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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春
王黎夫
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王小屯村村口的楹联很引人注目：十年潜伏出生入死竭虑殚精功昭桑梓地，半世外交辗北转南鞠躬尽瘁德励故乡人；
匾额为“黎夫故里”。
黎夫，即王黎夫，战争年代战斗在敌人心脏里，潜伏十年为党传递情报。其弟王文澜，鲜血热洒调兵山，是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一名团职干部。兄弟二人都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书写了光彩的一笔！
王黎夫，原名王文华，1911年出生于地主家庭，1929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王黎夫奉周恩来之命赴重庆，后打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办公厅，任调查室二科科员。周恩来指示他参加国民党，安心潜伏，行止灰色，以便为党提供情报。
1941年皖南事变后，王黎夫离开重庆去湖北前，周恩来要王黎夫到曾家岩50号重庆办事处。简单会面后，周恩来外出办事，委托吴克坚（时任《新华日报》 总编辑） 等，转告王黎夫作隐蔽斗争的注意事项。“要注意搞好周围的社会关系，无论是进步人士，还是反动势力。同时要分清哪些人是可靠的，哪些人是不可靠的，一定要交可靠的朋友！”王黎夫明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全自己，长期潜伏，做好为党提供情报的工作。
1943年，经组织批准，王黎夫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到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人事室任专员。在敌营与狼共舞，危险重重，王黎夫认真做好“本职工作”，表现突出，深获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人事处处长郭骥的信任、重用，为长期潜伏、搜集情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日，人事室收到一份电报，一名臧姓国民党员举报：王力（黎）夫是共产党。好在王黎夫分管电报，第一个看到。怎么办？周恩来秘密指示王黎夫：不能承认，要应付。王黎夫就主动到调查室主任丘学训处“倒打一耙”：“臧嫉妒我、排斥我，诬陷我，连我的名字都不会写！”经过机智的“狡辩”，王黎夫最后化险为夷。
1944年，王黎夫被调到国民党军政部储备司工作。周恩来让徐冰把毛泽东的《论政策》 拿给王黎夫学习，要求他注意隐蔽，不与左派人士接触，长期埋伏，继续为党做好工作。
晚年王黎夫回忆起自己的潜伏生涯，总结为如下一句话：时刻准备着牺牲，九死一生！
黎夫故里
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斗争形势非常严峻，获得国民党内部情报尤为重要。
一天上午，参加完国民党中央秘密会议的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夹着绝密公文皮包到中央党部开一个小型绝密会议。会毕，谷正纲要立刻返回社会部的一个集会上作演讲，但涉及机密的公文包不便带进会场。在谷正纲思考妥善的方法时，人事处处长郭骥建议“让黎夫保管着吧，万无一失”。谷正纲与郭骥便去开会了。
时值11点多，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王黎夫赶紧翻出了谷正纲的笔记本，靠平时刻苦的快速记忆训练，一目十行地阅读着包内文件和记录，并将一些最重要的内容抄在纸上。“整个过程太紧张啦！”多年后，王黎夫回忆说。
一个多小时后，谷正纲在郭骥的陪同下回到人事处。当着二人的面，王黎夫把他们走时当面放进柜子里的皮包取出来交还给他们。
事后，王黎夫将这张包含国民党中常会有关内容、国民党在敌占区和我游击区全部上层人事安排等情况的小字条交到了接头人张友渔手中，并口头补充了一些情况。张友渔记录后，一并交给了周恩来和董必武。
这份情报对延安相当重要，是国民党监控并渗透陕北的情况。如国民党军统、中统布置在延安周边绥德等地的专职特工情况。如军统西北站派遣一名叫汪克毅的电信特工，以陕西省电政管理局的名义派任延安电报局局长，潜伏于陕甘宁边区。
“那些情报有多重要你知道吗？”张友渔转告了董必武对王黎夫的口头表扬，“你做的工作很重要！”
就这样，王黎夫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千方百计从谷正纲那里获取有价值的情报，然后向延安传送。
在做好这些重要工作之外，王黎夫还很会“滥用职权”，经常给地下党解决车票、机票问题。遇有紧急情况，王黎夫用军车送交通员去火车站，并把自己印有军衔的名片插在软席车厢门旁，以避免宪兵的检查。
王黎夫牢记周恩来的“守职”教导，认真工作，从没贪污“党国”一分钱。不过，他利用职权“贪污”了很多信息：每天翻阅数百份国民党文件，随时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坦克等重武器的配备情况、军需物资调运的方向和数量等情报，及时“拿过来”交给党组织。
1944年，深得国民党军政部人事局中将局长郭骥信任的王黎夫，当上了军政部储备司办公室主任，上校衔。由于蒋介石的独裁，军政部下辖的各司职权很大。军政部储备司不在参谋部，也不在司令部，无权制定作战计划、调动军队，但负责发放军饷和调拨军需。
因此，王黎夫掌管着大量国民党军需物资的分配和运输，也就掌握了相关部队的番号、驻地、流动去向、编制人数、团以上主官姓名，乃至装备、补给，等等。特别是需要军政部从优从速配发的军饷物资，接收的部队无疑是老蒋的嫡系，其情报价值更大。
王黎夫通过军需推算情报，把这一系列数据和账簿一一比对，像账折一样一一交给了共产党。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王黎夫也随同来到南京，升任联勤总部储备司少将代司长，为国共两党大决战阶段的情报传递再立奇功。
1947年，当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离时，王黎夫辗转找到周恩来，请求跟他一起回延安，想光明正大为党工作。面对王黎夫的渴盼回归，周恩来深思熟虑后回答他：“舍尔其谁？要不你去找一个可以顶替你的人，找到了，你可以跟我走！”
这就是革命。为了迎接黎明的到来，党的指示就是纪律，必须坚决执行。望着周恩来浓眉下鼓励的目光，作为情报战线上老兵的王黎夫，接受了新命令。此后，他的情报工作纳入吴克坚系统，具体联络人是何以端和华明之。
吴克坚，中共情报系统的元老之一，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曾是中共特科“红队”队员。曾先后在莫斯科、巴黎留学、工作。回国后，全国性抗战初期曾做过周恩来的副官，后从业新闻，在重庆任《新华日报》总编辑，负责京沪浙情报联络工作。他所在的情报系统，是国统区南方地区除潘汉年系统外另一个中共独立情报系统。
何以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资深红色特工，曾策动香港“两航”起义、“重庆”号军舰起义、四川邓锡侯起义。
华明之，中央特科成员，是著名女卧底沈安娜的丈夫，沈的情报准确无误的传递人。
鲜为人知的是，王黎夫还有一个中共军方系统的领导者，即滕代远。
滕代远，抗战期间曾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八路军副参谋长，后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他夫人林一是八路军老资格的情报领导者之一。抗战胜利后，国共军事调停期间，滕代远曾任中共代表叶剑英的军事顾问。王黎夫与他发生情报联系的时间是1946年。滕代远曾两赴南京，协助周恩来与张治中、马歇尔谈判。
谈判，需要知己知彼，特别是需要知道对方的底牌。王黎夫的作用，可想而知！更何况，这是解放战争中的“知彼”！
在国民党要员眼里，王黎夫是十分“勤政”的、“敬业”的。按照职责要求，王黎夫总是不畏危险往前线跑，实地调查储备，保障军需供给。他的努力也一直为联勤总部上司所赏识。1948年初，他又兼任新职：总部经理署驻上海少将代表。
如此一来，南方多家国民党军需工厂都被王黎夫掌握，为他进一步获取军情提供了更多方便。
1948年11月，淮海大战在即，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组建的总前委急需掌握国民党军徐蚌兵力部署情况。中共多条情报管道齐汇南京、徐州，王黎夫担子更重，责任更大！
怎么办？
王黎夫和家人在一起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王黎夫以联勤总部储备司代司长（少将军衔）身份，两次亲临徐蚌前线，视察刘峙、杜聿明的“徐州剿总”粮草、被服存储和补给情况，通过后勤补给数据，推算出杜聿明麾下7个兵团的军力状况：总共30个军75个师及“剿总”直辖的炮兵、工兵、通信兵、铁道兵、战车、空军、高射炮、辎重汽车、宪兵等20个团，共80万人的兵力。王黎夫还以视察配额为名，从蚌埠北上沿线侦探，凭记忆绘制蒋纬国战车1团布防图。回到南京后，王黎夫迅速将上述情报交给联络人何以端，转吴克坚系统。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军政中枢被迫南迁广州。此时，王黎夫乘苏南京沪一带乱象，借口江防军需储备与调拨，去江阴要塞实地勘察。江阴江面最窄处不到1500米，被称作“江海门户”“锁航要塞”，也正是解放军渡江必选之地。王黎夫在这里走了30多公里，掌握了国民党军江阴要塞的军事部署，即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流动炮团、工兵营等总兵力有7000多人。此外，他还强记了100毫米榴弹炮、加农炮、战防炮、机关炮等武器种类、数量与部署，并绘制了图表，交给吴克坚系统。
1948年8月，辽沈战役前夕，预感败局已定的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电令联勤总部储备司，将锦州被服厂走海路南迁，以免落入解放军手中。
打仗讲究事不宜迟，可是这道命令却被联勤总部储备司代司长王黎夫扣下了，他迟迟不发。王黎夫的理由是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正乘着“重庆”号巡洋舰海空督战，必走的水路葫芦岛外辽东湾一片混乱，锦州被服厂无法南迁。
当然，王黎夫的真正目的是想让锦州被服厂留下，最终补给解放军，毕竟秋天来临，相关军需物资补给与供应十分重要——就这样，在不露声色的拖延与敷衍中，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5日，四野部队攻入锦州城内，风雪大作中，锦州被服厂被我军拿下，大量军需物资落入我军之手：计有18万套棉军服，20万双胶鞋，1万匹布，6万条军毛毯。辽西营口拉锯战时，王黎夫“雪中送炭”，将6000担棉花故意调拨到该地一个被服供应站，说是为了补给国民党军，却很快为我军缴获。
比较锦州被服厂，上海被服总厂的回归人民，也归功于王黎夫的巧妙拖延之计。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治下的上海如惊弓之鸟，各种机关、单位、人员疯狂迁往东南沿海海岛和台湾。国民党联勤总部要求上海被服总厂作好准备，即撤台湾。
上海被服总厂规模宏大，有5个分厂遍布沪郊东、南、西、北，共计4000台缝纫机、7000名工人，每季常规生产120万套军服。王黎夫乘国民党兵荒马乱、自顾不暇之际，实施拖延办法，置命令不办，并暗地劝导各分厂厂长，不要轻易迁厂或撤厂，以免贻误身家。与此同时，党领导下的隐蔽组织也在有关分厂开展护厂斗争……最终，上海被服总厂终于在上海解放时完好回到人民手中。
5月27日，上海解放，潜伏多年的王黎夫终于归队，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情委党支部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主任等。1955年起，调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任副主任、党组委员。1958年调任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党组副书记。1966年7月后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主任、党组副书记、顾问，积极服务于中央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需要，为浙江省对外经济、科技、文化、人才等方面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4年1月31日，王黎夫因病在杭州逝世，享年103岁。
1992年， 王黎夫（左二） 和家人在杭州
王文澜，王黎夫胞弟，1921年生。1947年11月牺牲于辽宁省铁岭市调兵山市（原称铁法市），时任东北民主联军2纵6师18团参谋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派部队进入东北，同当地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后于1946年1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王文澜所在的2纵6师，原为新四军3师独立旅，进入东北时全旅6278人，后扩展到1.2万多人。师长兼政委吴信泉，后张天云任师长，石瑛任政委。该师战斗作风稳，吃苦耐劳，善于防守。
1947年12月，按照中央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对四平至沈阳铁路沿线国民党军发起冬季攻势。东北民主联军2纵在辽宁省铁岭地区调兵山一带迂回，包围法库敌人，以引诱驻防铁岭的国民党军新6军出援法库，以期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打开局面，站稳脚跟。
陈诚急令驻铁岭之新6军新22师西援法库。新22师全部是美式机械化装备，以作战顽强著称。东北民主联军也曾多次寻找战机，欲对新22师实施歼灭性打击，但始终未能如愿。如今机会来了，2纵调配主力，准备全歼敌新22师。
1947年12月14日夜，2纵6师前卫部队18团在团长张竭诚、政委张洁、参谋长王文澜等率领下，进至调兵山东北的柏家沟村。柏家沟距调兵山约10公里，两地之间有公路及几条乡路相连。当时，国民党军在调兵山驻有一个加强连，控制铁岭与法库之间的公路。于是，团部决定，命3营奔袭调兵山，拔除这个控制要害的钉子。
接到命令后，3营没来得及休息就沿着公路连夜向调兵山进发，于15日5时30分到达作战地点。3营8连最先进入阵地，占领了公路两侧的高地，切断了敌逃回法库的退路。调兵山至红土砬子这段公路依山傍河，南侧是高山密林，北侧是河流，居高临下，便于隐蔽，正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这时，新6军的一个运输排从法库方向缓缓地向调兵山方向驶来。10辆卡车装满了物资、给养，他们没有想到，前面黑洞洞的枪口正等待着他们。
不到6时，车队进入伏击圈。当最后一辆车刚刚驶过老虎头时，5挺机枪、100多条步枪同时开火，成捆的手榴弹从南侧砸来。最前面的车顿时不动了，最后一辆也被炸得瘫在那里，整个车队在公路上再也动弹不得。车上的物资，也被炸得散落一地。
这时，8连果断出击，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都乖乖地做了俘虏。打扫战场完毕，8连接到命令，继续留守阵地，以监视法库敌人的动向。
就在8连伏击敌军车队的同时，7连、9连也已迅速从太平山迂回到东何子一带，并且从那里越过公路，与8连会合。这样，就形成了背靠大山，东、南、西三面对调兵山守敌的合围之势。
驻调兵山的国民党守军连部就设在小学校里，周围修有几个据点，而且装备精良，如果白天进攻，容易造成大量伤亡。于是，营部决定，在傍晚实施攻击。
国民党守军知道被包围后，企图夺路向法库突围。但是，3营早有准备，国民党守敌的几次突围都被打了回去。于是，国民党守敌以学校为依托，企图负隅顽抗，等待法库援军解围。
15日17时许，3营发起进攻，7连、9连负责主攻，8连监视法库方向之敌，准备打援。战斗打响后，7连、9连从两个方向发起攻击。守军凭借据点，顽强阻击，3营攻击部队伤亡较大。在双方对峙的情况下，3营指挥部果断命令，组成爆破组，先后端掉了守军的外围据点，将守军压缩在小学校的房子里。19时许，3营对敌发起了最后攻击。7连、9连集中火力，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这时，学校已被3营围得水泄不通，守军遂放弃抵抗，缴枪投降。
2纵司令员刘震在其著作《刘震回忆录》中，关于这次战斗有如下的文字描述：“6师前卫部队18团于调兵山和敌人暂编62师两个连遭遇，该团3营一举突入敌阵，但纵深战斗中队形拥挤，我部伤亡较大，团参谋长王文澜牺牲。”
综合其他回忆资料，当时我军缺乏重武器掩护，战斗地形狭窄，人员展开不够，3营伤亡70余人。作为团参谋长的王文澜靠前指挥，英勇牺牲，年仅26岁的生命定格在了调兵山当时的小学校内。
作为团参谋长，王文澜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册中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笔；
为家乡凤泉区，更为大块镇王小屯村，增添了一份血染的风采，赓续了一份红色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