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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红 沙武田
（1.陕西师范大学 宗教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119；
2.陕西师范大学 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群，是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的宗教场所，也是公共活动中心。这些洞窟不仅仅是一个个功德窟，也属于佛事活动的场所和空间，更多的洞窟具有浓厚的世俗家族观念，个别洞窟甚至兼具强烈的政治色彩。对此我们在敦煌写本《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所列出来的一些洞窟名号中可以体会到，有强调窟内核心造像者，有突出窟主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者，还有一系列家窟［1-6］。通过这些名号可以看到莫高窟是敦煌中古历史的独特“景观”和有形的“历史记忆”。
我们感兴趣的是，处在同一崖面上的不同时代、不同功德主、不同规模、不同造像主题思想、不同功能的洞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洞窟的营建在选择崖面位置时与已有洞窟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新的洞窟建成后，又对莫高窟佛事活动和现实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后期在重修前期洞窟时，又如何选择所要重修的对象。
我们今天看到的莫高窟崖面是一个静态的洞窟分布面貌，但这种静态是历史时期长期动态化的结果，或者说是不同时期功德主选择、设计、布局、营建的结果。因为，每一个洞窟在营建之初，首先是选择所要开窟的崖面位置，而且这种选择一定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其中相邻洞窟的选择应该是需要考虑的核心要素，特别是对那些地方统治者、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们的功德窟，邻窟的选择应该是有特别讲究的。
张议潮之后归义军第二任节度使张淮深的功德窟“司徒窟”即位于莫高窟标志性建筑“北大像”的北侧，与“北大像”为邻窟，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曹议金功德窟“大王窟”第98 窟则选择作为“北大像”南侧的邻窟，他的妻子回鹘天公主的“天公主窟”紧挨着“大王窟”，再往南的邻窟即是曹氏归义军府衙的重要人物张淮庆的“张都衙窟”第108 窟［4］。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归义军时期这些统治者在选择个人功德窟时对具体崖面位置的重视，以北大像为中心，形成归义军时期莫高窟的特殊“景观”（图1），既有佛教社会的意义，也有政治层面上的属性。
图1 以北大像为中心的莫高窟洞窟景观
巫鸿一直强调在敦煌美术史研究时要注意石窟的“空间”属性，这个“空间”有属于洞窟本身的“内部空间”，还有不为研究者所重视的“外部空间”，其中洞窟之间的关系问题，即是“外部空间”的因素之一［7］。敦煌石窟的研究，从“空间”角度的探讨，除巫先生之外，张建宇对敦煌北朝和隋唐前期壁画的空间表现也有精彩的分析，但还没有涉及壁画和洞窟之外的空间问题［8］。整体而言，学界对敦煌石窟“空间”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研究的空间很大。
另外，巫鸿在美术史研究过程中尤其强调对美术品本身 “历史物质性”（historical materiality）的关注，指出佛教美术品的造像、绘画、壁画、洞窟、遗址、寺院等作品，“历史性”是其基本属性，而每件作品的“物质性”又是其天然的性格。对敦煌石窟“历史物质性”的研究，是先生较多关注的对象，而且颇有典型性：“我们会发现不仅是每个洞窟，而且整个莫高窟群体都具有‘历史物质性’的变迁史。”［9］“如果我们把莫高窟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我们又可以发现另外一种撰写历史的方法：每个窟都不是孤立的，每个时代的‘窟群’都有着特殊相对位置和内部关系。任何新窟的兴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石窟整体的面貌，任何旧窟的残毁也会起到类似的作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当地官府或寺院甚至有可能对窟檐和窟面进行统一修缮和装饰，把不同时代创立的窟群纳入一个统一的视觉形象。从这些意义上说，莫高窟历史物质性的转换在过去的1600 多年中从未停止，甚至在今天仍在持续。”［9］50还有，先生对洞窟重修的定义：“我们常把‘重修’看成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次要历史现象，但是每次重修实际上都重新定义了一个石窟。”［9］50敦煌石窟的“历史物质性”在先生的笔下显得有血有肉。
在巫先生诸多研究和方法论的启示下，本文试图以敦煌历史上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的人物、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莫高窟第156 窟为案例，从洞窟组合崖面“空间”的“历史物质性”出发，略作探讨，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指正。
莫高窟南区从南到北长约960 米、高10 米至40 米不等的崖面上，现存有编号的洞窟总共有487 窟①学术界通常所谓的492 窟，其中包括了位于莫高窟北区崖面上的第461、462、463、464、465 等5 个窟，所以南区崖面上的编号窟实际上有487 个。，密如蜂巢，最高处可达4 层，洞窟时代从十六国北凉至元，跨越千余年。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崖面状况是20 世纪60 年代崖体整体加固之后的面貌，颇为齐整，崖面上各层洞窟排列有序。事实上这种加固后形成的层位关系和排列有序的崖面洞窟分布状况，实际上也正是不同历史时期在洞窟营建选址时，人们有意安排和整体关照的结果。我们对20 世纪前半叶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石璋如、罗寄梅等人所拍未加固之前的崖面照片略作检索可知，那些洞窟崖面整体看起来残破不堪，颇有零乱感，实际上不同区段的洞窟在崖面上的分层关系本身应该是清楚的。不同时期在莫高窟开窟时会选择一个相对较为集中的崖面位置，集中在同一层位南北向延伸，形成一段段时代相同的洞窟排列关系，这也是我们在进行洞窟断代时所考量的依据之一，运用在考古学上即是初世宾提出的佛教洞窟的“崖面使用理论”［10］，马德则以此理论为方法，对莫高窟崖面使用有精彩分析［4］40-52［11］。
据马德的分析和实际观察可知，莫高窟崖面上洞窟分布的“时代区域”情况，在晚唐张氏归义军之前颇为规范，而到了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往往会“见缝插针”地开窟，之前那种集中在一段一层南北向延伸开窟的情况已不太明显了，这应和崖面趋于饱和有一定的关系。而到了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11］111。
也就是说莫高窟洞窟崖面使用的变化是从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开始，张氏归义军时期洞窟营建情况，目前学术界一般是以首任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第156 窟为新纪元，所以观察第156 窟所在的崖面位置或许有不一样的启示。
的确，从今天莫高窟崖面上洞窟的分布关系来看，第156 窟所在的区域颇为独特。第156 窟位于莫高窟南区南段唐前期“南大像” 第130 窟和“北大像”第96 窟之间，紧挨南大像北侧，位置属该崖面现有洞窟第3 层，但其高度是和南大像最上层的天窗相平行，和该区域北大像南侧最高一层即第4 层的“何法师窟” 第196 窟处在同一高度，距今天的地面约30 米高（图2），属于莫高窟最高层洞窟。
图2 莫高窟第156 窟所在崖面位置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第156 窟所在的崖面区域仅有4 个洞窟，分别是位于同一层由南而北的第156、158、159 窟，另有位于第156 窟上层即第4 层的第161 窟，还有第161 窟上方的土塔。在一个区段仅布局4 个洞窟，这在莫高窟整个崖面上显得非常独特，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认为是莫高窟崖面上洞窟分布的特例。因为在第159 窟以北一直到第192 窟之间的崖面是空白的，没有开窟（图3）。也就是说，在这段崖面上吐蕃或之后的晚唐时期，其实是可以继续开凿新窟的，但结果是这两个时间段只在这个区段的崖面上开凿了极其有限的这4 个窟。目前所知，第156、158 和161 窟的窟主分别为张议潮、安景旻［12-14］和法成［15］，第159窟学界根据窟内女供养像推断为“张家窟”［16］。
图3 莫高窟第159—192 窟之间空白崖面图示
安景旻是和张议潮一道推翻吐蕃的重要人物，《资治通鉴考异》引《实录》记载：
（大中）五年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沙州刺史张义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阎英达等差使上表，请以沙州降。［17］
荣新江认为安景旻是敦煌昭武九姓粟特人的代表［18］。另据郑炳林考证，安景旻应是吐蕃时期敦煌地方长官“安都督”［19］，到了归义军时期敦煌文献中称其为“安大夫”（S.1164V 《回向文》［20］），或“我副使安公”（P.2854《竖幢伞文》［20］959），此处“我副使”即针对的是“我河西节度吏部尚书”张议潮，安景旻曾被唐中央授予归义军节度副使兼御使大夫，可见安景旻在吐蕃和张氏归义军时期地位显赫。法成是张议潮的老师，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张议潮推翻吐蕃之后法成从甘州回到沙州，在归义军时期贵为“国师”“国大德”（P.4640《吴和尚赞》、P.4660《沙州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P.2913《敦煌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20］508，530，768）［21-28］。因此，在这个崖面位置开凿的洞窟几位窟主，可以说都和张议潮有着紧密的关系。
张议潮是敦煌历史上可圈可点的人物，是河西地区推翻吐蕃统治回归大唐的领袖，因此有关他的历史不仅正史多有记载，敦煌藏经洞写本文献中也有丰富的文字留存，学术界的研究同样颇为丰硕［20］955-964［29］。毫无疑问，作为敦煌历代人们信仰中心的莫高窟和记载地方历史的敦煌石窟群中，必定有张议潮的历史信息，不仅有他的多身供养人画像及题名，还有他作为窟主的功德窟莫高窟第156 窟，以及第156 窟内所画长卷巨幅张议潮和夫人的出行图。
张议潮的功德窟选址在吐蕃时期的重要人物法成、安景旻功德窟的下部和旁边，显然是有特殊的现实考虑，是精心选择的结果。
吐蕃之后的晚唐五代宋张氏和曹氏归义军时期，作为地方政权归义军的历任长官节度使，均表现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他们把对当地佛教圣地莫高窟的巡礼膜拜作为归义军官方的重要活动，具体反映在一些寺院的账目文书中，在莫高窟、榆林窟营建属于自己的功德窟也往往是这些节度使们借用佛教进行有效统治的必要手段，其中曹议金功德窟“大王窟”莫高窟第98 窟最具代表性，窟内几乎把当时归义军政府内外的僧俗两界重要人物全部画像入窟，最后连远在于阗的国王李圣天的画像也补画进来，并给予其名义上的窟主称号“即是窟主”，佛教洞窟的政治色彩和世俗味道都很浓厚［30-31］。
因此，作为张议潮的功德窟，在选址时充分考虑到和吐蕃时期的地方统治者、敦煌粟特大族并领袖人物安景旻以及吐蕃译经三藏法师法成和张议潮的私人关系，形成一个特殊的洞窟组合。
但事实上张议潮把自己的功德窟选择在这个位置，是有诸多不便的：
第一，登临不便。这个位置虽然视野开阔，但从登临的方便程度而言，因处于崖面的最高层，极不便于上下，因此从洞窟的营建到建成后日常礼拜、管理而言，远没有底层位置理想。从目前崖面遗留的痕迹，无法看到当时上下栈道的设置情况。今天到达第165 窟所在位置，要通过在其下层即位于崖面第二层的第165 窟门口处沿崖壁开挖出来的通道，要攀登极为陡峭的台阶才能到达第156 窟，这不应该是洞窟营建之初的登临方式。
第二，前室窟前紧挨悬壁，不便于频繁礼佛活动。今天我们看到第156、158、159、161 等窟的前室紧挨着崖壁，仅有两人可错身通过的过道。这几个洞窟前室均有窟檐的痕迹，说明当时都有木构窟檐，应有一定空间的前室。但按现在的窟前空间，加上木构窟檐结构的前室，几乎没有多余的窟前地面，似乎前室的门紧挨悬壁，显然在设计上是有问题的。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一段崖壁后期是否有崩塌的情况，从下层洞窟的面貌和崖壁本身看，不太有大面积崩塌的可能。
第三，缺少足够的公共活动空间。结合张议潮同时期或之后各节度使功德窟、都僧统功德窟和各大家族代表人物功德窟，均为大型洞窟，多位于崖面底层位置，如归义军第二任节度使张淮深功德窟“司徒窟”第94 窟，首任河西都僧统洪法师的功德窟“吴和尚窟”第16 窟，第二任都僧统翟法荣功德窟“翟家窟”第85 窟，等等。即使是位于底层以上的洞窟，像第196 窟何法师功德窟，也有很宽阔的前室。因为这些洞窟功德主在敦煌的身份显赫，其功德窟也必然有不一样的社会属性，有大型落成典礼和开光仪式，人们会慕名前来礼拜观瞻，在一些重要的佛事节日时将其作为特定法事活动的场所使用，因此我们看到前举各节度使、高僧大德等人的功德窟均为中心佛坛大窟，窟前有大型殿堂建筑遗址，或有宽敞的前室，其空间和结构有利于各类大型活动，但第156 窟所在崖面和洞窟空间显然无法举办任何大型活动。
我们大胆推测，第159 窟的窟主也与张议潮关系至为密切，或为张议潮的父亲、曾为吐蕃时期沙州的“张都督”张谦逸，或为他的哥哥张议潭，也有可能是和张议潮一同起事推翻吐蕃的“部落使阎英达”。考虑到第159 窟主室东壁维摩诘经变中吐蕃赞普礼佛图的典型性（图4），阎英达作为吐蕃化较深的退浑和通颊两个民族的首领部落使［18］22-44，紧跟逐蕃的张议潮、安景旻、洪、悟真等人，在莫高窟有其功德窟的可能性也很大。
图4 莫高窟第159 窟维摩诘经变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客观现象，张议潮功德窟的崖面位置选择很不理想，和其身份地位颇为不符，显然张议潮功德窟选址于此，其核心的因素是要和安景旻的功德窟、法成的功德窟、父兄或阎英达的功德窟在一起，形成一个特殊窟主关系的洞窟组合。张议潮个人对敦煌同时期各民族关系的用心，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咸通二年攻克凉州收复河西一道，即是张议潮“自将蕃汉兵七千克复凉州”［32］。另据郑炳林研究［33］，从阎英达在归义军之初所任重要职位瓜州刺史一职可知，阎氏家族与张氏联姻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洞窟中有张氏女供养人画像。阎英达家族当是唐朝任河西节度使的阎朝一系，阎朝本身就是率领沙州人民抗击吐蕃长达十一年之久的代表人物，到了阎英达之时再次举起反抗吐蕃的大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阎英达本系敦煌名僧索崇恩的表弟，索崇恩的侄孙索勋又是张议潮的女婿，曾短期内任归义军节度使。因此，第159 窟很有可能是阎英达的功德窟。
至此，莫高窟南大像北侧三层崖面的第156、158、159 窟和第四层的第161 窟，包括第161 窟之上的土塔，是和张议潮关系密切的特殊功德主组成的一组洞窟，最终形成莫高窟崖面上的“张议潮的政治联盟窟”，是莫高窟洞窟营建史上的独特现象，也是莫高窟洞窟“空间”组合的典型案例，发人深思。到了归义军时期，节度使张议潮、节度副使安景旻、瓜州刺史阎英达、国大德法成的功德窟形成一个独特的组合，必当成为归义军之初莫高窟洞窟崖面的一处非常“景观”所在，当是佛教石窟寺营建史上的一个有趣的案例。
在研究第156 窟营建史的过程中，有些疑问或困惑一直伴随并困扰着我们：
困惑之一：张议潮功德窟的“原创性”与窟主地位不符。
在推翻吐蕃统治回归大唐之后归义军政权新时代背景下，以首任节度使功德窟名义营建的一所洞窟，除了洞窟中的张议潮夫妇出行图和《莫高窟记》几则榜题题记之外，洞窟本身如窟型、壁画内容和结构布局等并无独特之处，不能突出反映窟主当时的社会影响与地位。也就是说第156 窟作为张议潮的功德窟，和窟主的身份地位一样，其历史地位在莫高窟应有所不同，但有趣的是第156 窟对窟主身份的体现，仅集中于有可能为后来重绘的两幅长卷式出行图［34］和之后于咸通六年（865）补题的《莫高窟记》［35］，实难理解。
困惑之二：张议潮功德窟浓厚的吐蕃特色。
作为推翻吐蕃统治的代表人物张议潮的功德窟，从洞窟崖面位置的选择、窟与塔组合的吐蕃特色传统、洞窟建筑形制、经变画布局结构与内容的选择、吐蕃译经三藏法师法成各方面的影响、波罗艺术风格图像、出行图中的吐蕃长袖舞蹈等各方面均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吐蕃特色和影响。张议潮功德窟为什么有如此浓厚的吐蕃特色和影响，我们也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张议潮自身的经历和文化影响等方面作过分析［36］。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两个问题，如果我们前文所推论“张议潮的政治联盟窟”的确存在，则在一定意义上已可初步回答以上的困惑。
事实上，基于“张议潮的政治联盟窟”这一新推论，我们对第156 窟的营建史还有新的认识。
既然第156、158、159、161 窟作为“张议潮的政治联盟窟”，那么这几个洞窟营建的时间相差不会太远。另，作为受吐蕃影响下的窟塔组合关系，处在崖面垂直线上的第156、161、崖面土塔，又是一个完整的窟塔组合关系［37］。那么，作为窟塔组合，第156 窟和第161 窟的开窟时间则相距更近。
对于第161 窟的时代问题，敦煌研究院定为晚唐时代，属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洞窟［38］。王惠民认为考虑到底层张议潮功德窟的原因，在其上是不会再允许别人再开窟的，因此 “161 窟修建应与156窟同时或稍早”［39］。郭祐孟则提出过质疑：“（晚唐时代）在归顺唐室的政治环境中为何塑作这等洞窟（即莫高窟第161 窟），题材、风格都有浓厚的吐蕃佛教因素；
也就是说，161 窟究竟是建于156 窟之前？还是与156 窟同时间开凿？”［40］之前我们在考证第161 窟作为吐蕃译经三藏法成的功德窟时，也讨论过第161 窟的时代，基本上确定在法成到沙州的833 年至他移居甘州的842 年4月之前这段时间，其间有9 年正是法成在沙州活动的时间，他的功德窟应建于这一时间段［15］40-47①参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156—165 页；
沙武田《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303—329 页。，因为他再次回到沙州是张议潮任归义军节度使之后。
郭祐孟考察认为，第156 窟和第161 窟在思想上有相互承接的关系，属统一设计，第161 窟所构建的观音法门可视为是其下方第156 窟龛顶曼陀罗的进一步立体化。第156 窟作为礼忏报德、集会仪轨的场所，第161 窟则专为结界观修所用［40］108。也就是说二窟相互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结合第156、161 和崖上土塔的窟塔组合关系，似乎说明此二窟在营建的时间上不会相距太远。
至此，如果第161 窟建于833—842 年间，按学者们的意见，张议潮功德窟第156 窟之上不大可能再建新窟，但是如果第161 窟是法成的功德窟，则应该可以理解，如果再考虑到二窟在造像思想和洞窟功能上的搭配关系，以及窟塔组合现象，第156 窟的开窟时间可以比第161 窟的开窟时间晚一些，但不会相距太远。
种种迹象表明，第156 窟的开窟时间可能要比现今学术界普遍认为始于大中五年（851），即唐朝正式设立归义军并授张议潮为节度使的事件的时间更早才更合理。
对第156 窟的营建史的研究，贺世哲、段文杰、荣新江等认为是在咸通六年［5］100-101［29］5，6，152［41-42］①段文杰《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艺术》，载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4，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7 年，第161—174 页；
另载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196—223 页；
又载《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196—223 页；
再载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78—102 页。，陈明提出应该在大中十二年（858）前后［43］。陈明把第156 窟营建的时间从一般认为的咸通二年（861）提前到大中五年（851），提前了10 年时间。我们之前也同意大中五年开窟时间，只是把完成的时间提前到大中十年（856）［34］49-56。
现在看起来，根据第156 窟所具有的浓厚的吐蕃色彩，再结合第156 窟和第161 窟法成功德窟的搭配关系，以及吐蕃特色的窟塔组合，再结合我们在本文中新提出的“张议潮的政治联盟窟”现象，那么，第156 窟开窟的时间有可能还会更早，可能早至吐蕃末期。
敦煌写本P.2686V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图5），是郑炳林在整理和校订敦煌碑铭赞的过程中，新释读的一篇重新认识张议潮在敦煌起事推翻吐蕃历史的重要文献［44］，由此引发的对吐蕃占领敦煌和对敦煌的统治、唐吐蕃及其敦煌张议潮势力间在河西陇右的博弈等问题，先生已有专论［45］。由这篇功德颂可知，在大中五年唐朝正式设立归义军并授张议潮为节度使之前，张议潮于大中二年（848）在沙州起事赶走吐蕃沙州最高统治者节儿，收复瓜、沙二州，自摄州事，推翻了吐蕃设在瓜沙境内的最高统治者瓜州节度使，在沙州自行代理节度使职权。但窦夫子在给张议潮的功德颂中仍然以“大蕃”相称，说明张议潮虽然在大中二年和三年先后赶走了吐蕃在瓜、沙、甘、肃的统治者，控制了这一地区，但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大张旗鼓地举起反抗吐蕃的大旗，在名义上还是奉吐蕃为宗主，自摄州事，以节度使自称，但在形式上还没有得到唐朝的认可，并没有完全归附唐朝，面临一心归唐前如何处理与吐蕃关系的尴尬境况。不过张议潮以“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相称，自摄州事只有不到三年的时间，大中五年他得到了唐中央政府的认可和任命，正式归附唐朝，自此之后他的结衔均为唐朝廷所封赠。
图5 P.2686V《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无论如何，通过这篇写于大中四年年末的《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可知张议潮在大中二年起事之后很快就自摄州事，代理节度使行使职权，实际上已是瓜、沙、甘、肃一带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并得到当地汉人和其他民族的共同拥戴。大中五年唐廷正式授节度使，“大中五年七月，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潭将天宝陇西道图经、户籍来献，举州归顺。至十一月，除义潮检校吏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充归义节度，河、沙、甘、肃、伊、西等十一州管内观察使，仍许于京中置邸舍”［46］。
之前学界在探讨第156 窟的营建史时，在讨论促使张议潮开窟的重要事件时，或强调咸通二年攻克凉州事件，或强调大中五年张议潮得到唐朝的认可并被授归义军节度使一事。
对《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的释读，为我们重新考察张议潮在莫高窟的功德窟提供新的思考。
之前研究者对第156 窟营建史的探讨，过多地考虑了窟内供养人题记中张议潮的几处题名，同时也受到了张议潮夫妇出行图的影响。
我们之前的研究中也曾指出：“出行图有可能是咸通二年之后根据张议潮个人统治的加强与归义军政治力量的扩张而重新画上去的，原来此位置有可能画的是其他男女供养人群像。但此推测需得考古证实，仅作一说。”［34］55现在看来，考虑到第156 窟的吐蕃影响，此处原本设计为屏风画的可能性也很大。
另外，张议潮在吐蕃统治晚期，已经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P.3551 《药师琉璃光如来赞序》记载一位张姓大都督，学界认为此张都督即是张议潮的父亲张谦逸，曾前往吐蕃向赞普谢恩，但死在路上未回到敦煌。P.3554《谨上河西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序》中记张议潮“昔尚书曾赴逻些”，另《张淮深碑》记：“祖宗衔怨，含恨百年，未遇高风，申屈无路。”郑炳林认为，这些敦煌写本所记，可能是同一件事［47］。根据张氏家族在吐蕃的地位，可以推测，张议潮在吐蕃统治下曾担任过沙州都督，接替父亲之职。张议潮能够在沙州一呼百应举众起事，推翻吐蕃统治者，至少说明他在吐蕃统治敦煌晚期的社会地位和号召力非同小可。
至于张议潮对佛教的信仰和尊崇，在吐蕃时期已经表现得很充分了，张议潮是在寺学中学习［48］，P.3620《无名歌》是“未年三月廿五日学生张议潮写”，S.5835《大乘稻芊经释》题有“清信佛弟子张议潮书”，北图夜字59（7832）《无量寿宗要经》卷末题“张议潮写本”。另外在敦煌吐蕃时期藏文写经中记载张议潮抄经的写本数量颇为丰富，张延清有整理研究［49］。
因此，考虑到张议潮在吐蕃晚期敦煌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加上他本人对佛教也十分虔诚，再考虑到他日后利用佛教左右归义军政权的一系列措施，代表事件如P.3804《咸通七年愿文》所记其在归朝之前在敦煌举行大型佛事法会，以及P.3804《咸通七年愿文》和P.3770《张族庆寺文》所记其率领族人对一处古寺佛塔的修缮工程［50］，那么，可以认为张议潮早在推翻吐蕃建立归义军之前即在莫高窟为自己营建功德窟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最可能的建窟动机即是《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所记张议潮早在大中五年之前即已在郡内“摄节度”，自封为节度使摄州事。如此重大的事件，可能促使张议潮在莫高窟发心营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功德窟，以表庆贺，并有纪念之意义，同时还应有借佛教力量使自己完成收复河西大业之意。
至此，结合“张议潮的政治联盟窟”存在的可能性，学界认为始建于晚唐归义军大中五年或咸通二年的张议潮功德窟第156 窟，极有可能早在吐蕃统治时期即已开始营建了，所以在选址上充分考虑到其政治需要，和敦煌的粟特人代表安景旻的功德窟第158 窟、吐蕃僧人代表法成的功德窟第161 窟以及有可能属于部落使阎英达的功德窟第159 窟，以政治结盟的形式，选址在南大像北侧最高的崖面位置。如此一来，我们之前在第156 窟观察到的浓厚的吐蕃色彩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释。
这一做法，可以认为是吐蕃统治末期沙州汉人集团代表张议潮家族、粟特人集团代表安景旻家族、吐谷浑和通颊等民族集团代表阎英达、僧人代表法成等几支重要力量形成的政治联盟，通过佛教洞窟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独特关系，最终成为推翻吐蕃统治的重要力量，正是《资治通鉴考异》引《实录》所记“（大中）五年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沙州刺史张议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阎英达等差使上表，请以沙州降”［17］8049这一敦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莫高窟的图像记忆和物质遗产，实属莫高窟洞窟组合崖面“空间”最富于“历史物质性”的案例，也是敦煌石窟群中最具“空间”象征意义的一组洞窟。
如果张议潮的功德窟始建于大中二年或咸通二年，这一时期张议潮已经贵为归义军节度使，有“尚书”或“司空”职衔，而把洞窟选择在南大像北侧崖面第3 层位置，上下洞窟交通极为不便，公共空间也非常不理想，因此很难理解张议潮选址于此的动机和原因。参考晚唐归义军时期一些重要人物功德窟的选址情况，张议潮功德窟应该选择在崖面最底层的位置，更加方便信众观瞻，也便于官方或佛教界举办佛事活动，而且也可以建成如同其他归义军节度使一级人物功德窟流行的中心佛坛大窟，有长甬道，有宽敞的木构前室或大型殿堂建筑，而不是现在所见第156 窟的窟型，即唐前期和吐蕃时期流行的西壁开龛的殿堂窟。所以从这个方面考察，第156 窟始建于归义军时期的可能性不大。
行文至此，熟悉莫高窟第156 窟内容的读者一定会产生一个必然的疑问：窟内画有长卷式巨幅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和宋国夫人出行图，这一类表现张议潮作为地方最高长官出行的历史题材画面，反映的全是唐代的舆服制度，与唐代旌节制度关系密切，画面中除了仪仗中的吐蕃舞蹈之外，画面整体无疑是唐代地方节度使出行的盛况［42］28-40。这样的画面只能出现在吐蕃之后，也只能是张议潮任归义军节度使时才有的画面，其绘画的粉本也当是借鉴来自长安相关图本的结果。而且画面题记中有明确的张议潮和夫人“司空”“司空夫人”称号，无论如何不能早到吐蕃时期。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在之前的研究中已推测出行图是后来补绘的，而非原本设计的画面。具体应该是在咸通二年攻克凉州后，归义军至此才真正意义上扫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唐朝廷也加封张议潮为 “检校司空”，荣新江也认为，为了纪念这一归义军历史里程碑式的事件，在咸通二年或其后不久在第156 窟绘制了大型长卷式出行图［29］68。
另外，第156 窟东壁门北的维摩诘经变中，在表现二大士辩法中前来听法的人物中，各国王子画面不是以吐蕃赞普礼佛图为核心，而是回到吐蕃之前的各国王子画面形式，告诉我们第156 窟内壁画的绘制完成是吐蕃之后的晚唐归义军时期。因此，洞窟壁画整体上是属于晚唐壁画艺术风格与特征。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第156 窟最初的营建是在归义军之前的吐蕃时期，其最可能的时间是《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所记张议潮赶走吐蕃统治者，在沙州自任节度使摄州事的大中二年到大中五年，因此洞窟的崖面选址充分地考虑了和张议潮一道起事的政治盟友安景旻、阎英达功德窟所在位置，同时窟内壁画题材布局设计也延续了吐蕃的传统。但显然这个时间段洞窟营建只是开了个头，具体完成则到了大中五年之后，考虑到第156 窟的规模以及窟内相关题记，有可能到大中十年完成［34］54。
第156 窟作为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在莫高窟的历史上一定是可圈可点的“景观”，写于咸通六年正月十五日的《莫高窟记》墨书题记，多少让我们看到在这一年的上元日，在莫高窟举行的盛大节日和佛事活动过程中，作为敦煌名僧和政治僧人的悟真法师，把记载莫高窟营建里程碑式的文字书写在张议潮的功德窟中，一定是精心选择的结果，说明这个时间张议潮功德窟所在崖面区域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地段，不容忽视。
但非常遗憾的是，到了咸通七年（866），张议潮在朝廷催促其尽快入朝的背景下，以庆寺法会的形式，在起身赴长安之前的八月十五日，召开了一次盛大的家族大会，也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活动。有趣的是，张议潮主持举办的这次大型庆寺法会，其理由只是对一座“故塔”的修缮工程，而且这次修缮工程还没有完全竣工。在P.3804 长篇累牍的愿文中却只字未提张议潮及其家族在莫高窟营建功德窟的行为，虽然王惠民认为P.3804和P.3770 所记“故塔”有可能属于第161 窟崖上的土塔［39］128-133，但因为愿文中只字未提此古塔所在环境，考虑到第161 窟上土塔的崖面位置和规模大小，不大可能是张议潮率领族人发心修缮的“故塔”。这似乎也说明张议潮功德窟第156 窟受到崖面位置和空间环境的影响，本身无法满足张议潮举办此类重要大型活动的需要，另一方面第156 窟浓厚的吐蕃色彩也使得在这一时期不便充分利用和大肆渲染，故只字未提。
直到曹氏归义军曹元忠当政的951 年，僧政道真在这一年的腊八日莫高窟遍窟燃灯的公告文书中，才把归义军时期僧俗各界重要人物功德窟基本上都罗列了出来，但遗憾的是依然看不到任何关于张议潮功德窟名号的蛛丝马迹［1］49［3］209-215［4］40-51［51］。但如果按照我们对其营建时间的推论，考虑到建成时间应该是在张议潮称“尚书” 期间，因此第156 窟在当初的名号应为“尚书窟”。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951 年敦煌佛教界遍窟燃灯分配窟龛名数的洞窟名单中，居然没有特别提及归义军首任节度使的“尚书窟”，说明在近百年之后的敦煌人们心目，“尚书窟” 所在崖面位置在当时已属偏僻和不便之处，显然和这一时期曹氏归义军重视的“南北二大像”第130 窟和第96 窟大佛窟、“司徒窟” 第94 窟、“翟家窟” 第85窟、“二层阴家窟” 第231 窟、“文殊堂”第61窟、“太保窟” 第261 窟、“吴和尚窟”第16 窟、“七佛堂”第365 窟等不能相提并论，已不能作为代表窟或标志窟所在位置，实际上仍然是第156 窟所在崖面交通不便、空间有限等关系使然。
因此，到了仍然是归义军时期的951 年人们对首任节度使功德窟“尚书窟”的忽视，正说明了以张议潮为代表的反吐蕃联盟，在开窟之初是有意安排洞窟组合的崖面“空间”，可谓用心良苦，只不过最初对崖面使用和选址设计理念，必定有其不足为外人道的理由，其中的吐蕃色彩和窟主们的反吐蕃行为的二元矛盾，也是需要我们对这一组洞窟“空间”的“历史物质性”特别关注的问题，这大概也正是我们今天通过分析这一组洞窟崖面组合“空间”的“历史物质性”所得出的最重要的启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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