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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荷春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9)
近几年以女性题材为主的“她综艺”呈现霸屏之势。“她综艺”也称女性向综艺，“是以女性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热衷于讲述女性的生活、工作、社交与情感状态，着力探讨女性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同时将女性作为主要目标受众的综艺节目。”[1]无论是聚焦流量的明星综艺，还是力求展现多元形象的素人综艺，适龄女性的情感诉求永远是“她综艺”的重要题材。遭受催婚的大龄单身女性的婚恋话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由此创作的《我家那闺女》《女儿们的恋爱》《怦然再心动》等明星恋爱观察类综艺和以熟龄素人为定位的《半熟恋人》《半熟之后》等系列节目掀起网络热潮。节目中大龄单身女性所呈现的整体形象，早已经打破社会“恨嫁”的刻板印象，她们掌握择偶的主动选择权，有着成熟且理智的婚恋观。
媒介是折射社会现实的晴雨表，媒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各种思想互渗、观念碰撞、文化冲突、价值并行的结果，媒介塑造着受众对于性别的理解，受众则使用媒介形象来构建其性别身份和社会关系。[2]纵观我国媒介中的女性，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贤妻良母”和“现代花瓶”两个极端[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影视叙事中的男性化或无性化的铁姑娘形象逐渐淡出，代之而起的是智慧与美貌结合的女商人、女专家、女政治家、女企业家等职业丽人女性，拉开了“新时期”女性形象的多元再现。[4]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如今的媒介体系依旧被男性主导，对女性的传统“刻板印象”依然存在。[5]其中，“剩女”就是对大龄单身女性在婚恋选择中一种污名化的媒介形象。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于2007年将“27岁以上未婚的女性”定义为“剩女”。[6]“剩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晚婚女性，特别是大龄未婚女性的标签。她们被认定为“越界”，这种舆论压力进一步通过媒介聚焦、转换、制造和营销，不断扩散，无形中增加了婚姻焦虑。[7]直至今日，一些媒介公共议题的性别话语背后仍内嵌着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大龄女性依旧存在着年龄焦虑。[8]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高，一方面，21世纪女性开始挣脱“贤惠”“花瓶”的传统标签，在现代社会中积极寻找女性身份认同，逐渐呈现出多元且独立的媒介形象。另一方面，男权话语依旧笼罩着大众媒体，相关的报道和影视作品依旧对女性存在标签化和“污名化”的定位取向，生活在自我质疑和社会排挤下的女性承担着多重的舆论压力，这些依旧是女性告别歧视、追求婚恋自由和平等路上最大的羁绊。基于此，本文将大龄单身女性定义为30-49岁，不在婚姻状态，涵盖独居单身、离异单身等各种身份状态的女性，同时通过“她综艺”的视角，以明星和素人为镜像深入分析近几年大龄单身女性的婚恋选择倾向，打破女性传统婚嫁形象的同时，深入分析她们所处困境形成的原因。
媒介的影像往往是现实的缩影，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当下社会语境的表达。携带着大龄、独立等标签的单身女性在自我主体性和社会规训的影响下，通常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向往爱情但保持清醒的理性婚恋选择倾向。
(一)坚定“不将就”的恋爱态度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认为：“两性之爱具有一种兄弟之爱和母爱都不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9]爱情不同于亲情、友情，是个人生命历程中独特的情感体验，拥有成熟的两性关系是人生的重要必修课。“30+”女性或单身，或离异单身，依旧需要在与他人进行情感互动中获得自我需要的满足，构建自我和社会的关系。在《怦然再心动》这款聚焦已婚离异女性的综艺节目中，嘉宾们都袒露即使经历过失败的感情，依旧相信爱情的存在。“目前单身，是我选择对自己诚实，就算满身泥泞，仍然渴望直击心灵的爱情。”(嘉宾J-37岁)同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与男性获得同等的经济资本，逐步实现经济和人格上的独立。特别是高学历和高收入的单身女性，她们在婚恋选择中有着更为成熟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决策空间，比起缔结婚姻的经济动机，更加关注感情本身，这种婚恋偏好也让她们在没有遇见合适伴侣之时，倾向于主动推迟婚育年龄。
研究也指出：“单身女性具有积极而长久的人际关系,远比大众所认为的单身形象积极和正向。”[10]“30+”女性在渴望感情的同时，也更加注重个人的主体性，在恋爱中坚持“低质量的恋爱不如高质量的单身”的婚恋法则。“30岁的爱情是锦上添花，20多岁的恋爱讲究的更多的是激情，想要的也更多，但30岁时自己的物质生活已经很好后，对待感情反而更纯粹了。”(嘉宾W-34岁)对于“30+”的晚婚女性来说，丰富的人生阅历让她们对自我和未来规划有着更清晰的认知。“越优秀的人，他的自我一定是十分丰盈的，他不需要另一个人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自己一个人也过得很好，一定是一个十分契合的人，才能走进他心里。”(嘉宾T-35岁)可见，独立晚婚女性在进入新的亲密关系之前，更重视自我情感的舒适度，她们会预测新的亲密关系对原本生活秩序的干扰程度，在自我对这种违背“自由”状态的接受程度和恋爱需求程度的权衡中作出最终抉择。她们不愿意将就，用一种“去情感化”的理性态度降低情感支付风险，这让她们在婚姻中的试错率更小，容错率也将更高。
(二)渴望三观契合的“灵魂伴侣”
马尔库塞曾说，爱情并不是抽象的，是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建构起来的。它是爱及其要求的持久的、可靠的关系以性欲与情感的联合为基础，而这种联合又是一个漫长的、残酷的驯化过程的历史结果。[11]爱情本身是一种荷尔蒙，文化、教育和家庭背景的差异会深深烙印在个体的认知结构中，两个独立的个体即使共同地走进一段亲密关系也会产生很多冲突。就像提摩太·凯勒在《婚姻的意义》一书中所说：“我们逐渐忽略夫妻一体的真理，我们将本是一体的夫妻关系一撕两半，各自以自我为中心生活，我们变得没耐心，容易发怒，讲话刻薄，缺乏恩慈，嫉妒、怀怨，而对方也以同样的自我中心来回敬我们，夫妻关系就开始螺旋式下降，最终在自怜、愤怒和绝望中，感情被消磨殆尽。”[12]总之，“形同陌路”是大多数失败关系最终的潦草收场状态。而三观契合下衍生出的理解、尊重、欣赏就是将短暂的情绪体验转变为稳定持久情感的关键。
因此，婚姻匹配的同质性理论认为：“人们在寻找配偶时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年龄、教育、社会阶层、价值观、社会认同等相近的异性。”[13]“三观一致”的伴侣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能够减少因观念冲突导致的情感内耗，并且会积极主动地进行有效沟通，双方都愿意在互动中提供情绪劳动，从而能够获得较高的幸福感和情感满意度。“我理想的亲密关系是两个人从内心彼此欣赏、彼此爱护，我觉得人的生命都是孤独的，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人理解你、支持你，你同样理解和支持他。”(嘉宾Y-38岁)大龄单身女性正处在人生的成熟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情感经历让她们明白“契合的三观”是一段稳定的两性关系和较高的婚姻质量的前提。她们在亲密关系中注重双方情感的平等，而不是为了表达需要或者合乎规定的情绪进而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更加重视自我在婚姻中的话语权。“在一段亲密关系里，两个人相处，就好比是两台调频的对讲机，只有频率相同，才能清楚地听到彼此。”(嘉宾B-37岁)
(三)认可“务实双赢”的合作关系
《2021中国女性婚恋观白皮书》的调查显示，比起激情之爱和占有之爱，单身女性更加向往务实之爱，认为面包是爱情的基础。[14]单身女性希望双方的收入差距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能够在一段关系中进行合理的资源交换，不存在依附金钱的附属关系，倾向选择一段具有较高生活满意度和情感满意度的婚姻。对比年轻女大学生，大龄单身女性尤其如此。一项对大学生婚恋观的研究调查发现，近半的在校大学生在内在空虚和外在攀比的驱动下，会积极主动选择一段关系，将爱情和婚姻剥离，重视恋爱的经历和体验，对恋爱的结果并不在意。[15]而大龄单身女性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在适婚的语境下，比起即时满足，她们更倾向于选择稳定且有保障的婚姻关系。“我们的婚姻生活，可以缺少感情，但绝对不能缺少面包。因为没有感情，顶多生活乏味，而没有面包，那么生活都不能继续。”(嘉宾Z-32岁)
社会交换理论也认为,选择伴侣是一种两性之间的资源交换行为。男女双方都在充分权衡自己及对方所拥有的资源,并根据自己交换中的主要目的和资源补偿的可能性来决定对方的可选度。[16]男性更倾向于女性的外貌、生育能力等特征，而女性则注重男性的个人能力、社会地位等社会化符号以及情感忠诚度。在传统观念下，男女双方在家庭内外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劳动性别分工体现为“男主外，女主内”的固化模式。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劳动技能的提升，女性走出家庭进入职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高，这让她们在协调两性关系中更加理智，不仅将另一半的经济实力纳入择偶标准之中，更希望双方共同维护家庭系统的正常运作以获得在家庭中的话语权，而不是为了家庭放弃事业。“马上要结婚了，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准备好了。我很爱我的先生，但我很清楚，到了这个年纪，结婚就意味着要生孩子，养孩子，照顾整个家。但是，我还有自己在职业上想要的梦想，我不希望成为我先生的附属品，丧失经济自由。”(嘉宾A-34岁)女性渴望摆脱婚姻包袱，更加注重自己的成长，同时也希望得到另一半的肯定和支持，捍卫自己获得发展的权利。
随着女性力量的崛起和社会包容性的增强，当代女性在婚恋选择中呈现出个体化和多元化的倾向。但是被价值化的两性差异、传统社会的刻板印象依旧存在，这加深了女性在自我定位和自我建构中的困惑与迷茫。
(一)“等不起”：身体机能的自然衰退
“中年危机”是漂浮在“30+”女性头顶上空挥之不去的阴霾。早有研究发现，在阳光照射及自然老化情况下,女性皮肤中胶原蛋白的流失速度要快于男性。这说明在自然状态下，女性皮肤要比男性皮肤的老化速度快。即使是光鲜亮丽的女明星也一样逃不过容貌焦虑。不仅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生育也会被无情地剥夺。研究显示，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18-32岁，随年龄增加，女性不孕症发生率增加，生育能力降低，表现为妊娠率降低，流产率增加，生育的平均间隔时间延长，孕育子代染色体异常概率增加，活产率降低。[17]这就表明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女性的生育能力在不断下降。虽然权利的行使和实现离不开个体的意志自由，《妇女权益保障法》也明确规定妇女有生育子女的权利和不生育的自由。但是年龄却成为了阻碍女性生育权利实现的关键因素，已然成为现实中父母“想生生不了”的催婚催育常用口头禅。即使现在科技发达，冻卵技术逐渐成熟，但试管受孕率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它的风险远远高于女性的自然受孕。
不仅如此，社会性别理论认为，身体被社会文化所规定，是“规训力量”的“场所”。客观地看，女性的衰老其实是一个自然的生理现象，具有不可抗拒性，但在当代社会，女性对男性的吸引力总是与年龄或外表联系在一起。部分人持有对女性年龄的刻板印象，将个体的价值和生理年龄联系起来，将女性随着时间的自然老化现象赋予个体价值弱化的意义。这导致老化过程中的男性和女性呈现出两级分化的个体形象，女性变成了“老姑娘”“齐天大剩”，而男性则是“经济适用男”“钻石王老五”等褒义性向的词。进化心理学家巴斯也提出，繁衍后代的需要促使男性在择偶时更倾向于具有较强生育能力的年轻女性。[18]不可否认，“30+”的女性在婚恋市场中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比起同龄男性，她们更容易被适龄对象排除在外。
(二)“爱无能”：家庭心理创伤的后遗症
马斯洛需求理论谈到每个人都有爱与归属的需要，亲密关系对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良好的亲密关系能给人一种支持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反之，亲密关系的缺乏则会使人陷入“爱无能”等一系列情感困境之中。“爱无能”也指“回避型依恋”，即在成长过程中，其依恋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因而为了避免因遭到依恋对象拒绝而引发痛苦的内心冲突，回避型依恋者逐渐发展出对亲密感的抑制和回避行为。[19]通俗理解就是在生活中指向因为怕受到伤害，害怕自己的爱得不到回报，所以不敢付出，不敢去爱这样一群人。研究称，回避型人格依恋这个特质的形成和个人的成长分不开，童年创伤经历会损伤成年后与人形成亲密关系的能力。[20]即一旦个体在原生家庭中受过伤，这种经验会伴随着个体的情感历程，到成年之后，他们对于亲密关系更没有信心，与正常家庭的子女相比，他们更不愿意结婚，即使结婚了也更不愿意生孩子。[21]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包容性的增强，大众的婚姻观念不断地发生改变，晚婚、离婚的数量不断增加。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1987—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373万对；
1987—2019年粗离婚率从0.5‰攀升至3.4‰。[22]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离异家庭子女也在成比例增加。而这些离异、单亲家庭子女作为父母婚姻破裂的见证者和受害者，会从父母的相处模式中复刻了亲密关系的处理模式，无法学习到处理两性关系的正确方法，甚至在父母的争吵中，对待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也趋于消极。“有些时候我会责怪他们(父母)，我从小没有看到过幸福的家庭，你为什么要逼着我去组建一个家庭，我根本不知道如何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嘉宾W-35岁)“(父母)离婚会让你对婚姻恐惧，对感情不那么相信。”(嘉宾Z-33岁)这实际上也是很多大龄单身人士内心的真实写照，父母婚姻的失败让他们潜意识地形成一种对亲密关系的排斥感，更加倾向于一个人生活，对他者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
(三)“高压力”：女性不友好的社会地位
无论是媒介污名化下的“剩女”还是“老姑娘”，实际上都反映了女性单身背后所面临的压力和困境。在职业发展中，女性较于男性通常处在弱势地位，普遍认为女性的工作能力低于男性，同时她们也因婚育问题更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部分女性为了获得经济自由，摆脱就业歧视，往往会错过最佳婚恋年龄，变成了人生时间表错位的“剩女”。而女性一旦结婚后，就被期待将重心转移到家庭，甚至被要求退出劳动力市场，家庭和事业的兼顾是女性面临的两难选择。
除去工作压力，来自家庭的不理解和社会的单身歧视也是女性婚恋焦虑的重要原因。在传统视角下，女性所呈现的是贤妻良母的形象，显然“大龄单身”违背了父母和家庭的期待。特别是普遍独生子女的家庭，父母会把代际传承的压力过渡在子女身上，认为子女结婚是对中国传统价值孝道的传承，当期望落空，父母会对子女进行过度干预，安排各种形式的相亲等一系列的催婚活动，直接造成代际之间的情感冲突。这一点在综艺《我家那闺女》中父亲们对女儿们结婚问题的一段谈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你不结婚、不生小孩，你就遗憾，你就人生不完美”(嘉宾J父亲)，“早一点结婚，早一点生子，这是一种孝”(嘉宾Y父亲)。社会对其社会成员在不同年龄应该完成的事情有预设和判断标准，这个标准虽然不是强制性的，但如果社会成员违背了这一标准，往往会受到来自社会公众的压力。[23]无论是单身歧视、年龄歧视还是离婚歧视，社会对女性一直存在着一套刻板的建构。
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如何把性别差异认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是女性实现婚恋自由的关键。女性一方面要接纳自我，与岁月和解，拒绝他者凝视；
另一方面要踊跃发声，获得女性婚恋自由权，构建良好的两性生态秩序。
(一)接纳自我，拒绝他者凝视
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讲述了女性接受着来自自我和他者双重的凝视：“对于女性来说，这内在于自我的凝视实际上也是为了吸引那外在的男性的凝视,以给男性好的印象。这就决定了男女在凝视上的不平等。男性观察女性，而女性注意自己被别人观察，这决定了大多数的男女关系。”[24]在传统“女主内，男主外”的婚姻观中，“贤惠、顾家”是社会赋予女性的角色期待。在这种刻板的规训中女性画地为牢，放弃自己的社会价值，将自己局限于私人的家庭领域，并以得到丈夫和他人的赞美作为人生价值建构的源泉。其实，除去自我和男性的凝视，女性同样面临着同性和各种媒介的凝视，越来越多的女性希望修正自己的身体以符合他者标准，主动迎合“被看”，很容易引发错误的身体形象认知，皱纹、肥胖等“不完美”会使女性在亲密关系维系中产生强烈的自我否定。
当代的大龄单身女性在自我的发展过程中，要敢于拒绝来自自我和他人的凝视，清楚地认识到传统的两性价值观实际上暗示着一种来自男女不对等下的权力压迫，并且女性自身也是这种权力的执行者。首先，在现代社会，工作对女性来说不仅是其获得经济独立，也是她们积极融入社会的方式。单身女性要不断地完善自身技能，和社会保持同频发展，获取社会资本，从而让自己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两性关系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其次，大龄女性要接纳自己容貌随着时间的改变，学会和自己的皱纹和解，拒绝容貌焦虑和年龄焦虑，认识到岁月沉淀下的谈吐、知识涵养远比外在容貌更重要，更能带来持久的满足感。最后，单身女性要有成熟稳定的价值体系，反对将世俗的标准作为唯一的审美尺度。
(二)踊跃发声，重构女性婚恋价值规范
“剩女”“剩斗士”“老姑娘”等一系列对女性污名化词语的存在就暗含了女性实际上是男权话语体系下的受害者。有学者指出，只要受害者和幸存者还继续承受社会羞辱、指责和不信任，女性沉默就会是一个系统性的存在。[25]女性必须拒绝这种标签化的形象，倡导女性和男性同等的价值评判标准，赋予女性婚恋自由。
大龄单身女性要踊跃发声，拒绝女性污名化词语；
勇于反抗工作中的性别歧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理智看待父母道德压力下的催婚催育行为，并就自己的婚恋观积极与父母沟通交流，缓解代际之间的婚恋冲突。尤其要借助网络平台，构建共识，打破沉默螺旋效应。其中，在应对媒介焦虑时，年轻一代的女性可以扬长避短，主动掌握媒介话语权，借助市场媒介瞄定女性需求，选取具有反思和讨论价值的素材，在女性群体中逐渐形成一种团结的集体意识。让婚姻成为个体的自由选择，晚婚、不婚也不再受到他者的审视和评判。比如，一些广受好评的“她综艺”就是最好的例子，女性向议题的设置能够引起屏幕背后观众的反思，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受众都能以此为镜像，反思自己的生活状态和价值取向。同时，也要勇于承受舆论压力，大胆地揭露当代女性真实的生存现状，打破普通女性被规训的惯性思维，由少数带动多数，形成联动效应，真正实现女性婚恋自由这一目标。
在“她综艺”的镜头下，独立的熟龄女性稳定地向外界输出自己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传递出当下单身女性较为真实的婚恋态度。她们并非婚恋困难户，丰富的阅历、经济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让她们形成了独特的婚恋偏好，比起婚育的年龄，她们更加重视婚姻的质量。这不仅引导社会对大龄单身女性形成更加客观的认知，也为女性受众更加理性地看待人生阶段、接纳自我提供思考和启发，更对新时代女性媒介形象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当代大龄单身女性要敢于挣脱年龄枷锁，打破世俗的婚恋标准，一起走出“婚恋焦虑”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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