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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茂峰 傅慧芳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加以明确，并把“增强历史主动”作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要求。“历史主动性”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历史实践中彰显出来的宝贵精神品质，是党带领人民创造伟大历史成就的精神内涵的高度凝练概括，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史就是一部历史主动史。当下，“历史主动性”已经构成学界阐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历史过往、当下阶段和未来发展的总体性依据。文化作为深深熔铸在历史、实践和民族之中的观念形态，对提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性具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量。从早期农耕生产实践，到近代革命实践，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华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表现形态。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这实际上就意在强调文化对激发人民精神动能、提振人民历史主动性的价值定位与独特功能。
关于“历史主动性”的研究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为重要分界点。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资助情况来看，以“历史主动”为关键词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进行检索，结果仅两项，分别是《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主动性问题研究》(04BKS025)与《新时代党牢牢掌握历史主动理论与实践研究》(21BKS068)。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界忽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反而从另一个角度反证了这一选题的价值与潜能所在。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截至2022年10月，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以“历史主动”为主题检索，共有相关文献300余篇，且大多集中在2021—2022年。在这些成果中，学界大多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和研究背景，重点围绕历史主动性的基本内涵、价值意蕴、支撑条件、实践路径等内容开展了一系列学理研究和理论阐释。然而细致考察不难发现，既有研究多囿于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论、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思辨，没有打破固有的研究格局，且对历史主动性文化基础的研究尚停留在初始阶段。本文将历史主动性的研究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语境下，着重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历史主动性中的文化基础，并结合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情势提出提升历史主动性的因应对策。总之，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主动性文化基础的考察不仅是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也是未来学术研究的又一重要生长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的集合，彰显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标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在中华民族千百年发展史上积淀储存了无穷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伦理规范，更在世界多元文明形态的交融激荡中锻造了恒久的生命力，最大程度凝聚起各民族成员的归属意识、认同意识和进取意识。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百年现代化求索中愈挫愈勇、奋发奋起，正是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的强大精神底气和深厚文化滋养。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主动性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的主动创造精神。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作为中华文化的可贵精神品质，恒久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轨迹与前途命运。西方文化以认知为导向，通过概念演绎和思辨推导建构其文化。中国文化则从生命出发，并在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生命活动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进而言之，中国先人的思想深处便内含着主动求新求变的哲学思维。《周易》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在近代一些学者的研究和释义中，这一观点通常被用以表达和阐释改革与创造的精神。纵览历史，中国人民在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从思想到器物，从制度到文化，从艺术到科技，创造出了灿烂的历史与辉煌的文明。这种主动创造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传统社会历朝历代的革新变法之中，更深刻地体现在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之中，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到隋朝科举制度的开创，从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到明代张居正改革，从故宫、万里长城、都江堰等伟大工程的建设，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进而至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科技成果的问世，等等。中华民族以革故鼎新的主动创造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古老的伟大民族所禀赋的开放包容的宏阔视野、自主求变的主动思维和生生不息的创造潜力及能力。
正是这种“变则通”的思想与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相碰撞，凝结成强大的创新创造活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最终孕育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基因。特别是在探求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凭借以往一切政治力量都难以企及的变革精神和变革勇气，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蕴的创造精神转化为追求中华民族彻底独立与解放的精神力量，彰显出浓厚的历史主动性。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主动性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自觉为民理念。民本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定型于汉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统治者和思想精英历史反思及其实践的产物，其内涵与表现形式在历朝历代虽有所演变拓展，然而其思想主旨始终没有变化。从《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晏子春秋》中的“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从贾谊《新书》中的“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到刘勰《新论》中的“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再到谭嗣同《仁学》中的“因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中国之民本思想，实澈上澈下，流贯中国五千年之政治”，等等。这些都表明，唯有以民为本才能真正实现政权的稳固。古代民本思想以利民、惠民、养民、恤民予以体现，它只是基于强化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地位，从农民起义、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教训中“不得已”而提出来的一种开明统治策略，只是作为一种得民心、存社稷、固君位的“驭民”“牧民”“治民”的权术。也就是说，民本思想与封建阶级剥削制度有着天然的矛盾，因此这一思想在“二律背反”条件下也就沦为无法实现的政治空谈。
然而，这一思想毕竟作为统治者和政权道德品质的试金石以及评判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不仅哺育了一大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对社会政治结构、机制和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广大人民能够在有限的条件范围内安居乐业，为人民群众自主意识的唤醒与激活浇筑了坚实思想基础。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探索的进程中将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主体的唯物史观相结合，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剥离出传统民本思想现代性的本真价值，“形成党性立场和人民立场相一致的思想意蕴”〔3〕，为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历史主动性的激发与凝聚注入了主体动力。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主动性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国一体的自主爱国情怀。国家不仅是一个地理实体、政治实体，更是一个文化实体。从马克思主义的维度看，共同体作为人和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较强集体同一性的社会群体，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传统文化中，个人与社会、家庭与国家，都是建立在一体宇宙观基础上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有力彰显着襟怀天下的气度与情感，这种家国兼济的自主爱国情怀早已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之所以能形成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生动局面，不仅在于共同的血缘纽带和地缘关联，更得益于人们在共同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彼此认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生活智慧，创造的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这些共有文化基础的生成培育构建起由血缘向地缘再向文缘递进的价值序列，为人民发挥历史主动性赋予了精神寄托。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岳飞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从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在多民族文化共同黏合成的那种以国事为己任、自强不息的家国情怀的强烈感召下，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的大团结格局，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衰，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实体，构筑起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经风雨沧桑仍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力量之源，最大限度实现了人心归聚、精神相依，为激扬全体中华儿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主动性夯实了价值根基。
革命文化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命运与前途的思考和探索，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带领全体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创造。在这一文化富矿中，崇高的革命精神、高尚的革命道德与优良的革命传统作为其重要内容和经典符号，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血脉之中，淬炼并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赤胆忠心和勇毅奋斗，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独特的精神风貌与历史主动性。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主动性源自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激励。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从哪里产生。从哲学价值论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无论在具体形态上表现出怎样的多样性与丰富性，都浓缩与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思想因素，这些思想因素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历史主动性的提升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不同历史时期，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矢志奋斗，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和一大批爱国如家的英雄模范人物，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各有特点的精神成果，如具有开端意义的红船精神，有反映革命道路探索和政权建设的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苏区精神、西柏坡精神，有捍卫和平正义的抗美援朝精神，有面对自然灾害敢于挑战勇于胜利的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镌刻百年历史坐标的脱贫攻坚精神等，这些饱满革命加拼命精神的精神成果作为特定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下的真实写照，以独特的精神形态标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中的精神特质，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4〕，奏响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最强音，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性提供了坚实精神支撑和强大精神动力。
可以说，一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史就是一部党领导人民的艰苦奋斗史，就是一部革命精神的传承发展史。回顾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出，这一全新文明形态之所以在风云激荡的历史时空变换中得以蓬勃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忽视以精神伟力来推动现代化的建设，而是将党的精神谱系中每一种精神都以立体客观的方式呈现出来，并把真理的力量、信仰的力量转化为实践的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5〕。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主动性源自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道德的熏染。“德”在汉语中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一书，其中写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意为道生成世间万物，德养育世间万物。万事万物虽现出纷繁多样的形态，但这些形态莫不尊崇道德，强调“德”是涵养万物的承载，可见中国自古就有重德的优良传统。从价值理性出发，中国革命道德是区别于中国传统道德的一整套价值追求和道德规范，贯穿于中国现代化百年发展历程的每一个历史阶段。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密切联系，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实践的根本宗旨，以集体主义为原则，高举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旗帜，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无私奉献、顽强拼搏、艰苦奋斗、舍小我为大我的革命道德，构建起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革命道德体系。从延安整风到新式整军，从“支部建在连上”到“党指挥枪”原则的确立，从“革命理想高于天”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的强化，从“三大作风”“两个务必”到“八项规定”“三个务必”要求的拓展，处处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理想坚定、一心为民、崇廉鄙贪、艰苦朴素、谦虚谨慎、集体主义的革命道德风尚。这些革命道德的孕育和形成，不仅有效保障和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更为培育全体人民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极大提升了作为历史主动性主体力量的人民群众的价值判断，为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性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与丰润的道德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动员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学史崇德”的要求，强调“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做到学史崇德，就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涵养高尚的道德品质”〔6〕，并从对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公德、严于律己的品德三个维度阐述了“德”的思想意涵，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做到“力行”提供了道德遵循。质言之，“道德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实践精神’，体现着内得于己，外用于世，德行兼一，知行结合的特点”〔7〕，中国革命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和价值引领，深刻批判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道德的优良方面，并体现着鲜明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正是得益于此，每到重大历史关头，党都能保持坚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历史浪潮中牢牢掌握历史主动。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主动性源自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经验的总结。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聚焦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历史之问，用“十个坚持”深刻凝练总结了党在百年奋斗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展示了百年大党的清醒与成熟。这些重要历史经验作为系统完备且互相贯通的有机整体，“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揭示了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8〕。
党的宝贵历史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抄下来的，更不是从别的国家照搬过来的，而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在长期现代化探索的实践中以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性干出来的，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更是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正是依靠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我们党才能坚持一切从我国国情和客观规律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艰苦奋斗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鲜明品格，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正是依靠艰苦卓绝的矢志奋斗，党领导人民在现代化探索中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以历史主动创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最恢宏史诗。更具代表性的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党深刻认识到，一个民族和国家通过依靠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难以实现强大和振兴，因此将独立自主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原则，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把现代化建设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将发展进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等等。这些百年积淀的历史经验贯通历史、现在、未来，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立场观点和方法，最大程度避免了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盲目主动”，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主动性的发挥提供了根本思想标尺和实践依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9〕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是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中取得的精神文明成果，始终代表着时代进步的潮流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从这一视角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性内在地涵括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内蕴与精神底色。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思想指引。党的二十大明确强调：“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0〕这一论述首次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动性之间的深层逻辑关联。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始终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及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成为劳动人民“改变世界”、消除人对人的依赖和人对物的依赖的强大武器。
在百年现代化的探索中，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有机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融合贯通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审视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诸多问题，并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的三次历史性飞跃。诚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1〕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性就是在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世情党情国情的动态变化自觉主动地作出契合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切实抓住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根本”所在，进而在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双重功能的逻辑互动中实现历史主动性主客体的统一。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驱动。梦想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憧憬和追求。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主动性的目标旨归与实践追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和话语体系中，共产主义既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或者思想体系，又表征着人类最合理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以及为实现这一制度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2〕。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一切奋斗的根本使命，在探索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以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性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
进而言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既凝聚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具体实在的英勇奋斗，也鼓舞着全体人民不断开拓未来的勇气与胆魄，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实践中历史主动性的精神灯塔。如果失去远大理想与共同理想的感召，历史主动性就会因资本逻辑的宰制而异化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陷入盲目、冲动、走偏的非理性泥沼，进而在终极意义上失去存在的根据和价值。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13〕，这实际上就是在强调发挥历史主动性要将“两个统一”作为内在原则，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十四亿中国人民的最大“意志合力”，持续激活历史主动性的深层动能，从而在实践层面开拓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新局面。
其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14〕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抗争史表明，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已经成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的精神血脉和力量源泉。从古代强调“为国”“报国”“爱国”到近代强调“救国”“兴国”“强国”，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时代反映着不同的时代叙事和主题。特别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彻底瓦解了以往的忠君即爱国的传统思想，逐渐形成了争取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新型爱国主义，这种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充分激发了为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勇气与胆魄，使全体中华儿女在抵御外来势力侵略和促进民族复兴的历史实践中构筑起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革命向心力，中华民族从此摆脱了饱受欺凌的时代，迎来强起来的历史飞跃。总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蕴含着浓郁的整体主义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历经艰辛磨难而依然昂然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逐步演变为中华儿女价值取向的思想之源。
另一方面，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中华儿女锐意进取的动力之基、活力之源。百余年来，党带领人民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以思想解放推动事业持续发展，先后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在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守正创新，着眼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紧跟实践发展和时代步伐，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吹响全面深化改革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角，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以甘坐“冷板凳”、敢啃“硬骨头”的精神锤炼过硬本领和高超技能，奋力解决国家“卡脖子”难题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问题，通过全方位制度建设提振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性，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15〕，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主动性提供了强劲动力和根本保证。
文化的发展是一种恒久弥新的过程。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标示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阶段，“我们现在是距离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最近的一个时代。我们自信起来了。人们怎么想问题，都跟五千年文化积淀下来的基因血脉有关”〔16〕。要在深化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强化历史主动性的文化支撑，并在推进中华文化多层次、立体化传播中为提振历史主动性提供强大舆论支持，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赢得更为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力量。
其一，在深化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中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党的二十大报告创造性地将“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并列提了出来，并首次把“传承中华文明”〔17〕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新中国七十余年探索史以及新时代十年变革史中富含的大量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系统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中历史主动性的深厚养料。要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凝结与沉淀的治国安邦智慧和治国理政经验，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把其中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精髓提炼出来，将其转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让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发展需求相协调。要在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和全方位的交融互促中进一步拓展中华文明研究的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加强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研究阐释，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尤其是结合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客观事实，强化人们对历史和人民在反复比较中选择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和实践逻辑的认识，教育引导全体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与文化观。要以整体视角和系统思维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文化，既要对把中华文化内在要素进行拆解甚至割裂开来的论调进行驳斥，又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以及全盘西化的观点，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主动性的思想底蕴和文化根基。
其二，在深化践行“两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千年传承延续内在规律的现代彰显，也是当代中国语境下民族复兴伟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释放能量、发挥效能的真切呼唤。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仅凭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单方面力量难以拯救民族危亡，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功能并未就此消褪，而是在历史风浪的锤炼中获得了绵绵不绝的重生力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天然基因，有着同马克思主义诸多方面的融通契合之处。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地位，紧密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系统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的方法论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合起来，在正本清源和守正创新中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换和发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在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以两种文化的汇通融合接续创造能够回应和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并更好指导中国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主动性的发挥提供正确理论指导。
其三，在多层次、立体化传播中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要求，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8〕。要以中华文化为传播主体，完善优化传播内容，加快构建多元化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体系，从学理上深度阐释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思想内核与价值意蕴。同时要结合时代语境进行概念和范式创新，加强宣传推介，让世界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感悟中华文化的无穷思想魅力和精神力量。要强化媒介建设，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引领作用，善用巧用新兴科学技术手段，“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19〕，全面打造多元化的中华文化传播平台，建设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传播融媒体平台。与此同时，要发挥自媒体平台传播速度快和范围广的鲜明优势，全力支持民间自媒体平台健康发展，最大限度激发群众创新创造活力。要坚持科学方式方法，既要以包容自信的心态呈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又要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平等对待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按照分众化、差异化原则根据不同区域和不同受众对象采取针对性且有特色的方式进行传播，切实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领域的认同度，营造亲诚惠容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氛围，为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主动性提供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群体支持和外在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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