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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波
■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组织理论视域下海伦·斯诺工合思想的现实意义
张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1）
海伦·斯诺等人发动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了世界性的政治影响，本文通过马克思经济组织理论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解读，分析其历史合理性与历史局限性，探讨这一历史经验对当代社会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
海伦·斯诺；
经济组织；
工业合作社
抗战时期中国工合运动的发起背景主要是战时经济困难，这项创举纾解了很多困难，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目前的疫情之下，普遍的经济困难是世界性的，应对方案的选择中工业合作的再创新有着积极的建设意义。同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稳步推进的大背景下，绝大多数行业都将面临重组与改造，这是进步，也是大浪淘沙的裁汰过程，在未来一段时间，暴发性经济增长的狂欢将很难出现，双循环的推进过程一定伴随着很多迷茫与焦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需要对工合的深度回忆，而且肯定需要尝试经济合作的新形式。本文尝试从马克思经济组织理论的视角，对工合运动这一历史经济现象进行剖析，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抗战时期肇始于陕西省宝鸡市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影响第二大的合作社尝试，仅次于建国后持续20年的人民公社尝试。中国工合的创始人是几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路易·艾黎[1]。工合思想首先是从海伦·斯诺的思绪中流淌出来的，所以后来她被尼赫鲁命名为“工合之母”。1937年12月的一天，在上海，斯诺夫妇参加英国领事约翰·亚历山大的聚会，约翰·亚历山大是合作事业以及“合作联邦”思想的坚决支持者，海伦·斯诺反对这种主张，两个人发生了争论，但这场交流给海伦·斯诺带来启发，第二天她就有了工业合作社的初步构想并开始狂热地寻求支持。经过耐心的说服，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她的支持者[2]。直到1938年8月，工合组织者著名经济学家卢广绵在宝鸡街头找到7个铁匠，终于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九个月后，中国就有1200个合作社了，到1940年，工合组织覆盖全国，三条“工合线”从中亚的大沙漠一直延伸到中国海南，为中国抗战发挥了大后勤的作用。1942年海伦·斯诺把她记录中国工合的著作《中国为民主奠基》通过宋庆龄送给尼赫鲁，尼赫鲁为这本书撰写前言并安排在印度出版，以此书为教材，在印度发起以“合作”为形式的“工业革命”并创办了5万个工业合作社。到上世纪80年代，印度工合社员总数居世界之首，苏联第二，美国第三。尼赫鲁说：“如果整个世界要从当前这个战乱不休的野蛮状态中崛起，那么，将来很有可能非以类似的方式组建我们这个世界不可。”美国成立了“美国支持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罗斯福夫人任该委员会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颜录尔上将任主席。埃文斯·卡尔逊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组建以“工合”命名的突击队，1943年美国为埃文斯·卡尔逊拍摄了一部名为《工合》的电影。英语中来自中国的词汇有近百个，如太极、风水、台风、丝绸、丢面子等，但Gung Ho被排在第一位。
在中世纪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最早萌芽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合作思想，乌托邦社会主义在这个土壤中提炼出了很多理论认知，1844年英国罗奇代尔镇28个失业纺织工人自发成立“公正先驱者消费合作社”是世界公认第一个最成功的合作社[3]。北大胡钧教授在1918年与学生创办的“北大消费公社”是中国第一个合作社，1922年9月毛泽东在安源创办的“铁路工人消费合作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合作社。
海伦·斯诺的工合思想是绵延百年的合作经济思潮的一部分，虽然没有清晰的继承脉络，但并不是海伦·斯诺从无到有的初创[4]。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组织思想已经逐步形成，后来对英国、德国、美国、日本、以色列、苏联和中国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海伦·斯诺的工合思想受启发于英国领事约翰·亚历山大，在形成思想细节的过程中也受到中国共产党推进的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在影响深远的合作经济思潮中，海伦·斯诺和她志同道合的同事虽然没有进行太多理论创新，但发动了一场成功的声势浩大的人民经济运动，对合作经济思潮实践经验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5]。
路易·艾黎在《什么是工业合作社》一文中写道：“工业合作社就是一群人联合在一起，用他们生产劳动的成果，改善自己的生活，并给他们所在地区带来经济的繁荣和稳定。这群人包括待业的知识青年和工厂的下岗工人。这些人用合作的方式从事工作和劳动，他们对自己工作的成功或失败负责，自负盈亏，自己选举自己的领导人，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依靠其他组织派人指挥其工作。以这样的组织形式从事生产的单位就叫工业合作社。”路易·艾黎也被成为“工合之父”，是工合运动的实际操盘手，他定义的概念准确描述了海伦·斯诺的工合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合作经济组织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它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性质下，是劳动者以联合为基础的经济形式，这种联合既可以是生产要素的联合，也可以单纯是劳动的联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这两种形式：合作工厂和合作社。这两种组织均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向社会主义联合生产的过渡形式。
马克思坚持认为，对生产力的解放过程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现过程，社会财富的秘密在于庞大人力资源的有效聚合，这与他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相一致。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是一定会消亡的，但马克思没有提出农业生产的具体组织形式。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里最先提出“基于组合原则的大规模经济的优越性。”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深入展开了农民合作思想并提出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原则。基于对人的社会属性的信念和对社会化大生产的信仰，马克思以商品为入口，坐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婴儿车旁，用一生的时间为这个制度撰写着墓志铭。他的写作逻辑，是沿着生产力水平的方向进行推演的，顺着这个逻辑，他推演出不同形式的经济组织的生成与消灭过程，而合作经济，是这个逻辑中重要的过渡阶段，它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相对传统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其局限性也在于限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
海伦·斯诺的工合运动正是马克思所推演的这个逻辑过程的一部分，工合运动在中国历史一个特殊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成功解放了潜在的生产力。海伦·斯诺和她的同事们对工合运动的成功所根据的历史特殊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努力尝试把这种成功植根于更稳定的历史普遍性规律之中去，虽然这一努力并未成功，随着中国历史的快速演进，促使工合运动成功的历史前提迅速消失，巅峰时期组建的3000多个工业合作社在短短几年后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工合运动的成功所根据的历史特殊性主要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海伦·斯诺在《中国为民主奠基》中写道：“上海-无锡地区是中国工业的心脏，这一地区被占领时，中国现代工业工厂总数的约70%遭到破坏，停业或被敌人接管。只有极少量的设备提前转移到内地。汉口和广州沦陷后，中国已失掉了至少90%的现代工业基础.中国的二百万熟练工人都近乎赤贫”[6]。在日军轰炸深入内地的情况下，中国战时工业能力的恢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对此项恢复的需求又是那样迫切，因此海伦·斯诺的工合提议迅速得到各界的认同与支持，这是工合运动能够轰轰烈烈展开的历史大背景。海伦·斯诺在《中国为民主奠基》新版序言中写道：“我把工业合作社看作现代思想到达宗族制度村庄的唯一途径，并且它能够与任何形式的经济，无论是宗族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共同存在”。这个认知事实上已经夸大了工合运动的现实适应能力。当然海伦·斯诺还从其他角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她特别分析了日本经济的组织形式，她援引利物浦大学教授艾伦《日本，饥饿的客人》一书中的描述：“如果我们把房屋建筑和公用事业排除在外，在1930年，只有四百五十多万人口从事制造工业，约三十一万五千人从事采矿和采石。在制造工业人员中，约一半人是在五人以下的车间工作，约百分之七十的人是在五十人以下的车间工作。……大约全部布匹的五分之三（数量），以及缝制日本和服的精细布料是纺织工棚生产出来的。一些工棚还不到十台织机，但相当一部分工棚是由手织机组成的，当然比例在不断下降。五十台织机以下工棚里的织机，占全部织机几乎一半，都在织布专家手里。……在部分棉花贸易中，大型‘联合’厂对于兰开夏郡的专业化式的工厂来说，是一种优越的组织形式”。海伦·斯诺据此认为由小型生产单位联合起来的合作经济更适合工业化水平不高的国家。这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工合思想对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也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但适应性与生命力有时候是成反比的，当中国开始有条件组织大型工业生产，不管是由民族资本还是由国营经济主导，合作经济的价值就相对黯淡了，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
生产力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概念，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围绕这个概念展开。在马克思对各种类型经济组织的研究中，对合作经济所能解放的生产力的评估是有限的。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断接受着塑造，种种经济组织是特定阶段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每种类型的经济组织都有一定的生产力释放能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造成相应规模的经济现象。海伦·斯诺等人发动的工合运动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上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还产生了足够广泛的国际影响，这样的一笔历史财富，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因为历史发展的复杂度不断刷新前所未有的水平，明确这种借鉴意义也是非常困难的[7]。
现实情况是，合作经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长期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经济活跃度非常低。主要是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这两种组织形式担当着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这样，除了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种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合作经济组织运作非常成功，但这与以色列特殊的国情明显相关，不具有普遍意义[8]。
合作经济组织之所以陷入长期的低迷，主要原因在于私人资本力量对生产要素有着更高效的组织力量。二战以后，尤其冷战结束以后，长期相对和平的历史条件下，私人资本对生产力的释放能力被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国有经济通过超大规模的整合实现了相似的释放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留给合作经济的发挥空间就很小了[9]。
目前的世界经济版图中，私人资本与国有经济编织着主要的经纬，现象级的经济现象主要由这两个引擎驱动。在生产、流通、信用、服务等环节中，合作经济组织只能发挥非常有限的辅助作用，各种经济主体的参与热情都不是很高。各个国家和合作经济的研究者与推崇者一直致力于在现有的经济体系中为合作经济找到一个可以发挥作用的入口，但视野大都局限于传统概念中的工业、农业、商业范畴，所以很难突破合作经济受困其中的历史局限性。
马克思把生产分为四种：物质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按照这样的思路，合作经济是有机会创新经济组织方式，实现对生产力一定体量的释放的[10]。
海伦·斯诺的工合思想一直以小生产为出发点，她认为“中国应该发展合作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这是个吸引人的观点。如果后者发展了，这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并趋向发展另一个帝国主义竞争势力”。海伦·斯诺认为这种保守“特别是对保护美国工业和工资标准具有历史性的重大作用”。但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止步于海伦·斯诺的保守，时至今日中国的生产力已经深深融入国际大循环当中。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小生产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大资本与科技结合所释放的惊人的生产力，加速了和加速着对小生产的淘汰过程，生产环节的剩余劳动力资源被驱赶到流通领域和其他服务环节，这些环节对劳动力来说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安身立命，驱赶过程还在继续，马克思所预言的人类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方式是以剥夺开始的。就此而言，在物质生产领域，人能占有的空间会不断萎缩下去，合作经济可以有所作为的可能也因此非常渺茫。
在人类自身再生产，也就是人口生产领域，虽然自动化与智能化的进步不断提升着人口生产效能，但人对人的服务本身是技术最难替代的，目前不管是公共供给还是商业供给，能够实现的满足度是不高的。人口自身再生产环节非常负责，涉及产业很广，对细节的要求又特别高，在物产生产领域积累了粗放经验的私人资本和国有经济都很难在这个领域提供高质量的供给，合作经济在这个领域的创新空间很大，中国工合运动中表现出的情怀担当也有着最能发挥的用武之地。
精神生产领域是当代供给质量最低的领域。物质生产的过剩会影响经济健康发展，人口生产的过剩会造成社会压力，而精神生产领域的过剩会在人们的生存体验中积累焦虑，当代精神生产供给质量之所以最低主要就是因为生产过剩，信息爆炸并没有相应伴随着人本身信息处理能力的提升，人们所能借助的信息处理工具的进步速度也没能追得上信息生产本身的速度，这直接影响到教育、社交及心理健康等等人的直接生命体验。在这个领域合作经济的介入空间很大同时门槛也很高，达成实效的难度非常大，但人们的需求也最迫切，一些读书机构都可以掀起现象级的经济涌动，如果能有效整合知识分子的专业力量，有可能提供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高质量服务。
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领域也是一个不断活跃起来的领域，经济基础的快速演变不断重塑着上层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不断被冲击，人们的共生方式处在持续的创新过程中，传统的伦理观念、等级关系及经济关系的边界不断被打破，这个过程在中国虽然已经持续上百年，但大密度、高透明度、快节奏的当代，这个问题对人们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构成愈来愈严重的挑战，共生焦虑日益严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相对封建社会取得的进步是把人们从人对人的依附解脱出来，而共产主义相对资本主义要取得的进步是把人们从人对物的依附解脱出来。实际上这两种解脱都还在路上，绝对贫瘠的消失使人们对相对比较伤害变得更加敏感，整体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在不断降低，社会组织成本在变大，向心力在丧失，在经济利害纽带维系力减弱的情况下如何更有效地把人们整合在一起，是社会关系再生产领域的重要任务。工合经验在这个领域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11]。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海伦·斯诺等人发动的中国工合运动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事实上是远远超过了其经济影响，这个现象没有超出马克思的理论解读范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未来的历史依然是在私人资本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斗争推动下向前演进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真正的潜力对经济基础产生的反作用力是有限的，其最大的潜力，应该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构建能力，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就是对生产力最充分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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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Helen Snow’s Working with Cooperation Thought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s E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ory
ZHANG BO
The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 movement launched by Helen Snow and others has a worldwide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rationality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event and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historic event from the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material production, population production, spiritu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 production.
Marx; Helen Snow;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dustrial cooperative
F116
A
1008-472X(2022)04-0026-05
2022-07-16
张波（1978-），男，陕西西安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学院，工程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本文推荐专家：
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和建设史。
刘建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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