景，都将观众带入到摄人心魄的历史记忆之中，见证仁人志士的感人事迹，起到传承民族精神、弘扬主流价值观的作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表现撤侨故事的影片中，已有《战狼2》《红海行动》等颇为成功的创作，如何在角度和题材差异性上进一步表现，需要创作者敢于突破创新，寻找不同的路径。就此而言，《万里归途》做了从武到文的路径变化、从外在到内在拓展的叙事努力，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叙事新鲜点，赋予撤侨题材新的开拓。电影以2011年中国外交官临危受命、前往利比亚撤侨的真实事件为创作原型，以努米亚共和国爆发战乱导致中国同胞陷入困境为背景，聚焦于中国外交官为了成功将中国同胞带离其境而不顾艰难险阻、与努米亚政府边境官及叛军等斗智斗勇的故事，展现了中国外交官临危不乱、有勇有谋的大局观，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外交官的家国天下之情怀与舍我其谁之担当。
（一）叙事角度：将宏大使命赋予个体人物
此前的撤侨电影一般是赋予军人在撤侨行动中的果敢英雄的行为，这方面以《战狼2》《红海行动》最为突出。《万里归途》从“武”的角度转为“文”的视角，既是转换角度叙事呈现新生面，也揭开了对撤侨题材的更为深入的拓展，事实上也回到了人在危急时刻的通常表现，更具有烟火气。《万里归途》首次聚焦于外交官如何圆满完成撤侨使命。外交官多以充分交流、友好沟通拉近双方距离，达成谈判目的与共识，相较于军人、士兵身份弱化了打斗场景，不利于开展奇观叙事与运用刺激性视听，而更多偏向于智慧与勇气的抗衡，这亦奠定了《万里归途》影片之基调——强烈刺激的视听盛宴退至后景，人物的个性转变、危急关头的抉择等人物刻画与情节叙事被凸显至前景，犹如“炸弹时间般”的巨大精神紧张性与影片叙事相交织，使得观众在观影全程被隐秘而幽微的情感张力所牵引，内心揣揣不安、提心吊胆以致对下一秒即将发生的事情充满未知。由此，影片突显了中国外交官宗大伟、成朗和章宁，以及中企公司代表白婳等人在战火纷飞的暴乱国家如何历经艰辛撤侨的过程。在影片开端，设置了肩负努米亚撤侨行动重任人选之悬念，此次撤侨行动的最佳人选外交官宗大伟，因妻子再度临产，及因此前未能陪伴妻子而感到遗憾与愧疚，他起初坚定不参加此次行动，年轻的外交部新人成朗满腔热血、不畏战火主动承担了重任；
由于此次行动需派遣两人前往，加之成朗太过年轻、缺乏经验，因此驻境努米亚多年、沉稳老练的章宁便自愿加入、共同前往。临别前夕，三人心照不宣、各怀心思，掺杂着责备、愧疚、担忧、嘲讽等情愫在黑夜徘徊，最终一声意外枪响划破了黑暗，也将宗大伟与成朗二人带入了黎明前的至暗时刻。影片设置了章宁死于叛军枪下这一情绪激发点，后续叙事围绕此展开，为宗、成二人不辱使命、排除万难要确保章宁妻女平安立下价值根基、感性之情。由此观之，影片将主要角色塑造得有血有肉，他们并非刀枪不入、大难不死的神话英雄式人物，将大时代赋予小人物，将小人物赋予敢爱敢恨之特质。
电影《万里归途》呈现了将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影片以撤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作为总体叙事框架，给人物的情感和行为赋予了宏大叙事的基调。当银幕上宗大伟、成朗与白婳带领一行中国同胞穿越危机四伏的戈壁荒漠、最终成功脱离险境时，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撤侨行动于外交官而言的委重投艰与负重致远，于中国同胞而言的千钧一发与生死存亡，于另一端心系战场的祖国与援助人员而言的忧心如焚与对同胞凯旋归来的渴盼。宏大历史背景与场景的描摹有助于帮助观众界定历史题材的边界，获得整体性的认知。另一方面，影片又在总体历史框架下展开散文化的微观叙事，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拉近历史叙事与观众的距离。影片将撤侨这一宏大主题落实在宗大伟、成朗、章宁等每个个体的身上，使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个体的生活实现了同构与对接。[1]8-12
（二）叙事形式与节奏：突破固有范式，融入多元特征
电影《万里归途》在叙事形式上注重类型选择，融入并强化了商业类型特点；
同时采取多类型杂糅叙事，将类型创作元素与时代主流相融。在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幕是，一辆越野车行驶在苍茫荒壁之中，所至之处扬起一番尘土，隐入尘烟而不见；
在瓦迪尔带领宗、成二人义无反顾地驶入努米亚战乱境内时，车上响起《星星点灯》充满豪情的音乐，将三人内心的豪迈、雄心壮志和胸有成竹外化，由此也可见影片中融入了公路冒险片元素，丰富了情节叙事与视觉表达。影片利用宗大伟与成朗的身份、成长背景、个性与价值观之差异设置了二人面对重大问题时抉择之矛盾，以此推动叙事并营造叙事张力，制造悬念。面对一行中国同胞如红军长征般跋涉至迪拉特而无人能保证迪拉特是否有救济时，宗大伟决定对这一未知保持缄默，从而使中国同胞对未来充满信念以支撑走过荒漠区;成朗却坚持将迪拉特可能没有救援这一真相告诉所有同胞，以使所有人做好抵达后发觉没有救济的心理准备。这一矛盾就根源于二人成长经历、生活经验所导致的价值观差异，对这一矛盾的处理与解决展现了价值选择的取舍与探讨。
设置情节的跌宕起伏也是造就观影吸引力的所在。在影片后面1/3处，宗大伟终于说服边境官获得了至关重要的中国人撤离许可、紧急号召大批同胞通过关卡之时，设置了突如其来的反转，仿佛昭示着没有前路是坦荡顺利的。叛军的卷土重来使得黎明的曙光再次暗淡，中国同胞们的境遇再次陷入黑暗深渊之中。这一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情节急转使影片并没有在一片光明的正能量结局中戛然而止，而是突破了固有的新主流电影叙事范式，在整体情节叙事上求新求变、开创新局。在观影体验中，叙事的逻辑链条使观众永远处于一种朝向未知的期待状态；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未知对象的形成，将导致逐渐消失的紧张感再次出现，这样观众在“紧张—缓解”的交替累积中，达到情感的释放。[2]97-100电影《万里归途》以《一千零一夜》的童话故事串联起全片叙事，童话与现实相交织使观众不断处于紧张与舒缓的节奏状态之中。编剧秦海燕从懂阿拉伯语的采访对象那里确认了《一千零一夜》是当地文化和中国人共同熟知的故事，于是《一千零一夜》的意象蕴含着本片叙事的另一个侧面：只要故事继续讲下去，似乎就可以停止杀戮。努米亚小女孩法提玛用稚嫩清澈的声音朗读着《航海家辛巴达》的故事，而故事中的冒险世界与现实的撤侨行动形成了互文。辛巴达的故事不仅是对外交官英勇无畏的人格力量的一种隐喻，更赋予了整部影片一种浪漫的神性，巧妙地对冲了现实的惊险与残酷。每当天真稚嫩的声音响起，亦会让观众反思如此纯净的生灵本不该遭受战争的侵扰，原本应是相信童话的年纪却被现实给予重击。
（三）叙事场景：“去奇观化”的现实主义美学
电影《万里归途》以基于真实事件的影像化表现，规避过于奇观化而回到现实给与的惊心动魄的事件进程，让叙事本有的紧张感来突显真切感。电影的叙事场景不仅是人物关系和情节进展所依赖的物理空间，也是支撑电影叙事发展、矛盾演进的重要载体。不同于《红海行动》《战狼2》等撤侨题材中借助特效营造战争奇观，《万里归途》选择了回归写实主义的朴素美学，极力刻画细节，力求还原真实的内战情形。为呈现出最为贴近真实的战争与撤侨场景，电影制作团队1:1还原了战乱街景，演员身处真实场景中的饰演更为贴近现实。影片以尘土之黄、大地之灰为主要色调，将战争的凶险和起伏置于大漠荒城之中，塑造最贴近真实的2011年利比亚撤侨的战争画面。
影片开场运用一系列对于战争的空镜描摹：纷飞的战火、漫天的尘土、残缺的楼宇、混乱的街道、凶残蛮横的叛军，这些宛如历史现场般的镜头一一掠过，将观众迅速拉至努米亚内战的情境之中，真实最易触动认知、震撼人心。宗大伟一行人在车中虽漫不经心、显得颇有阅历地交谈着，但内心无不担忧谨慎地观察着周遭事物的变化，在主客观视点的不断转化中观众的心理亦被紧紧牵动。忽然之间，叛军发现了成朗手中的摄像机而残暴地一把夺过，外交部一行人被迫下车进行协商与交换，这是外交官身份的第一次亮相，相比“武夺”，他们则是“智取”。几乎是在刹那间叛军的炸弹轰毁了周遭的区域，房屋顷刻坍塌，爆裂声犹如在耳旁炸裂。片刻寂静后，宗大伟、成朗等人从废墟中缓慢站起、匍匐前行，顾不上拭去身上的尘土、灰泥，走出废墟的场景更是触目惊心地直击每一个人的心灵：断肢、哭喊、残垣，任何一个人目睹此国破家亡、世界毁灭般情形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朴素的、刺骨的、镌刻般的真实深深印在每个人的心里。
《万里归途》在场景细节塑造方面放弃了大场面特效，将影像聚焦于一个个鲜活的外交部成员、难民、受困同胞；
在镜头运用和画面处理上大多使用近景和特写，通过一系列短的移动镜头来呈现细节，如外交官谈判时坚毅的眼神、努米亚小女孩与白婳紧握的双手、章宁留下的护身符等，这些动情的细节令观众过目难忘。影片虽然没有采用浓墨重彩与复杂的运镜手段，但人物影像与故事叙述丝丝入扣。这种以细节承载万钧的场景设计拓展和创新了新主流电影的创作思路与手法，给予观众更为深刻持久的涵化影响。[3]108-110
（四）人物形象塑造：比照中的差异与统一
电影《万里归途》重心在新老两位外交官宗大伟和成朗的对比矛盾和最终合一。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采取了“成长式”平民英雄的塑造方法，宗大伟与成朗的人物形象随着叙事逐渐丰盈，展现了完美的人物弧光。宗大伟起初留给观众的是心直口快、成熟老练的形象，通俗地说就是“毒舌”，他一针见血地将章宁内心最隐秘的想法剖析开来，使对方尴尬得下不来台；
由此前因为需在境外执行任务而无法回国陪伴妻子可以看出宗大伟的敬业与拼命，他具有将国家利益放置在个人利益之上的崇高情怀。但章宁的意外过世使得宗大伟需扛起安全撤侨与照顾章宁妻女之重任，他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并怀揣着无论如何必须成功解救所有中国同胞的决心，我们由此感受到宗大伟心中的真心、正义与无畏。面对比自己年轻许多、阅历较少的后辈成朗，他以平等、关怀的态度与之交谈。当二人爆发冲突时宗大伟尽力压抑怒火尝试调和，尊重成朗的想法并换位思考、加以说服。因成朗的意气行事导致部分同胞脱离大部队误入虎穴时，宗大伟并没有怪罪成朗而是第一时间起身搜救同胞、将带领大部队继续前行的使命仍交给成朗，以信任代替千叮咛万嘱咐。在最终成功抵达安全区与上级汇合后，宗大伟才安心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他含泪与妻子的通话使观众体察到外表刚强、不容侵犯的男子汉亦有柔软、细腻的一面。
对宗大伟的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塑造起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刻画，是他前后两次面对叛军左轮手枪赌博游戏的态度转变。第一次面对这一充满挑衅、血腥意味的赌博，他强装冷静实则内心恐惧胆怯，扣动扳机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生死系于一线，而他此刻并不仅仅代表自己，中国同胞的命运亦系于此。最终，努米亚人瓦迪尔老爷爷勇敢决断地拾起枪坦然面对一切结局，但不幸且令人揪心的是他永远地倒下了，葬在了他面目全非的家乡。瓦迪尔之死给予了宗大伟极大的触动，他厌恶自己的懦弱，反思自己的责任与担当，这直接促使了他第二次在所有中国同胞的注视下勇敢接受左轮手枪的挑战。在叛军的嘲笑声中、在生理性抗拒的身体躯壳下、在理性自我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与反抗中，宗大伟想起了在场边颤抖地相依偎的白婳母女二人，想起了远在中国临产的妻子，想起了冤死于叛军乱枪之下的章宁。在他接过手枪的那一刻，他已经战胜了一切。纵使观众会为了接下来的情节而胆战心惊，但于宗大伟而言，他死而无憾；
若有一死，则必重如泰山。由此，影片在宗大伟这一人物形象刻画上呈现出了完美的人物弧光，其中更是蕴含着行稳致远、衔石填海的中华传统儒者气质，复杂而立体。
影片中另一着力刻画的人物是外交部随员成朗。初出茅庐的他缺少经验却满腔热血，有着自己果敢而坚定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临危而不乱。在宗大伟的带领下他迅速成长，能够有条不紊地指挥中国同胞各司其职，展现了他较好的掌控力与执行力。在面对是否应将真相告知中国同胞这一问题上，他与宗大伟产生了冲突，他选择毫不保留地诉诸真相亦与他的个人成长经历密不可分，曾深受谎言蒙蔽的他坚信真相的力量与每个人拥有应得知真相的权利。他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并在实践中深切理解宗大伟选择保留真相以聚拢民心之必要性，在最后危机关头亦勇敢挺身而出，试图用摄像逼退叛军，掷地作金石声的铿锵呐喊让观众看到一位男子汉的蜕变之路。男子汉不是一意孤行，而是成全大局；
不是上前自我显耀，而是转身跃入人海。由此可见，《万里归途》中避免了片面的、单一的“高大全”式的伟大英模人物形象的塑造，更贴近普通人真实生活，是拥有更为饱满、多元立体情感的常人，以“成长式”平民英雄塑造方法打造了完美的人物弧光。
在艺术表现上除了以上叙事的把握外，影片艺术元素的呈现也给与《万里归途》耐看而吸引人的魅力。尤其是在不少令人回味的细节处理上，创作者下了不小功夫。我们能够看到影片对于影史上的诸多经典元素的致敬，影片将这些经典意象穿插至叙事、视听之中，巧妙地内化为影像自身的自然叙事，深化了影片的内涵。
（一）色彩的刻意突出意义
电影《万里归途》中生动地塑造了由章宁夫妇收养的努米亚小女孩法提玛这一形象。她身着一袭红裙，在漫漫黄沙中孑然前行，鲜红与暗黄形成鲜明视觉反差，她的背影承载着本不属于这个童言无忌年龄的孤勇与成熟，令观众叹惋战争使原本应尽情享受童年的孩子饱受颠沛流离之苦；
她或许无法真正理解在她身边发生了什么、她的国家遭受了怎样的灾难与创痛，但当她看到母亲憔悴枯槁的面容、意识到父亲长久的缺席，她一定有所感知、有所体悟。在她的视阈里，对战争的深切体悟来源于童话、来自于可能随会离开她的父母。
当我们看到叛军卷土重来誓要虏获一切努米亚人，并将法提玛从人群中揪出拖至叛军阵营时，法提玛置身于凶狠残暴、穷兵黩武的叛军之中，被层层包围，一袭红衣夺目而刺眼。这与《辛德勒的名单》中对于红裙女孩的安排如出一辙。《辛德勒的名单》采用了以黑白影调为主调以契合二战时期沉重、严肃、压抑的气氛与基调，同时又间杂以极少的彩色影调作为影片的点睛之笔。辛德勒目睹一位身着红裙的小女孩跟随大部队蹒跚踏上去往集中营的路，日后再遇见时已化为尸骨，那抹艳丽的红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红衣女孩生命的陨落侧面映衬出纳粹的残忍、战争的恐怖，成为推动辛德勒态度与行为转变的重要人物。红衣小女孩无疑具有象征意义，首先寓意着希望，给观者以鲜明的生命力感召；
但红色同时也作为鲜血的颜色，代表着牺牲与死亡，红色的消失与黯淡象征希望的破灭，终究归于寂静。二战中法西斯屠杀的犹太人数量高达600万，但对于他者来说，600万或许只是一个巨额数字；
而红色作为这个小女孩的标志，则代表着这个活生生的女孩离开人间，能够给予观者以巨大的冲击力与震撼感。[4]64-65
以新工科为主体，医药企业对于高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才提出新需求：不仅在某一学科领域学业精深，还应具有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
不仅在技术上出类拔萃，同时懂得经济、社会和管理，兼具良好的人文素养[1]。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给予新工科人才培养提供纲领性指导和实施指南，进一步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定位，促进专业建设的内涵式发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企业满意度。
《万里归途》中法提玛身着衣服的颜色从暗红到鲜红的转变亦象征着局势的黑暗与光明。当穿越纷飞战火在茫茫大漠中长途跋涉时暗红的长裙挟裹黄沙，昭示着中国同胞一行人身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未来迷茫，看不清前行之方向；
而当法提玛最终与妈妈白婳汇合时，暗红转为鲜红，犹如盛放在沙漠的玫瑰，热烈奔放而生机勃勃，具有死而复生的魔力。色彩的转变促使观众深思撤侨之不易与战争之创害，在影片中起到了推动叙事的作用，能够帮助观众更好地体会影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二）道具运用的自然性
在《万里归途》中另一反复出现的意象是被叛军用作生死决算的俄罗斯左轮手枪，它是勇气与运气的考验，是理性与感性的抗衡，是舍生与取义的抉择。宗大伟两次与叛军狭路相逢，而最终他拾起手枪则已暗示“勇者胜”之内涵。美国描绘越战的鸿篇巨制《猎鹿人》中，男主角尼克偶然体验了左轮手枪这一拿性命做赌注的游戏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沉溺于此而最终葬身于此。他渴求赌博的强烈的快感与刺激能使他忘却战争的残酷与折磨，最终却误入歧途终而迷途不返，成为被游戏操纵的奴隶，一声枪响，弥留无尽悲哀。再度在银幕上看到对这一意象的有力刻画，笔者不禁心为之一颤，“古来征战几人回”，战争的特性已足以使和平年代的我们感慨、追思，但战争除却肉体的折磨亦可腐蚀一个人的精神与心灵，使其最终沦为行尸走肉，这远比战死沙场更为毒害人心。
《万里归途》中叛军挑衅地伸出左轮手枪，欲以此决定中国同胞之命运。宗大伟被迫成为游戏的参与者，他深知这一赌博的危险性，因此畏惧胆怯，并非为死而害怕，是为死而不值遗憾。左轮手枪承载了影片叙事的重要转折点，也为宗大伟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支撑点，使观众借此反思战争对一代人精神之戕害。
（三）人物青春元素的巧妙杂糅
成朗这一角色的设置为《万里归途》融入了青春元素，使撤侨行动与青春抒写主题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影片中成朗只有25岁却成为了外交部随员，年少无畏、满怀激情，在撤侨任务下达时，他第一个挺身而出前去搜救。他的无畏并非任意妄为，而是建立在由生命经验建构的价值判断之上，他坚定地遵循自己的价值选择不动摇。在成朗身上体现着当代年轻人所共有的特性——独立、自主、激进等等，蕴含着无限潜力与勃勃生机，民族与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
与此同时，青春与成长的主题也贯穿了影片的全程。编剧为成朗这一角色设置了用摄影机记录真实场景这一职责。在影片开头正是因为成朗的摄影机被叛军发现使得外交部一行人陷入险境，但在影片结尾亦是成朗在危急关头用摄影机解救了紧张对峙局面中的宗大伟。在此次险象丛生、危机秘伏的撤侨行动中，成朗这位年轻的外交官迅速成长起来，从而学会在残酷现实面前应敛起锋芒、温和包容处事。影片结局为我们留下了悬念，但可以确信的是成朗终有一日会在外交部肩挑大梁，成为新一代出色的外交官。成朗这个角色使外交官的形象呈现出成长性和传承性，宗大伟把自己不畏牺牲、机智勇敢的品质传给了成朗，成朗又怀揣着大无畏的精神继续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外交使命。影片把青春、成长、战争、家国等元素进行杂糅，展现了一代青年的热血与牺牲。
《万里归途》一改传统撤侨题材影片的宏伟叙事和人物塑造方式，选取独特的视角，依托题材又超越题材地创新叙事模式，折射中国外交官不畏艰险、穿越万里解救中国同胞的英勇故事，将亲情与友情、英雄与信念、家国与传承表现得淋漓尽致。新主流电影是国家软实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尤其是在当前后疫情时代，为满足新时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和感情需求，新主流电影要积极探索叙事的深刻性和创新性，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切实推动当下电影市场生态的拓展，更好地发挥电影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中的重要作用。
（一）受众情感的深刻认同
在中国同胞一行人穿越大漠前往迪拉特时，影片采用了大远景、远景的方式拍摄出天地之浩渺而人如蝼蚁般渺小，仿佛随时可能被沙尘、黄土埋没；
但中景、近景镜头的穿插让观众得以看到人们从未屈服的坚定步伐与虽疲惫不堪却坚毅的眼神，如愚公移山、万里长征的精神底蕴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这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绵不绝、坚韧刚强的精神脊梁。无需旁白解说即可意会的场面给与观众直抵人心的震撼，这是华夏儿女血脉深处的融合与共鸣。由此观之，新主流战争片《万里归途》一改以往战争片的说教意味，转而争取在叙事、人物塑造、视听风格等方面与观众建立情感上的认同。
（二）对“世界和平”母题的影像化表达与精神追寻
当今世界形势云谲波诡，部分国家和地区硝烟四起的残酷事实令人忧挂在心。在此背景之下，对“世界和平”的追寻成为人们必然探讨的议题。“世界和平”并非只是中国领土内的和平，而是兼济天下的“地球村”之团结与和平。撤侨题材涉及到了对于他国战争的描绘，中国秉持着不干预他国内政的立场解救中国同胞，但纷飞的战火不可能不令任何一个人有所动容。在叙事上，影片选择以童话作为叙事底色，更深层的含义是代表一种世界主义的“看见”。努米亚不再是战火纷飞、满目疮痍的战乱国与撤侨目的地，而是有举世闻名的童话故事、有独特的习俗和宗教的诗意栖居地。这一叙事选择充分展现了对于其他文明的尊重与共情，这在当今时代尤为可贵，不仅象征着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更寄托着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影片展现了友好邦交的生动侧面，努米亚小女孩法提玛与老爷爷瓦迪尔正承载着这一美好愿望，国与国之间、国家内部不仅有冲突和敌对的关系，更有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美好图景。《万里归途》编剧秦海燕回忆创作早期便确立下了影片的核心主题意涵，即“沟通”：沟通和信念给人以希望，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对“世界和平”的讨论与中国之大国担当是新主流影片在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外应着重考量的精神意涵。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万里归途》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国产电影走出国门的世界性正彰显在“世界和平”母题的影像化表达与精神追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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