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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1.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2.河南大学 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4）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劳动价值论被广泛接受并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实践的关键前提就在于劳动价值论能够融于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要满足这个关键前提，劳动价值论至少要能够说明由市场机制引导生产和交易的合理性，要能够说明市场机制带来的劳动分工和资源配置对价值创造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大背景下，马克思经济学要生根发芽乃至成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主体，作为其理论基石的劳动价值论也必须嵌入市场经济之中。就此而言，劳动价值论一是要能够适用于分析当前市场经济中的各类现象，进而对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内在问题形成全面的认识；
二是要能够推动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进而在市场经济这一大背景下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只有满足了上述标准，劳动价值论才具有真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却将所有的价值都归源于活劳动，进而将其他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所获收益都视为来自价值的转移和剥削，由此，市场经济就成了一个不公正、不合理的经济体系，自然也就难以与当下建设和谐社会相容。这就意味着，传统劳动价值论根本无法为在市场经济中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合逻辑的理论基础。①与此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效用价值论则认定不受干预的市场竞争会自然地导向和谐社会，从而就看不到现实世界尤其是现实市场所存在的问题。既然如此，如何化解这一理论困境呢？这需要思考并解决如下两大基本问题。
第一，劳动价值论能否与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相容？这涉及如何理解客观的使用价值因实现程度的差异而形成的具有显著差异性的个体价值。只有存在差异性的个体价值才会产生市场的供与求，而市场供求的变动反过来又引导着社会劳动的配置，进而推动劳动有效性的提升。其实，单纯从劳动耗费评估物品的价值只适应于一人世界，即根据劳动投入量评估生产之物的价值，进而根据对不同物品的需求配置劳动；
但是，当从一人世界拓展到二人世界及多人世界，出现交换之后，对生产之物的价值评估就来自他人或社会的评价且依赖于物品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在存在交换的现实世界，商品的价值就从个体价值转向了社会价值（甚至市场主体对商品的估值也深受社会价值的影响），其中必然渗入了社会需求的影响。因此，琼·罗宾逊［1］说：“需求也影响价值。除非有对商品的需求，否则商品体现不了价值，如果某种商品生产过剩了，体现在这种商品上的部分劳动，就被证明在满足社会需求上是不必要的，于是有关商品总生产量的平均价值就会因而下降。”
第二，劳动价值论如何才能嵌入现代市场经济之中？这涉及如何将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和不同时空下的差别性价值及其对消费和生产的影响纳入统一的理论体系中。对市场经济的分析不仅涉及商品的供与求，而且涉及供求均衡及其变动趋势，进而涉及市场机制对劳动（及其他资源）配置的合理引导，有效劳动价值说很好地满足了这一要求。有效劳动价值说提出，劳动从支出到凝结的过程中存在劳动耗散，这导致劳动支出量与劳动凝结量之间会出现差异，劳动从支出量转换为凝结量的系数大小则取决于劳动的有效性。市场机制引导的社会分工将不同劳动配置到适用领域，由此就可以大大提升整个社会劳动的有效性。劳动的有效性实质上就体现为劳动的复杂性：复杂劳动在单位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之所以比简单劳动更多，就在于复杂劳动在创造价值时比简单劳动更为有效。市场机制引导的社会分工将大量分立劳动联合在一起进行协作生产，由此就大大提升了整个社会劳动的复杂性。正因如此，通过引入劳动有效性的概念，有效劳动价值说就将生产性劳动从同质的孤立劳动拓展到异质的联合劳动，由此就可以对广泛的非直接生产的社会劳动进行性质界定。劳动的有效性这一概念还架通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由此就可以对生产性劳动的生产性进行大小比较。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稀缺性劳动从非生产性领域转向生产性领域，或从生产性小的领域转向生产性大的领域，然后就可以实现价值量的增加。
除上述两点之外，有效劳动价值说还考虑了使用价值在不同时空下的实现程度，由此就对应了不同时期的社会价值及同一时期的不同个体价值，进而某商品的社会价值体现了该商品的使用价值在特定时期的平均实现程度，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该商品的社会需求。这意味着，市场竞争将稀缺性资源配置到社会可实现的使用价值或最大价值，而不是由物质结构所决定的使用价值或最大价值，由此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需求。通过引入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有效劳动价值说就实现了价值、使用价值与市场供求的联结，将市场需求与劳动投入统一，由特定时期的社会价值引导劳动配置。其意义体现在这样三方面：有助于解释并沟通价值创造和市场需求，有助于认识商品价格及变动趋势，有助于借助市场机制优化劳动配置。
鉴于此，本文致力于从使用价值的实现角度揭示价值创造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统一，进而通过对有效劳动价值说的阐释缓解劳动价值论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紧张，这些都为劳动价值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学理性基础。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只有创造出有用的产品才有价值。如果一个劳动所创造出的产品只有很少一些用途，那么，自然也就只有很少价值；
随着该劳动所创造出产品的有用性提升，它的价值也就会相应增大；
如果一个劳动所创造出的产品比另一个劳动所创造出的产品具有更大的有用性，那么，它的价值也就更大。基于这一逻辑，“有用性”才是构成价值量大小的基础［2］。其实，这一认识已经为众多学者所接受，差异只在于，不同流派的学者通常会赋予“有用性”不同的含义。例如，维塞尔［3］55指出，“正是对需要的满足才具有价值，才‘值钱’，才对我们‘有重要性’”。由此就需要深入考察：何谓“有用”？
第一，产品的“有用性”因享用主体不同而不同。早期社会，“有用性”主要体现为对劳动者自身需求的满足，极端情形是一人世界；
在现代社会，“有用性”则主要体现为对社会中其他人需求的满足，典型情形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和恩格斯［4］54就指出，“（商品生产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在交换经济中，一个产品如果不能满足一种社会欲求或社会需要，那就不具有现实的“有用性”，也就不具有交换价值和价值，甚至会失去商品属性。其原因在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出售，不符合人们（市场）需要的劳动产品就无法出售。只有生产社会所需产品的劳动投入才是有效的，才能创造出可以实现的价值；
否则，就会造成劳动投入的无效或劳动配置的不合理。
第二，产品的“有用性”因时空转换而不同。有些劳动产品，尽管不能满足人们当前的需求，却可以满足人们今后的需求，或者，尽管不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却可以满足未来人的需求。这类产品同样也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只不过从产品生产到被使用，或从价值创造到价值实现之间存在时滞，涉及资源在时间上的有效配置问题。
第三，产品的“有用性”差异源于属性的多重性。产品的（成分、结构或形态等）属性产生出特定的有用性，并满足不同主体的差异性需求。此外，同一产品还可以满足不同主体的不同需求，这源于产品的“有用性”本身就体现为其内在属性所产生的功效；
相应地，几乎所有产品的属性都是多重的，从而派生出多种（客观）功效。
第四，产品的“有用性”变动通常源于属性的改变。对产品属性的理解就涉及如何认识和界定产品的根本性问题。当某产品的一个属性发生变动时，就会变成另一种产品。例如，当一个产品从一个场所转移到另一个场所时，因为被赋予不同的空间属性，也就拥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正因如此，那些将一个产品从一个场所转移到另一个场所的劳动（运输和商业）总体上就属于生产性劳动，因为这样的劳动改变了尤其是增加了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基于同样的逻辑，当一个产品从一个时点转移到另一个时点时，因为被赋予不同的时间属性，也就拥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由于特定时空下满足特定主体的需求具有明显的社会性，产品的使用价值所展示出的“有用性”也就不再表现为纯粹的客观性，而是注入了与特定主体或与社会相联结的主观性。为此，哈维［5］53就写道：“使用价值的范畴现在被理解为社会性的使用价值，同交换价值和价值相联结，因而毫无疑问已经发挥了经济职能。”
前文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及不同主体的需求中揭示出产品“有用性”所呈现的主观性，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使用价值通常也会表现出某种主观性。商品的使用价值之所以会表现出某种主观性，根本性原因在于，同一使用价值在不同时空下为不同主体所有时得到实现的程度是不同的。使用价值之所有会有不同的实现程度，在于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多元的。使用价值根源于商品所固有的属性，这些属性通常会展示出不同的功效，进而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的需求。这些属性及其衍生的功效通常又不能被（即期且完全地）认识到，或者，即使被认识到，也不一定被（即期且完全地）开发和使用。正是由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在现实世界中存在不同的实现程度，由此就会形成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
第一，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实现程度上所呈现的差异可以从认识度和利用度这两个维度加以辨识。认知度与人类社会及特定主体的认识水平有关。商品的每个使用价值都对应着特定的属性，而这些属性为人类所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而且被认识的程度通常因人而异，这是产权不可能完全清晰界定的根本原因［6］。利用度与人类社会及特定主体的利用能力有关。拥有多种属性的商品会产生出很多类型的功效，而这些功效为人类所利用也是一个逐渐展现的过程，并且被利用的程度通常又依赖于其他手段或条件。门格尔［7］10认为，高级财货生产低级财货时往往是多种高级财货的共同作用，如果缺失其中某些补足财货，那么，高级财货就无法生产出低级财货。因此，对一个高级财货来说，只有存在相对应的补足财货时才成为财货。综合这两个维度可知，自然禀赋在成为生产性资源的过程中既是物质过程也是观念过程，自然禀赋能否成为带来财富的资源根本上取决于人们的认知能力和利用能力。与资源或财货稀缺相对的不是人类的需求而是人类的认知和利用能力［8］。
第二，商品的使用价值因认知水平、利用能力的不同而出现实现程度的差异。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早将财货与认知水平、利用能力相联结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色诺芬。色诺芬［9］指出，“一支笛子对会吹它的人是财富，而对不会吹的人，则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
相应地，“只有在他们卖掉它时是财富，而在保存着不卖时就不是财富”。按照色诺芬的看法，价值就是人们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而交换的目的则在于获取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奥地利学派开创者门格尔明确将财货与人的认知水平、利用能力相联结，并明确提出，资源的财货属性随着使用价值实现程度的提升而呈现相对性。门格尔眼中的财货包含了两方面的属性：一方面，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欲望，且该物品的特性与欲望满足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另一方面，这种因果联系要为人们所认识，而且人们也有能力将它用于欲望的满足［7］2。显然，“物品的特性与欲望满足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就意味着，财货的使用价值是客观的；
“因果联系要为人们所认识和利用”则意味着，财货的使用价值存在能否被认知和利用的差异，进而存在着实现程度的差异。
第三，由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实现程度上存在差异，价值也就具有相对性。这可以从社会和个体两个层次进行说明：一是人类社会整体的认知水平、利用能力反映使用价值在社会整体上的实现程度，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
二是不同社会个体的认知水平、利用能力反映使用价值在个体上的实现程度，决定该商品的个体价值。价值与使用价值是相对应的：不同的社会价值体现为使用价值在实现程度上的时际差异，不同的个体价值则体现为使用价值在实现程度上的人际差异。基于这一逻辑还可以进一步推得：由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被开发和利用的程度受制于认知水平、利用能力，使用价值就会呈现出明显的时空性和社会性。随着商品的使用价值逐渐被充分和完全地利用，价值也呈现持续提升的趋势。
第四，从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这一维度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市场交易及其基础。由于不同主体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认知水平、利用能力存在差异，由此产生出不同的个体价值，进而带来不同的交换价值，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需求水平。这构成了商品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交易的社会基础，交易的结果将使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交易各方都从中获益。其实，众多学者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门格尔［7］101就提出，财货转移和交换以这样三个条件为前提：一是某经济主体对其所支配的一定量财货所具有的价值必须小于另一经济主体所支配的一定量财货对他（即某经济主体）的价值，而另一经济主体对这两个财货的评价正相反；
二是两个经济主体必须认识到这种情况；
三是两个经济主体必须具有对这两种财货进行交换的力量。不过，这也带来了问题：既然个体价值及其相应的交换价值通常是不同的，那么，现实市场中又是以哪种交换价值为基准进行商品交换呢？市场交换价值主要由社会价值决定，而社会价值又源于特定时空下整个社会对某商品使用价值的平均认知水平和利用能力，这个平均认知水平和利用能力构成了不同市场主体进行交易时所参照的锚定值。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作为体现“人类劳动凝结”的价值根本上就是社会性的，体现为对社会有用而不是对特定主体有用。由此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异：如果一个市场主体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利用度高于社会平均利用度，那么，这个市场主体对该商品拥有的个体价值也就高于社会价值。在按照以社会价值为基准的市场交换价值进行交易时，该市场主体通常就会成为购买者并从中获得交换价值剩余。与此同时，那些个体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市场主体则通常会成为卖者，并且也可以从中获得交换价值剩余。买卖双方之所以都可以获得交换价值剩余，根本就在于商品的使用价值通过交换而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实现。
所有这些都表明，通过引入使用价值的不同实现程度，同一商品就会有不同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不同的个体价格和社会价格，所谓的劳动价值也就带有某种主观性。当然，劳动价值的主观性与效用价值的主观性还存在根本性差异：在劳动价值论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主观性主要源于实现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又起因于不同时空及不同使用者的认知水平和利用能力。在效用价值论中，效用及其价值主观性源于心理感受的差异，这种心理感受通常又体现为一种虚幻的想象而缺乏客观基础。商品的使用价值根本上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任何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都具有本质上的客观性，这是由其客观实在结构、衍生属性和相应的功效所决定的；
另一方面，任何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在实际利用中又都会呈现出某种主观性，这是由其在不同时空下，以及为不同主体所实现的不同程度所决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效劳动价值说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分析框架对使用价值和价值展开了系统而全面的审视和剖析：一方面，任何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因根基于内在属性而在本质上具有客观性，对应着客观确定的价值，这体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本质和应然特性；
另一方面，任何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实际使用中又会因时、因地和因人而不同，对应着不同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这体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外在呈现和实然特性。有效劳动价值说否定了捉摸不定的心理效用而坚持以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的实在基础，从而不是对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而是大大发展和完善了传统劳动价值论。
基于使用价值和价值在量关系变化上的一致性原则，不同类型和程度的使用价值都会对应着不同的价值；
相应地，当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不同时空下，以及为不同市场主体所实现的程度存在差异时，就会出现不同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而撇开购买力和心理因素等的影响，商品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越高，市场主体或社会愿意支付的个体价格或社会价格通常也就越高。反过来说，当一个市场主体或社会愿意支付个体价格或社会价格越高，通常也就意味着所实现的使用价值更大，或者说，某商品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更大。这就意味着，当市场竞争使得商品为出价更高的市场主体所拥有时，该商品的使用价值通常就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市场竞争通常有助于将稀缺性资源配置到这类商品的生产上，能够实现的使用价值更大则价值（无论是个体价值还是社会价值）更高。由此就可以很好地将价值实现与市场机制相联结。随着人类认知水平、利用能力的提升，商品的使用价值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商品的价值也就会随之增加，市场价格也会相应提高。这样一来就可以将价格变动与使用价值的扩展相联结。
正是通过将价值与可实现的使用价值相对应，就可以更深层理解交换价值或市场价格在不同时空下的变动乃至倒错。面对这一情形，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倾向于用“虚幻”的心理效用解释。这远不如用使用价值在实现程度上的差异进行解释更为合理和可信。门格尔［7］2就提出，当人类欲望的领域发生变化以致某物能满足的欲望已经不复存在时，当人们对某物与人类欲望满足间因果关系的认识消灭时，或者，当人们丧失对某物的支配和利用时，此物就会丧失财货的性质。随着人们对某物所对应的人类欲望之满足的认知水平、利用能力不断提升，此物的财货性质也就愈是强烈，所对应的价值也就不断增大。当然，现实市场中的商品价格之所以会出现明显变化，不仅体现为价值的基础——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出现了显著改变，还反映出其交换价值因受购买力的影响而与价值发生严重脱节。
基于价值与可实现使用价值的对应，还可以理解：厂商为何需要且往往会致力于拓展其产品的使用价值以增加消费者的需求。根本原因在于，使用价值或需求的扩展也就意味着该商品的价值对消费者来说变大了，进而在生产成本既定的情形下，社会价值和社会交换价值的提升就有利于厂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或收益。戈森第三定律即在原有欲望已经被满足的情况下，如果要想取得更多的享乐量，唯有发现新的享乐或扩充旧的享乐，即享乐扩充规律或交换规律。例如，货币的原初功能主要体现在一般等价物、交易和支付等功能上，但随着商业主义的不断膨胀，有些人就挖掘和开发出了货币的炫耀功能。显然，将这里的“享乐”换成劳动价值的用语，即发现新的可实现的使用价值并利用这个使用价值，这些新的有用性就可以产生新的价值及新的需求。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10］分析了厂商所采取的三种基本方式：一是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
二是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求；
三是要求生产出新的需求，发现和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基于使用价值的扩展及实现程度的提升，就可以更清楚地洞悉众多产品的市场价格及其变动趋势。例如，房地产价格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这一百多年间都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在过去30年里却出现了全球性飙升。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无法将房地产用于商业用途的人来说，交换价值就远远高于使用价值（居住）所实现的个体价值。
由此，就可以深刻体会马克思和恩格斯［4］48的洞见：“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而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最为典型例子就是货币。在早期社会，货币主要被用于购买持有者需要的物品，阿奎那等人将货币视为消费物，从而无法通过出借、投资而取得收益，但在资本主义关系下，货币转换成了资本，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使用价值，进而也就产生出更高的价值，货币利息成为常态。不幸的是，后来一些学者的解读却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可以在不考虑使用价值的情况下得到考察。这就将研究使用价值的工作排除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对此，哈维［5］44就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事实了。事实上，马克思假如真的走了那条路，就会摧毁他研究的唯物主义基础。他在《资本论》中……使用价值是在同交换价值和价值关系中得到考察的。”正是通过引入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有效劳动价值说将价值、交换价值与社会需求相联结，由此化解劳动价值论与市场配置机制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深厚的历时性逻辑基础。
在引入使用价值因人、因时、因地的不同实现程度后，同一商品在不同时空下就会产生出相异的社会价值，并且也会被不同市场主体赋予相异的个体价值，由此就会产生对同一商品的不同需求及市场交易。通过引入需求因素，有效劳动价值说可以有效地说明市场价格的多样性及变动趋势，进而将市场供求嵌入劳动价值论之中，从而大大化解了劳动价值论与市场配置机制之间的紧张关系。
由此，就可以审视和回应瓦尔拉斯对马克思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说所提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把劳动当作为价值的唯一源泉，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理论无法说明均衡的形成，从而就无法说明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也不能为生产提供指导原则。按照劳动价值论，某产品的生产中投入了过量劳动，出现显著的供过于求，那么，这些产品的价值是否可以按照投入的劳动量计算呢？为此，瓦尔拉斯在《社会经济学研究》一书中宣称：马克思主义必须告诉我们，在他的体系中，每一产品的供求均衡是如何形成的，进而在应该生产若干产品数量的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国家如何能够提出它的任务。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必须解释其理论为何能够，以及如何引导和维持各类服务和产品的供求均衡。瓦尔拉斯认为，自己所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比劳动价值论更优，依据是：其理论克服了从魁奈的《经济表》到马克思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图式只考虑生产部门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弊端，并且进一步考虑了消费选择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由此基于供求均衡确定商品价格并实现稀缺性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还可以为经济计划提供理论基础，因为只要将促成均衡价格的“拍卖者”从万能的上帝换成拥有很多高速计算机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机构就可以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边际革命时期的绝大多数理论经济学家相比，瓦尔拉斯的立场就显得更接近社会主义思想，瓦尔拉斯甚至称自己为科学社会主义者。
如何应对瓦尔拉斯的挑战呢？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致力于探究商品价值的本质，而瓦尔拉斯则寻求解释这一本质的外在表现，并将作为外在表现的市场价格视为均衡的，尽管价格均衡往往是短暂的。即使后来阿罗、德布鲁等人利用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重新表述并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但也不能证明均衡的唯一性。既然如此，又如何按照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确定商品的价值呢？剩下的问题就只是，劳动价值论能否对价格均衡提供更为有效而合理的解释？显然，通过引入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有效劳动价值说完全可以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例如，如果某产品的生产过量，就会导致其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降低；
相应地，该产品的现实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减少，就会出现需求不足的局面。为阐发基于使用价值实现程度导向的市场均衡及价格，这里以租房为例进行剖析。市场均衡的房屋租价通常介于该房屋的维护成本与社会平均实现的使用价值之间，如果某租客能够更大程度地实现该房屋的使用价值，那么，他在租赁过程中通常也就可以获得更大的价值剩余。这反映出，基于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完全可以分析商品的供求及其导向的均衡价格。当然，这一分析逻辑与现代经济学具有相似性，但所根基的哲学基础及表达的寓意却截然不同。
引入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之后，有效劳动价值说不仅可以解释和确定市场（均衡）价格，进而引导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而且还能比效用价值论更有效地促进资源配置。这大体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一方面，在本质层面上，具有客观性的使用价值体现了产品的供给一面（各类劳动的付出及其带来的产品创造）；
另一方面，在现实层面上，这些使用价值如何满足不同时空下的现实需求则体现为产品的需求一面。通过两者的结合就可以确定，在特定时空下，应该生产哪些使用价值（物品）？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各个产品应该生产多少？其逻辑是：可实现的使用价值大小决定了社会需求，进而引导产品生产并决定了生产多少产品；
同时，产品生产的数量不仅引导劳动的配置，而且还决定产品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进而又会影响现实层面的产品价值。因此，与此相关的问题就包括：使用价值何以能够为人们所认知？使用价值又如何为人们所实现？特定时空下的社会价值又是如何确定的？在这些问题上，有效价值说都提供了极有助益的认知思维和理论基础：一方面，通过引入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这一维度，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同一产品（客观的使用价值）在不同时空下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异，进而根据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变动进行生产，由此就可以实现社会劳动的优化配置；
另一方面，通过引入由购买力影响的市场需求这一维度，还可以清楚地洞察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在量关系上的背离，进而促使厂商集中生产那些具有高交换价值的产品，由此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商品的现实供给。
上述分析表明，有效劳动价值说嵌入了体现供求关系的均衡思维，只不过，它并不像效用价值论那样仅仅停留在对现象的供求分析上，而是进入到更深层次的本体论思维之中。其原因在于，尽管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不同时空下具有不同的实现程度，但这毕竟根植于由客观属性所决定的功效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有效劳动价值说的供求分析更接近于古典经济学而不是现代经济学。例如，斯密认为，有效需求是在支付足以补偿生产成本的“自然价格”下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显然，借助这一有效需求概念就可以将产品生产与技术进步、生产力提升相结合，因为技术水平提高通常会导致商品的生产成本下降，由此就会提升有效需求［11］。马尔萨斯将商品价格上涨不会引起变动的需求称为“需求强度”，并将“需求强度”称为决定价值的真正因素。借助这一逻辑，就可以将价值创造更好地与供求关系相联结：需求强度与价格上涨有关，价格上涨又与生产费用增加和供给减少有关，将价值的决定与生产成本、供给相联结；
相应地，由需求强度导向的有效需求就是支付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等生产费用的需求，而不是任何一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更不是现代经济学意义上在市场价格下具有购买力的需求。正是根基于本体论思维，而不是简单地合理化市场对劳动及其他资源的配置，才更容易发现现实市场配置所存在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市场价格是否真正体现了商品的现实价值。
为了更好地认识有效劳动价值说将价值创造与人类需求相联结的意义，还可以再次审查有关价值论的分歧结症：究竟是因为人们捕捞珍珠时付出了劳动，珍珠才有价值？还是因为珍珠有价值，人们才捕捞珍珠？边际革命时期的很多学者如劳埃德、杰文斯等都以此反对古典劳动价值论，理由是，珍珠有价值不是因为人们需要付出劳动，而是因为买者可以从珍珠中得到效用。也就是说，自边际革命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效用价值论将珍珠带给人们的效用视为“因”，而将捕捞珍珠视为“果”。由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发展出这样的资源配置理论：面对各种有效用的目标，人们会经济地使用劳动（手段）以实现最大效用。与此不同，有效劳动价值说则强调，主观性的效用根本上是不可度量的，从而不能根据物品的效用大小去确定价值大小；
相反，人类主要是根据一个物品所需要支出的劳动评估其价值大小，需要付出更大劳动的物品就被赋予更大价值。当然，这里所说的劳动支出是指必要的抽象劳动支出。复杂劳动要还原为倍加的简单劳动，高有效性劳动也要还原为倍加的低有效性劳动。例如，饮用水和饮料都可以带来解渴的效用，但这两种效用又具有差异性，可以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那么，饮用水和饮料的价值又如何比较呢？不同效用之间本身具有不可通约性，在这个层面上，无法比较两者的价值量。不过，获取两者都需要投入劳动，而社会必要劳动量是可以比较的，这就构成了商品的价值基础。按照门格尔［7］75的观点，“凡是能够完全同样满足人类欲望的财货，哪怕它在外形上是属于不同的类或不同的种，但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则是应该将其看成完全同质的财货的”。
当然，基于劳动支出解释价值也会遭遇一些质疑。如果按照有效劳动价值说，商品的价值体现为凝结其中的劳动，从而涉及劳动的有效性，那么，如何能够根据商品的劳动支出衡量其价值？就此而言，这里衡量商品价值的劳动支出是指社会必要劳动价值，从而就舍掉了生产同一商品的劳动在有效性上的差异。现实世界中，生产不同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通常存在有效性的差异。那么，如何根据社会必要劳动对不同的商品进行比较？就此而言，引入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一般来说，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支出越多，该商品通常也就越稀缺；
一个商品越稀缺，该商品被实现的使用价值就越大，也对应着更大的（社会性）价值。基于这一逻辑，就可以将劳动价值论与现实世界的稀缺性相联结。这反映出，尽管特定时空下的社会劳动配置主要取决于商品可实现的使用价值，但商品的价值根本上取决于所付出的劳动。
如果将劳动支出视为成本，并进一步考虑生产过程中的间接劳动投入，以及各类物化劳动的贡献和应得收益，那么，劳动价值论与生产成本说就在相当意义上得以架通，这是必要投入劳动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生产成本说的逻辑基础。事实上，无论是斯密、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还是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抑或是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学者，他们都承认商品的长期价格取决于生产成本并将趋近于商品的价值。不过，不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对生产成本说持有本能的反感。试问：如果不考虑必要的成本支出，如何能够保证生产的效率？如何能够保障资源配置得合理？这里的关键是社会生产的必要成本，而不是高利润、高薪酬和无效管理造成的成本。也就是说，构成商品价值之社会基础的生产成本不是指个体的生产成本，而是社会的必要生产成本。就此而言，维塞尔［3］222就指出，“决定价值的只是‘社会必要’成本，只是需要的最小数额的成本，不管这种决定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凡是无用处的费用都得不到价值，凡是过分多余的费用，即超过于为取得效用所必需的费用，也得不到价值”，进而“用不同成本所生产的财物，其价值就全部都决定于必要的最高成本”。这就意味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尽管几乎每个厂商都会努力生产具有优势（个体成本相对最低）的产品，但商品的价值却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或平均生产成本所决定。由此可以审视现代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将商品的生产成本视为生产者对必须的生产要素用于其他商品生产的价值的估计，并由此凸显生产成本的主观性。这种对主观性的理解显然只是着眼于个体生产成本。与此不同，奥地利学派的先驱维塞尔则强调，商品的自然价值由其各种（边际）效用之和决定，这种社会效用就具有显著的客观性。
上述分析表明，与其说使用价值或价值单纯地决定于效用（或功效），不如说使用价值或价值的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不同的个体效用（或功效）。商品的交换价值或市场价格对应着的是社会价值或社会使用价值，而社会价值或社会使用价值的大小则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而非个体投入劳动。要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可以采取两种基本途径：一是根据每种商品生产的劳动有效性，经济地配置各种必要劳动，从而使得各社会劳动所带来的使用价值（及价值）最大化；
二是致力于提高社会劳动的有效性，由此来降低商品生产的必要劳动支出，或者，在等量劳动支出下取得使用价值（及价值）的最大化。例如，就交通运输这一使用价值而言，人们在生产汽车上的劳动有效性要远高于生产马车，现代社会就应该将更多劳动配置到汽车生产上而不是马车生产上。商品的相对价格及其变化趋势为，随着技术进步的非同步性发展，各类劳动的有效性也呈现出非同步性的变动，每个商品的必要生产成本就会出现明显差异，自然也就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动。尽管某些部门、产业或产品的生产技术、劳动有效性提高得非常快，但价格似乎并没有相应比例的上涨。这又是为什么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促使劳动有效性提高的往往并非是该部门、产业或产品的劳动投入，而更主要是来自广泛的迂回社会劳动，这使得不同部门、产业或产品的价格变动并不与其生产率提升相对应。结果就是，即使某部门、产业或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更大提高，但由于必要生产成本下降了，长期价格通常就会呈现下降的趋势。
现代主流经济学人之所以不接受劳动价值论，重要原因就在于，传统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投入构成了商品的价值，却不理解同一商品在不同时空下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个体价值或社会价值）。尤其是对如何确定商品的市场价格这一问题不置可否。价格作为现象而却无法直接由价值体现，以至于一些学者基于“等价交换规律”而直接用价值指示商品的价格，更是显著地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现象与本质之间存在不一致”的基本认知观，反而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由现象反映本质的认知观相一致。正因如此，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就面临一个重大挑战：劳动价值论能否，以及如何解释市场价格？其中的关键考虑就在于：使用价值如何认知？使用价值如何实现？社会价值如何确定？市场价格如何形成？这些都涉及不同时空下的社会需求。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有效劳动价值说都可以提供有效的解释。
通过引入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有效劳动价值说关注到同一商品在不同时空及不同主体所面临的不同需求。根据可实现的使用价值进行生产，有效劳动价值说将价值创造与社会需求相联结。正因如此，基于有效劳动价值说，就可以清楚地洞悉商品的市场价格及其变动趋势。一方面，商品的现实价值通常取决于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往往又具有明显的时空性，由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就可以确定相对应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就是在特定时空下商品的使用价值在社会平均实现程度上所对应的价值；
另一方面，为了追求尽可能多的交换价值，厂商不仅会根据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生产具有更大社会价值的商品，而且还会根据不同主体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差异和购买差异而偏好生产富人所需求的产品。显然，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厂商会“生产什么”及“为谁生产”，阐释了商品的市场价格如何确定。
有效劳动价值说表明，劳动价值论完全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并且可以借助市场机制实现劳动的有效配置，这完全是基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定义和基本内涵、运用严格的逻辑推导出来的。根基于“使用价值乃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这一基石，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统一性及其在量关系上的一致性。考虑到使用价值的实现和利用因人、因时、因地所呈现的差异性，就可以理解商品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不同社会价值，以及同一时期出现的不同个体价值。有效劳动价值说也有助于深刻理解市场机制在劳动优化配置中的作用。在有效的市场机制引导下，即使某产品的使用价值较小，但只要可实现的使用价值较大，那么，生产该产品的劳动也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将劳动投入生产该产品也就意味着较高的劳动配置效率。这样，有效劳动价值说就将劳动配置与市场机制相联结，由此也就实现了劳动价值论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并推动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①当然，市场机制具有优化劳动配置和提升劳动有效性的基础性功能，并不是说市场机制所配置的劳动都是合理的。原因在于，市场主体本身存在地位和力量的不平等性，导致市场本身受到操纵和扭曲，如基于私利追求的虚假信息散布，基于力量博弈的收益不公平分割等。
最后对有效劳动价值说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再次做一简要的归纳和总结。
第一，通过将劳动价值论与市场竞争相联结，有效劳动价值说有效化解了传统劳动价值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进而大大增强了劳动价值论对市场经济现象及其存在问题的分析，由此就夯实和提升了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力基础。
第二，通过将社会需求与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相结合，有效劳动价值说有助于理解商品的选择性生产以适合不同时空下的社会需求，进而根据满足市场需求的劳动投入界定商品的价值，由此就实现了市场机制对有效劳动配置的引导。
第三，通过引入劳动有效性这一维度，在有效劳动价值说的指引下，可以对社会劳动性质进行清晰而全面的界分，进而系统辨识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非生产性劳动，并采取积极措施促使非生产性劳动向生产性劳动转化，由此推动社会经济的集约式快速发展。
第四，通过关注联合劳动生产中的劳动有效性，有效劳动价值说高度重视生产的分工与合作，进而关注如何分配这些合力所产生收益，由此就有助于洞察现代社会出现的新问题，这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剥削关系考辨——基于有效劳动价值论的深层解析》［12］和《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创造和分配——不平等加剧的社会和经济基础》［13］中专门探究。简而言之，有效劳动价值说有助于解释社会现象，有助于优化劳动资源，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由此就为构建和谐社会指明了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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