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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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平,任文青,李丽坤

(1.邢台学院,河北邢台 054001;2.邢台技师学院,河北邢台 05400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我们党很早就开始了尝试实践,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就开始领导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立足当时的形势与任务,创设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治理体系,开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之前,赣南、闽西地区是一个落后、偏僻的区域,深受封建制度、西方宗教势力、国民党军阀政治的统治,经济社会发展非常缓慢,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困苦。中国共产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时,就领导广大的工农人民群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一)建立完善政治体制,保障民主权利

1.明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性质与政权组织形式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苏维埃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而那些“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专政的对象,被剥夺了参加政权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1]

另外,《宪法大纲》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在苏区实行全国、省、县、区、乡(市)五级代表大会制。规定16岁以上的公民都同样地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1]

2.建立完善民主选举制度

苏区的工农群众要发展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维护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就要用选举的办法,把大批量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而把旧人员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2]为此,我们党不断推进民主选举制度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制度,其主要内容如下:“选举原则、选举程序、选举方法、选举组织、选举经费、进行选民登记和确定候选人资格、选票的计算等”。[3]为使广大工农群众更加了解苏维埃民主选举,圆满完成选举工作,各乡组织了选举宣传队深入各家各户、村落地头,开大会、演新剧等方式开展宣传,促进了群众对选举的认识。完善了选民登记,坚持了选举权的普遍性、平等性原则,安排专人审查选民资格,并在选举大会召开前5天予以张榜公布,接受选民监督。如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的选民名单中,富农阙聚五的名字在列,群众发现后立即报告,“工农群众对于选举权的拥护和尊重,及对于敌对阶级的监督是非常认真的”[4]。各级选举大会的召开,也遵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如瑞金县武阳区武阳乡,1933年11月8日召开选举大会,选民进入会场要先行签到,宣布开会后,各苏维埃分别作报告、选民发表意见、介绍候选人情况、举手表决,你赞成姓张的你就举手,我不赞成姓张的我就不举手,看看赞成谁的多,谁就当选[5]。不断健全的选举制度,扩大了工农群众、广大选民的选举参与度,使群众加深了对苏维埃是真正自己的政权的认识,有力支持了革命战争。

3.建立健全了监督制度

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6]。为了防治权力滥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了议行合一制度,把政权机关的决议权和行政机关的执行权统一起来,将各级政权的工作效能发挥到相当高水平,成为“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切地方”。[7]临时中央政府加强了监督,一是新闻媒体监督,临时中央政府充分发挥苏区报刊媒体的监督作用,在报刊设置监督专栏,揭批官僚主义、贪污腐败行为。二是工农群众监督,苏区工农群众既可以选举代表行使管理权,也可以监督不称职代表。各级工农检察部设立控告局,接受群众的举报。工农群众组织突击队、轻骑队,对政府及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临时中央政府还加强了反腐败法制建设,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明确了对贪污行为的量刑、惩处标准。比如谢步升,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因吞没公款、收受贿赂、私盖公章、腐化堕落等被执行枪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苏区的廉政建设,使得苏维埃政府成为真正廉洁的政府。

(二)建立健全民生制度,保障民生权利

我们党十分重视民生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提高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推进苏区文化建设

一是加强学校教育。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普及学校教育,保障公民享有教育权。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和《小学管理法大纲》,对红色区域列宁小学的设置情况以及与群众的关系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在红色区域内,几乎村村都有列宁小学,各区、乡都有列宁高小,工农子弟入学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多数都进了列宁小学[8]。“儿童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 …所以小学教育是苏维埃政权下一切儿童所必须的。”[9]二是加强社会教育。除了发展学校教育以外,临时中央政府还大力加强了社会教育。为此,各级苏维埃政府均要求设立社会教育科,基层设置专职人员,村村建有识字委员会、识字小组,组织群众学习文化。比如闽西苏维埃政府要求下辖各级政府组织文化委员会,举办高级学校、初级劳动学校、补习学校或夜校,尽可能开办阅报社、俱乐部、新剧团等。苏区每个村庄的路边墙壁上钉有识字牌,方便群众随时学习。中央苏区发行包括《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红星》等报纸三百多种,主要报纸的发行量都在二万份以上,苏区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

2.推进苏区医疗卫生建设

维护身体健康,是人民群众享受生活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自始至终都把减少疾病,保护工农群众的生命健康作为各级政府的不可推卸责任加以强调。

一是颁布卫生防疫法律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对一切雇佣劳动者提供“免费的医药帮助……其家属也同样享受免费的医药帮助”。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训令以及《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中革军委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次卫生会议卫生决议案》《关于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训令》等等。这些法规文件指出:苏区的瘟疫、传染病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必须尽快将之消灭;
并且对瘟疫的种类、处置、预防等做了规定,强调将痢疾、疟疾、下肢溃疡、疥疮作为卫生防疫重点。中央内务部还制定了《苏区卫生运动纲要》,加深了群众对疾病的认识,提出具体要求:要通气、透光、通水,食物要煮熟,要除去污秽,要剿灭苍蝇,要隔离病人。这增强了苏区人民群众的防护意识。

二是创建了卫生管理治疗机构。苏区各级地方政权中逐步建立了卫生管理机构,中央设卫生管理局,管理医院、防疫、考察监督医生药品;
地方先后设卫生部、卫生科,村设卫生小组等。军队中,自中革军委至连队逐级设立卫生部、卫生队、卫生员等机构。为了苏区群众的身体健康,满足群众治疗需要,苏维埃政权创建了卫生院、诊所等,一方面组织私人诊所、江湖郎中等成立诊所,方便群众看病;
另一方面创办红军卫生学校,传授医疗卫生知识、防疫内容等,培养自己的医务工作者。

三是加强疫情防护。临时中央政府发为了防治瘟疫蔓延、传染,区政府及群众团体严格执行疫情报告制度,对感染者的衣物、用具必须焚烧,实行隔离、断绝交通。为预防天花、霍乱等疫情发生,每年均需接种牛痘,注射血清。同时,临时中央政府还开展了群众卫生防疫运动,定期打扫公共场所的卫生,要求村民不吃疫病禽畜,用石灰水消毒,禁止传染病人进出等[10]。

(三)建立健全经济制度,保障经济权利

中国共产党建立伊始就表明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历史责任。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就开展了土地革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我们党大力推进土地革命,解放农村生产力,经济大大发展,为苏维埃政权的健康发展、武装斗争的胜利、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奠定了物质基础。

1.推进苏区土地制度改革

农民最重要的中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如果农村解决了土地问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会爆发出来,农业生产就会大发展,农民的生活就会得到改善。为了解决苏区农民的土地问题,临时中央政府继续开展土地革命,1931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比较完整地提出反对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原则,要求将一切土地平均分配,“没收地主、豪绅、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一切祠堂、庙宇及其他公共土地,苏维埃政府必须力求无条件地交给农民”等。土地革命的开展,农民分得了土地,比如赣西南苏区多数农民分到6-7担田;
闽西苏区的龙岩县每人分18担田,上杭农民分到12担田,长汀农民分12担田,连城农民分4担田;
湘鄂赣苏区的浏阳县,田多的乡农民人均分田8担,田少的乡分田5担[11]。土地革命,满足了贫苦农民对拥有土地的要求,打碎了苏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苏区范围内的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农民生活有了极大改善。

2.推进苏区经济建设

苏区所在区域,生产主要以农业经济支柱。苏维埃政府首先把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制定了许多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针对青年男子参军、劳动力缺乏的局面,各级政府开展了合作运动,组织了劳动互助社、耕田队、换工队、耕牛站、耕牛合作社等合作组织,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生产。各级苏维埃政府还大兴水利、开垦荒田、改良土壤、推广农业种植技术、植树造林等农田基本建设。同时,苏区政府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创办了大批军需工业,如兵工厂、被服厂等,并且逐渐发展到公营商业服务业。合作经济也是苏区经济领域的占有重要地位,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合作社暂行条例》《合作社工作纲要》《合作社标准章程》等规范性文件指导合作社运动,合作社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据1933年9月江西、福建两省17个县的统计,共有各种合作社近一千五百个,股金三十余万元。

(一)社会治理突出党的领导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找到有了一条社会治理的正确道路,改善了工农群众的生活,增强了苏区的经济实力,为武装斗争提供了物质条件。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苏维埃政权的基本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颁布了一些列的法律、法令、条例等,领导苏区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改善民生,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发展了生产,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大提高,因而,党和苏维埃政权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支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的社会、乡村治理的历史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地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改变土地占有的畸形状态,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实现土地掌握在农民手里。

(二)社会治理突出人民为中心

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党能够在赣南、闽西建立起工农民主的政权,关键就在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临时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条例条令,都坚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尝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治国理政的试验田。我们党要完成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必须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拥护。中国共产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在革命斗争和社会治理中,坚持并始终践行人民利益至上,排除艰难困苦、艰苦创业,千方百计把人民群众的事情做好。党的艰苦努力和廉洁自律的优良作风赢得了苏区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他们也用无私的行动来支持党和苏维埃政权。

(三)社会治理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

社会治理、乡村治理的核心价值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大力发展经济、夯实物质基础是其前提和基础。经济发展了,生产搞上去了,才能够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也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要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在武装斗争的同时,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出了充裕的物质财富,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保障了苏维埃政权的发展。因此,社会治理中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加物质财富,才能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社会秩序的稳定,人民政权的稳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一)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高举党的领导伟大旗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社会治理、乡村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曾尝试社会治理、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但最终都失败了。而党在苏区领导人民群众建立起人民民主的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发展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充分说明党的坚强领导是我国社会建设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局部执政的尝试,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开放,历史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因此,新时代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提高治理能力中,必须高举党的伟大旗帜不动摇,必须明确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二)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党一以贯之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的新表现。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苏维埃政权虽然只是我党局部执政的尝试,但也没有放松人民群众的民生建设,而且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真心为苏区工农群众谋福利。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权也因此获得了苏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新时代,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就要认真去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经济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满足,需要具备充裕的物质财富才能保证,要做到这些,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我们党开展了土地革命,实现土地所有权的转移;
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使得苏区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在社会治理中,坚持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治理奠定物质基础,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社会治理、乡村治理得出的经验,是我党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初步尝试的经验总结。新时代,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达到新的更高水平。

(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注意工作方法

原则确定后,工作方法就是至关重要。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苏维埃政府的各级干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廉洁自律的工作作风、高效的工作方法处处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从实际出发,尽力工作的同时,注意统筹协调、量力而行。解决人民群众的诉求从实际出发,结合当时的客观物质条件,统筹兼顾多方利益,尽最大限度满足、但不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比如苏区的优待抚恤、社会保险、互助互济等措施,既满足了工农群众的需求,又保证了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要想方设法、多措并举,在与生产力水平承受力相适应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灵活多样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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