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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洙，凯 琳
(1.延边大学 朝汉文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2.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北京 100089)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1]。语言文字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承载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中国的语言文字具有多语言、多文种、多方言的显著特征。各民族绚丽多姿的语言文化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语言是探究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存在关系的活化石，通过对民族间语言的考察更能管窥民族文化交往的历史。《蒙语类解》作为汉语、朝鲜语、蒙古语三种语言的对照辞书，是考释东北地区民族语言关系的重要资料，也是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各民族语言交流的重要佐证。《蒙语类解》现存版本是1790年(朝鲜正祖十三年)的补卷增加后重刊的。朝鲜司译院为朝鲜王朝时期官方设置的培养翻译人才的“译学”机构，分别教习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语，而《蒙语类解》是朝鲜司译院“蒙学”所用教科书之一，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始用于司译院“蒙学”[2]。《蒙语类解》分为上、下卷和补编部分，全书共54个类目，其中上、下卷3 842个词条，补编部分1 475个词条，共5 317个词汇。包括天文、时令、地理、人伦、人品、身体、容貌、气息、性情、言语、动静、人事、宫室、官职等14个类目、1 112个词条。本文拟以《蒙语类解》中的标记与音韵、语法形态、构词方式为例，考察近代朝鲜语、蒙古语语言特点和它们的异同点，期冀推进对朝鲜语和蒙古语的比较研究，对朝鲜语语系归属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各民族多元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
本节主要考察正音字标记和补充记号、汉字音、元音和谐等现象。词汇是通过语音标记的，朝鲜语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标记。创制训民正音之前，朝鲜语的标记主要是通过汉字的音和义；
训民正音创制之后以正音字标记或以正音字和汉字标记；
现代朝鲜语以正音字标记为原则。《蒙语类解》的词条以汉字标记，在下面以朝鲜语对译语的正音和汉字来记录，在圈点下面用正音字母标记蒙古语，详见图1。
图1 《蒙语类解》词条中的汉、朝鲜、蒙古三种语言的标记示意图
(一)正音字标记与记号的使用
△。、∨。：连续使用两次符号。
(二)汉字音的标记
阁老(阁老[kakro][kʌrao∨])、柑子(柑子[kantsa][kan△ts])、公主(公主[koŋtsu][u∘rus∨ unguŋju])、觉罗([tiinhn tsoŋil][kjoro])、打更([kjʌŋdjʌm tshida][iŋ tshjokhiba])、更([kjʌŋ][tsiŋ])、二更([igjʌŋ][hojadugaliŋ])、将军(将军[tsaŋgun][jaŋjun])。
8.朝鲜语汉字音元音：
贝勒(贝勒[phairk][pʌi`∨rʌ])、贝子(贝子[phaitsa][pʌis])。
这些语音现象说明朝鲜语、蒙古虽然都吸纳了汉字词以丰富本民族词汇体系，但是吸收汉字词的时候各民族处理汉字音的方式有所不同，有些汉字音被处理成相同的音，也有很多被处理成不同的音。
(三)元音和谐现象
元音和谐是指“一个音系单位的发音方式或受一词或短语中另一单位的影响(即与其‘和谐’)”[4]145。即，词语语素或语素之间相同或类似元音的排列和谐现象,元音和谐分为高低和谐型、舌位前后和谐型以及唇形和谐型等。
在《蒙语类解》中可发现如下18世纪朝鲜语词汇与蒙古语词汇。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在18世纪朝鲜语和蒙古语也有很多元音和谐现象。
蒙古语亲属称谓也可以看到元音和谐现象。
(四)元音的连续发音
与朝鲜语不同，《蒙语类解》中蒙古语的元音有很多连续发音的现象。
1.相同的元音
2.不同的元音
语法分成语法形式和语法内容两部分。语法形式是语法规则依附的物质载体。把具体的语法形式加以概括形成的类型，就叫语法手段[5]338。朝鲜语与蒙古语语法形式是指在相同或不同词性的词汇之间出现的一种表示语法关系的语素。语法形式在朝鲜语和蒙古语中根据词性的不同可分为体词形与谓词形。《蒙语类解》作为与汉语对应的朝鲜语与蒙古语词汇或词组的辞书，在词组的组合关系中会出现一些语法形式。
(一)主格
主格在朝鲜语和蒙古语中以绝对格即零形式的形态出现。
(二)所有格
(三)终结形态
1.谓词的原形态
2.使动和被动形态
3.疑问形态(原型与疑问型)
4.命令形态(原型与祈使型)
(四)词组结构类型
词组在句子中具有相当于词的作用，但它是比词大的语法单位。关于词组有不同的定义。严格按照句法结构关系来说，词组是实词和实词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是按照一定的语法关系进行的[6]149。汉语词汇在朝鲜语或蒙古语中以词组形式出现，这些词组结构主要有主谓型结构、补充型结构、修饰型结构、规定型结构、否定型结构等，体现了语法形态与语序方面的特征。
1.主谓型结构
从上例可以看出，朝鲜语和蒙古语的主谓型结构词组中均无语法形态的介入，且二者语序相同。
2.补充型结构
从上例可以看出，朝鲜语和蒙古语的补充型结构的词组中均无语法形态的介入；
二者语序相同，既存在和汉语语序相同的情况，也存在和汉语语序不同的情况。
3.修饰型结构
从上例可以看出，朝鲜语和蒙古语的修饰型结构词组中均无语法形态的介入，且汉语、朝鲜语、蒙古语的语序相同，即修饰语位于被修饰语之前。
4.规定型结构
从上例可以看出，汉语、朝鲜语、蒙古语的规定型结构词组语序相同，即规定语位于被规定语之前。
5.否定型结构
语言中词的构成形式或规则叫构词法。在西洋语里构词是通过添加词缀、元音或辅音变化、重音变来进行的，即曲折变化法和派生法[7]213-214。在词汇构成方式上，朝鲜语和蒙古语主要使用合成法和派生法。
(一)合成法
(二)派生法
朝鲜语中的派生构词法主要是将词干和词缀作为一个词来标记；
蒙古语的派生构词法则是在词干之后加接各类构词后缀，分开标记。
指人的构词后缀：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近代东北地区民族语言交流研究，揭示了以18世纪末《蒙语类解》为代表的类解类译学书是促进各民族间语言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用性辞书。通过对该辞书的标记与音韵、语法形态、构词方式等的分析可见当时的学者对汉语、朝鲜语、蒙古语的认知体系，也考察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语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不同民族之间语言交流关系。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8]。
通过对《蒙语类解》的系统性考释可以得知，首先，在语音方面：朝鲜语中有硬音，蒙古语中没有硬音；
相比蒙古语，朝鲜语中存在元音“·[]”这个音；
蒙古语中的双元音比朝鲜语中的双元音多。可以肯定朝鲜语与蒙古语都保留了近代的8终声，有4个只在朝鲜语中使用的终声“[kh]、[rk]、[rb]、[rs]”。此外，可以看出蒙古语与朝鲜语的语音体系中有很多初声、中声、终声相同的语音，但也存在着不同的语音体系；
从标记上可以看出，相对于朝鲜语，蒙古语更细致划分了舌音“[r/l]”以及元音“[u]、h[ja]、[u]、[i]、[ʌi]、[]、[ʌ]”等。
最后，在词汇方面：在译学书类目中出现的词汇，可以认为是当时编撰者所认定的最基本的词汇，同时也是当时实际生活中最重要的词汇。在本文探索的基础上，日后可以继续对词汇特征，如多义关系、同音关系、类义关系、同音异义词以及拟声词等进行更多对比与分析。
各民族语言交流是我国语言文字资源丰富的一个体现，各民族共享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标志。语言是交际工具，承载着民族文化传统；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凝结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和共同文化的核心纽带，蕴含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部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提升各民族凝心聚力的强大武器。如何站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出发点合理统筹民族语言交流，如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科学研究民族语言交流，是学界需要持续思考的一个科学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