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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军，王宏科
（西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西安 710122）
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要素，是衡量国家政治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1］随着我国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网络信息技术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深度融合，网络政治参与日益成为公民民主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就民主政治参与而言，网络政治参与不仅体现在人民依法有序地参与政治，而且体现在人民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广泛持续参与。
网络信息技术与民主政治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断增强了民众的话语表达权力，释放了公众长久以来被时空、情境等限制的表达意愿，表达权力的分散与下移使得现实社会中的等级性与权威性在网络空间被极大地消解，推动了政治共同体中政治生活的变革。随着公众利用网络空间表达意见的频率和深度的提升，互联网作为可能的信息源、交流媒介和虚拟的公共领域，有助于公众进一步了解以前难以获知的公共政策议题，进一步提高公众的交流能力，同时有利于提高网络议题群体在政治参与方面的潜能［2］。以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为公民网络全过程人民民主参与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使网络政治参与日益成为我国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重塑了公众政治参与的格局。
“后真相”一词在政治领域原本用来形容因真相的贬值而引发的政治极化现象，后来演化为形容一种畸形的信息环境，即信息交往中情感与立场属性往往比客观事实更具影响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以网络技术和网络媒介为依托，而网络媒介环境的后真相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以网络媒介为依托的公民政治参与在极大地提升公众民主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同时，也表现出自发性、无序性的去规范化特征，信息传播中的情感和立场属性与网络政治参与去规范性的耦合给民主政治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影响。后真相时代的多元观点、立场以及信息传播中的情感属性使真相被遮蔽，人们处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后真相世界里，信息的确认偏误导致身份和情感的认同超越了事实与真相，成为维系和主导群体行动的主要因素。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公众民主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作为社会的第四权利，媒介因其显著的信息传播、政治认同、舆论监督等功能和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更为丰富和复杂，并且在与政治共同体的合作与冲突中基于政治规则和传播秩序而不断调适。数字互联网时代，媒介技术为政治系统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了公共表达的机会，增强了他们与政治体系的互动性和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自主性。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里，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行为必不可少，并且这是一种围绕着共同利益、共同目的、共同价值的非强制性集体行为［3］。网络社交媒体为公众话语权的回归提供了渠道支持，打破了以往大众传播环境中信息发布渠道被垄断的局面。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本质上是互联网时代话语权下移催化的公众媒介使用与政治参与的耦合。技术赋权使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沉默的大多数在网络空间成为政治表达与参与的主体力量。大众非常乐意在网络中讨论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并热衷于参与网络政治活动，从而不断展示大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4］。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离不开网络媒介环境，因此具有开放性和无序性的显著特征。在后真相时代，信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与去中心化、情感与立场的优先性以及网络空间的圈层化与去规范化等因素催生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变局的出现。
（一）后真相政治传播产生第三种事实
后真相让真假相伴而行，半真半假，时真时假，亦真亦假。这种介于事实与虚假之间、不完全客观也不完全虚构的现象被称为“第三种事实”［5］。技术推动把关人角色的异化，互联网传播模式的网状化以及去中心化特征使传统把关模式难以适用。技术的赋权使公众的话语权不断增强，导致网络媒介环境中传播主体的泛化，事实“真相”解释权下放给了公众，每个主体作为独立的传播节点自我把关。为了吸引受众，大量的传播主体在没有验证消息源的情况下传播信息，甚至故意编造虚假夸张的情节加以传播，导致信息把关逐步变得去规范化。同时，网络信息传播节点多、公众参与面广，再加上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繁且多以碎片化方式存在，使传统意义上规范化的把关人角色异化。
把关角色的异化使网络媒介环境中的信息繁杂难以辨别，庞大的信息流中有效信息的提取难度加大，迫使人们结合谣言对事件进行想象，通过对各种碎片化信息的拼接形成对事件的自我解释，并从信息的自我解读过程中获得心理安慰。由于在社交场景中各种虚假信息往往是迭代传播，彼此间形成有机关联，导致公众在不同信源间比对求证后会进一步加强对谣言的认同。把关人角色的异化使大量谣言在网络空间传播。此外，数字化时代一部分新闻话语被以算法为代表的生产与传播机制去价值化，信息网络中假新闻与谣言丛生，而真正有价值的信息由于算法传播缺乏价值导向而被淹没在信息流中。
（二）技术赋权下的政治传播秩序演进
媒介技术在重构公共话语的同时推动了政治传播秩序的演进。传统的政治传播形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递，由中心向边缘辐射的系统化政治传播，政府、政党以及专业媒体等作为政治信息的传播主体进行议程设置，而社交媒体时代的技术赋权使政治信息流通出现了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传播节点的去中心化以及传播效果的立体化等新特点，实现了政府与社会政治信息的双向流通和政治参与的线上与线下联动。这种赋权除了突破以往政治共同体中精英群体对政治传播的议程设置主导，给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信息接收端甚至是边缘地带的公众赋予公共表达的可行性与自主性之外，也增强了他们与政治体系的互动性以及公共政治的参与性。民众对政治信息生产权和传播权垄断藩篱的冲击是新政治文明时期民众对自身政治诉求和公共利益表达的潜在驱动使然［6］。技术赋权促使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多中心化的、分散的权力体系，国家逐渐向社会放权，从而实现政治发展的良性循环。
政治传播秩序演进的实质在于技术赋权下政治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媒介技术赋予公众网络空间的话语表达权力，打破了以往大众传播环境中信息发布渠道被垄断的局面。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使网民可以较为自由地传递信息与表达自己的观点，现实社会环境中的等级性与权威性在网络的虚拟社会环境中被极大地消解。网络技术对话语权的嵌入，表现出鲜明的大众性与分散性的特点，推动话语权在网络社会中下移与分散，政治传播由一元主体表达转向信息的多元流动，包括政治组织、专业媒体，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体等所有行为主体都拥有话语权，传统媒体时代话语权的集中性被网络时代话语权的分散性所替代。媒介话语权是公民或信息传播主体利用各种可获得媒介自我表达的权利，从个体层面来看，它属于表达权的一部分。互联网时代，话语权与网络技术的有机融合使它们被互联网深刻地改造与重塑。
网络赋予了社会各阶层平等对话的权力。基于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与公共性等特点，每个人都拥有与其他网络主体进行信息交流的资格，任何人只要连接到网络，都可以不受地位、身份的约束在网上表达意见，话语权在网络环境中呈现均等化发展的趋向。网络媒介技术不仅提升了公众进入网络空间、参与公共表达的可得性，同时为公众的话语表达进行了技术赋能，使公众话语表达的要求不断被降低。互联网中的话语表达除了文字，还可以是音视频、表情包等，甚至可以通过点赞、转发等行为语言实现话语表达，表达方式的多元化使公众能够较为便捷地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当中。相对于以往政治传播中具有预设性目标的、由中心向边缘辐射的信息流动，随机性生成的政治表达更符合政治传播的公共性本质，技术赋权促进了政治共同体中各种主体之间的相互调适以及共同目标的实现。
（三）圈层化交流压缩政治权威话语场域
由于社交媒体所营造的圈层效应，个体所处的信息环境类似于一个人造信息茧房，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选择性地接触、传播符合与自己所属圈层的文化、价值观相一致和相接近的信息，即选择符合自己立场的信息，对于其他的信息则有意无意地选择性忽略。网络空间基于各种现实与虚拟的社会联系构建了不同维度的圈层空间，圈层空间形成不同精神或价值观的共同体以此来构建自身的群体归属，并通过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来消除自身认知的不确定性，同时获得群体的精神支撑。
在后真相时代，信息内容的价值不完全在于其真实性，更多会受到情绪感染和立场的影响，尤其是在大众传媒时代作为共识与底线的新闻把关标准受到网络传播的冲击之后，信息在网络空间被多元传播主体进行解构与再阐释，这些夹杂着个人价值观和情绪表达的信息经由网络平台裂变式传播之后，导致真相更加悬浮于碎片化的表达之上。由于公众缺乏认识论的判断标准，他们有人转而向自己最亲密的社群寻求帮助，以社群共识作为事实的依据［7］。技术赋权下的数字民主并没有提升公众信息接触的广度和深度，反而这种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在结合以算法为代表的智能化信息推送之后，将公众进一步推向了信息茧房，导致后真相时代每个人都存在一个解读“事实”的可接触与可信任的“真相域”。当事实经过不同程度地被阐释与被演绎后，处在不同“真相域”的公众之间分歧变大，网络政治表达呈现出碎片化、标签式、拼图式的图景，并在互撕、对抗、反转中消解传统政治表达的严肃性和权威性［8］。
大数据时代，特定的群体能够借助算法技术快速找到自己的同类，群体成员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来获得互相的认同和理解，并在此过程中再一次强化自身原有的意见。而对于不同群体之间的成员，由于固有认知模式、思维观念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以及信息接收不对称，彼此之间互相交流的意愿薄弱。相较于跨群体的信息交流，人们更愿意呆在自身的圈层进行交流。当属于不同圈层的人就某一社会问题交流意见时，很可能因各自的圈层文化、价值观不同以及对信息的获取和认知差异而导致彼此之间的认识与意见不同，从而导致圈层之间的偏见和隔阂进一步加深。社交媒体营造的圈层化空间看似游离于政治之外，但实则通过情感和信息的共振，直接影响到政治权威话语的传播场域。后真相政治参与中身份与情感的认同成为维系和主导群体行动的主要因素，而各类网络社会圈层不仅可以缓解公众在虚拟空间的身份认同焦虑，而且迎合了不同个体个性化的情感喜好。信息的圈层化传播导致同类信息的共振，而异质信息则因与群体成员的个性化诉求不相符合而被过滤，以往政治精英与主流媒体所传播的政治权威话语因信息传播的圈层效应不易入圈，导致政治权威话语场域的压缩。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但后真相时代网络民意的复杂性也给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带来了挑战与困境。开放性是互联网与生俱来的特征，它打破了传统社会政治生活受到时空和情境的限制，形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扁平式的网络社会结构，保障了不同身份、不同观点的参与主体能够平等便捷地交流和讨论社会公共事务。开放的网络政治环境对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方式的随意性、参与行为的无序性以及参与主体自身媒介素养的差异化，可能会导致网络话语环境的非理性与不确定性。公众话语权的增强一方面使公众社会政治参与实践增多，推动了社会民主化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网络舆论环境的复杂性，后真相时代的信息环境中事实本身对公众来说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民众更多注重追求真相过程中的情感宣泄、价值共鸣和社群归属。
不同于传统大众传播时代专业传播者议程设置与把关之后形成的信息环境，后真相时代媒介生态环境演变催生了假新闻的泛滥，把关人角色的异化与大数据对拟态环境的重构，加之参与主体之间政治信息素养的差异性，导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难以形成共识和认同。
（一）媒介环境中的信息辨识困境
后真相时代真相让位于情绪而退居次位，情绪先行使人们对于信息的理解与认识既不是完全主观，也并非完全客观，从而造成了一种人们想要了解事实，但是又难以企及的信息辨识困境。媒介话语权的去中心化、扁平式的发展催生了多元传播主体，任何人只要接触到网络，都可以利用网络媒介传播和接受信息，而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存在差异。在情感、立场与价值导向的推动下，信息在迭代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失真，导致假新闻在媒介空间泛滥。
基于算法、大数据等技术的平台化媒体的兴起，媒介空间充满海量的数据信息。数字媒介生态中，新闻业的持续危机由不存在纯粹的新闻客观性转变为技术乌托邦导致的价值极化或价值虚无主义［9］。大数据的生态级应用可能会导致对数据信息的理想化追求与信任，进而产生一种数据悖论。由于数据具有量化的显性特征，人们往往对数据有准确性和客观性的标签化印象，但是这种的非理性化信任会导致数据悖论的产生，即通常意义上人们认为获取的信息越多就越能消除不确定性的因素，但实质上对量的追求会导致质的下降，表面上量化的数据集合中可能存在呈现型数据的堆积，造成数据的浅层显现，而真正有价值的数据则被淹没在数据流中，致使数据化拟态环境更多成为社会的假象，公众难以辨别出真正有利于社会生活的有价值信息。
（二）算法推送扩大群体间信息隔阂
网络化、智能化的传播背景下，看似自由、开放的互动交流与信息传播活动实际上促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圈层和群体。当人们被作为数据群而纳入算法系统，在精确的、复杂的同时也是带着社会现实印记的计算中，更易形成不同层级的群体。基于大数据的计算公式和智能处理的优势不仅是简化了信息的采集成本，同时也扩大了人们认识的范畴和跨度［10］。而算法的可见性生产的实践往往是一个复杂且不透明的过程，且同样是一个内容与用户互动的过程。用户对推送内容做出点赞、评论与转发等反应，成为算法逻辑信息推送依据的关键指标，算法根据内容综合权重进行排序和叠加推荐，内容可见性的圈层化迅速呈现。随着人们的偏好和需求对塑造个人的政治信息环境越来越重要，算法推荐并没有整体上提升公民的政治新闻供给数量和质量［11］。算法信息推送不仅有导致社会信息的层级区隔与固化传播的风险，而且这种网络圈层的现实联动效应会导致特定群体的可见性被减弱甚至是被剥夺，从而形成不同圈层之间的信息隔阂。
算法技术使具有某种属性的人们可以迅速找到自己所属的群体。在信息环境中，具有同一特质的群体对信息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具有相似性，平台媒体依据大数据分析所进行的信息推送更是进一步推动了具备相似属性群体接受信息的同质化，造成不同群体的公民之间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知识等方面的差异与差距，进而影响到政治共同体中个体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三）后真相时代的政治极化传播
网络媒介环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对信息属性过滤与凸显，对于有些能够使信息传播速度加快的属性，基于地域环境、社会阶层、心理等方面的信息接近性原则，信息特定的突出属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社交媒体中社会动员的范围并提升动员的关注度。相较于现实社会环境，社交媒体网络中的用户具有更强的社会动员参与意识。由于社交媒体用户身份的虚拟性特征，用户主体在网络空间建构了自我的多重身份，并且自由穿梭在这些虚拟身份之间，主体不再有固定的身份标识。基于网络空间的强社交属性，网络谣言极易用主观性的事实来满足公众的心理偏好。借助圈层中信息传播的共振特点，谣言往往在圈层化的群体内和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与碰撞中得以被巩固和强化传播。
在后真相政治中，有组织的规模化虚假信息传播，往往会比传播主体和内容更具影响力。虚假信息在传播中采取不同叙事策略，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框架，进而产生不同的政治动员效果。虚假信息中所蕴含的情感，一方面通过树立“外部敌人”强化群体边界；
一方面又通过集体记忆的构建产生群体的归属感，加强身份认同，通过情感导向不断扩大情感共同体的规模，进而采取不同形式的政治表达方式［12］。这种由虚假信息结合不同的情感导向构建的情感共同体想象，往往具有跨地域、种族和文化的广泛影响，容易造成社会认知的混乱和群体对立，甚至直接引发社会动荡。
（四）情感催化下的理性价值坍塌
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情感压倒理性、个人信念优于事实真相的特性得以彰显。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以及网民身份的离散性，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一直伴随着理性与感性、表达与发泄、合理与冲动共存的矛盾特点。相较于公民合理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盲目极端、主观性、情绪化的非理性参与不仅不利于形成理性的网络政治对话空间，而且不利于网络政治文化的发展。
后真相时代情绪先行导致冲动、偏执、发泄等非理性因素被放大，网络环境中很容易出现跟风转发、盲目信任、网络暴力等非理性行为。这种非理性的碎片化舆论表达、匿名的互动方式使情感成为虚假信息大量传播的催化剂。由于社交媒体中的信息往往是经过多次加工传播，在此过程中产生与事实真相不相符的偏差性克隆，经过迭代传播后与网民的情感偏好形成共振，更容易满足公众的情感需求和心理预期。公众情感通过多种象征符号呈现并且极易感染他人，而受感染者在情绪上也会无意识地与传播者变得趋同。多元化的传播主体使网络空间信息复杂难辨，人们难以识别真相，只能依据情感与立场做出主观判断，甚至会对与直觉和情感相悖的事实做选择性忽略，带有想象意味的情感表达和极具冲击力的象征符号使人忽略了虚假信息中的逻辑疏漏，失去理性判断能力。
（五）非理性参与导致网络舆论错位
伴随着网络社交媒体技术的发展，网民的个人情绪可以更加容易在网络空间被表达、发酵，逐步发展为群体性情绪，并左右着网络舆论的发展。客观、全面、准确的信息是理性民主政治参与的前提，而后真相时代网络信息的情绪化、碎片化和无限性，导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化发展，非理性参与引发网络舆论的错位分化，直接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和稳定。在智能时代的算法逻辑下，用户通过不同平台，完全可能看到不同的“世界”，形塑差异化的舆论［13］。
从传播途径来看，网络媒体使每个人都成为社会信息网络的终端，信息通过网络渠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公众之间弥漫性扩散。与以往新闻信息要经过精心筛选与把关的编辑过程不同，社交媒体时代任何一个新闻事件，甚至只言片语、聊天截图、街拍图片等，都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引发舆论发酵。从公众的角度来看，公众话语权在网络社会环境中具有便捷性与直接性的特征，当公众权利受到侵犯，需要表达某种社会意见或利益诉求的时候，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表达正当的心理诉求，他们的呼声或要求能够通过网络平台得到相应的回应，一些诉求往往会快速形成网络舆论，进而在社情民意的舆论压力之下得到合理的解释。但由于网民身份隐蔽且处在高度自由的状态，后真相时代情绪性、非理性、无序性的特征造成民众更注重追求真相过程中的情感宣泄、价值共鸣和社群归属。由此带来的信息失真，非理性与群体极化，网络暴力等一系列问题使得舆论环境更加复杂多变。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首先得益于互联网社交媒介技术的发展。基于互联网媒体的便捷性、即时性、公开性、互动性、匿名性等特点，网络传播空间产生了多元化的媒介主体，公民网络空间政治参与活动出现了井喷现象。网络技术的发展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变革性的深刻影响，公众通过网络媒体获取政治信息、实现利益诉求以及实现自我在政治共同体中的话语权利，使网络媒体成为公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渠道。以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为公民网络政治的民主参与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全链条、全覆盖、全方位的网络政治参与日益成为我国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重塑了公众政治参与的格局。
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公民链接互联网便可以轻易地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有效地参与政治系统的运行。网络媒体与技术的赋能与赋权降低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成本和门坎，开辟了公民民主政治参与的新途径，这种多元灵活的参与方式弥补了传统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监督等民主政治参与活动渠道的有限性。公民对网络政治生活的民主参与，使自我掌握了更多的知情权、政治知识，降低自我融入政治共同体的不确定性，同时能够推动政府治理更加民主化地发展。但由于后真相时代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各种矛盾所引起的消极影响，不但不利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正向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化社会矛盾，阻碍我国网络政治文化和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一）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核心在于推动数字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并通过数字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第一，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推动数字民主的发展。网络为公民社会政治生活参与提供了开放、自由、平等的平台，传统的政治参与需要经过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与人际传播等各种传播方式实现信息的沟通交流，而在网络社会，公众可以去中介化地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通过各种网络媒介即时参与评论、发表见解。网络去中心化的、扁平式的结构模式使网民之间能够实现较为平等自由的对话，消除现实社会中受身份、地位、性别、经济等因素而形成的社会等级与群体隔阂，促进了公众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也推动了政府治理更加民主化。
第二，网络民主的主要特征是高度交互性，它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广场”和“互动空间”，重现了“广场政治”的某些要素，从而拓展了民主的内涵［14］。网络政治参与使政治共同体中政府、组织、个人等各种主体之间形成交互性关系，公民不仅可以在网络空间参与表达自我的政治意愿、发表政治情感、参与政治监督等认同性政治活动，而且能够通过社交媒体网络自我议程设置，进行政治动员。与传统政治动员需要政治精英发起，借助于政治组织、大众传媒等大型政治机构动员不同，网络空间普通公民借助社交媒体就可以发起政治动员，引发网民就某一事务进行广泛讨论，最终形成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商与调适。
数字民主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媒介技术赋权与赋能之下公众的话语权的发展。网络赋予了社会各阶层平等对话的权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与其他网络参与主体进行信息交流的资格，网民可以较为自由地上网表达自己的观点。多元网络行为主体通过技术赋权促进了话语权的分散，包括政治组织、专业媒体，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体等，所有这些行为主体都拥有话语权，传统媒体时代话语权的集中性被网络时代话语权的分散性所替代，技术的赋权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空间与活力。
第三，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网络是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之一，且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过程本身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通过合理的政治社会化以及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共同体的内在矛盾，为民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和谐的政治环境。网络政治参与具有很强的文化建构意义，网络的公共性与开放性拓展了公众民主政治参与的渠道，公众借助于网络媒介可以直接、便捷、灵活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从而使他们可以充分体验现代政治生活。通过网络政治参与，人们可以对政治系统运行中的各种政治事务自由发表意见。在民主化的网络政治参与中，互联网的平等性与匿名性使现实社会中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被降到最低，公众可以独立自主地作出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在整体上提升社会的政治文明。网络政治参与使公众在网络空间既可以通过公共舆论与公共话题中的意见表达直接参与社会政治实践，感知与理解自我在政治共同体中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同时这种对社会政治生活的亲身体验又可以使公众形成较为理性的政治思维与政治态度，促进民主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蕴含着我国实践中的民主既是作为政治参与的方式，又是作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存在和运行的［15］。公民民主化网络政治参与的直接性与便捷性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与程度，而且更进一步实现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将人民立场与民主原则和制度贯彻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不断推进着我国政治社会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二）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消极影响
后真相时代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以情感为动力导致社会信任异化。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因受后真相的影响导致政治群体极化。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规模的无限度更易于造成民粹主义泛滥。
第一，情感推动下的社会信任异化。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情感表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网络空间成为政治沟通、权力监督、公共事务参与渠道的同时也成为谣言传播的工具。在网络媒介中，公众自身的情感偏好与情感偏向的耦合，使各种网络谣言与虚假信息更容易满足公众的心理预期和情感需求，增加了此类虚假性信息被公众所关注、相信与扩散的几率。社交媒体的发展使网络空间情感压倒理性、个人信念优于事实真相的后真相特性得以彰显。后真相时代碎片的舆论表达、多元的媒体样态、匿名的互动方式使情感成为大量传播谣言的催化剂，导致网络空间出现伪民意泛滥和极端化、民粹化的现象，破坏了网络舆论生态和政治共同体内部的信任。当情绪裹挟民意，真相难以辨别且悬浮于碎片化的表达之中时，必然会使谣言成为被信任的对象，从而引发了社会信任的异化，这也在无形之中稀释了主流政治表达的公信力。
第二，后真相时代的政治群体极化。群体极化是指“观点相近的网民一开始就有某种偏向，通过网络的相互影响，在群体压力下产生从众心理，主观倾向继续偏移，失去了对信息的理智分析和主观判断，最终形成极端观点”［16］。由于网络本身所固有的特点，公众借助网络媒体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时往往会根据接近性原则形成以兴趣、情感、立场等为纽带的各种网络群体，群体的价值导向以及公众的个性化需求使各种网络群体更倾向于选择性采纳与群体立场、信念相一致或相接近的意见和信息，从而导致群体成员视野窄化和观点固化。由于网络空间的制度性相对较弱，这种群体的排斥性交往容易导致群体出现盲目的集体无意识状态，网络的匿名性导致网民既有身份的约束性被消解，人们更倾向于非理性的情绪发泄和情感满足。若公众由于自我认知的局限性被网络政治谣言所蒙蔽，甚至是被别有用心者所煽动，进而对政治信息的理性认知和判断出现偏差，往往会形成一定规模的网络意见群体和带有成见的网络政治舆论。这种对网络政治生活的非理性参与若被消极的政治情感和网络政治谣言所影响，容易造成社会认知的混乱和群体对立，甚至直接引发聚众行为和社会动荡，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第三，无限度政治参与引发网络民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作为民粹主义与网络技术的结合体，其生成、聚合和传播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思潮、政治策略和社会运动在互联网上的体现［17］。从社会情境来看，国家改革与发展使社会变得复杂和多元化，民众收入差距拉大、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公平失衡等现实问题催生了民众的不满和怨愤情绪，这种现实情境成为网络民粹主义孕育的温床。新媒介技术降低了普通用户参与政治讨论的准入门槛，为言论自由提供了基础和平台，但也在客观上导致了以观念、利益和爱好等为导向的社会化群体聚集与主体性崛起，从而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基础［18］。由于民众的政治参与渴望与利益诉求渠道之间存在着一种失衡状态，当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充分保障时，信息技术和网络媒介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表达诉求的有效渠道，经由网络意见领袖的组织引导，分散的民粹力量迅速聚集，网络空间积聚起一个“众声喧哗”的民粹主义舆论场。网络民粹主义的滋生与发展不但与一系列的社会心理动因、政治动因、政府危机治理效能不足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相关，而且与民众主观的阶层认同、身份认同有关，一旦遭遇社会不公或者政治信任失衡，人们总是以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和弱者的心态去考虑问题，以致不满和怨愤情绪迅速演变成民粹主义的网络舆论声讨。当政府的危机处理效能和措施不足时，网络民粹主义则随之溢出网络空间，甚至会引发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在后真相时代，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复杂化是网络政治的常态。从理想主义来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实现完美的民主。从现实主义来说，后真相时代的网络政治参与既是现实政治参与的延伸，又是网络政治参与的新形态。网络政治参与的新形态既是带来困境的新形态，也是发展与创新的新形态。适应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新形态，需要不断加强网络制度、规则、法治的建设，使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变成良性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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