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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仁勇，林一回，廖雅雅
(1. 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2. 浙江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日本中小企业不仅是制造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其中，完善征信体系是支撑日本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日本作为亚洲最早开始发展征信的国家，征信业的历史已有百余年之久，其征信体系与模式已发展相对成熟，采用行业协会主导与市场化运作并存的混合征信模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征信生态系统[1]。它有效破解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2]，极大降低中小企业融资交易费用，为中小企业获取融资打通信用信息壁垒，保障日本市场经济平稳有序地发展。日本征信生态系统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上百年时间的演化逐渐发展成为由龙头第三方征信机构为核心，行业协会为中介，银行与中小企业共同参与的征信生态系统。其呈现的系统构像与当前中国在发展征信生态过程中以央行主导，企业征信为辅的现状较为相似，其成功经验对完善中国征信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探讨尚且停留于现状描述与预测，极少关注到征信生态系统演化的动态过程及其内在机制。日本征信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关键节点培育与发展是系统演化的关键动力。在此，利用结构洞理论剖析网络结构属性以及处于核心与桥梁位置的机构[3]，进一步丰富了征信理论体系。
信用信息数据是征信生态系统演化的关键要素[4]，信息技术在征信业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日本征信生态系统的每一次跃迁都与信息技术的突破以及应用有关[5-6]。因此，本文按照日本征信机构发展的关键节点特征，结合征信信息技术变化特征[7]，将日本征信生态系统演化划分为3个阶段，即起步探索阶段、融合提升阶段与完善发展阶段，如图1所示。
图1 日本征信生态系统发展历程图
(一)初步探索阶段(二战结束后—1970)
日本征信业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萌芽，于1892年白崎敬之助发起成立了东京信用局(东京商工所的前身)。由于明治初期日本经济领域票据交易和信用交易日趋活跃，东京工商所初始的业务局限于东京市区的中小企业信用调查，以获中介业务而生存，但是，由于当时业务范围、地域限制，公司发展十分缓慢。二战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复兴趋势，信用调查的需求也逐渐增加，东京工商所业务向全国推广。紧接着1900年后藤武夫成立第二家征信机构，帝国数据银行。同时，随着中小征信机构的发展，日本信用协会等机构也相继成立。征信业发展有力促进了日本中小企业融资能力提升。其中，日本帝国数据银行和东京商工所等征信机构的发展是促使各要素融合、银行与中小企业加强互动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将重点剖析这两家征信机构的发展历程。
正是因为征信业兴起，在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架起了信息桥梁，解决企业融资中信用信息不对称问题[8]。因此，政府积极鼓励第三方征信机构和各类相关协会发展，以协助中小企业增强信用证明能力，为中小企业发展创建良好的融资条件。例如，日本政府1945年颁布《日本中小企业信用保险法》,开始着手信用配套方面的制度建设，1953年成立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为日本中小企业提供长期资金等等[9]，他们在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拉动中小企业信用调查需求起到积极作用，从而助推征信市场发展。尤其1953年日本政府颁布《信用保证协会法》，政府出资依法成立信用协会，为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提供信用担保，有力促进了中小企业融资[10]，也标志日本征信生态系统基本要素形成。
(二)融合提升阶段(1970-2010)
日本经济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复苏阶段，9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泡沫破裂以后，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不振，征信业受到重挫[11]。为重振企业发展，企业征信市场两大寡头帝国数据银行和东京工商所率先应用计算机技术革新征信调查方法和信息管理，建立企业数据库系统，提供数字化征信产品，大大提高了征信效率，从而度过市场难关，赢得了先机，两大寡头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占据90%市场份额[12-13]。征信业也从简单的企业信用调查拓展到工商数据共享、消费信用、信用评级等多种业务形式。
个人征信的发展最早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1963年国家银行个人信用信息中心(KSC)的建立为后期日本个人征信快速产业化奠定了基础，但当时还是与企业征信混合经营。在步入第二阶段后，随着日本个人消费信用发展，个人信用征信机构开始独立经营，信用信息中心株式会社(CIC)和日本信用信息中心(JICC)相继成立，使得个人征信业务慢慢从企业征信机构剥离[14]，最终形成日本个人征信业的JICC、CIC和KSC“三足鼎立”之势。消费信贷协会、信用产业协会和银行协会等个人信用信息中心应运而生。到21世纪初，日本征信业已清晰地分化为个人征信业和企业征信业，均形成了寡头垄断的稳定格局。日本社会对征信业的信任感也有所提升，征信市场逐渐步入良性发展阶段[15-16]。
(三)完善发展阶段(2010—至今)
21世纪初期大数据技术的变革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征信生态系统的完善，个人与企业征信机构纷纷建立数据库与数据平台，如2010年，帝国数据银行建立了帝国数据库，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对大量数据进行高精度的分析，从海量大数据中挖掘出有用的事物关联性信息，解决了数据冗余的问题。并建立模型预测风险评估，自动化、高精度的批量授信，降低银行放贷管理成本，缩短中小企业融资流程与时间，大大提升了数字经济的活跃度[17-19]。并通过子公司(帝国数据库网络通信公司)获取金融交易中实时数据，提升信用画像的精确性。
此外，日本信用情报机构株式会社(JICC)、信用信息中心株式会社(CIC)和国家银行个人信用信息中心(KSC)为了防止多重债务和过度借债，创建了“CRIN”和“FINE”两大平台来共享每个信用信息机构持有的信息，加快信息流动速度，提高数据互通性，打破各征信机构数据库的壁垒，使征信生态系统间的信用信息进行交互[20]，完善日本中小企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
(一)政策引导征信体系初步构建
中小企业是构造市场经济的主体，其发展关系到日本的国民经济。二战后，日本经济处于尚未恢复状态，未被欧美等金融市场所认可，外国资本对日本中小企业的投资乏善可陈。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因规模小、运营年限短、缺少硬资产抵押等原因，无法提供有效的信用信息来证明企业自身的还款能力，处于融资劣势，只能通过与金融机构建立长期关系表明自身的诚信程度和经营状况，获得融资。但融资渠道与手段单一、可得资金量有限与高利率等问题，依旧束缚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20世纪4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为恢复经济，主导建设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一方面，针对中小企业融资危机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律法规等，对中小企业融资进行支持；
并在资金和资信调查方面进行协助，引导征信机构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积极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建立相关的行业协会，如日本信用担保协会。行业协会依法维护信用交易秩序的规则、检察监督，同时也在信用交易过程中进行调查和指导加强援助，为中小企业长期融资提供便利，有效推动了征信生态系统的演化。
随着征信机构发展，业务关联机构，如金融机构、工商行业协会、政府部门等与征信机构联系更加紧密，它们通过信用信息、资金、技术、征信产品交易等建立正式和非正式沟通，日本征信体系雏形初显。
(二)市场拉动征信体系生态化发展
在征信业发展初期，政策引导对征信业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对政策过度依赖使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意识不足，弱化了自身信贷审查部门的作用。随着日本金融体系慢慢朝向以市场为主导，开放、自由竞争的方向转变，金融环境的波动导致大量贷款难以收回，无法满足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大大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中小企业时常因无法得到及时的资金援助而宣告破产，征信市场大量萎缩。为了满足中小企业融资贷款需要，第三方征信机构利用信息优势为金融机构提供精准的信用调查和评估，从而解决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21-22]。由于信息收集与加工费用高昂，征信机构效率低下、发展受限[8]。
在金融环境和市场需求的共同作用下，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不断向规范化、系统性方向演化。一方面，征信业专业分工逐渐形成，泛征信化现象和侦探属性逐渐减少，企业征信所逐渐剥离个人征信业务，形成了个人消费征信与工商企业征信两大业务板块，征信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如图2所示。另一方面，日本征信机构引入计算机技术，摆脱手工操作进行数据积累和计算，大大提高了征信业运行效率；
并根据现有市场需求，提供在线服务，克服了经济交易的时空障碍，有效缩短了融资周期。
正是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业务联动推动了日本征信生态系统的演化，促使日本征信体系生态化发展，从起步探索阶段向融合提升阶段发展。
(三)技术支撑征信生态系统优化升级
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使金融市场和技术的动荡性增强，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变得更加波动，抗风险能力降低。以往的信用评估主要是基于中小企业的资产和债务水平等财务信息，而忽视了企业融资项目的盈利性和还贷能力。这种简单的信资报告往往只能反映出企业历史交易记录与基础信息，而非实时的经营状况，更无法深入洞察企业的行为和决策，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如何有效评估中小企业融资项目的盈利性和还贷能力成为了大数据时代下征信体系亟需解决的新问题[23-26]。
随着大数据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依赖大量数据及密集人力的征信生态系统大规模应用创新性的大数据技术。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使大量非结构性信息可被收集并应用于信用评级。通信技术的革新，使大量数据的收集成本骤降，并且可以通过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及时传递金融交易中时刻产生的结构化资料，颠覆了征信业的产品与服务模式，征信产品多样化逐渐满足甚至超过现有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在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第三方征信机构等核心主体的角色由单一的传递信用信息的媒介逐渐向综合服务商、信用交易指导者、企业管理诊断者等多种角色转变[27]，填补了征信市场需求的空白，完善了征信生态系统的发展[28]。
综上所述，日本征信生态系统演化经历了政策引导、市场拉动与技术推动的路径，如图2所示。在征信机构发展初期，征信市场培育过程中，政府的引导与扶持政策产生积极作用[10]，但是，随着市场规模扩大，征信生态系统框架基本形成，政府作用逐渐减弱，市场本身力量逐渐显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大量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与金融机构征信能力不足，促使第三方征信机构快速发展。当征信要素发展充分，网络结构相当完善的阶段，征信产品供需平衡，大数据应用在推升征信机构运行效率、服务质量和及时性，降低征信成本费用上起到关键作用[20,29]。
随着征信生态系统的发展阶段变化以及信息技术水平的迭代，融资交易双方的互信方式以及融资的决策依据也随之改变，从依赖交易关系与直觉做出的模糊决策，到根据简单的信资数据以及硬资产抵押进行融资的数据决策，再到大数据辅助经验的科学决策。此外，信息技术的革新使信用信息数据获取与处理的难度大大降低，大数据的易获取性和自动化处理方式不仅弥补人工处理的不足，同时也减少了决策偏差。
如图2所示，征信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每次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政策环境变化都会催生新的演化动力，促进系统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在新的发展阶段也逐渐产生新的演化目标并进一步衍生出新的参与主体，集成新的发展要素，从而获得新的演化成果，形成循环往复、不断迭代演化的动态过程。在日本征信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政府、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行业相关协会、第三方征信机构和其他中介机构等多方主体相互作用，提升中小企业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逐渐形成了具有稳定结构和相对完善功能的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30-31]。通过多元主体协同与要素流动，最终实现征信流程的优化升级和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逐渐完善。
图2 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阶段演化及其动力转换机制图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本文聚焦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演化过程的关键事件，按关键事件前因、后果进行关联资料检索，顺藤精准查询有关征信机构成立、发展事件、相关法律法规出台背景、实施情况、重要征信机构业务及其关联等资料信息。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学术论文、新闻报道、企业介绍、企业家传记、政府网络资料、调研报告等中日文资料，通过初筛二手资料，剔除一些与研究主题和研究对象不符的部分。最终得到约12万字的资料。二是各机构公开披露的年报摘要、机构官方网站发布的信息、文档等，共计得到6万字资料。通过对以上资料的梳理，整理出日本征信体系演化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参与主体各主体基本发展历程，以及主体间交易关系、协同关系、合作交流、会员关系、股权关系等联系，编制关系矩阵。
(二)数据分析
利用Nvivo对上述资料数据进行关键词检索，找到关键事件节点，并按时间顺序进行整理，形成日本征信生态系统发展历程图。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按照业务、信息、地域等资料构建征信系统中各主体间关系型二值矩阵数据，借助Ucinet软件构建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网络，比较生态网络的整体指标和个体指标(表1所示)[32-33]，从而勾勒出日本征信生态系统的特征，解剖关系节点与演化路径。
表1 日本征信网络测算指标
(三)日本征信网络结构与结构洞
1.日本征信生态系统网络结构识别
将整理后的二值关系矩阵借助用UCINET6生成可视化的网络图(图3所示)，并对网络密度、网络凝聚性、平均中心度、平均最短路径进行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随着网络阶段演化，日本征信生态系统的网络规模与密度逐渐增大。尤其在演化第二阶段，随着征信机构数量增多和业务快速发展，网络密度呈波动增长趋势，此时日本征信生态系统中各主体通过协同、竞争等作用互动频繁，联结逐渐紧密；
在演化第三阶段，节点数量和协同竞争关系达到了均衡状态，网络生态系统已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平均路径保持相对稳定，充分说明了，日本征信生态系统是围绕广大中小企业融资需求，随着19世纪末泡沫破裂以后，日本中小企业经济不景气，征信生态系统进入稳定期。
表2 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网络整体结构指标
如图3所示，日本征信生态系统在演化过程中紧密程度逐渐增加，网络内部结构也越来越复杂，为了深入探究日本征信生态系统的演化机理，找出网络中的核心节点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其余节点间联系都要通过一个节点，那么该节点在网络中占据重要位置[3]。本文借助UCINET软件继续对网络主体进行个体指标测算，找出各阶段处于结构洞的节点，基于结构洞理论，对结构洞节点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和评价[34-35]，探索结构洞与动力的演化机理。
图3 不同演化阶段下的日本征信生态系统网络整体结构
2.日本征信生态系统网络结构洞识别
进一步计算网络各节点的特征指标，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网络的中心度、中介中心度、效率及有效规模等指标排在前列的节点是日本银行、日本信用协会、信托协会，说明政府、行业协会处于网络中心位置，起到联结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桥梁作用。例如，日本信用协会与信托协会在日本银行等政府部门政策引导下，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其中日本信用协会分布于全国52处，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融资。
表3 日本征信生态系统初步探索阶段的个体指标计算结果排序
但是，随着日本征信生态系统进入融合提升阶段，作为日本央行的日本银行中介作用下降，帝国数据银行、东京工商所、评级投资情报等第三方征信机构在网络中心位置上升，网络结构洞的作用增强，说明征信主导力量逐渐由政府向市场过渡，第三方征信机构作为结构洞使征信要素配置与市场需求相对接，融资方式多样化，系统稳定性增强(表4)。
表4 日本征信生态系统融合提升阶段的个体指标计算结果排序
在日本征信生态系统完善发展阶段，帝国数据银行、东京工商社，以及三家个人征信机构共同建立的信用信息共享网络在系统中的生态位不断上升，成为系统的主导力量，网络结构洞作用进一步增强。说明了信用信息要素在征信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日益上升，通过信用信息在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滚动，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融资的达成率(表5)。
表5 日本征信生态系统完善发展阶段的个体指标计算结果排序
(四)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演化的核心机理
从日本征信生态系统3个发展阶段的网络特征变量可以看出，处于网络结构洞位置的关键节点，分别为日本银行、日本信用协会、信托协会、帝国数据银行、东京商工所、信用信息共享网络(CRIN)，说明这些节点在引导征信生态系统中各参与主体的合作起到关键作用，充分验证了前文的演化分析。例如，信托协会、信用协会、日本央行、个人信息保护协会等中介和政府部门，它们为征信机构和广大中小企业之间搭建了信息桥梁，处于网络和结构洞位置，为广大中小企业信用调查和信用评级提供不可替代作用。因此，各种协会发展壮大为征信生态系统提供粘结剂，中小企业对融资需要是征信结构发展的市场基础。金融机构发展与征信法律法规完善是维护征信机构运行的资源环境与制度，技术创新是推进征信机构效率与跨域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研究结论
基于结构洞视角，以二战时期后的日本征信生态系统为案例，对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进行了深入剖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依托于中介核心节点打造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是实现日本中小企业征信体系发展的现实路径。一方面，在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演化的过程中，第三方征信机构等中介机构根据不同阶段的需求，协调和整合征信要素，基于自身结构洞的资源优势，并协同其他主体通过会员制合作、组建数据联盟、搭建数据共享平台等形式共同完善征信制度。另一方面，核心节点基于中小企业利益诉求和政府的政策引导进行战略转变，并在信息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应用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征信产品与服务由人工操作向数据自动化转型升级。在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演化的过程中，结构洞主体在征信生态系统中的主导能力逐渐增强，征信要素整合效率大幅日益提升，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由初期政府主导逐渐发展为多元主体协同。最终，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逐步完善，融资效率显著提升。
第二，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的演化是由政策引导力、市场拉动力和技术支撑力等多种驱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各个驱动力在不同演化阶段均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在各驱动力的作用下，基于信用数据拓展和信息技术革新相互融合促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经历了初步探索、融合提升、完善发展3个阶段，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合力、推动征信要素不断流动与聚集，推进日本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逐级向更高层次演化。
(二)对中国的实践启示
在政府层面，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征信生态系统建设中的政策引导与支持作用，为中国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重塑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一是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力度，引导银行机构合理利率定价，为成长型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融资渠道，同时，政府制定相应的财税优惠政策和补贴措施等政策，引导第三方征信机构发展。二是完善中小企业信用评价机制、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与数据共享平台，对接融资服务平台、产业金融服务平台等，构建高效、务实的内外联动机制。三是继续完善和严格执行企业以及个人信用信息保护等方面的相关管理政策，完善信用信息管理制度，规范和激励征信机构的经营行为。
在征信机构层面，核心主体应充分发挥中介作用，保障和推动中国中小企业征信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一是努力提升、强化中小企业结构性与非结构性信用信息的识别、搜集、整合、处理以及分析等能力，实现信用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二是加强信用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注重中小企业征信网络建设，有效整合政府、金融机构、其他中介机构等多元主体的资源、要素，不断优化和完善主体间合作机制，努力提高协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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