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其他范文】
吴 敏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碰撞辉映出了绚烂的色彩。中国古典小说亦深受佛教观念的濡染和影响，冯梦龙和凌濛初所编的“三言二拍”(明代五本著名传奇小说集的合称，包括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凌濛初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编者注)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集的代表之一，诸多地方都显示出佛教思想的印迹，如戒律、佛性、因果等，尤其是因果报应的情节，不仅体现在最基本的现世报上，更体现在“三生”这一特定的时空当中。这种书写方式既增加了道德劝诫的浓度，又提升了情节描写的厚度。以往研究成果对“三言二拍”中的“三生”情节关注不多，本文不揣谫陋，拟对其中蕴含的因果观念及社会背景予以发覆。
“三生”观念源于佛教“神不灭论”，主张三世轮回、因果报应。中国素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1]的说法，《后汉书》亦有“精灵起灭，因报相寻”[2]的表述，这些本土观念与佛教“三生”因果观念有着天然的契合点。除此之外，“善恶”“转生”“灵魂”“升天”等传统说法，皆与佛教“三生”观念具有相通之处。有学者认为，“灵魂成为佛教三世报应论中的业力传递的永恒载体”[3]，由此在中国本土形成了以灵魂为载体的“三生”因果观念，并对中国人的处世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三生”包括的特殊时空，可以说是前世今生，也可以说是现世未生，更是三生三世。
据笔者统计，冯梦龙编纂的“三言”中以“三生”为主体或包含“三生”情节的小说共计七篇，凌濛初编著的“二拍”中则有四篇，按照故事主旨可分为三类，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和善恶转换。
(一)善有善报
善有善报，即种善因得善果，一个人前世种下“善因”，后世就会得到相应的“善果”。《喻世明言》卷三十一《闹阴司司马貌断狱》说的是司马貌身负绝世才华，可惜屡试不售、赍志而没。在地狱中司马貌为阎王断案以证其才华，从而赢得来世享荣华富贵，正如书中阎王所说“天道报应，或迟或早，若明若暗；
或食报于前生，或留报于后代”[4]480。《二刻拍案惊奇》卷一《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中亦有此类意识的体现，文中白居易亲笔书写的《金刚经》最终得以完整留存，关键因素就是首页丢失导致经书不完整。在姚老者的悉心守护下，这页丢失的经书失而复得、物归原处，故事情节巧妙兼具神秘色彩。因为对经文的守护善举，姚老者“来生在文字中受报，福禄非凡”[5]17。这个结局不仅符合阅读者企羡圆满的审美心理，且实现了写作者劝善重文的创作意图。
善报不仅体现在本人的来世，而且往往能够泽披后代。《警世通言》卷二十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宋金与宜春的姻缘就受益于父辈，前因乃是宋金之父宋敦早年安葬一位僧人，僧人报恩便在第二世托生为宋金之子，并且消解了宋金和宜春两家无子嗣的厄运。宋敦的善果不仅仅回报在自己身上，更是延及其子孙，这样的情节无疑与中国传统观念中对传宗接代、血脉相承的重视相吻合。除了来世受报，还有今生缺憾在来世得到补偿。人生在世不可能事事如愿，普罗大众往往对大团圆有理想层面的追求，“三生”中的来世则为圆满提供了一个新的落脚点。《二刻拍案惊奇》卷六《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中刘翠翠和金定青梅竹马结成夫妻，因战乱刘翠翠被迫成为他人妻室，二人皆郁郁而终。刘翠翠和金定此生艰难重重，相爱却不能相守，死后“因近禅室，时闻妙理，不久就与金郎托生，重为夫妇”[5]127。第一世的遗憾在第二世得到弥补，既是对前世的续缘，也是对美好姻缘前生注定的诠释。从这些情节可以看出，小说所体现的善有善报既与主人公行为的因有关，也与佛法相关联，既能报恩在本人后世，也能嘉惠于后代后世。
(二)恶有恶报
恶有恶报，通俗来讲就是“自作孽不可活”。相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更能体现出作者劝诫化育之意图。在“三言二拍”中常常表现为先叙述今生之恶果，后追述前世之恶因。《警世通言》卷七《陈可常端阳仙化》中陈可常一生困蹇，后皈依佛门，不料又招来杀身之祸。小说最后落笔到陈可常今生的坎坷遭际皆因前生欠下的宿债，从而劝人多行善事。《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以唐《逸史》采桑女“一生被害，一生索债，一生证明讨命”和宋《夷坚志》云郎“一生被害，一生讨债”[6]244两则“三生”故事为引，讲述王士真与李参军的前世恩怨今世消。其中王士真并没有前世记忆，但因果报应的力量越跨了时空，就算没有记忆，仇人站在眼前也会怒从心来，直到杀了李参军，王士真的内心才平静下来。究其原因，是前世王士真被李参军推下悬崖谋财害命，暗示读者不要因为记忆的消失就能随便作恶逍遥法外，因果报应不仅会在此生体现，而且会在“三生”中体现，从而放大了劝善惩恶的警诫力量。
《二刻拍案惊奇》中还有一则故事不仅将恶报体现在业力主体的人生际遇中，还体现在对主体本身性格才智的塑造上，即卷二十四《庵内看饿鬼善神 井中谭前因后果》。篇首诗文“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来世因，今生做者是”[5]412。正好说明了前世、今生、来世中“因”与“果”的纠缠。元自实天生不通文义，生活异常穷蹙而选择了跳井自尽。直到进入仙地，元自实方才知晓了前因后果。原来他前世是翰林，“但在职之时，自恃文学高强，忽略后进之人，不肯加意汲引，故今世罚你愚懵，不通文义。又妄自尊大，拒绝交游，毫无情面，故今世罚你漂泊，投人不着。”[5]423于是，他今生困厄经历便有了合理的解释，今生的悲惨遭遇乃至才智缺陷，皆因前世恶业所造成的。
(三)善恶转换
除了善恶分明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交替也存在“三言二拍”的书写之中。善果与恶果均来自一念之差，正如“苦海无涯，回头是岸”，若及时改过自新，恶果也能变为善果。《喻世明言》卷二十九《月明和尚度柳翠》，玉通和尚被柳宣教构陷而触犯戒律，写下“我身德行被你亏，你家门风还我坏”[4]449后便圆寂了。他第二世投胎为柳宣教女儿柳翠，时过境迁，柳家破败，柳翠沦落风尘，正应了“一报还一报”，直到月明和尚度其出世才幡然醒悟。卷三十《明悟禅师赶五戒》中五戒破戒后羞愧坐化，明悟认为，事不至此便也坐化追去，前者投胎为苏轼，后者投胎为谢瑞卿助其醒悟。这两则故事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皆为和尚前世破戒后世赎罪，经历累世修行后终达彼岸。他们都做了错事，甚至触犯了佛门戒律，但是在贵人的襄助下，再加上自身的幡然醒悟，恶果最终转变为正果。这种“三生”情节仅在最早的《喻世明言》中有所涉及，多出现在僧人、仙人这类特殊人群当中，与佛教譬喻故事的联系更为紧密。
“三言二拍”主要以上述三类“三生”情节阐释因果报应。可以看出，“三言”主要关注古人、名人及仙家，仅有最后的《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贴近平常百姓。“二拍”则将视界更多转向市民社会，反映了明代后期小说创作日益世俗化、市民化的倾向。当然，“三生”因果观念不仅仅体现在其情节当中，小说诸多叙述话语中亦有体现，如“三生有幸”“三生因果”“三生石”等，兹不赘述。
“三言二拍”中“三生”情节所表现出来的因果观念，既符合中国传统的“善恶观”，又与佛教因果轮回观念相结合，达到了很好的“娱目醒心”效果。小说作者潜在认为人死并不代表着全部的消寂，灵魂会托生或会化成鬼魂，行未完之事，报未报之仇，即使今生没有记忆，但因果如影相随。因果不单单只是一生之内的关联，也是生生世世的累积与羁绊。这些观念冲破了早期古人只能上天入地的幻想局限，实现了人对未知事物的宗教性理解。“三言二拍”的写作视野并没有局限于当时的社会生活，而是放在三生轮回的大背景中予以体现，既丰富了小说情节，也体现出晚明时期佛教因果观念深入人心的境况。笔者以为，“三言二拍”中的“三生”因果观念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一)社会思潮
明代中后期社会一片末世图景，朝廷君臣懒政怠政，民间百姓重利倾轧，“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佛教出现了综合复兴浪潮，以江浙地区为中心，声势浩大，席卷全国。”[7]明朝政府管理的松懈，促进了佛教在市民中的传播与接受。明神宗开始虔信佛教，士大夫阶层也兴起了居家修行的风气。在普遍幻灭感的加持下，佛教成为民众选择信仰的最佳归宿。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佛教观念都在其心中生根发芽，接受程度远甚于前代。晚明士人思想更加多元，王阳明“心学”提出了“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李贽反对假道学、重视真情，倡导“童心说”。公安派主张“不拘格套，独抒性灵”，注重个性表现和真情流露。汤显祖提出“至情论”等，为晚明思想界带来了全新的气息。这种思想转向与佛教“兼顾个性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观”[8]的主张高度契合。在晚明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中，士人对于佛教因果的接纳与吸收便有了必然性。
(二)民众心理
“三生”所表达的佛教因果观念迎合了普罗大众的心理诉求，这也正是这些观念体现在小说中的深层原因。就像缪荃孙在《醉醒石》序中说：“大凡小说之作……于此演说果报，决断是非，挽几希之仁心，断无聊之妄念。”[9]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相比上层人士追求的长生等观点，因果观念距离大众更近也更能使百姓信服。佛教“三生”观念能让百姓一定程度上认可忍受现世的苦难，弃恶从善，为现实的苦闷提供一个思想层面的解脱，为生活留一线希望。《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就说道“但阳世间不曾败露，无人知道，那里正得许多法？尽有漏了网的，却不那死的人落得一死了？”[6]243现世难得双全法，往往恶人无恶报，好人无好报。虽然市民经济的兴起给城市带来表面的繁荣，但并没有真正改变下层百姓的生活，甚至引发了一股从上至下的奢靡享乐之风，重利轻义的观念日益游荡在市民之中。社会风气的每况愈下，唯利是图、欺瞒诈骗、官商勾结之事的屡屡发生，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贫民的困苦、灾民的流离失所。现实的真实不再让大众有信念感，反而是奇之又奇的“三生”符合百姓心中虚构的真实，比现实更美妙甚至更有说服力。他们选择了信自己想信的，看自己想看的，无论潜意识内是否真正意识到这一点。
(三)士人身份
冯梦龙与凌蒙初的士人身份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首先，二人均是接受过系统儒家思想的正统文人，皆有功名在身，佛教思想在影响正统文人的同时，也体现在他们编写的小说当中。罗宗强就认为，明代后期文人“究竟又还有传统士人肩负道德责任的思想影响，在以文为戏中又不忘劝世励俗，于是既娱情，又适俗；
既适俗，亦疗俗”[10]。冯、凌二人的创作自然无法摆脱传统“文以载道”的影响，劝诫化育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引文中就谈到“然意存劝诫，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5]3。冯梦龙为《石点头》作序时也说：“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伥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悟石何异？”[11]从中可以看出冯、凌二人对小说劝诫功用的重视，而佛教因果观念正好迎合了劝诫化育主题，契合创作意图。但是，单纯的劝诫往往会成为枯燥乏味的说教，达不到劝诫目的，借用一些奇幻的情节来冲淡平衡说教的意味，这也是文人独立撰写小说时十分重视情节的原因所在。尽管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凡例中写到“事类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正以画犬马难，画鬼魅易，不欲为其易二不足征耳”[6]1。批评小说家脱离现实描写神怪的作法，但在实际编写“二拍”中“亦有一二涉于神鬼幽冥，要是切近可信，与一昧架空说谎必无事者不同”[6]1。可以看出“描写神怪”是其无法避免的一部分，佛教因果观念天然具有的“劝善惩恶”的作用十分突出，“三生”情节的书写也就成了必然选择。
(四)出版文化
明代晚期市民经济发展迅速，部分士人主动迎合市民社会的审美趋向。在商业的刺激和驱动下，晚明出版业尤其是商业出版蓬勃发展，大众化、功利化倾向明显。晚明士人的刻书活动也受其影响，“这些士大夫的刻书活动，因为谋生的需要而逐利，已经带上了浓厚的商业色彩……士与商的身份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了。”[12]兼具出版商身份的冯梦龙与凌蒙初熟稔市井百姓的生活，洞察市民读者的阅读需求，在编著“三言二拍”时主动迎合市民读者的阅读喜好，从而确保一定的商业效益，为晚明商业出版带来新的运营模式。“三生”情节本身很好地实现了自逸轩主人在《娱目醒心编》序所称的“既可娱目，即已醒心，而因果报应之理隐寓于惊魂眩魄之内，俾阅者渐入于圣贤之域而不自知，于人心风俗不无有补焉”[13]的创作旨归，也达到了名与利的双重收获。
刘跃进认为，“文学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又通过艺术形象反映时代主流，反映现实生活。”[14]明代中后期社会对佛教因果观念的普遍接纳与吸收，体现在“三言二拍”中不仅有最基本的现世因果报应书写，也有充满魔幻色彩的“三生”情节点缀。在晚明思想多元的背景下，“三生”不仅没有违背作者对于真实的追求，反而更加符合作者所追求的“情真”与“理真”。当然，从“三生”情节背后因果观念所达到的劝诫旨归，能看到冯、凌在受到佛教影响后，并没有被其观念、信仰所束缚，而是汲取精华消融化用，转变为艺术创作的有益滋养，将佛教“三生”观念浸透到“三言二拍”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深处。在“娱目”与“醒心”双重意图的指引下，“三生”情节成为冯梦龙、凌濛初心中不可磨灭的虚构真实。如果说“因果”完成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劝诫“醒心”，那么“三生”下的因果更体现了表面“娱目”之后晚明士人对现实无奈的寄托与幻想。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三生”因果携带着消极与迷信的因子，但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是人类从古至今共通的追求。不仅仅在明代后期，当代人也在当下流行的通俗小说读物或者文化产品中幻想着“三生”的裹挟，尝试在其中找寻慰藉和愉悦。
猜你喜欢佛教观念维生素的新观念保健医苑(2022年4期)2022-05-05《世说新语》与两晋佛教天中学刊(2022年2期)2022-04-27佛教艺术家教世界(2021年34期)2022-01-13别让老观念害你中暑中国生殖健康(2020年7期)2021-01-18佛教艺术家教世界·创新阅读(2021年12期)2021-01-13徐日昇的中国佛教观国际汉学(2020年1期)2020-05-21敦煌佛教疑僞經疑難字詞考釋敦煌吐鲁番研究(2019年0期)2019-02-12观念一变天地宽乡村地理(2018年2期)2018-09-19健康观念治疗知识经济·中国直销(2018年3期)2018-04-12即兴表演的观念阐释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16年5期)2016-01-23本文来源：http://www.zhangdahai.com/shiyongfanwen/qitafanwen/2023/0918/65585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