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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妮
运城学院体育系，山西 运城 044000
斯图尔德提出：文化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是相互依赖的共同体，特定的文化需要特定的生态环境进行维持和发展。因此，生态环境系统中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互制衡，造就不断变迁下生成适合的生存环境，成为体育文化不断延续的基础。[1]
1.1 地理环境
匼河村隶属于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根据《芮城县志》记载，匼河地表附着新生界松散堆积物，其是以地形、地物、方位命名的村庄。据记载，风陵渡地区毗连晋、秦、豫三省，是古今交通要道和军事要隘，《水经注》：“关之直北，隔河有层阜，巍然独秀，孤掷河阳，世谓之风陵”。[2]匼河村刚好位于风陵渡的“几”字处，北通蒲州（25公里），南通风陵渡（6公里），东距芮城县38.4公里，三面被黄河环绕，位于县境西段的黄河东岸。[2]据调查，匼河村土地地表有散堆积物质，土壤一般属于褐土和草甸土类型，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气候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气候；
农作物以小麦、棉花、玉米为主；
降水量分布不均，水流量较大，处在河滩地，时常会有黄河灾变。因此，靠天吃饭的匼河人在丰富资源的生存土壤中也创造出神灵庇佑的身体活动。
1.2 历史沿革
据《芮城县志•氏族略》记载：永宁堡，由匼河、阳贤、西阳三社村民组成，包含刘、韩两姓氏，1959年分南斜、北斜，其中包含刘、任两姓氏；
兴盛堡，主要是刘姓氏，1961年划分北垣；
贾咀包含贾姓氏；
兴隆堡，包含刘、韩姓氏。匼河的刘姓人家较多，主要从明代洪洞县迁居而来。现如今，匼河包含永宁堡（新堡）、兴盛堡（东城）、兴隆堡（西城）、新城庄（贾咀）等，姓氏主要集中在刘、韩、任、贾四大姓。传统村落社会的一种自然结构方式是血缘宗族网络，但并非正式的集中政权制度。据《芮城县志》记载，明清前，芮城县以都里制为主；
民国初废除此制改设行政区，下设主村；
1949年后经历了村落社会结构变革。通过自上而下的村政变迁和生产方式，描绘了其政治权利和社会秩序艺术性的演进，更隐性表达了无形的政治意识和有形的制度对文化方向的把控。
1.3 经济概况
根据地形、气候等，匼河主要以农业为主，包括小麦、棉花、玉米等。二十一世纪后，作为交通要塞从原始的经济贸易改为现今的社火集市以维持内外经济交往。现代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外出和个体私营增加，农业人数减少，家庭经济基础相对增加。通过调查，匼河村现人口规模共9个居民组2796人，水浇地2850亩，滩地5735亩，人均1.1 亩，地里年收入2000左右，加上外出打工，一家年收入会在6000元。背冰资金最初来源于公共集体部分支出和少许捐赠，现在渠道中80%来源于政府，20%源于社会捐赠，资金多少也决定了展演器具、劳务、仪式等的变化，经济环境的演变勾勒出社会经济与文化走向的交融与博弈，也得益于民俗体育文化的转向。
1.4 民间信仰
匼河后山现有一座庙，尊奉泰山神庙，以求保佑村落人寿年丰。《芮城县志》记载：从明清时期到民国二十六年为止，乡村古会遍及全县，匼河古会是本地村民为祈祷神灵庇佑、风调雨顺并且纪念泰山神而举办的一场庙会。据村里老人回忆，早些年前正月二十八庙会前后，各家各户就开始准备祭祀活动所用的材料以及背冰的道具，当天由德高望重老人进行祭祀庆典，各种祭品摆于神庙前，活动持续到二月初四。这时天气渐暖，春耕忙碌之前，人们上庙是为了五谷丰登、人畜兴旺。[3]“文革”期间，破四旧、反对宗教文化等停滞了十年，改革开放后，随着政策变化，村里也开始慢慢恢复社火活动，“背冰”重新燃起生命，特定的历史记忆被集体回忆，涉及的生活世界秩序和神灵的崇拜仪式逐渐回归，正如康纳顿所说，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外在形式很大程度上在于仪式之中。[4]综上，匼河村属于风陵渡镇较大的自然村，共9个居民小组。二月二的泰山古庙会以及正月十五的社火等风俗习惯为其提供了必要的人文环境；
作为交通要道，连接着晋、陕、豫三省，为其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计方式、物质生活基础和价值观念；
村民自发组织、村委会组织、乡镇支持、国家的政策指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制度和组织环境。生存策略、政治权利、社会制度、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共同作用促进活动的产生。
2.1 社会制度的改变消解了宗族制和封建文化根基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还处于动荡不安，民间信仰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国家对村落的把控自上而下逐步深入，强国家、弱民间使村落制度礼俗占据上风，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对村落社会稳定进行调控。“背冰”以德高望重的老人组织，村民在活动中可以缓解矛盾、去除不快，以礼教化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并维持村落秩序。特殊时期活动几乎退出村民的生存体系和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加快，传统文化政策制度合法性得到认可，民间仪式活动显示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社会制度的完善也使村落治理走向礼法互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礼法合治，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等”；
[5]《荀子》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者”。[6]对匼河村280名村民调查得知，64.2%的村民在有矛盾时会找村委会进行协商解决，12.5%的村民会通过法律方式进行，23.2%村民希望德高望重之人出面。“背冰”小传统活动在节庆中以贯穿国家制度、意识、文化的生存策略，消除了一些封建文化根基，以成为合法、文明的民间信仰和国家礼法制度相互生存的载体。[7]
2.2 经济基础改变了民众的思维认知和价值观念
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使民众拥有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物质化追求消解了传统文化的滋养，利益化的需求使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张力逐渐增大。农耕时代，小农经济和生产力方式使民众依靠农作物的收成满足自身生活需求，而背冰活动在匼河人民心中代表了一种祭祀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希冀。当时所用的器物是来自黄河水的自然冰块和家里农作所用的檀、铡刀等，民众寄希望于民俗活动身体展演和仪式，以达到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
工业化、信息化、多元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代，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进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加剧了现代西方体育形态的渗入，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和物质化需求倾向使民俗体育活动更趋向利益化、商业化，民众对体育的审美、认知和评判都以物化为基础来满足自身需求；
新时代的“背冰”重新走热，为了迎合市场经济和体育文化产业需求，器物已经改为制冰器所做，时间定为元宵节，以吸引更多游客，以经济为导向的群众价值观念在体育文化生态旅游作为重要支柱产业发挥巨大作用。
2.3 周围环境变化稀释了文化内涵的底蕴
文化生态学理论焦点在于文化与周围环境的交互关系，河东民俗体育文化是河东人民在适应自然和社会等外界环境总和中创造和发明出来的。就系统论和整体论而言，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态形成与发展与周围环境、体育文化内部各要素、本地域外异域文化关系密切，文化生态系统随着文化系统各因素变化而时刻处在一种动态平衡。[10]民俗体育文化周围外界环境发生变迁，文化结构和功能为了适应就会发生自我调节，出现新旧文化的解体和重组。“背冰”文化内涵的“生存”意义逐渐被稀释：原始文化内涵表达民众对神的崇敬和对自然灾害的抗争精神，体现了农耕时代的文化特征，在群体中满足大众日常生所需而不断持续发展，重在文化生存的意义；
工业社会后的外界环境发生根本改变，如城镇化的入侵、市场经济的利益化、西方文化的冲击等，背冰文化活动的持续发展和功能偏向为新时代大众商业化诉求，物质、行为、精神文化层次受到影响，文化同质态势加剧。
3.1 生存环境转换：身体运动归属感：文化原生境消失
农耕时代的生态环境孕育了“背冰”文化形成的生存土壤，依靠农业生存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主体产生了极强的身体运动归属感。工业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型下，村民生存策略及活动载体随着社会结构和人口规模失衡，原生态环境逐渐被破坏，高科技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使主体自我意识低，作为象征载体的身体运动归属感不足。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改变了村民原有的意识形态、乡村文化生态和文化语境，为适应新的生态变化和主体需求生存，“背冰”文化因子经汰选、转换并注入了创新文化因子在原有文化结构中，原生境的文化结构消解，加大传统与现代的张力。
3.2 生存状态改变：村落集体认同：文化记忆缺失
文化生态变迁改变项目内容、形式、传承方式等。农耕时代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使村民有共同的认知和信仰，共同体意识强，文化认同自觉。随着时代变迁，为迎合旅游业的需求，背冰展演已经改为每年正月十五；
内容由“逗社火”“斗锣鼓”“抬轿”三部分简化为背冰、锣鼓两大部分；
传承主体和方式也因主体和环境的改变存在多种困境，传承主体断裂、形式改变和身体仪式表达叙事的局限，造就集体的文化记忆和伦理记忆，在弱化的仪式和经济利益驱使下逐渐缺失，神圣意象记忆不稳定，神圣意象的情感和观念不能在特定文化时空通过身体、口述等进行传承记忆，形成文化自觉和文化认知的符号。
3.3 文化内涵转向：仪式化指向：工具理性过度
农耕时代的“背冰”文化仪式，是村民为了获得生存与自然搏斗，是对丰收的希望以及祭祀泰山神所做的一系列传统文化仪式活动，其存在是服务于当下个体和群体认同，仪式化指向明显。社会转型下群体利益需求大，文化旅游产业化消费市场扩大，群体物质化倾向严重，活动举办逐渐腐蚀了原生态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识认同，以经济为主的工具理性使原有文化形态、仪式感迷失。
3.4 社会功能变迁：迎合村落需求——与村民需求断裂
历史时期，民俗体育活动功能主要在于村民基础的生存、娱乐与村落秩序治理，主要体现在村落内部人员的生存祈福、社会交往以及道德约束力。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农业时期的生产活动和家庭经济相适宜的制度被信息时代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所代替，“城市中国”和“市场经济”代替了“乡土中国”和“自然经济”，造成所承载的基础生存和娱乐功能与村民现代需求关系断裂。村落秩序和村民需求脱离原有生境和文化空间，原生态的凝聚力和约束力逐渐退化，村落秩序随社会变迁会形成新的实践模式；
以经济为导向的旅游产业，虽然改善了地方和村民生活，但同时也使其社会功能更偏向其衍生功能，如经济、政治、文化功能的综合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