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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娴子
(上海博物馆，上海 200003)
关于“玉石之路”，前辈学者已有诸多论述，主要侧重两种范畴：一是“西玉东输”，指以新疆和田为代表的昆仑玉料向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中国东部输入，其路线又称“和田玉路”[1]；
二是“北玉南传”“东器西进”，指玉石信仰、玉器加工技术和(或)样式自中国北方地区先南传后西进[2]。关于第二种范畴，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各史前玉文化的出现时间整体呈现北方早于南方、东部早于西部的特征，但它们是分散的、自发的，彼此交流影响[3]。关于第一种范畴，“和田玉路”的开始时间存有争议[4]，主流观点认为史前玉器玉料还是“就近取材”。实际上，杨伯达[5]曾于2004年提出，“和田玉路”形成之前，史前还存在若干支玉石之路，如珣玗琪玉路、瑶琨玉路、鬼国玉路等区域性玉石之路，以及跨区域的玉石之路(网络)。中国多位地质学者的科学检测研究[6-8]也至少证明，辽宁宽甸闪石玉、山东泰山蛇纹石玉和甘肃马鬃山闪石玉曾分别是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下靳遗址的重要玉料来源，既有“就近取材”，也有“远程输送”。
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是中国南方史前玉文化的高峰[9-10]，附近的宜溧山脉、天目山脉、茅山山脉被认为可能存在闪石玉矿点[11]，尤其是钟华邦在江苏溧阳小梅岭发现的闪石玉矿，被疑为良渚玉料的“就近取材”地[12-13]。然而，科学检测研究却根据玉料微量元素Sr的含量特征等排除了这一可能[14-16]。就此，笔者认为仍需更深入的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工作进行论证，“就近取材”并不能就此被简单排除，但本文谨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浅谈以良渚为代表的环太湖地区史前玉器的玉料存在“远程输送”可能的思考。本文所述“东部”概念较为广泛，包括辽东半岛和黄河下游、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区，以及其中间或相邻地区。
辽东、海岱和环太湖地区都是考古学文化长期延续发展的区域。其中，辽东的狭义概念指以辽东半岛为中心的辽河以东近海地区，区系考古学文化发展的主线自早至晚依次为小珠山下层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郭家村下层文化、小珠山上层文化、于家村下层文化和于家村上层文化[17]。其与辽河平原及西辽河流域息息相关，涉及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新乐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等[18]；
海岱地区指以泰沂山为中心的黄淮下游地区，鼎盛时期发展至包括山东全境、苏皖北部、豫东、冀东南甚至辽东半岛南部[19]。其区系考古学文化发展的主线自早至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20]；
环太湖地区以太湖为中心，包括长江下游与钱塘江流域，区系考古学文化发展的主线自早至晚依次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21]。广义上，这一文化区还包括其西北部的宁镇地区和东南部的宁绍平原[20]，由此涉及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龙虬庄文化等。此外，邻近的安徽中部南侧和西南部有地方性的凌家滩文化、薛家岗文化，与环太湖地区密切相关[22]。
关于三地以及邻近更大范围的文化交流的论述，大多以鼎、罐、尊、壶、豆、鬶、杯等陶器为着眼点，石器、玉器及葬俗等次之。相关研究认为，兴隆洼文化晚期已向辽河以东地区输出以“之”字纹筒形罐为主的物质文化[23]，海城小孤山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上面堆积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出土的一件大石铲具有红山文化特点[24]，显示出辽西与辽东的早期(约距今7000年)交往。至于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学者据两地史前砺石、网坠和陶片等发现，认为它们至迟于距今7000年前的小珠山一期时发生文化交流，影响方向自北向南，呈微弱态势[25-26]。至距今约6000年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两地文化交流和海上交通达到空前阶段[17,27]，影响方向转为自南向北，且力度全面加强[20]。至距今约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两地的航海交流又出现鼎盛期，以辽东老铁山、四平山墓地出土遗物为典型表现[17,28]。至于海岱与环太湖地区，研究认为，两区之间从各自文化早期(约距今7000年)就存在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主要表现在马家浜文化和北辛文化阶段[29-30]。至崧泽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约距今6000年)，两区文化联系不断加强，各自文化中存在着若干对方的文化因素[31-32]。至良渚文化时期，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两区文化交流渐达高潮[20]。
关于三地交流的通道，蒋卫东认为早在红山与凌家滩文化时期，南北之间既有海路交流，也有陆路交流[33]。至于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曾同属“胶辽古陆”[17]，后隔海相望但距离不远，又有庙岛群岛的30余个岛屿纵横连接。结合两半岛及庙岛群岛上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物发现，学界普遍认为两半岛之间曾主要通过海路并以庙岛群岛作为接力站进行联系交流[17,25-26]。至于海岱与环太湖两地，则有陆路和水路两种交流通道的思考，研究又主要针对良渚和大汶口文化时期。向北，栾丰实[20]根据江淮以北地区良渚文化遗存分布的特点，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分析认为，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北达海岱有陆路和水路两条通道，并根据胶东半岛地区屡见良渚文化遗物以及长岛大竹山岛附近海域曾打捞出来自南方的圜底陶釜认为，良渚人利用水路通道北上苏北鲁南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向南，王清刚[34]认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时，海岱文化因素的南下很可能主要通过水路在中心聚落间的层层传递来实现。关于三地的交流方式，人类学研究指出文化特征在地理空间上的扩散方式包含传播和迁徙两种[35]。就此，徐昭峰[23]认为早在兴隆洼文化晚期向辽河以东地区的物质文化输出就伴随着人口的迁徙，而辽东半岛南端在新石器时代是一个文化迁徙、交汇、冲突与融合的典型区域，小珠山一期、三期、四期和五期文化的形成就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所致，更可能伴随着来自海岱地区的人口迁徙。往南，卢建英[30]认为北辛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有可能通过贸易、战争或迁徙等方式进行文化交流并对彼此产生影响。栾丰实[32]则根据大口圜底釜和大口尊的考古发现，提出了海岱文化区和环太湖文化区的居民的祖先有可能曾是同一群人，或具有亲缘关系。良渚文化二期即大汶口文化中期3段时期，以良渚文化北渐为主的两地交流达到高潮，同时伴随着一定规模的人口迁徙[20]。
史前时期，本文所述“中国东部”的北部以燕辽地区为文化中心，中部以海岱地区为文化中心，南部以环太湖地区为文化中心。同期或稍有前后的时间交集里，它们又分别以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为各自的文化高峰。
燕辽地区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已有220余件[36]，已知器型至少20余种，以玉猪龙、玉箍形器和玉勾云形器等为代表[37]。太湖地区崧泽文化晚期突然出现的兽龙纹及龙形小玉饰被认为与红山文化玉猪龙有关[38]。笔者梳理发现，新石器时代蜷体龙形相关玉器较为集中地分布于北方西辽河流域和南方长江下游地区(图1)。其中，兽龙纹主要流行于太湖地区的崧泽晚期至良渚早期[39]，可见装饰于玉管、玉璜、玉圆牌形器、玉锥形器、玉镯形器，时代稍晚的珠江流域石峡文化亦可见一二。龙形小玉饰主要见于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知最晚者来自福泉山遗址良渚文化晚期的M74。同时，已有研究[40]认为,红山文化三孔形玉器可能与良渚文化玉冠形器相关，抚胸玉立人、玉龟形器、玉凤、玉丫形器、玉镯、玉璧、玉鹰等与凌家滩文化有类似之处[33,41-43]。与这些器型相关的，李新伟[44]认为大汶口文化可能与龟灵崇拜有关知识和仪式的传播中心。笔者梳理发现，与龟灵信仰有关的实体或玉、石、陶质龟(含龟甲)形器[43,45]在新石器时代确实以海岱为中心相对集中地分布于辽河、海岱、长江下游三地(图2)。
图1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出土蜷体龙形相关玉器的主要分布(据GS20224307号标准地图绘制)Fig.1 The main distribution of Neolithic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of curled body dragon-shaped jade artifacts in China (Drew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map GS20224307)
图2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出土龟形或龟甲形器的主要分布(据GS20224307号标准地图绘制)Fig.2 The main distribution of Neolithic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of turtle or tortoise-shaped jade artifacts in China (Drew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map GS20224307)
海岱地区出土的史前玉器数量超过400件(不含焦家遗址)，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的为主，超过300件[46]。总的来说，大汶口文化玉器种类相对较少，器形也相对简单，以小型环璧等为代表。对此，邓聪等[47]做过大量的梳理和研究工作，向北涉及中国的牛河梁遗址、腰井子遗址、小南山遗址、哈克遗址、哈民忙哈遗址、南宝力皋吐遗址乃至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等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显示其起源自北方。针对海岱地区，王强[48]以大汶口文化中期(距今约5600-5000年)邹城野店遗址所出环璧类玉器为研究对象，从器型、尺寸和加工工艺三方面论证它们带有明显的北方风格。杨美莉[49]同样认为野店M22出土的一串环形玉器之细节特征与红山同类器相同，是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系环形器的余波。雍颖[50]指出，大汶口文化胶县三里河遗址M229、大汶口遗址M47及亳县富庄等墓葬中出土有红山文化常见的外缘及孔缘都磨成刃边的圆角方形器和多孔器。同时，长江下游的凌家滩遗址M15和良渚文化青墩遗址T10曾发现玉质双连环，与野店遗址的玉质连环及大汶口遗址的大理石质连环十分相似[32,51]，显示出此类环璧在燕辽、海岱和环太湖文化区的共同分布，以及其自北向南传播或影响的客观情况。
环太湖地区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数量巨大。据钟礼强2005年统计，全国经科学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已逾6 000件，这个数字发展至今更是大大增加。良渚文化玉器器型丰富，其中的玉琮覆盖良渚早、中、晚期，蕴含丰富的精神含义，极富地方色彩[52]。关于其起源，李伯谦[53]认为可能与红山文化的竹节状玉珠有关，栾丰实等[32,54]认为可能与大汶口文化的骨牙雕筒有关。邓淑苹、黄翠梅、陈杰等[35,55]则对玉琮的分布、分类和分期进行了研究，并借之分析良渚文化的北渐和西向、南向传播。尤其是邓淑苹[56]首次从阶地视角审视出土玉器的分布，并提出“典型东区玉琮”的概念。笔者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也对新石器时代琮形玉器(含玉琮和琮形管)的出土情况做了梳理(图3)，可见已知出土琮形玉器都分布于中国的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且出土地点均位于滦河、黄河、淮河、长江和珠江流域的河流及湖泊附近。同时不难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琮形玉器都分布于第三级阶梯，显示出从核心区向邻近地区辐射的特点，且与大汶口文化联系紧密。此外，新石器时代琮形玉器出现的时间属于全新世大暖期，即距今8500-3000年之间，又称“仰韶温暖期”，彼时的海岸线较当今海岸线高[57]。结合相关中国东部古海岸线的研究成果[58-60]，可知琮形玉器的分布明显呈现近古海岸线和近河的特征。
结合前述可知，中国第三级阶梯自北至南的燕辽、海岱、环太湖地区早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已普遍出现玉器[61]，至迟于距今约7000年前已发生文化交流，在距今约6000年时已有较密切来往。时间有交集的红山、大汶口和良渚等文化之间存在以玉器样式等为表象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示出远距离的多向影响。那么，三地之间有关玉器的交流是否仅在于样式(及加工技术)？第三级阶梯上的闪石玉矿点已知主要分布于辽宁岫岩一带(含磐石、敖汉、桓仁、析木、宽甸、岫岩)[62]，三地之间是否还存在玉料的输送？
3.1 岫岩玉料与海岱地区
距今约9000-8000年间，中国东北地区较早出现玉器，主要出于黑龙江各支流流域(小南山文化、新开流文化、左家山文化、亚布力文化、哈克文化)和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39]。闻广、王时麒等[6,63]地质学者研究认为，小南山、亚布力、兴隆洼、红山等文化的玉器可能多取料自岫岩。邓聪等[64-65]注意到东北史前玉器以黄绿色调为多，正是岫岩闪石玉的常见色调。更临近岫岩玉矿生成地带的辽东山地、辽河平原区、辽东半岛南端和海岛区也都考古出土或采集有新石器时代玉器[28]。周晓晶[66]统计了辽东半岛出土史前玉器的地点，发现其具有从半岛东北部向南端延伸的趋势，并认为这种趋势可能体现了当时玉器传播发展的路线，而辽东半岛再往南不远就是胶东。
海岱地区至今尚无闪石玉矿的发现却已出土至少五百余件史前玉器[46]。诸多学者对海岱大汶口文化出土玉器及现代辽宁岫岩闪石玉料做过肉眼的观察比对，均提出其玉料大部分来自辽宁岫岩[67]。此外，杨炯等[7]还利用无损测试技术研究认为，大汶口文化的部分蛇纹石玉与现代泰山玉的产地特征基本一致，最大可能就近取材于附近的泰山山麓。综上，海岱地区史前玉器的玉料来源极有可能既存在就近取材，也存在远程输送，而其中的闪石玉料部分可能来自辽宁岫岩地区，辽东至胶东的海路是可能的重要通道。
3.2 岫岩玉料与环太湖地区
环太湖地区使用玉器的历史自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就已开始，被认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玉器文化系统[68]。通常认为，良渚文化时期庞大的制玉规模与玉料消耗量无法长期依赖外地，加之对各良渚文化遗址的分区梳理认为其出土玉器存在区域性的颜色差异[69]，由此倾向认为史前环太湖本土就有闪石玉出产，良渚玉料主要为本地取材[70-71]，不存在统一从其他地区获取玉料的可能[72]，甚至认为良渚文化的衰亡可能与晚期玉料枯竭导致无法维系作为神权之载体的玉器的制作有关[40]。
其一，良渚文化主要由崧泽文化发展而来，但其早期即出现的崇尚神权现象并不源自走军权-王权道路的崧泽文化，反而有可能是“存在某种相通性”的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42，53，73-74]。红山与良渚虽然地理位置相距一千多公里，但都属于海洋性文化[40]。史前南北文化交流的方式和深度可能超出目前认知；
其二，最新考古发现，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出土有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闪石玉制品[75]，而附近同期的跨湖桥遗址、河姆渡遗址、塔山遗址等则出土了不少仿真玉的黄绿色萤石、叶蜡石制品[76-78]，及至崧泽、北阴阳营时期，闪石玉的数量和比例也仍然相当有限[79-81]，尤其是与同期东北地区而言。这一切至少说明，环太湖地区到崧泽文化时获得闪石玉料仍然较为困难，附近也尚未发现大储量的闪石玉矿；
其三，良渚玉器普遍受沁，如今看到的玉器颜色有时并非玉料原本的颜色。例如，黄宣佩[82]对上海福泉山遗址出土玉器的质料统计显示玉器普遍受沁白化。汪遵国对草鞋山、张陵山、寺墩等遗址出土的百余件良渚玉器进行的质料统计也显示其玉料大多受沁，且并无明显的区域性差异[83]。而出土良渚玉器除了受沁者多呈灰白色、黄褐色等，其余仍大多为淡绿色、黄绿色、淡青色等绿色调[83]，具有与红山文化玉器相似的玉质[84]；
其四，至于良渚玉器制作使用数量巨大，尤其相比北方史前文化高峰之红山文化而言多出很多倍，赵晔[40]曾在2010年指出可能与红山玉器多为圆雕单体件使得玉料利用率较低所致。妇好墓发掘者郑振香[85]曾提出商代玉器以圆为雏形分料加工的思考，良渚文化出自同一座大墓的玉器往往色泽、纹理等外观性状较为一致[11,86]，也有最大化使用玉料制作玉器的表现[87]。笔者认为，良渚玉料供应丰富是必然，而史前良渚先民也已拥有似殷人般珍惜和最大化使用玉料的心思及智慧，无法据此判断其玉料为本地来源。
据图3，良渚文化代表器之琮形玉器集中制作使用于第三级阶梯，近古海岸线和近河分布。考古遗存证明，古老文明起源与河流密切相关，水路在远距离物资输送中往往是当仁不让的运输通道[2,88]。虽然辽东、胶东半岛尚未发现史前船具的实物资料，但其往来交流的事实已无异议，且胶东半岛曾出土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较大网坠和深海鱼骨，暗示其船具已经可以进行深、远海作业[17]。环太湖地区史前船具的相关发现则较为丰富，如跨湖桥遗址曾出土独木舟、木浆[76]，河姆渡遗址曾出土木桨、陶舟[89]，吴兴钱山漾遗址曾出土木桨等[27]，实证南方先民很早之前就可以驾驭水路。实际上，陈杰[35]曾根据福建霞浦黄瓜山、广东海丰三舵等地发现的琮和舟山群岛上所见良渚文化因素，提出良渚文化的流传可能存在海路。就此试解良渚文化为何舍近求远主要沿着江苏沿海向北发展，却没有向内地的宁镇地区大举扩张，除了因为江苏东部与太湖平原的地貌环境更为接近等原因之外[90]，或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良渚玉器的玉料主要由北方而来，向靠近玉料供应地的方向发展总是更为容易。而在较远距离的跨区交流中，水路尤其是近海水路通道可能扮演着比我们想象中更重要的角色。
玉料溯源问题一直是古玉器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对于揭示史前先民的活动范围、开采加工和运输能力等区域科技生产力水平、物品交换模式及文化交流路线等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本文通过对红山、大汶口及良渚文化典型器之玉龙、玉龟、玉琮形器的出土地点梳理，结合对长江下游各史前遗址出土玉器的材质特征观察，以及学者们对史前辽东半岛、海岱地区与环太湖地区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认为史前中国东部存在辽宁岫岩(一带)玉料自北至南的传播通道，是燕辽、海岱、环太湖三地上层交流的一部分。同时认为，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环太湖地区的史前玉料兼有就近取材及远程输送可能，而水路，包括近海水路在南北物质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
李新伟[44]曾引用美国考古学家皮波斯对密西西比河流域史前社会的经典研究，指出越是远离普通民众且只有社会上层才能获得和使用的物品价值越高，越是来自远方的物品价值越高。多位学者认为，距今约5500年前中国各主要文化区同步飞跃式发展，并交流互动形成了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39,91]。结合前文的梳理、论述，笔者大胆推想，燕辽、海岱、环太湖三地之间玉料资源的交流可能零星发生于距今约6000年时(崧泽文化早期)，逐渐兴盛于距今约5400年左右(良渚文化早期)。有意思的是，海岱地区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天然成为南北交流的重要中介，但海岱却在三地之中“特立独行”地形成了以牙雕和陶器为主承担思想意识载体的特征[19,92]。又或许正是因为对玉器的这一点“轻视”，大汶口文化时期海岱地区才可能以来自辽东的很多珍贵玉料与环太湖地区进行交换交流。
致谢：感谢邓淑苹老师审阅指导，感谢石荣传老师启发帮助，感谢复旦大学魏笑颜和东华大学蔡芷茜协助绘制文中插图。插图涉及考古出土资料众多，受篇幅所限，未一一列出文献来源，一并向相关作者或单位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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