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蚕织图像看蚕织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以《蚕织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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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帆

(西安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中国蚕桑文化由来已久,在考古发掘中先后出现了蚕形符号、采桑纺织图、蚕织图等不同类型的图像形式,这些与蚕织相关的符号图像都是时代背景下蚕桑发展的真实写照。蚕桑图像表现内容大多以女性为主,本文梳理了南宋以前蚕织图像中的女性形象,在探索蚕桑与女性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以南宋《蚕织图》为例,分析图像的同时探讨其所体现的历史背景及政治时局。

南宋以前蚕织图像多为民间自发绘制,在展现妇女采桑纺织劳作场景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农业发展。南宋绍兴初年,楼璹创制出了最早、最完整的《耕织图》①,宋高宗将其作为劝告农桑的图像,以此发展蚕织业。《耕织图》中部分描绘养蚕纺织劳作场景的连续图像被称为《蚕织图》。完整《蚕织图》形成以前,蚕织图像多为单一图像形式,且多与祭祀有关。早在先秦时期与蚕桑相关的图像中就已经展现出了古人对于蚕桑的崇拜,后在汉代画像砖及魏晋时期墓室壁画中更多的是对妇女采桑纺织场景的再现。

1926年清华大学考古队在山西夏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出半颗蚕茧,这让学界普遍认为中国蚕桑文化至迟起源于仰韶文化时期②。除山西发掘的蚕茧实物外,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蚕纹牙雕小盅及江苏吴县(1995年撤消吴县,建立吴县市)良渚文化出土的蚕纹黑陶罐等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蚕饰器物,这也表明蚕桑生产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出现。殷商甲骨文中有关于“蚕示三牢”的记载,更是体现了蚕在商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及国家对蚕桑生产的重视程度。在出土器物、画像石、画像砖及壁画的蚕织场景中,多见女性劳作场景,可见蚕织与女性的相互联系。在云南石寨山出土的汉代铜制贮备器盖上雕有一组《妇女纺织图》③,内容包括捻线、提经、引纬、打纬、织造等纺织程序,在表现汉代织造情形的同时,也初次展现出女性与蚕桑纺织间的相互关系。

战国秦汉时期,蚕桑生产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一些地区蚕的重要性已跃居“六畜”之上,出现“养蚕桑、育六畜则民富”④的现象。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宴乐射猎采桑攻战纹铜壶⑤(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铜壶颈部图像表现出原始先民采桑、射礼的活动。图中桑树茂盛,桑叶舒展,明显可见人工养护及修剪的痕迹,树上、树下共五人,分别从事采桑及运桑工作。其中右侧坐于桑树上的两名女子在采摘桑叶,右侧树下一名提篮女子在运送桑叶,树下左侧两位女子身姿曼妙、服饰整齐,似在起舞,可能是在表现后妃的蚕桑之礼。据考证,这件铜壶上所表现的采桑场景并非普通劳作场景,而是祭祀祷告的场面,铜壶上的蚕桑纹样被称为“桑林之舞”⑥。壶颈的图像与腹部的《射礼图》相呼应,体现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图像中从事采桑劳作与祭祀的多为女性,也表明了采桑与女性的关系。

汉代蚕织图像则多见于墓室画像砖上,四川成都出土的曾家包东汉墓画像砖上便绘有《纺织图》⑦,描绘了汉代纺织的场景,图中两位织布的劳作形象依旧为女性,织布妇女位于画面左右两端,所用织机一简一繁,右侧简单的织机用于普通民间织布生产,左侧繁杂的织机则用来生产等级较高的织锦。这也说明汉代的纺织技术较前代有所发展,已经可以生产出不同质地的丝织品供民众使用⑧。

魏晋时期有关于蚕织的图像主要见于墓室壁画,甘肃河西一带发现大量以蚕桑为主题的图像,大多是对现实采桑场景的描绘。嘉峪关新城魏晋M5号墓内存有多幅农桑题材的图像,其内容多为女子采桑图。嘉峪关新城M6墓葬中11号壁画⑨描绘出一挽髻长裙女子手握桑钩采桑,旁有一穿裲裆衫儿童呈弯腰姿势,可能是护桑行为。这种妇女与儿童同时出现的采桑场景则是东汉崔寔所提“谷雨中,蚕毕生,乃同妇子,以勤其事”⑩的蚕桑生产习俗。除此之外,这些墓室壁画还表现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田园生活,反映出魏晋时期北方地区蚕桑业的发展情况。这一时期农业上形成了庄园种植理念,划分区域大面积种植桑树,并形成保护种植区域的模式,无论是桑树的种植技术或农作物的种植模式,较之前代都有所发展。

从前代出土器物、画像砖及墓室壁画中可以看出,与蚕桑纺织有关的劳作场景出现的人物多为女性,可见在宋代以前蚕桑纺织就与女性有了较深的联系。至宋代,女性养蚕纺织的形象已经深深融入诗词及绘画等创作中。宋代诗词中曾多次将女性与蚕桑纺织相结合,相关蚕织绘画中出现的女性形象更是不胜枚举,在《蚕织图》中更是直接体现了女性与蚕织及蚕神祭祀的密切关系。

楼璹绘制的《蚕织图》是现存最早的全景式蚕织生产场景(图1),图像描绘了南宋时期浙东蚕户从“腊月浴蚕”到“织锦下机”的全过程,全卷由24幅画面组成,现存画卷为翰林画院摹本。图中蚕织劳作场景中的人物多为女性,除劳作场景外,还有专门描绘民间祭祀蚕神习俗的场景,名为祀谢。表现祀谢的图中共有四人,其中有两人的形象并未在劳动场景中出现。图中一形似家主的男子在前跪拜,身着绿袍,头戴东坡巾,与其他劳作画面中男子的穿着明显不同。处于劳作场景中的男子皆裹黑色头巾,身穿白色交领或圆领短上衣,下着白裤并束腰带⑪,其与史籍中对平民百姓衣着服色的限定相吻合。《宋史·舆服志》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诏令:“旧制庶人服白。今请……庶人通许服皂。”⑫端拱二年(989)诏令:“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服、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⑬职位低下的公务员、平民、商人、杂技艺人一律只许着黑白二色,不能随便服着杂彩丝绸,服饰色彩成为区分等级的重要标志之一。图中着绿袍行跪拜礼的男子,其身份显然是整幅画卷中地位最高的男性。后方的女性内着淡黄色长衣,外罩白色旋袄,披粉帛,梳高髻,插手为拜,应是家主妇。其衣着装扮也明显区别于劳作场景中的女性形象,劳作场景中的女性内着长衫,外罩交领旋袄或短上衣,下身配以花裙或素裙,为方便劳作,女性服饰皆为窄袖,而家主妇却着大袖长裾,彰显了其身份地位。家主妇所着服饰为旋袄,也叫褙子,合领对襟,两侧缝开长衩,常见长度有膝上、及膝、膝下等。褙子是宋代女子的常见服饰,可在宴饮、祭祀等重要场合作为礼服出现,也能作为常服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贵族妇女或具有一定地位的女性因不需参与劳作,故而褙子长度较长。图中家主妇的褙子作为礼服出现且长及脚踝,既体现了她是图中地位最高的女性,也表现了画面场景的庄重严肃。

图1 南宋楼璹《蚕织图》(局部)摹本,绢本设色

祀谢表现的图像内容是祭祀蚕神的场景,蚕神是教导民众养育蚕桑的神灵。古代神话中的蚕神多以女性形象出现,为凡间百姓带来养蚕纺织技术。“蚕神献丝”“天神化蚕”“公主结茧”等神话中的蚕神形象皆为女性。民间蚕神也有菀窳妇人、寓氏公主、蚕花娘娘等众多女性形象。晋人干宝《搜神记》中记载:“汉礼,皇后亲采桑祀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称也;
菀窳妇人,先蚕者也。故今世或谓蚕为女儿者,是古之遗言也。”⑭蚕神是中国古代主管农业的神灵之一,有确切记载的蚕神祭拜始于周代,殷商以后,历代帝后专设祭祀蚕神的仪式典礼,表现了封建社会统治者对蚕桑生产的重视。

蚕桑生产早在殷商时期就被统治者密切关注并进入卜祀系统,甲骨文中也多有“贞元示五牛,蚕示三牛”⑮等有关祭祀蚕神的卜辞。《周礼》对祭蚕仪式也有明确记载:“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⑯祭蚕仪式主要由皇后主持祭祀,后妃及命妇参与祭祀,这是在祭祀中少见的以女性为主的重大仪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女性在蚕桑纺织生产中的重要程度。

除祭蚕仪式外,殷商时还设有被称为“女蚕”的典蚕官,由妇女担任,专门负责指导蚕桑生产。在汉代更是衍生出“蚕妾”一类专事蚕桑生产的女性,《四民月令》载:“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⑰“蚕妾”的出现表明了蚕桑生产在个体经济中的重要性。从蚕神祭祀礼仪活动到“蚕妾”的出现,与蚕桑相关的政治活动基本都以女性为主,由此可见女性在蚕桑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蚕织图》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女性与蚕桑纺织的关系,同时它也以图像的形式反映了南宋时期蚕桑业的发展情况。楼钥在《跋扬州伯父耕织图》中曾记载了楼璹创作《蚕织图》的经过:“高宗皇帝身济大业,绍开中兴,出入兵间,勤劳百为,栉风沐雨,备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为心,未遑他务,下重农之诏,躬耕籍田之勤。伯父时为临安于潜令,笃易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
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农桑之物,曲尽情状。虽四方习俗,间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见者固已韪之。未几,朝廷遣使循行,以课最闻,寻又有近臣之荐,赐对之日,随以进呈。即蒙玉音嘉奖,宣示后宫,书姓名屏间。”⑱由文献可知,《蚕织图》的创作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此时宋高宗实行的国策以振兴农业和经济为主。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宋高宗减免农耕、桑蚕及丝绸的税收,鼓励百姓耕作,恢复后宫亲蚕、躬桑、献茧等传统礼仪,鼓励种植水稻、桑树等一系列政策。这些决策都体现出南宋时期对于农业生产及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尤其体现在蚕桑业和由其发展而来的纺织业上。统治阶级迫切发展蚕桑业则是因为自然灾害和战乱对桑树种植及生长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和经济的发展。

宋代以南宋为时间节点,迅速进入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寒冷期⑲,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称南宋处在“气候加剧变寒”的时期,气温、降水及日照的变化都对农作物生长都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庄绰《鸡肋篇》记载绍兴二年(1132)冬季“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⑳,由此可见南宋气候之恶劣。除自然灾害外,战争也影响了南宋蚕桑业的发展。

南宋以来,宋金长期对峙导致局部战乱频发,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长期的战争导致国家军政支出增加,财政收入入不敷出。杨时也说:“自春初至今,斗米逾千钱,人不堪命。皆昔所未闻,而今见之也。故细民荷戈持戟群起而为盗,动以万计。皆平时负耒力耕之农,所至屯聚,未有宁息之期。”㉑南宋初期的灾荒和战争给农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这也是南宋统治者发展农业、重农劝农的关键。“绍兴和议”后南宋政府鼓励农桑,实行劝农制度,有“猛安谋克户每田四十亩,树桑一亩。毁树木者有禁”㉒的规定。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鼓励植桑,以恢复发展养蚕和丝织业。北宋李觏在其文集中写道:“东南之郡……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急采疾食,如避盗贼,茧簿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㉓

南宋中期以后,南方地区的植桑业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蚕桑业也开始恢复发展。《蚕织图》在此背景下创作的目的是规劝农桑、发展农业和经济。南宋对于蚕桑业发展的迫切需求,不仅是为了恢复农业,更是为了发展因战争灾害而亏损的经济贸易。南宋初期频发的战乱增加了政府的军费开支,战时财政入不敷出,南宋的气候及灾害使农业产量大大减少,增加了政府财政税收的压力,使南宋不得不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南宋所在首都临安地区(今浙江杭州)水系众多,为水路运输增加了便利,使得蚕桑贸易在南方地区得以发展。无论是在农业方面还是经济方面,对比北宋来说,南宋蚕桑业和纺织业的占比都有明显的提升趋势(表1)。国内蚕桑业的恢复也带动了宋朝对外蚕桑贸易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的经济收入。《蚕织图》的出现不仅是记录表现植桑纺织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在反映南宋农业发展的同时,促进国家耕织技术的提升。

表1 北宋、南宋长江中下游流域上供丝织品比较㉔

南宋以前的蚕织图像既是农业纪实,也是祭祀仪式的艺术再现。图像中的女性祭祀场景,表现了以蚕桑为媒介的通神观念,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神巫时代的先民构建了蚕神的各种神话传说,并发展出对蚕神的祭祀仪式。与蚕桑图像一脉相承的是以女性为主的蚕神形象及祭祀活动。尽管至汉代蚕桑纺织图像逐渐故事化,但同时也不忘强调其与女性的联系,成为伦理教化及女德典范的表现。南宋《蚕织图》表现了植桑养蚕的过程,更直观地体现了女性在蚕桑纺织中的重要程度。

总的来看,南宋以前的蚕桑图像写实刻画了古人植桑养蚕及纺织的劳作场景,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南宋的《蚕织图》绘画处于农业、经济都急需发展的宋代,它不仅是农业纪实的反映,更是高宗政治倾向的体现,同时也表现了画家对于蚕桑业发展的美好愿景。

注释

①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7.

②刘克祥.蚕桑丝绸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6.

③孙太初.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J].考古学报,1956(1):49-55.

④管仲.管子:牧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8.⑤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J].文物,1976(3):40-46.

⑥陶红.蚕丝文化起源与传承:嘉陵江流域蚕区考察与分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1.

⑦陈显双.四川成都曾家包东汉画像砖石墓[J].文物,1981(10):26-27.

⑧王潮生.中国古代耕织图[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4.

⑨张宝玺.嘉峪关酒泉魏晋十六国墓壁画[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168.

⑩崔寔.四民月令校注[M].石生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25.

⑪林桂英,刘锋彤.宋《蚕织图》卷初探[J].文物,1984(10):32.

⑫⑬脱脱.宋史:卷一五三:志第一百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2389.

⑭干宝.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53.

⑮胡厚宣.殷代的蚕桑和丝织[J].文物,1972(11):2-7.

⑯郑玄.周礼注疏[M].贾公彦,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18.

⑰崔寔.四民月令校注[M].石生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26.

⑱楼钥.攻媿集:卷七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41,1042.

⑲乐锐锋.桑史——经济、生态与文化(1368—1911):基于环境史的视野[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5:38.

⑳庄绰.鸡肋编[M].上海:上海书店,1990:64.

㉑杨时.龟山集:卷二二:与执政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0.

㉒脱脱.金史: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256.

㉓李觏.直讲先生文集:卷十六:富国策:第三[C]//舒大刚.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105.

㉔朱新予.中国丝绸史(通论)[M].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92: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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