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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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伟,任亮,刘璐,治丹丹

(河北北方学院 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河北 张家口 07500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以张家口、承德为代表的京津冀生态涵养区受地貌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交通基础设施落后,通达性差,成为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瓶颈。张承两地生态区位特殊,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的发展使其逐渐形成以旅游活动为主要干扰的人地关系耦合系统[1],但是,旅游活动迅速占领主导地位,旅游产业快速扩张,引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如何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坚守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实现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可持续发展,适应性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适应作为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核心概念之一[2],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适应性概念起源于Charles Robert Darwin 生物进化论的自由选择学说,最先应用于生态学[3]。Steward[4]将适应概念应用于人类系统,用“文化适应”描述一个区域社会面对自然环境变化如何调整自身行为。随后延伸至人文科学[5]、社会学[6]、建筑学[7]与地理学[8]等领域。尽管不同学科应用适应性概念时有所差异,但最终目的都是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危害,采取响应或行动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9-11],其核心是趋利避害。适应性研究尺度从人类系统应对气候变化[8-9,12]演化至生态系统[13-14]和社会系统[15]层面,适应性研究视角从单一系统扩展至耦合系统,在全球变化[16]、可持续发展[17]和社会—生态系统[18]得到广泛应用。

适应性既可衡量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又可测度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并指导区域未来发展方向[19]。因此,科学评价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不仅可以缓和旅游地系统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更可为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方向。目前,有学者对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研究进展[20]和发展规划[21]进行研究,而关于旅游地系统与环境系统的适应性研究鲜有涉及。综合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22-24]与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25-27]以及系统适应性研究[28-29],本文构建敏感性、稳定性和响应三个适应性要素作为评价指标体系,对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实现旅游地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良性共生、协同共赢。

京津冀生态涵养区以张家口、承德为代表,位于河北省北部,共辖11 区、14 县、1 县级市、3 自治县,本文基于可获取性、科学性和代表性对县域研究单元进行调整合并,确定最终研究区域(图1),包括张承两地共23 县(市、区)。其中,将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经开区和宣化区合并成张家口市区,将承德市双桥区、高新区、双滦区、鹰手营子矿区合并成承德市区。京津冀生态涵养区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生态区位优势与深厚文化底蕴吸引旅游资源聚集,美丽乡村建设同发展旅游业相结合,促进张承发展。然而,游客集聚、旅游衍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就是环境问题,固体废物垃圾污染,植被踩踏,露营、野餐造成土壤干扰,旅游交通工具引发大气污染,旅游活动干扰野生动物生活与繁衍,种种现象展示出旅游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不适应性”。

图1 研究区概况及景区分布

2.1 指标体系构建

从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的内涵和特色出发,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可获取性等原则,重点参考学者们[22-29]已确定的关于旅游经济系统及旅游生态系统敏感性、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以及系统环境适应性评价指标,构建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该指标体系由目标层、系统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四个层次构成。其中,第一层为目标层,即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第二层为系统层,包括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性和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第三层为准则层,包括敏感性—稳定性—响应[28]三个反映系统适应性的要素,敏感性是指旅游地系统在内外环境发生胁迫和扰动时产生正反作用的程度,敏感性与适应性呈反向关系;
稳定性是指内外环境发生变化时依旧能够保持系统固有状态的能力,稳定性与适应性呈正向关系;
响应是指旅游地系统应对外界干扰和内部环境变化时表现出的学习能力、调整能力和重组能力,响应与适应性呈正向关系。第四层为指标层,共选取26项指标构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需计算得到,包括:

表1 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

①旅游业对GDP 增长的弹性系数=旅游收入增长率/GDP 增长率。

②旅游业对工业发展的弹性系数=旅游收入增长率/第二产业增长率。

③旅游业对农业发展的弹性系数=旅游收入增长率/第一产业增长率。

④旅游资源丰富度=5A×10+4A×7+3A×5,其中,5A 表示5A 级景区,取值为10 分;
4A 为4A 级景区,取值为7 分;
3A 为3A 级景区,取值为5 分。

⑥财政自给率=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⑦旅游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旅游增加值/GDP)。

⑧旅游SO2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旅游增加值/GDP)。

2.2 研究方法

2.2.1 评价模型

首先使用熵权法[1]对各项指标进行赋权,其次使用线性加权综合方法计算涵养区旅游地环境适应性准则层中敏感性、稳定性以及响应得分,系统层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性及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得分。

第一步,构建m(i=1,2,…,m)个评价指标、n(j=1,2,…,n)个评价对象的判断矩阵Q:

第二步,将判断矩阵Q 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归一化矩阵V:

归一化公式为:

第三步,确定评价因素的信息熵值Hi:

式中:0 ≤Hi≤1;
为指标的特征比重;
ln0=0。

第四步,确定评价指标的熵权wi:

最后,运用线性加权综合方法分别计算各系统层以及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得分:

式中:Uj为各系统层评价函数;
wi为评价指标权重;
vij为评价指标标准化值。

2.2.2 协整检验

为确定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各影响因素间存在的长期稳定关系,本文引入协整检验[30]。当变量非平稳直接建模分析,易出现伪回归现象,故需检验各变量间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长期均衡关系,即单位根检验。在同阶单整基础上,为确定各变量间的长期关系以及方程的具体形式,还需要对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依次进行协整检验。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在同阶单整的基础上进行混合回归,导出残差序列并进行单位根检验,即协整检验,在长期协整关系存在的基础上,采用Hausman 检验判断采取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由此得到回归结果。

2.3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于2011—2020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张家口经济年鉴》《承德统计年鉴》中获取,部分数据来源于各县(市、区)2011—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生态环境数据来源于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环境质量状况、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承德市生态环境局,部分数据通过整理计算得出,个别缺失数据用相邻年份数据代替。

3.1 敏感性时空差异

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敏感性。从时间维度分析,京津冀生态涵养区系统敏感性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图2),2011—2019 年,系统敏感性下降趋势十分明显,在此期间涵养区经济发展对旅游业依赖性极强,同时关停全部钢铁产业并迁出大批采矿企业与传统低端制造业,着力发展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产业转型进入阵痛期。2020 年受疫情打击,系统敏感性不降反增,可再生能源、冰雪产业、文化旅游等绿色产业发展转向成熟,系统内经济布局与产业结构更趋完善,足以应对经济风险。从空间维度分析,系统敏感性总体呈现从中心城区向四周县区逐渐上升的趋势,形成“中心—外围”分布格局,张家口市整体优于承德市。崇礼区和承德市区敏感性明显低于其他县区。两地均属于旅游活动密集型区域,崇礼区作为2022 年冬奥会雪上项目主要竞赛场地之一,吸引大批投资者及商家入驻,冰雪运动快速发展,导致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旅游业,不利于长期发展;
承德市区拥有涵养区内唯一的国家5A 级景区——承德避暑山庄,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八方宾客,但是由于发展受阻,其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

图2 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敏感性

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敏感性。从时间维度分析,系统敏感性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图3),表明环境系统不断完善,污水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废气治理成效甚佳,环境质量不断向好,张承两地通过提升水源涵养功能,强化环境支撑,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在建设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方面取得卓越成绩。其中,丰宁县上升趋势最为显著,其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坚持部门协调、群众动手、科学治理和社会监督,多措并举狠抓环境问题打造美丽城乡。从空间维度分析,系统敏感性总体呈现从中心城区向四周县区逐渐上升的趋势,形成“中心—外围”分布格局,张家口市整体优于承德市。张家口市区、蔚县和承德市区敏感性明显低于其他县区,张家口市区和承德市区作为城市中心,游客承载量大,人员流动性强,加剧了污染物排放,生态环境监测、预警和应急体系不够健全,生态保护体制机制亟待完善;
蔚县环境质量一直处于张家口市垫底位置,其燃煤锅炉淘汰进展缓慢,监管不严不实,扬尘治理问题突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垃圾乱堆乱放,需强化责任落实,严格监管执法。

图3 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敏感性

3.2 稳定性时空差异

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稳定性。从时间维度分析,系统稳定性总体呈现平稳状态,部分县区出现小幅上升(图4),表明系统不断完善自身结构与功能,经济实力、消费接待能力、旅游资源禀赋、产业多样性、财政自给率足以应对各类潜在或突发经济危机事件。从空间维度分析,系统敏感性总体呈现从中心城区向四周县区逐渐下降的趋势,形成“中心—外围”分布格局,承德市整体优于张家口市。张家口市区与承德市区稳定性明显高于其他县区,市区作为城市政治、文化、信息、交通中心,调控城市经济命脉,在旅游地经济社会中更具规模与实力。康保县和尚义县是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中稳定性最差的县区,康保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基本生活条件较差,十年九旱,土地贫瘠,缺乏主导产业;
尚义县发展后劲不足,没有实体性企业,外出打工成主流,导致土地荒废、老人留守、房屋闲置。到2020 年,康保县和尚义县已经实现全面脱贫,下一步工作重点应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

图4 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稳定性

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稳定性。从时间维度分析,系统稳定性总体呈现平稳状态,部分地区出现波动(图5),表明系统环境与资源本底状况良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生态供给,助力绿色发展。其中,宽城县波动幅度最为显著且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其应在长效机制上下足功夫,保障长远发展。从空间维度分析,坝上地区优于坝下地区,形成“坝上—坝下”分布格局。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宽城县稳定性明显高于其他县区,张北县聚焦城乡环境治理,推进工作扎实开展,充分调动全民参与环境治理,改善人居环境;
康保县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强化土壤重点监督管理;
沽源县开展环境净化专项行动,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助推绿色产业发展;
宽城县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力推进生态产业化。下花园区、怀来县、涿鹿县是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中稳定性最差的县区,下花园区耕地保护不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怀来县耕地资源重警,违法违规占地及私搭乱建;
涿鹿县城区绿化布局有待优化,水资源供需矛盾亟须解决。

图5 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稳定性

3.3 响应时空差异

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响应。从时间维度分析,系统响应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图6),表明系统自身具备一定经济实力,消费、投资、科教给予系统经济再生产与动力支撑,旅游吸引力给予系统恢复力,在应对经济压力与风险时可以发挥系统自我调整能力。从空间维度分析,张家口市整体优于承德市。张家口市区、崇礼区、怀来县、围场县响应高于其他县区,张家口市区作为张家口市经济中心,无论是消费水平、投资能力,还是科教支持力、旅游吸引力都展现出区位优势;
崇礼区作为“环首都经济圈”重要一极,在北京购买力受调控政策影响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其突出的自然资源优势利于发展旅游度假产业,便自然成为承接溢出购买力的主要出口;
怀来县作为京张奥运通道的重要节点备受关注,基础设施、优质教育等配套逐步完善,区域特色产业逐步建立;
围场县具有良好自我调节能力,与其居民消费能力强、科技教育支撑力足、利用外资水平高直接相关。

图6 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响应

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响应。从时间维度分析,系统响应总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图7),表明系统旅游环境治理能力和政府调控能力稳步提高,旅游生态建设逐步完善,在各种生态压力和风险面前,展现出良好的自我调节与恢复能力。其中,承德市区上升趋势最为显著,表明其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抓好智慧环保改革,努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由量变到质变。从空间维度分析,承德市整体优于张家口市,展现出环境治理与调控优势。围场县响应明显高于其他县区,其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明确功能定位,进一步强化应急保水举措,全面开展内源清理整治,科学规划空间格局,放大生态优势推进绿色发展,依托林下经济打造绿色银行。下花园区是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中响应最差的县区,其因煤而富,由于长期开采导致资源枯竭,应致力于摆脱单一资源依赖,充分考虑土地、环境承载力,将发展重点转移到绿色产业,合理规划具有生态效益的生态用地。

图7 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响应

3.4 适应性时空差异

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性。从时间维度分析,系统适应性总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部分地区出现波动(图8),张家口市是2022 年承办冬奥会的主要城市,承德市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张承两地作为京津冀生态涵养区,发展机遇千载难逢,近年来交通运输网络高质量推进,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现代化工业体系逐步完善,推动整个冀北地区经济社会向好发展。从空间维度分析,系统适应性总体呈现从中心城区向四周县区逐渐下降的趋势,形成“中心—外围”分布格局,承德市整体优于张家口市。张家口市区和承德市区适应性明显高于其他县区,张家口市区从城市公共交通、公共服务场所、信息传播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大力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升级,优化产业结构,集聚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承德市区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稳步提升城市建设,打造“一带三区”城市发展战略布局,以“拓空间、兴产业、抓协同、建城市、促中疏”为发展定位,打造区域经济新增长极。康保县和尚义县是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中适应性较差的县区,两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人居环境恶劣,基础设施亟待完善,交通闭塞、产业落后,虽2020年两县全面脱贫,但后期应注意补短板、强弱项、阻致贫、防返贫,实现绿色崛起。

图8 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性

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从时间维度分析,系统适应性总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图9),张承两地作为京津冀生态涵养区,坚持生态优先,提升水源涵养功能,加强草原生态建设,强化环境支撑,持续加强生态修复,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从空间维度分析,坝上地区优于坝下地区,形成“坝上—坝下”分布格局。围场县和丰宁县适应性优于其他县区,围场县自然本底条件良好,响应能力强,全域生态环境建设稳步推进,大预防小治理,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
丰宁县在环境发生胁迫和扰动时产生正向作用的程度最为显著,稳定性与响应能力良好,环境治理常态化、制度化、持续化,打造生态宜居美丽家园。下花园区和万全区是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中适应性较差的县区,下花园区稳定性与响应能力差,环境治理投资力度不大,水环境问题亟须修复,生态空间管控有待加强,下一步应不断推进生态修复,改善水生态环境;
万全区对乡镇养殖小区排污、农村污水治理、燃煤锅炉治理、城西河水质管控等工作要高度重视,狠抓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有效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加快推进农用地土壤污染源调查,实现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责任明晰、强势推进。

图9 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

3.5 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类型划分

通过对2011—2020 年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评价指数进行平均值测算并根据聚类分析进行类型划分(图10),以便清晰直观地得到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差异。

图10 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类型划分

高适应性县区包括张家口市区。张家口市区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性最高,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处于中等水平,两者协调发展,旅游经济活动逐步控制在生态环境系统健康阈值内,使张家口市区成为京津冀生态涵养区环境适应性最高的地区。

较高适应性县区包括承德市区、宽城县和围场县。承德市区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性低于张家口市区,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与其不相上下,两者协调发展,呈现较高适应性;
宽城县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略有下降,但其经济社会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处于较高水平且协调发展;
围场县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性处于中上等水平,而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远高于其他县区,可见,围场县仍有足够资源供给旅游活动。

中适应性县区包括崇礼区、张北县、蔚县、怀来县、滦平县、兴隆县、平泉市和丰宁县。这类县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处于上升趋势且经济社会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但整体处于中等水平;
崇礼区和怀来县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性处于中上等水平,应利用好冬奥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并注意控制在生态环境系统健康阈值内开展旅游经济活动;
丰宁县和兴隆县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处于中上等水平,可利用生态优势开展更丰富的绿色旅游活动。

低适应性县区包括下花园区、万全区、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阳原县、怀安县、涿鹿县、赤城县、承德县和隆化县。怀安县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性发展较好,但煤厂污染严重影响其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
沽源县、阳原县、赤城县和隆化县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具有发展潜力;
下花园区、万全区、康保县、尚义县、涿鹿县和承德县属于经济社会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双低的县区,应克服绿色产业转型瓶颈,强弱项、防返贫,实现旅游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从空间维度分析,低适应性县区大多聚集在张家口市,可见,承德市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的经验值得张家口市借鉴学习。

衡量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的指标有很多,涉及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因此,影响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发展的因素同样很多。基于定量分析的研究尚不多见,借鉴既有研究成果[28-30],结合京津冀生态涵养区具体情况,选取人均GDP 代表经济发展水平(X1)、总游客量增长率代表旅游地吸引力(X2)、旅游资源丰富度代表旅游地建设水平(X3)、实际利用外资代表旅游发展外向力(X4)、财政自给率代表政府调控能力(X5)、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代表环境管理力度(X6),定量识别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Y)的影响因素。

首先,结合数据相关性分析得出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影响因素中X2和X5的Pearson系数小于0.5,相关性较弱,其余影响因素的Pearson 系数均大于0.5,相关性较强,所以选取X1、X3、X4和X6进行协整检验。其次,在EViews10 软件中对4 个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避免伪回归,通过水平方程和一阶差分方程进行平稳性检验,验证了4 个指标一阶差分平稳。对指标Y、X1、X3、X4和X6的一阶差分进行混合回归,导出其残差序列,对模型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证明存在协整关系。最后,对面板数据进行Hausman 检验确定适合采取固定效应模型,由此运用OLS 回归,结果如下:

上述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了98.68%,说明模型回归的效果较好,而且F值高达586.05,整体模型拟合显著。根据模型可知: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Y)和经济发展水平(X1)、旅游地建设水平(X3)、旅游发展外向力(X4)及环境管理力度(X6)这4 个指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4.1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对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的影响系数高达0.355,表明涵养区坚持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统一,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塞罕坝绿色奇迹、京张高铁通车、全面脱贫、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张承两地抓牢发展机遇,最大限度发挥生态优势,加快绿色转型升级,努力实现生态兴市、生态强市。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物质需求日益增长,精神素养持续提升,对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极其有益,促进了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

4.2 旅游地建设水平

旅游地建设水平对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的影响系数为0.150,表明涵养区内景区建设水平相对成熟,能够较好协调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旅游地建设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建设水平高低直接影响着未来涵养区旅游地的发展。因此,提高旅游地建设水平,挖掘景区文化内涵,健全景区管理制度,完善环境监督体系,对促进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具有积极作用。

4.3 旅游发展外向力

旅游发展外向力对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的影响系数高达0.447,表明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可促进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的发展。张承两地加大招商力度,积极为外资企业送政策、送服务,全力支持外资企业发展。在新能源产业、高端制造业、生态旅游、大数据等领域加强与外商合作交流,广泛开展以生态旅游、冰雪运动为主题的国际交流论坛,不断汲取对外经贸合作养分,打造竞争新优势。在京津冀一体化大背景下,张承两地旅游发展外向力与日俱增,拉动地区经济发展,可见其对于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有调节作用。

4.4 环境管理力度

环境管理力度对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的影响系数为0.172,表明涵养区内环境管理力度的提升可有效促进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张承两地受政策调控影响,近年来生态旅游建设日益完善,吸引各地游客,同时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但适宜的环境管理力度能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互促并进。

(1)敏感性、稳定性及响应三个适应性要素时空差异特征显著。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敏感性下降,相反,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敏感性上升,均呈现“中心—外围”分布格局;
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稳定性均发展平稳,空间分布上经济社会系统呈现“中心—外围”分布格局,生态环境系统呈现“坝上—坝下”分布格局;
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响应均有所上升,张家口市经济社会系统响应优于承德市,而承德市生态环境响应优于张家口市。

(2)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性和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时空差异特征显著。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性和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均呈现上升趋势,旅游地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性呈现“中心—外围”分布格局,而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呈现“坝上—坝下”分布格局。

(3)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缓慢上升,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高适应性:张家口市区;
较高适应性:承德市区、宽城县和围场县;
中适应性:崇礼区、张北县、蔚县、怀来县、滦平县、兴隆县、平泉市和丰宁县;
低适应性:下花园区、万全区、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阳原县、怀安县、涿鹿县、赤城县、承德县和隆化县。

(4)经济发展水平、旅游地建设水平、旅游发展外向力及环境管理力度对京津冀生态涵养区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产生重要影响,其影响程度强弱为旅游发展外向力>经济发展水平>环境管理力度>旅游地建设水平,并对旅游地系统环境适应性起正向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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