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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心宇 柴 洪
(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兰州 730070)
城乡融合是一个有机性、动态性、全面性的概念。在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城乡之间的关系在不断演变，因此在基于经济实践的基础上，城乡关系的发展目标不断赋予更多的内涵，由原先的城乡统筹到现在的城乡融合机制[1]。根据何仁伟(2018)和李兰冰等(2020)学者的定义，城乡融合是把城市与乡村看作为一个决策整体，通过整合城乡的要素配置，推动城乡在社会、经济与环境等多方面的均衡[2-3]。本文关于城乡融合的内涵引用了这个观点。关于城乡融合的实现路径，学术界对此也有许多相关领域的探讨：李兰冰等(2020)认为新型城镇化的逐步推进有助城乡融合的提质增效[3]；
刘衡等(2021)认为城乡融合主要着手于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对于城乡融合提供保障[4]。
乡村振兴是我国在农业方面的重要战略，以“五位一体”为目标导向。在研究角度方面，学术界关于乡村振兴的实施现状及改善路径的理论基础已经成熟，但是关于构建一个地区的乡村振兴评价体系的文献较少。现有文献对于乡村振兴评价方法大多以熵值法为基础，选取指标大多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总要求为基础构建评价指标，如仝国栋(2022)[5]、张珂(2022)[6]；
少数文献以其他划分标准进行评价，如王金梅(2022)主要以自然条件与资源、地区建设为基础构建评价指标[7]。
现今学术界中，大量文献集中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作用机制研究方面。戴维等(2022)以乡村振兴为基础，通过要素配置，对城乡融合产生正向影响[1]；
何仁伟(2018)认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相互影响，追求两者之间的动态均衡[2]；
鲁万生等(2018)提出，通过推动城市化进程、发展乡村基础设施来助力乡村振兴[8]。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甘肃省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两个系统为研究对象，综合了何仁伟和李兰冰等学者关于城乡融合的定义[2-3]，构建了以空间要素、经济要素、卫生要素、教育要素、资源要素及生态要素为基础的城乡融合指标；
乡村振兴实施以“五位一体”为目标导向，因此本文选取指标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总要求为基础进行构建。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甘肃省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系统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实现对这两个系统的全面评价，为建立和谐的城乡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近年来，为了落实乡村振兴，甘肃省每年均公布具体实施意见，从物质和精神等多方面对乡村生产生活进行改善。在2008—2020年间，甘肃省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603.2万千瓦时，粮食总产量增加了313.7万吨，农业总产值增加了1 295.5亿元(按照当年价格算)。甘肃省十分重视城乡发展问题，城乡融合也是近年来甘肃省工作的重要内容。从2008—2020年，城镇化率由33.56%增加到52.23%，城乡人均道路面积比由0.86增加到1.07。城乡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比由3.17下降到1.15，第一产业产值占比由14.6%下降到13.3%。
乡村振兴系统和城乡融合系统都采用多个指标对系统进行评价，基于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需要采取合适的权重对两个系统进行综合评价。
熵值法能够对多种指标赋权，能够排除人为因素对于指标评价的影响，它的方法优势在于能够根据实际数据的信息量大小得到各项指标的最优权重，在经济系统的评价中较为常用。
3.1 研究方法
3.1.1 标准化处理
两个系统中选取的指标众多，量纲不同，难以进行比较，对多种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能够让各个指标之间变得可比。用极值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具体如式(1)和式(2)。为了保证标准化后的数据仍然具有研究意义，参考其他学者的文献,在每个数据后面统一加上0.000 1。
(1)
(2)
i和j分别表示系统的指标数量，Xmax和Xmin表示同组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1.2 计算第j项指标熵值
(3)
(4)
Pij是数据在第j项坐标下，第i年所占的权重，用于评价指标贡献度，e在0到1之间。
3.1.3 指标权重值Wi和系统综合评分U
Di=1-ej
(5)
(6)
(7)
根据上述公式，采用Stata软件分别进行计算，最终得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系统的各个指标权重以及综合评分。权重计算结果见表1和表2。系统的综合评分越高，说明该系统的发展水平越高。
3.2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08—2020)》《甘肃发展年鉴(2009—2021)》《中国统计年鉴(2008—2021)》《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8—2021)》以及《甘肃年鉴(2009—2021)》。
3.3 指标选取
城乡融合系统和乡村振兴系统的涉及范围很广，因此需要采取多指标分别对两个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在指标选取过程中，有些数据难以进行量化，因此基于数据的效率性、可获得性、全面性和科学性，对两个系统的指标进行审慎选取。
3.3.1 甘肃乡村振兴系统指标体系
大多学者选取指标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5个总要求为基础构建评价指标，因此本文基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合甘肃省的实际情况，构建出了两级指标体系。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20个，具体指标构建如表1所示。
表1 2010—2020年甘肃省乡村振兴指标评价体系表
3.3.2 甘肃省城乡融合系统指标体系
城乡融合系统评价综合了关于城乡融合的定义，结合甘肃省建设城乡融合机制的工作重点和举措，构建了以空间、经济、卫生、教育、资源及生态等要素为基础的城乡融合一级评价指标。二级指标15个，具体指标项目如表2所示。
表2 2010—2020年甘肃省城乡融合系统评价体系表
3.4 研究结果
3.4.1 乡村振兴系统评价
由表3可知，2010—2020年间，甘肃省乡村振兴系统综合分数从2010年的0.149分增长到2020年的0.792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仅仅在2016年下降。这表明了甘肃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相关措施对乡村振兴五大方面已经有了积极、正向的影响。
表3 2010—2020年甘肃省乡村振兴系统评分表
由图1可知，2010—2020年间，治理有效的指标评分波动最大，2012—2016年间治理有效子系统评分下降，2016年开始治理有效评分局部呈现“阶梯型”趋势，近似“倒U型”结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甘肃省每年治理的重点不同。乡风文明子系统的评分低于其他4个子系统，而且增长较为缓慢，这可能是由其性质决定的。乡风文明指标侧重于精神层面，需要长期性、周期性、过程性地进行乡村建设。生活富裕指标评分呈现“线性”增长趋势，说明政策实施为甘肃省农民带来最直接的效益，促进了农民物质水平的提高。产业兴旺子系统的评分在2015年以前呈现上升趋势，但在2016年下降，之后继续增长，且增长幅度与之前大致相似，呈现“N”形结构。2012年以前，生态宜居子系统评分下降，2012—2015年评分增长较快，2015年以后增速放缓，但是相对于其他4个指标，该项指标评分一直处在前两位，这是因为近年来生态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甘肃省颁布了乡村环境治理专项等措施来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图1 2010—2020年甘肃省乡村振兴一级指标评分
3.4.2.城乡融合系统评价
由表4可知，2010—2020年间，甘肃省城乡融合系统评分增长了0.513分,2015年以前该系统发展较为缓慢，之后两年增速较快，2018年起呈现波动上涨趋势。这说明城乡融合系统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2015年以前城乡融合的水平低，2017年以后系统评分有了很明显提高，之后不断巩固发展。
由图2可知，2010—2020年间，城乡融合系统的6个子系统发展情况不同，2011年以前卫生指标评分最高，2013—2015年经济指标评分最高，2017年以后卫生指标评分最高。从2010到2020年，教育子系统呈现波动性增长趋势，除了2012年和2014年的评分占比较高外，其他年的评分占比均不高。资源子系统在2015年前，发展水平缓慢，在2015—2018年快速增长，之后逐渐下降。这是由于2015年甘肃省在农村大力建设沼气工程等措施，缩小了城乡在资源方面的差距。经济子系统每年的评分占总评分比重均较高，减少城乡收入的差距是城乡融合的重要因素，也是城乡融合最直接的体现。在卫生方面，从2017年起卫生的评分快速增加，并趋于稳定，这是由于甘肃省推出公共卫生均等化等措施，推动全省卫生状况的稳步发展。2010—2020年生态子系统的增长呈现“w”型，增长较为缓慢。
表4 2010—2020年甘肃省城乡融合系统评分表
图2 2010—2020年甘肃省城乡融合一级指标评分
4.1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既可以描述多个系统之间的相关程度，又可以反映出系统发展之间良性耦合的程度。计算方法如下：
(8)
T=x×U1+y×U2
(9)
(10)
其中U1、U2分别表示乡村振兴系统和城乡融合系统，式(10)中的D代表耦合协调度。协调程度判断标准采用传统的十级协调标准。x和y表示待估参数。根据已有文献，x和y取值均为0.5。研究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2010—2020年系统协调程度表
4.2 研究结果
由表5可知，2010—2020年甘肃省城乡融合系统与乡村振兴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16年以前增长较为缓慢，2017年及以后协调度明显改善，进入到新的阶段。
2010年处于濒临失调状态，此时甘肃省农村发展水平很低，乡村贫困人口较多，城市与乡村分化严重。2011—2013年两个系统处于勉强协调状态，此时甘肃省大力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并且不断鼓励建立农村合作社对资源进行整合，乡村生活有明显改善，同时城乡差距也有所减少。
2014—2016年处于初级协调状态，虽然甘肃省通过各种资本、技术等要素投入来改善农村状况，但是此时城市进入到较快发展阶段，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明显。协调过渡期较短，2017年处于中级协调状态，2017年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机制正式提出，甘肃省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统筹规划“三农”问题，系统协调度增加。2018年开始，进入到良好协调状态。
从2010—2020年甘肃省乡村振兴系统的综合评分呈现上升趋势；
2016年以前，城乡融合系统的综合评分缓慢增长，2017年及以后城乡融合系统评分增长较快，进入了新的阶段。11年间，两个系统之间的发展交替上升，并趋于稳定。甘肃省两个系统在2010年处于濒临失调状态，2011—2013年两个系统处于勉强协调状态，2014—2016年处于初级协调状态，在2017年及以后乡村振兴系统和城乡融合系统的协调度有了明显的改善。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持续改善乡村环境，推动乡村建设。乡村环境的改善是乡村人民生活质量的基本保障，2019年后生态安全评分微降，需要持续进行乡村环境方面的建设。一方面，推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普及，建设乡村废弃物处理设施，进行绿化建设；
另一方面，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同时加强对现有绿化植被、公共设施的保护与维护。
第二，科学统筹资源，子系统协同发展。乡村振兴系统和城乡融合系统都出现了中间年份子系统评分下降和子系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因此系统内部的结构发展问题成为未来的发展重点。在甘肃省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将系统内部的资源视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资源，注重规划的持续性和长期性，以及子系统发展的协同性，使得乡村振兴系统和城乡融合系统能够协调内部资源的配置，优化两个系统的内部结构，促进两个系统的协同发展。
第三，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2010—2020年期间两个系统交替上升，2017年后城乡融合系统的综合评分微高于乡村振兴的评分，因此在现阶段甘肃省要以城乡融合系统去带动乡村振兴系统。以城带乡，一方面能够推动城市的机构、思维、生产方式等在乡村进行延伸，提高乡村的发展水平，通过利用现有资源加快推动乡村振兴；
另一方面减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各方面的差距，减少“农村空心化”现象，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在推动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减少城市与乡村空间、资源及生态等各项要素流动的阻碍，能够为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基础和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