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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杨 露
龟兹古国地处丝绸之路中间地段，克孜尔石窟艺术是龟兹古国历史与文化的经典，克孜尔石窟位于现在新疆的库车。克孜尔的壁画风格呈现多样性，作为新疆最有代表性的石窟，在中原传统传入之前，克孜尔的石窟壁画艺术就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艺术风格特征，从对犍陀罗风格的直接模仿演变成具有龟兹特点的犍陀罗风。本文分三段阐述，第一段阐述克孜尔壁画中犍陀罗风、第二段是在龟兹发生嬗变犍陀罗风格、最后总结。犍陀罗风格的壁画主要是佛传故事画居多，分布在石窟内侧，用色主要由黄红棕三种颜色组成，每一种颜色都有变化，每种颜色互相融合交替绘制在石窟内侧。龟兹本土风格的壁画主要围绕中心柱绘制，是古龟兹民族在吸收外来石窟艺术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特点以及本民族的文化而创造的，也被称独有的龟兹式壁画艺术。龟兹风格的壁画在色彩方面增加了鲜艳明亮的石青和石绿，给人一种对比强烈视觉醒目的感觉。这两种风格在壁画内容题材、绘画技巧以及人物形象上都有着各自的特点，每一种风格都体现着不同时期绘画创作的辉煌成就，并且影响了新疆其他地区的石窟绘画艺术以及中原早期的石窟绘画艺术。
犍陀罗是真实存的一个大国，原位于古印度王朝政权与西亚交界处，大约在公元6世纪时期强国势力之间激烈争夺政权地带，先后被波斯王朝和马其顿政权中的亚力山大帝以及孔雀氏王朝政权统治。公元前约3世纪，阿育王派末阐提到的犍陀罗传教，这个时期佛教正式传出入犍陀罗。随后在孔雀王朝逐渐走向瓦解衰落后，希腊人部落和许多其他原始民族先后开始了主宰整个犍陀罗大陆延续了约一个多世纪。故而，整个犍陀罗地区政治文化艺术活动同时都受到了波斯历史文化、以及对希腊社会文化、和对印度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多重和综合影响。公元约第1世纪的，贵霜帝国开始正式兴起，贵霜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拥有的广大领土疆域，从而分别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了自中亚和南亚的大陆，在北部的地区形成一个势力庞大的帝国，国都富楼沙①。
贵霜帝国诸王对所占统管的区域领土范围内保存的各种古老民族和风俗传统及一些原始的艺术，采取了兼容并外包和保护及鼓励和发展的政策。到了迦腻色迦和胡维色迦两个统治的时期，佛教艺术在犍陀罗帝国中和贵霜帝国得到了发展。在社会文化艺术形态上，东西文化上的艺术风格交融与碰撞的现象明显，犍陀罗的地区出土有大量精美的壁画，大部分是希腊艺术与犍陀罗艺术相结合，呈现出了反映出贵霜文化特有的文化韵味。有考古学者把犍陀罗艺术形式分作为了如下几个四期。
第一期：公元前1世纪，是犍陀罗石窟艺术形成与发展阶段，这段时期风格大致属于古希腊风，人物造型方面也是承袭着古希腊式传统造型艺术形式，非常注重人物姿态动作变化和在人物服饰细节处理，造型表现的形式上同样也都是严格遵循了希腊式艺术传统的。人物整体身高体形特征及面部外貌处理得非常粗糙，这样的绘画形式跟当时统治者的审美倾向和绘画技术有关。第二期：公元1世纪末至约2世纪，属于迦腻色迦统治的巅峰黄金盛时代，犍陀罗的工匠经过专业的培训，就已经开始广泛的使用岩石料进行绘画，从而替换了前阶段单一片岩。本时期出现连环画的构图形式，让几个连续故事情节画中出现的几个人物成一个排列成一字形式，但没有按照连环故事情节画的出场先后顺序依次排列，在次序上比较杂乱。第三期：公元约2世纪至公元3世纪初，这个时期属于胡迦色迦和波薮提婆的统治时期，在这个时期的犍跋陀罗艺术，已经是犍陀罗艺术史上最具代表性，艺术产物最著名最丰富而且多产的一个时期也是犍陀罗艺术重要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犍陀罗艺术的产在艺术方面有着重大的研究意义，现今的博物馆里收藏了很多这个时期艺术的产物。这个时期的犍陀罗艺术开始强调造型背后的美学寓意，不是简单的塑造人物的形象。第四期：公元约4世纪至公元5世纪，在当时的统治时期。被称作“后犍陀罗派”或“印度—阿富汗流派”），流行地区范围从印度一直延伸至古代的大夏，即在阿姆河之西岸，较之前的三期不同，第四期流传范围更广泛，并且采用了犍陀罗的传统造型。绝大多数的造像仍采用原始犍陀罗佛教传统佛像造型，人物表面赋色，如黑色波发，洁白的面部，柳叶黑眉等等。本期佛像作品除基本延续前期创作固有构图样式特色之外，还运用了梵语印度的本土即秣菟罗艺术元素，脸形整体趋圆，表情饱满，人物形体细节把握更加娴熟。这个时期的绘画形式已经达到了饱和，在造型方面的精细。
犍陀罗完善了石窟艺术，使石窟艺术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影响深远而广阔，后经丝绸之路远播四方。犍陀罗艺术是直接影响我国新疆地区石窟艺术最重要的，给我国西域地区注入了灵魂，为西域石窟艺术发展尊定了基础，使得西域地区的石窟艺术在后期也保留着犍陀罗的艺术形式。
犍陀罗石窟壁画对克孜尔壁画影响深远，在克孜尔壁画创作的期，壁画的题材内容表现出对犍陀罗石窟艺术的依赖与继承，也为克孜尔石窟艺术的发展尊定基础。克孜尔的艺术风格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克孜尔壁画的艺术风格直接继承了佛教发源地的犍陀罗石窟壁画艺术，另一种是具有希腊古典艺术的犍陀罗风格嬗变，这两种风格为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提供了参照②。
从一些早期克孜尔的石窟壁画艺术有直接沿用犍陀罗艺术风格，从克孜尔石窟壁画里的造像作品风格来判断，主要是受犍陀罗造像的影响，在人物形象方面塑造的人物面部神情平淡冷峻，其模仿的痕迹非常明显。早期壁画中人物发式为规则的波浪卷发，波纹型具有装饰性，不管是从头部看还是脸部造型特征，都具有明显模仿犍陀壁画艺术的痕迹。在人物站姿上跟古希腊神话人物的站立姿势相似，一条腿支撑站立，另一条放松，这些早期的人物形象是印度佛教艺术和希腊艺术逐渐融合的产物，这种艺术风格最早出现在犍陀罗地区。在早期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犍陀罗壁画艺术风格的影响非常的直接，在石窟主室券顶的天象图中的太阳神穿着长衫，驾着马拉车，人物形象跟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很像。比较具有犍陀罗壁画典型特征克孜尔118窟（图1）的整个色彩是偏向红褐色，画中的佛像拥有高挺的鼻梁，
图1 克孜尔118窟主室
深邃的眼窝，脸部五官布局舒朗，造型显得丰满而健壮。这个时期石窟深受犍陀罗风格的影响，在顶部壁画中，佛像的脸部比较长，鼻梁高挺，穿戴的衣服与希腊人的披袍接近，德国学者将这种受犍陀罗影响的克孜尔风格称之为克孜尔的第一种风格，犍陀罗风格样式是中亚以及新疆地区早期石窟艺术的中介体以及使之融入本土元素的间接摹本与参照物。
随着历史的发展犍陀罗的衰落以及中亚各国之间相互交流学习，不仅仅在经济上互相往来在艺术方面绘画风格创作手法的流传及呈现出必然的地域性变化，在艺术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犍陀罗艺术在后期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力，到公元四世纪为止，犍陀罗壁画艺术不再沿用古典风格犍陀罗风格已经完全变成传播佛教艺术的媒介。公元5世纪和6世纪才陆续形成的克孜尔壁画，显然已经不再直接继承犍陀罗风格的艺术创作，犍陀罗风格样式在后期只是作为中介体或者是让石窟艺术融入地方元素的一种间接的摹本或参照对象。克孜尔石窟位于中亚的的腹心地带，首先是克孜尔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犍陀罗是佛教艺术发源地之一，与在龟兹发展过的佛教艺术相比更具有原始性。同时龟兹受到各地的影响佛传故事早已成熟，不仅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也创作了新的艺术风格。这些壁画虽然有自己的风格但跟犍陀罗壁画艺术观点一样，采用一样的构图，只是在人物衣着方面比较暴露，克孜尔76窟的“释迦诞生”摩耶夫人的跪姿出现了变化，沿用了其他民族的习俗，这种单膝下跪的姿势跟犍陀罗的艺术风格区别很大，在继承犍陀罗艺术构图的同时有对其人物形象进行简化③。
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在很长时间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对早期克孜尔壁画风格提供创作模版，激发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发展，使得克孜尔石窟壁画融合东西文化，创造了灿烂，辉煌的艺术成就，对于艺术源头的道溯，有利于深入研究克孜尔石窟多元文可汇流问题，对壁画的年代划分标准有重要的价值。
随着克孜尔石窟艺术的继续发展和延续，龟兹地区的犍陀罗风格发生了嬗变，龟兹样式的壁画主要分布在中心柱石窟内，最有特点的是菱格式构图和绘画技法中运用了晕染法。有些学者认为菱格画的构成元素是几何图形，几何图形排列组成，重复叠加形成的，最主要的是三角形和乳突形。对于两种形状象征的含义的解释，有可能是壁画家对自然特征进行了参考，克孜尔壁画中的三角形来自龟兹地区的地形描绘，乳突形的原型来自植物形状的转化，克孜尔的画师都是经过专业培训后进行创作的，这些画师有足够的素养把龟兹的文化，民族特色，历史风貌用绘画的形式展现出来。
克孜尔38 窟（图2）的菱形图经历从单幅构图到连续构图的发展过程，在色彩上叠加重复使画面产生秩序感。纵券顶中心柱形支提窟是克孜尔的常见洞窟形制。菱格图结构强调秩序美感，大量的佛像造像布满画面，但是并不觉得拥挤杂乱，在视觉上整体壁画秩序井然，内壁两侧不断重复使画面十分稳定，色彩重叠使得色调均衡，壁画中的动植物丰富了画面的同时也没有打破菱格形构图的平衡，让壁画更生动。菱格画的显著特点是装饰感强，菱形格本身带有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的连锁结构，尤其是它富于秩序感的四方连续平面构成的背景形式与色彩，巧妙地将佛教故事的内容合理地排列在山形为中心的绘画环境中，这种风格的壁画在克孜尔石窟中分布得非常普遍，并且占据整个壁画的绝大部分。
图2 克孜尔38窟主室
克孜尔石窟的龟兹风格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是产生于龟兹本土的绘画形式，题材丰富，表现形式新颖，是佛教东传与龟兹美学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在壁画创作中，采用除了平涂以外的技法还常用凹凸晕染法，讲究对比强烈是龟兹风格绘画技法的一大特点。具有龟兹风格的克孜尔38 窟（图3）中石青、石绿、棕色等颜料使用频繁，冷色中点缀暖色让色调产生了对比效果，在根据佛教故事中人物的特点需要，人物肤色多种多样，色彩层次更富于变化，艺术形式夸张。龟兹风格石窟壁画的装饰性和生动性特点，主要是通过线表现出来的，线在中西方绘画中都是构成画面的主要元素，克孜尔的画师追求屈铁盘丝画面上同时采用“屈铁盘丝”和凹凸法两种绘画技法。“屈铁盘丝”的线条硬朗豪放刚劲有力，飘逸灵动的线条搭配凹凸晕染法使画面表现出立体感，突破了平涂的绘画方式，这种表现形式跟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壁画相似或近似。晕染方式有主要是沿着轮廓晕染，在用线上的粗细变化和方向轨迹运用到了极致。画师先用细线条描绘出人物轮廓，用线条粗细变化表现出不同的人物特征，能准确地反映出人体各部分的形态。在克孜尔壁画的形成与发展中可以看到，克孜尔的龟兹风格通过几何形的搭配，形成了具有装饰性民族特色绘画形式④。
图3 克孜尔38窟
克孜尔石窟艺术又随着丝绸之路开始传播，推动了在我国内地大量石窟艺术的发掘开凿活动及其主要艺术形式，在早期的石窟艺术史上占有一个极有重要地位的独特地位。古龟兹国宽容开放的宗教政策、开放多元的民族政策和豁达包容开放的社会心态，为古龟兹的交融发展提供起了一方生根，发芽的精神沃土。来往于丝绸之路的人们为龟兹文化的丰富与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犍陀罗、印度、波斯、北方草原，中原等艺术元素都曾经在这里交流碰撞。在这片多元文化和多种民族交汇的沃土上，有着丰富且独具地域特色的艺术遗产。
克孜尔龟兹风格的壁画是丰富多彩的，虽然吸收了外来艺术的精华所有这些外来的成分都是融合了当地艺术的成分从而形成本民族的文化，也体现了龟兹自身的特色。克孜尔石窟的龟兹艺术风格为线索，分析艺术元素发源与龟兹的联系，以及在克孜尔石窟中图像发生的嬗变和历史文化成因，描绘出龟兹艺术元素从兴起至衰亡过程中东西方文化汇流的脉络。并揭示龟兹文化在东西方交流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进一步对龟兹文化发展的论述，并从更深层次上还原龟兹古国的历史风貌，再现那湮没在茫茫沙海中古老而绚烂的文明。在漫长的过程中，从而形成现在灿烂辉煌的艺术成就。
总之，克孜尔的石窟艺术吸收了犍陀罗佛像艺术的精华，随着历史的发展，融合了多个民族美学审美，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石窟艺术，克孜尔石窟作品形式一样都是相当地丰富而多彩的。虽然同时它们又兼容并蓄了西方大量的外来的装饰艺术样式之中的各部分精华，早期稠密繁复的衣服褶纹有受到犍陀罗艺术的直接影响，后来又发展成圆动的衣纹，可从中看到犍陀罗艺术在克孜尔石窟的嬗变中特有的一种节奏韵律感，在线条处理的较为流畅清晰和简洁明快。这些艺术的形成相互融合并不是简单和杂乱的堆砌，所有的艺术通过在与当地民族的艺术之间有秩序的结合，才得以形成所谓的龟兹风，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艺术文化，也是充分体现出了龟兹文化艺术的自身所独特的民族特色。克孜尔石窟的历史与发展的轨迹，折射了不同文化的碰撞，石窟艺术在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从犍陀罗艺术的传入龟兹到模仿再结合了多种文化从而形成现在灿烂辉煌的艺术成就。也表现各时代各族人民劳动的勤劳智慧，融汇东西方艺术精华成果的思想。
注释：
①张建宇.赫拉克利斯与佛教护法：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武备［J］.美术研究，2022（2）.
②田卫疆.我国西域史文献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写在《龟兹石窟题记》出版之际［J］.西域研究，2022（1）.
③杨巨平.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神”及其在中国的演化——一项基于图像的初步考察［J］.西域研究，2022（1）：137+172.
④于亮.克孜尔石窟壁画题材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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