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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霖（吉林师范大学，吉林 四平 136000）
《心史》是郑思肖创作的一本诗文作品集，此书内容毕其一生而成，后世勘定约成书于景定元年（1260年）至咸淳五年（1269年）之间，是郑思肖在元朝统治下保持对宋朝的忠爱及其高洁品质的呕心沥血之作。成书后亲以铁函封之，沉于苏州承天寺院内井中。于明末被打捞出水重见天日，故此书又被称为《铁函心史》或《井中心史》。《心史》详细地记叙了蒙古灭金、灭宋的过程，记录了南宋爱国者的英勇斗争，并在书后半段详尽地分析了南宋灭亡的原因；
同时介绍元世祖至正二十一年以前的蒙元历史，成为后世研究宋末元初重要的一手资料。《心史》中，充满了郑思肖忧国忧民的热肠、眷念故国的深情、志在匡复的信念、昂然挺立的气节。
在宋代遗民们的脑海中，恢复大宋的正统统治是这一群体唯一追求的政治目标。尤其是郑思肖，无日不念想着南宋统治者挥师北上重振国威。不仅更名为“思肖”，表达对南宋封建统治者赵氏皇姓的追随，更是改号为“所南翁”，誓不与元庭北面相触，诉说了在崖山海战后对中原汉文化的无限眷恋。从其《心史》的诗文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梅花》
寒结痴阴惨物华，莫将憔悴听胡笳。
明年无限风花在，夺得春回是此花。
此时的梅花被赋予了无限生命，在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中，梅花被打上了文人志士高洁的标签，象征着人的气节。在此处的含义被无限放大，作者以“明年无限风花在”比喻南宋军民夺回失地光复国土，汉文化重新以主人的身份席卷四方，其中关键的是后半句“夺得春回是此花”，表明了梅花的凌寒精神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梅花在这里不仅成为郑思肖本人坚贞不屈、忠君爱国之坚定气节的代表，也被其比拟为每一个试图挽回南宋统治的传统文人。这句诗文成为一声号角，呼唤着无数能人志士为传统汉家正统的恢复建功立业，坚定信心。
梅花这一常见的绘画题材在郑思肖的笔下变成了一种符号，一种扩大精神含义的符号，成为当时无数遗民期待光明的希望，深入当时文人墨客的内心。也正是从元代起，梅花这一题材的内涵得到拓展，使其正式成为“君子画”的内容素材，为后世流行的“四君子画”题材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同样的心境也被寄托在其所见的琼花上，《心史》中另一首诗文记录了郑思肖对扬州保卫战中全城军民城破身死之残酷的感慨，而这次是对扬州琼花的追忆为基础形成的。
《吊扬州琼花》
南土新飞劫火灰，琼仙恋国暗惊猜。
定应摄向天宫种，不忍陷于胡地开。
花死青春禽鸟哭，城埋黑气鬼神哀。
一朝枯枿变高树，传得欢声沸似雷。
元代 龚开 《骏骨图》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先抑后扬的诗文如同其墨色飞洒的画面一般，充满了跃动的气息。琼花也被郑思肖赋予了爱国的精神与不屈的气息，诗文开头便谈及“琼仙恋国”，赋予琼花生命气息，并以“天宫”暗喻南宋社会，而以“胡地”直指蒙元统治。琼花不仅在精神上具备了忠君爱国之不屈气节，而且在自然生长上也颇具地方气息，这种花卉的生长地主要在长江流域，而南宋与元军在长江流域的重镇争夺战中也以惨烈收场，所以琼花在文中被赋予了两层含义，琼花更像是无数在抗争中牺牲的南宋军民，如琼花飞蝶一般，郑思肖注入了对汉文化属地的无限眷恋。
在对于郑思肖的诗文鉴赏中，大部分传统的评价多半指出郑所南对于南宋正统王朝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强烈思念。这种思想更多是依附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提倡的忠君爱国之思想，具有封建社会特有的道德观念与理性思维。但是对于现当代来说，其诗文思想值得借鉴的意义便有所转变，一方面我们主动继承其炙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郑所南对于文化艺术形式语言丰富的运用。他为中华文化留下了诸多包括兰竹题材在内的水墨画、借喻形式的爱国诗词以及对宋元交替历史的主观记载。这些内容无一不体现他对于艺术形式的熟练运用，这不仅得益于其在太学的学习经历，更是受南宋社会丰富的文化艺术氛围熏陶所致。同时期乃至后续的龚开、钱选等人，也都彰显了文人对于艺术语言的深厚掌控能力。龚开的诗文在这点上与郑思肖诗文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瘦马图》
一从云雾降天关，空尽先朝十二闲。
今日有谁怜瘦骨，夕阳沙岸影如山。
在这里，龚开图文并茂，不仅将瘦马瘦骨嶙峋的形象在图画中精细地刻画出来，而且赋予马人格精神。其中，后两句借瘦马的天降身世与现世瘦骨的强烈对比，烘托了诗人坚毅的信念和对故国的眷恋之情。诗与画的结合也激励了无数奋发进取的遗老遗少。元代画论家汤垕在《画鉴》中这样评价：“此诗脍炙人口，真有盛唐风致。”
从郑思肖与龚开诗文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二人均将日常见到的客体赋予了特殊的精神，在社会环境中固然会出现类似的场景，毕竟宋元战争结束后国内均处于战后的残余灰烬之中，破败的场景与动植物都可能引起艺术创作者深刻的思念之情，但其中更多是艺术家本身对于旧制度、旧文化的怀念以及重振再战的精神的表达。“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话对于每个身处封建王朝兴替之际的文人，都是一种切肤之痛的境遇表达。国内传统文人尤其是所谓“南人”的境遇更加严峻，不仅失去了阶层进取的机会，更是丧失了传统文化知识体系中中坚力量的地位。在元代早期的统治中，以蒙古人为主体的统治阶层重视“技”的表达而忽略“艺”的呈现，一度出现了工匠地位高于文人的奇特现象，这也导致数量庞大的文人进入了无序无限的艺术创作中，这种创作不仅放宽了题材的选择范围，而且放宽了对传统形式语言的限制。《心史》中不仅有散文、各种格律的诗歌，还有对于宋元战争的反思，如此出现类似郑思肖的大量反元思宋的艺术创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元代虽然存世不足百年，但在中国历史上缔造了地域最为辽阔的封建王朝。在元朝建国初年，从郑思肖到赵孟頫、高克恭等早期艺术家，作为绘画艺术的主力，承载了延续南宋美术的职责，将元代兼容并蓄的美术风格进一步发扬。郑思肖在《墨兰图》中的表达也颇似宋代赵孟坚在《岁寒三友》中的表现方式，不仅为植物赋予文人精神，还去除了画面中背景的部分，计白当黑，以留白的形式衬托植物的纯净，借此比喻君子明镜之心，绝无半点掺杂。
郑思肖对于宋代技法的继承不仅在于文人精神，还在于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融合。在《墨兰图》中我们可以洞察其内在心志的深刻表达。从画面内容上看，《墨兰图》绘制了一株盛开的兰花，花分两侧，左右侧各绘制三叶，并以长短长的节奏并列，左侧略高于右侧，如双手将兰花捧入手中般，符合儒家“中正平和”的思想，而“中正平和”出自《孟子·尽心上》，原文讲：“于己能中正平和，于人可兼济天下。”其中不乏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人志向的深层诠释。这种思想不仅是南宋朝廷在平衡北方游牧强敌与国内北伐军人势力的有力论调，而且也深入了南宋文人内心，为这个群体指明了文化报国的方向。此类思想被延续到南宋灭亡直至郑思肖进行艺术创作，都未能脱离其影响。画面中正平和的表达也符合艺术创作中讲求“奇正”平衡的论调，左侧的兰花叶略高于右侧，如山水布景一般树立了左侧的伟岸与右侧的婀娜，成为自然美与理想美的完美结合，成为后世君子兰培育的典范式样。但此类布局如果与南宋朝廷联系起来也不无可能，南宋官阶的文右武左，对于文武地位的区分，或许与此图章法也略有联系。
其次，在画面核心部分即兰花的描绘上，作者凸显了其匠心独具的一面，将两朵兰花左右并置，左侧朝右盛开，右侧则为花骨朵，含苞待放，如雕塑一般呈现了作者对于兰花盛开这一过程的连续描绘，回归到自身精神标榜上，兰花从生长到盛开的过程，更多是对于自身高洁的表达，而郑思肖也是用近八十岁的一生时间诠释了矢志不移的克胜信心与忠君的理念。同时期的郑元祐在《遂昌杂录》中记载：“（郑所南）喜佛老教，工画兰，疎花简叶，不求甚工。画成即毁之，不妄与人。”对于郑元祐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对于兰花的去向，郑思肖主观意愿上不愿与人分享，而是作为内心的真实写照内存于心，孤芳自赏。“画成即毁之，不妄与人”表现了其自绝于俗尘气之决心，也凸显了郑思肖对于兰花这一题材的珍重与爱惜，契合了孔子提出的“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的士人精神。
后世的画评者津津乐道郑思肖《墨兰图》中无土之故，世人问其缘由，其反问曰：“地为番人夺去，汝不知耶？”这一句话中包含了作画者的无奈与悲伤。“番人”一词颇有贬低之意，“番”一字源于对中原北方轮流交替的游牧民族称谓，以“胡番”一词出现，彼时南方汉人心中的“胡番”已经占据全国，汉文化遭受极大威胁，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郑思肖在兰花之下抹除了所有装饰，土地、杂草均无，以表达自己心志，即绝不与元朝有一丝联系，而且上方的兰花叶的长向也与宋代赵孟坚《墨兰图》迥然不同，在左右侧不仅有三叶长叶，也辅以三短叶装饰，皆朝上左上右飞长，绝无任何一叶向下弯曲，墨色清润且连贯，叶尖有飞白略过，可见其功力深厚，绝非一日之功。郑思肖在叶片的穿插上也独具匠心，赵孟坚《墨兰图》中兰花纷纷扰扰，叶与叶之间交叠交错，后叶均以断笔呈现，体现叶片之间的前后关系与叶片的转折方向，显得十分生动，一片郁郁葱葱之感。而在郑思肖的《墨兰图》中，没有任何一片兰叶用断笔兼续，墨色虽有重叠但未有晕染，画面干净整洁，兰叶有力挺拔，更加衬托了郑思肖的不屈精神与高洁气息。
元代 郑思肖 《墨兰图》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宋代 赵孟坚 《墨兰图》 故宫博物院藏
《墨兰图》右侧有郑思肖自提诗文一首：
向来俯首问羲皇，汝是何人到此乡。
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浮动古馨香。
后署名“所南翁”，画面左侧按照传统纪年题：“丙午（1306年）正月十五日作此壹卷。”此时距离南宋灭亡（1279年）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作者以问天的语境题引诗文，以“羲皇”为引介入中华传统文化体系，而又以后两句“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浮动古馨香”来转喻中华血脉从未断流，虽然物质上被“胡番”夺取政权，但在精神上从未被浸染，不仅有高洁之意，更有传承之情。画上还钤有“求则不得，不求或与，老眼空阔，清风万古”的闲章一方。虽不能考其具体真伪缘由，但情深意真如泣如诉，诗书画印四者完整结合，成为元代早期不可多得的四者结合之典范画作，也将赵孟頫书画同源的理论再向前推进了多年。我们有理由相信，诗书画印的结合不仅是赵佶的有力引导，更是两宋文人对于精神与物质的良好结合，他们用千帆过尽的态度对内心的政治情愫进行了深切表达。
文学艺术与绘画艺术从来都是传统艺术结合的典范，我们能在郑思肖《心史》中体会到其一生对于南宋封建王朝的忠诚以及对于故土的深切爱恋，这种不与元廷相见的“所南精神”深刻地刺激了无数南方的传统汉人，南方汉人对故国的集体思念也成为元代末期军阀割据，元庭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明代也成为中国历史中少有的以南统北的封建汉人王朝。这说明《心史》是一个特殊群体的集体意识表现，其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朝鲜在明亡后的“尊周思明”运动。可见郑思肖文学艺术的深刻影响力。但同时我们注意到，郑思肖不仅有丰厚的《心史》供后人凭吊追忆，还有一幅《墨兰图》作为宋末元初之孤品矗立在元代美术史中，引领着花鸟画的走向和综合表达。其不仅将北宋兴起的颇具抽象气息之文人绘画重心推向了“似与非似”的绝佳表达技巧上，而且把诗书画印相结合的中国画新表达形式完美地进行了呈现，为后世文人画的继续发扬以及明代大写意花鸟画的兴盛，奠定了不可估量的艺术基础。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爱国主义始终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题材，呼唤着无数中国人为中华文明之延续挥洒热血，后世无数的艺术家也延续着这条道路，为国家兴盛继续谱写着高亢的爱国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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