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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艳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广东 524000
目前，肺癌在全球最常见癌症种类中位居第2位，是全球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2020年全球癌症数据报告显示，肺癌是男性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原因，在女性中，肺癌的发病率居第3位[1-2]。我国国家癌症数据统计，预计2022年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首位，其中肺癌新发病例约87.0万例，肺癌死亡病例约76.7万例[3]。既往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肺癌病人呈年轻化趋势，且年轻女性肺癌病人较男性肺癌病人多，青年肺癌病人占比较大[4-5]。
目前，肺癌治疗方式主要包括手术切除、化学治疗和靶向治疗等，手术是早期和中期肺癌病人的主要治疗方式[6]，但有研究结果显示，经手术治疗的病人至少有20%会出现复发与转移[7-9]。因此，肺癌术后病人在后期生活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癌症复发恐惧(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FCR)，从而给病人的身心健康、生活质量等带来一定的影响。目前，对癌症复发或发展的恐惧和担忧是癌症病人普遍出现的心理问题。因此，大部分癌症病人心理压力大，青年癌症病人更为多见[10]。本研究对青年肺癌病人癌症复发恐惧相关概念、测评工具、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等进行综述，旨在提高对青年肺癌病人癌症复发恐惧的关注，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对于年龄划分的标准规定，<44岁为青年，44～59岁为中年。肺癌，多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也称支气管肺癌，经临床病理学或细胞学确诊[11]。
癌症复发恐惧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O′Neill[12]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主要指处于缓解或无疾病进展生存期的癌症幸存者担心癌症复发。2003年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癌症病人对原发部位、进展或发生转移的恐惧[13]。后来Lebel等[14]的研究团队通过德尔菲专家函询法，将癌症复发恐惧定义为：与癌症复发或进展的可能性有关的恐惧、担心或担忧。针对临床癌症复发恐惧，他提出了5个可能的特征:①高度的专注、担心、思维反刍；
②应对失调；
③功能障碍；
④烦闷过度；
⑤规划未来困难。
3.1 癌症复发恐惧问卷(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 Inventory,FCRI)
FCRI是最早被引进和汉化的量表，吴奇云等[15]研究团队对其进行了汉化和信效度分析，并应用于我国肝癌病人癌症复发恐惧的评估中，获得了良好的信效度，研究结果显示，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83，该量表包含刺激源、心理不适感、严重程度、应对策略、功能受损、洞察力和再保证7个维度,共42个条目,各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测评方式为病人自评，从“没有”到“总是有”，得分>13分表示病人出现复发恐惧，分数越高,代表恐惧程度越高。国内研究报告该量表在用于测量癌症病人癌症复发恐惧水平具有良好信效度。张永福等[16]的研究团队将汉化版FCRI量表应用于国内571例癌症病人癌症复发恐惧的调查，结果显示，FCRI量表重测信度为0.90，Cronbach′s α系数为0.86，提出汉化版FCRI量表在评估癌症病人对疾病复发恐惧心理方面具有良好的临床价值,可以科学地测评我国病人癌症复发恐惧心理。
3.2 恐惧疾病进展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FoP-Q)
目前，得到普遍认可和应用的测评量表还包括FoP-Q，FoP-Q是德国学者Herschbach等[17]团队研制的量表，主要用于评估癌症、风湿性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病人的疾病复发恐惧水平，量表包括同伴/家庭关系(7个条目)、工作(7个条目)、情感反应(13个条目)、自主性丧失(7个条目)和应对焦虑(9个条目)5个维度，共43个条目。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1分表示“从不”，5分表示“总是”，总分越高，代表病人癌症复发恐惧水平越高，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5，重测信度系数为0.77～0.93。Shim等[18]对韩国的112例癌症病人进行了癌症复发恐惧评估，研究结果显示，FoP-Q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2，5个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68～0.90，但由于主要为小样本研究，因此，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具有一定的受限，FoP-Q的心理测量特性和临床效用需要在大样本量的纵向研究设计中进一步评估。
3.3 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FoP-Q-SF)
该量表是国外学者Mahendran等[19]对FoP-Q的简化，用于评估癌症幸存者对疾病的恐惧水平。该量表共包含12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采取病人自评方式，从“没有”到“总是有”，分数越高，代表癌症复发恐惧水平越高。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7，该量表与原量表具有高度相关性(r=0.92)，且由于量表条目较少，病人填写方便且不耗时，目前已在多项研究中广泛运用[20]，其中，Youssef等[21]对1 002例癌症幸存者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特性。国内学者吴奇云等[15]汉化了FoP-Q-SF，汉化版FoP-Q-SF包含生理健康与社会家庭2个维度，共12个条目，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83，表明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蔡建平等[22]将汉化版FoP-Q-SF量表应用于女性乳腺癌病人癌症复发恐惧的测评中，结果显示，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6，2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38，0.842。
4.1 社会人口学因素
4.1.1 年龄
病人年龄越小，癌症复发恐惧水平越高。国外研究发现，青年病人往往报告更多的恐惧[23]。可能的原因是青年病人阅历少，心理承受能力差，认为他们疾病的发生更加意外，并承受更多的心理痛苦。相反，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因此，老年癌症病人癌症复发恐惧水平相对青年病人要低。王乾沙等[24]也证实了这一结果，肺癌病人癌症复发恐惧状况不容乐观,发生率较高，年龄较大癌症复发恐惧程度越严重，肺癌病人年纪越小，其对未来存活年限期望值越高，表现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更高。因此，建议临床医护人员在对肺癌病人心理方面相关筛查时候区分不同年龄阶段，尽早识别病人的心理问题，及时进行有效干预，帮助病人改善复发恐惧的心理。
4.1.2 婚姻及性别
婚姻和性别不同的癌症病人疾病复发恐惧水平可能有差异。单身病人比已婚或有婚姻史的病人更可能报道高癌症复发恐惧。黄霜等[25]研究显示，女性、离异、应向于屈服应对方式的癌症病人复发恐惧程度较高,女性在疾病应对方式上倾向于采取回避的应对策略。但是，有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肺癌术后病人恐惧疾病进展测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6]。因此，目前暂未有研究一致认为不同性别的肺癌病人复发恐惧水平有差异。
4.1.3 文化程度
病人文化程度越高，癌症复发恐惧水平越低。农婷[27]研究显示，病人的文化程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肺癌肺叶切术后病人恐惧疾病进展,文化程度低的病人表现出更高的恐惧水平,与方婷婷等[28]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医护工作者应该更加重视文化程度较低的肺癌病人的心理状况，提高病人对疾病知识的了解，帮助病人积极应对疾病，以此来降低癌症复发恐惧带来的不良影响，促进病人康复。
4.2 心理因素
焦虑、抑郁是影响癌症术后病人癌症复发恐惧的重要因素。Luo等[29]的研究结果显示，病人的情绪障碍(焦虑和抑郁)直接影响其癌症复发恐惧。青年肺癌病人癌症复发恐惧为中等水平，抑郁、焦虑对病人复发恐惧感影响较大，与孙恒文等[30-32]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医护人员应关注病人的情绪变化及行为，及早识别病人焦虑、抑郁情绪，给予及时干预，避免焦虑、抑郁日益加重，从而导致更高水平的癌症复发恐惧。
4.3 疾病及相关治疗因素
4.3.1 随诊医患沟通
有研究发现，医患如果在随诊后续的干预中保持有效沟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癌症病人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33]。目前，尽管互联网和社交平台是年轻癌症病人寻求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工具并不能取代医生与病人关于个人疾病和治疗的直接对话。医护人员应在整个治疗和随访过程中，关注并定期监测病人的心理压力，包括癌症复发恐惧，并根据病人需要为其提供适当的支持服务，这些干预可能减轻病人对严重医疗程序的恐惧。
4.3.2 治疗方式
经手术治疗后的肺癌病人，如果需要进一步化疗，病人呈现更高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国外学者Luo等[29]研究证实化疗增加病人癌症复发恐惧的可能性。临床除了早期肺癌病人术后不需要化疗，中期肺癌病人术后需要进一步化疗，化疗的病人，治疗时间周期长，同时化疗药物带来的一系列身心不适，导致病人情绪更为紧张[34]。因此，医护人员要关注化疗病人的心理状态。
4.3.3 肿瘤分期
处于中晚期肺癌病人往往呈现更高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刘一娇[35]的研究结果显示，早期肺癌病人癌症复发恐惧居于中等偏上水平，指出有肿瘤家族史是早期肺癌病人恐惧疾病进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医护人员应关注有遗传家族史的癌症病人的心理问题，避免其产生消极或预感性悲伤导致高水平的癌症复发恐惧。
5.1 国外青年肺癌病人干预研究现状
在国外关于癌症复发恐惧干预的研究中，大部分是针对癌症的单病种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乳腺癌病人，干预措施主要包括电话随访、团体干预、最坏心理想法建设等，针对肺癌病人的研究相对匮乏[36-38]。Almeida等[39]对癌症大群体干预时采用情绪聚焦疗法，结果显示，情绪聚焦疗法可提高癌症病人积极感和自我实现。Hall等[40]团队进一步研究发现，将干预措施进行了整合，通过教授病人认知行为技术、冥想、放松训练、适应性健康行为和积极心理学技能，为癌症病人复发恐惧的干预管理提供了综合方法。
5.2 国内青年肺癌病人干预研究现状
关于肺癌病人术后癌症复发恐惧的干预，目前国内研究大部分主要采取的干预手段为认知行为疗法。该心理治疗方法具有结构、短程、具有认知取向的特点，适合具有焦虑、抑郁或恐惧心理的人群，同时也适合由于认知不合理出现心理疾病的病人。认知行为疗法重点关注病人不合理的认知问题，企图通过改变病人对外界和自己的看法与态度来改变病人本身的心理问题。张乐乐等[41]针对认知行为疗法对癌症病人恐惧疾病进展的影响进行了系统评价，提出该方法可以降低癌症病人恐惧疾病进展水平，但尚需高质量、大样本、长时间随访的研究进一步验证其效果。赵毛妮等[42]提出采用认知-存在团体干预方法，该方法是在综合了认知行为疗法以及积极应对策略的基础上形成的干预方法，研究结果表明，认知-存在团体干预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肺癌化疗病人癌症复发恐惧水平，提高病人的心理适应能力,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
此外，除了认知行为疗法，国内还有些研究团队采用了其他干预方法。王华昕[43]对600例肺癌病人施行了生活希望干预研究，结果显示，实施希望生活干预计划可以提高病人希望水平,从而减轻复发恐惧情绪并改变其对疾病的应对方式。还有研究发现，以护士为主导的认知运动训练对肺癌病人的癌因性疲乏、癌症复发恐惧心理具有抑制作用，病人的疾病应对能力更强,具有一定的护理借鉴价值[44]。邢春等[45]研究发现，对肺癌病人采用接纳与承诺疗法的心理干预，该心理干预主要包括正念、接纳、认知解离、以自我为背景、明确价值和承诺行动等灵活多样的治疗技术，病人通过以上方式增强心理灵活性，从而帮助病人提高生活价值感和生命意义感，该项研究亦发现，肺癌病人通过自我接纳，可降低癌症复发恐惧感,提升生活价值和有意义感。王丽娜[46]研究证实了接纳与承诺疗法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开展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张金梅等[47-48]研究提出，自我表露干预和叙事疗法等也能够降低肺癌病人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建议研究者在未来对青年肺癌病人癌症复发恐惧进行干预性研究时，根据青年肺癌病人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尝试借鉴涉及癌症病人心理领域的相关理论，进行干预模式的创新探讨研究，也可探讨个性化干预，如全病程个案管理，在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中证实干预的有效性。
青年肺癌病人发病率日趋增高，经过外科治疗后，癌症复发恐惧已成为其需要得到及时、有效帮助的社会心理需求问题，但是现有的研究仍停留在评估工具的研制、横断面研究及干预方面，关于探讨青年肺癌病人癌症复发恐惧的研究相对匮乏，尤其是病人因癌症复发恐惧影响病人结局的研究更少。因此，需借鉴国内外目前关于癌症普遍人群或乳腺癌研究成果，深入探究肺癌病人，尤其是青年肺癌病人癌症复发恐惧的纵向或相关研究，为有效改善青年肺癌病人术后癌症复发恐惧水平，探索适合我国青年肺癌病人的癌症复发恐惧干预模式，从而更好地改善病人结局，将成为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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