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御赐鎏金马鞍的艺术价值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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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占霞

(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甘肃 天祝 733299)

马鞍是马具之一,座位一般都是由榫卯结构的木框构成,也有四块木板粘接而成,从而形成了所谓的“鞍骨”,也就是座位的基本骨架,被皮子或织物包裹起来看不见的部分。座位一般承载着骑手重量,两头高、中间低,并且要适配马背,也决定着骑着的舒适度。马鞍最初是阿尔泰语系骑马民族发明,现在一般认为就是匈奴人发明的马鞍。马背上的民族非常重视马具,而在各种马具中尤其重视马鞍,是游牧民族马背文明与雄风的象征。

清代皇家使用的马鞍非常讲究,装饰华丽,用料考究,精工细作,每架马鞍都称得上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品。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代管文物清康熙御赐鎏金马鞍就是其中的精品。

清政府为了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利用和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治藏政策。康熙时期,位于天祝藏族自治县松山镇达隆村的达隆寺发展达到了鼎盛,该寺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由达纳智格·罗桑丹巴曲吉尼玛国师修建,建寺者是西藏噶举派达隆系僧人,故称为“达隆寺”,后改宗为格鲁派寺院(图1)。

图1 达隆寺

达隆寺建筑雄伟,富丽堂皇,僧众千余人。康熙皇帝亲手写了“报恩寺”横匾赐给达隆寺,并封达隆活佛为呼图克图。这让达隆寺享誉天祝,对天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盛极一时的达隆寺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良田数千亩、马数千匹、牛羊数万,是天祝重要的经济实体。清康熙时期,二世达隆仓活佛备受康熙的赏赉,册封其为驻京呼图克图,赐黑金印、白檀木印、羊脂玉印各一枚,龙纹鎏金马鞍鞯一套,龙袍一件。天祝藏族自治县松山镇达隆寺与天堂寺、石门寺以及青海的佑宁寺、曲藏寺的声望并驾齐驱。之后,又逐步发展成为华锐地区历史最为悠久、规模壮大、修习制度十分完善的格鲁派寺院。松山达隆寺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各民族团结也做出过特殊的贡献。

清同治年间,因河州马占鳌率兵进入天祝地区,原寺毁于兵燹,剩余僧人100多人迁到松山城(今松山镇)暂居。民国十六年(1928)重新搬回达隆至今。1958年后,达隆寺失去了昔日的荣光,寺院经堂佛殿全部被毁,文物、法器和藏书几乎被毁坏殆尽,仅存康熙帝赐予的龙纹鎏金马鞍一套,现由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代管。这套鎏金马鞍是清康熙帝赐予达隆寺的创建者第二世达纳智格·罗桑丹巴曲吉尼玛的物品之一。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和人口的外流,寺院规模逐渐缩小,经济收入短缺,僧人也不断减少,达隆寺逐渐衰落。马鞍的保存条件极为简陋,文物的安全存在着极大的隐患。由此,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通过向上级部门汇报,经相关部门协调并征得达隆寺寺管会的同意,自2003年12月,这件文物依法委托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代为保管,设置了展示区域(图2)。

图2 清康熙御赐鎏金马鞍

清康熙御赐鎏金马鞍由前鞍鞒、后鞍鞒、鞍脊、鞍垫、马镫组成,前高后低,便于乘坐。长65厘米,宽36厘米,前高26.5厘米,后高18厘米。鞍桥为木质,马鞍的下面靠着马背,备有两层毡子,一软一硬,称之为“鞍屉”,鞍屉有保护马背的作用。前桥上下边沿包有鎏金边条,并有九只鎏金铆钉固定。前鞍桥镶嵌錾刻鎏金“二龙戏珠”纹样,龙眼镶嵌红宝石,龙身为铜质鎏金,雕镂精细,珠光宝气,华美异常。龙尾下方饰有鎏金云纹左、右各一朵,卷草纹中夹杂如意云纹均完整无损。后桥上、下边沿同样包有鎏金边条,并有六只鎏金铆钉加以固定。装饰有立体浮雕鎏金“二龙戏珠”纹样,龙眼仍为透明宝石镶嵌,只是“二龙戏珠”中间摩尼宝珠火焰纹镶嵌物的装饰物缺失。前后鞍桥底纹嵌以螺钿蝙蝠海水纹,螺钿华美亮丽,镶嵌工艺娴熟精湛。鞍桥上有蓝地织锦坐垫,鞍鞯主题金线织绣四爪蟒纹,四周五色彩线绣祥云和缠枝团花纹样,针脚细密,流畅大方。鞍韂又称“障泥”,此马具鞍韂为海水蓝色绸布刺绣,垫下沿装饰有蓝、绿、黄渐变三色丝线穗子,鞍垫为蓝缎面绿丝线刺绣黑海水龙纹图案,左、右各一片,宽和长都略小于鞍韂,左、右两垫无论图案、颜色、尺寸都十分对称。遗憾的是经过时间的变迁,图案已经有了破损。

马鞍的材质多样,有鎏金马鞍、景泰蓝马鞍、漆器马鞍等,这件鎏金马鞍的鞍板饰景泰蓝云草纹、龙纹。前、后鞍鞒及鞍板均鎏金铜条包边。鞦、辔均为丝质,上缀铜质鎏金团龙花草纹样,配有铜质鎏金双龙头纹马镫,镫柄外侧饰卷草纹夹杂如意纹,镫体上部呈圆弧形,踏脚处微有弧曲的宽平沿,镫底内饰串起的金钱纹。双龙首鎏金马镫2件(图3),该镫镫带为浅蓝色丝线编制,带上有鎏金扣2件,鎏金扣上均有精美花纹。马镫提梁上沿两边装饰为龙首。龙的各部位都有特定的寓意,此马镫龙首前额凸起,凸起的前额表示聪明智慧。龙呈方脸,头盖骨隆起成瘤状,龙嘴张开,上颚短,下颚长,龙须向后飞扬,龙首两镫十分一致。镫内底有金钱纹,镫身有卷草纹。

图3 马镫

此外还有红缨提胸、鞍后鞧和铜鎏金钗笼、鎏金卷草纹柄胸吊,该胸吊呈塔形状,纹饰为四层:顶端有螺纹鎏金环;
其下为一圈草叶纹;
中央一周是凸起的龙舞图案;
塔底为一圈莲花瓣纹样形成莲花座,该胸吊下缀红色缨毛(图4)。鞧带栓浅蓝色丝线编制,带子上镶着山耳鼓牌饰2件,鎏金双耳鼓牌饰2件,鎏金三眼鼓牌饰2件,鎏金环鼓牌饰4件(图5)。铜鎏金钗笼带是由浅蓝色丝线编制的,带头均装饰为丝穗,带上现仅存配饰为鎏金单耳鼓牌四件,这些圆鼓牌上均有二龙戏珠及卷草纹花卉纹饰。既写实又有夸张变形的纹饰圆润饱满、精致细腻。鎏金带扣大、小各1件,带扣上均有用简单和抽象的方式达到图案化目的的卷草纹饰,这些有一定规律和结构的卷草纹饰使这些带扣和牌饰的装饰意味更浓。鎏金双耳鼓牌饰中央的圆鼓牌饰件残失。整副钗子上的鎏金鼓牌饰残缺5件。

图4 胸吊

图5 牌饰

这套马具的整体保存完好、工艺精湛、美观独特,造型威风凛凛中又见温婉含蓄。铜鎏金的特色工艺以及由难得的各色宝石、螺钿镶嵌,具有极高的工艺价值。

另外附带整副银后鞧和银钗子各1副,银后鞧完好无损,上有银牌饰17个,每个银牌饰的纹饰都不一样,刻有团龙、大鹏金翅鸟、麒麟、大象、牛羊和羊羔跪乳等图案,还有铁泡扣15件、银带扣2件(图6);
整副银钗子的银牌饰均完好无损,银牌饰共18个,银牌饰上面有团龙、骆驼、鹿、老虎、狮子和凤鸟等,每个牌饰的雕刻工艺都很细腻,还有银泡扣2件、带扣2件,装饰物均没有残缺(图7)。这些牌饰上精美的图案既有生动美观的造型还蕴含了各自不同的寓意,由此可以看出,清代的马鞍文化和制作工艺已经非常成熟,不仅限于实用功能,装饰艺术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图6 后鞧

图7 银钗子

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出现马鞍。至西汉末年,为了减少摩擦,让骑行更加稳定,马鞍形成了前、后两端略微高起的鞍鞒。高鞍桥的马鞍和马镫的出现,也标志着我国古代马鞍的发展成熟。隋唐时期,马鞍的形制发生变化,前鞍桥高而直立,后鞍桥向下倾斜,大大增加了骑手的舒适度和稳定性,且逐渐重视马鞍装饰。宋辽时期,马鞍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马鞍的制作工艺也有了很大改进,鞍饰从单一质地发展为银鎏金、铜鎏金,或加以玛瑙、珊瑚点缀等。纹饰由简单古朴发展到繁复高贵,金属类工艺多用镂空或用捶揲、錾刻出各种图案。元朝设立了专门的马具制造机构。此时,“高桥鞍”进一步发展,也更加重视马鞍的装饰艺术,元代马鞍和今天的马鞍已经极为相似。

清代的统治者来自大草原,作为一个马上得天下的民族,马和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马鞍就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之一。在清代,马鞍具的制作程序多、要求高。前鞍鞒、后鞍鞒、鞍脊、鞍垫、马镫、缰绳、龙头和胸吊等几十种配件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马鞍具。清宫马鞍的种类按其质地和装饰,分为金鞍、银鞍、铜镀镂金雕龙鞍、镶嵌珠宝象牙鞍、漆鞍和鲨鱼皮鞍等。就其用途和形式,又可分为坐鞍、驮鞍和车鞍等。按照来源又可分为御用鞍、官用鞍及赏赐鞍。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代管文物清康熙御赐鎏金马鞍按照来源和用途来说就属于赏赐鞍中的坐鞍。这件坐鞍的材料有铜、银、铁、木、宝石等,其工艺包含了雕、刻、绣、镶、嵌、锻、编等,其中的铜鎏金工艺就不可小觑,鎏金技术在我国起始于战国,是我国古代在金属器物上镀金的一种方法,是以金汞合金为原料的金属表面加工工艺,也称火镀金或汞镀金,汉代时称为金涂或黄涂,是将金和水银合成金汞剂,涂在铜或银器的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附着在器物表面不脱落。明代方以智《物理小识》中对鎏金工艺有翔实的记述:“以汞和金,涂银器上成白色,入火则汞去而金存,数次即黄。”这些记载虽短短几语,但真正整套鎏金技术做下来,却是繁复之极,当中步骤、配料、技能、配件极其考究、缺一不可。也正如此,制成的鎏金物品才久经千年,更使这项技术流传至今。

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代管文物清康熙御赐鎏金马鞍不论材质还是工艺都无可挑剔。这套马鞍具上集中了生产、生活、历史和民俗各层面的纹饰,黑海水龙纹、如意纹、瑞兽纹羊羔跪乳等充分体现了清代皇室传统和悠久的文化传承。

龙是中国神话中的神异动物,一直视为中华民族的图腾,是我国古代瑞兽,它能消除灾难、除辟邪祟、祈福佑安,在古代是祥瑞的象征。纹饰中的龙纹代表吉祥,是尊贵的象征。龙纹又是皇家标识,也是皇室最为重要的传统纹样。龙纹经常以单独纹样或综合纹样出现在马鞍具的装饰中,马鞍上的龙纹矫健威猛、气势非凡、尊贵无比。海水龙纹图案是一种典型的龙纹,由龙与海水组成,表现龙遨游在宽阔的海水中。龙与水的交错融合形成典型的传统纹饰。这些以水波图案的造型经常被刻画为波涛荡漾,并以刺绣或编制的形式出现在马鞍韂或者鞍垫上。康熙时期的海水龙纹中的海水较为汹涌,开始追求海水的强烈动感,与浪花融为一体,蓝白相间,栩栩如生,写实性较强,具有浓厚的装饰味。清代早期的龙纹承袭明代,龙嘴多为“地包天”,龙的造型更趋于写实和立体,龙纹线条分明,形似鱼鳞,龙爪常伸展舒张。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代管文物清康熙御赐鎏金马鞍中的龙纹气势磅礴,龙首硕大,前额突出,龙眼圆睁,龙嘴明显的下颚短上颚长。如意云纹是我国优秀的传统纹样,其源头与春秋时期云纹和如意器物有密切关系。如意云纹于唐代得到长足发展,宋元时期定型,明清时期发展成熟,在传统装饰中得到普遍运用和表现。云,可以反映出天气的变化,这对于农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古代人民用云纹祈求风调雨顺。“如意云纹”名字的由来与“如意”有一定的关联。如意在东汉时期就已出现,在晋唐时期已有相关记载。最早的如意柄端作手指形,以示手所不能至、搔之可如意,故称“如意”。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文化沉淀,如意到明清时期成了皇室喜爱的象征吉祥的赏玩之物。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如意云纹”也逐渐形成,云纹于是成了象征吉祥的图案之一。在这件马鞍鞯上,如意云纹运用较多,寓意深远。

满族的先民早期信仰原始宗教,后皈依佛教。这些宗教信仰也在清朝皇家的装饰艺术上打下了烙印,马鞍具也概莫能外。如莲花、莲台、折枝花、万字流水纹等都能体现佛教的影响。一个好的马鞍具师傅,还是一位皮匠、木匠、铁匠、画家,一套马鞍具通常使用时间比较久,一些制作精良的马鞍具甚至能成为一个家庭的记忆载体,代代相传。

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这件代管文物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代皇家马鞍制作工艺的精美和华丽。随着金属工艺的发展,清代皇家制作马鞍的技艺日趋成熟,不仅质地考究,更难得的是各色宝石、螺钿镶嵌和圆润饱满花纹的雕刻,民俗图案也丰富多样。此套马鞍制作科学、做工精湛、造型优美、纹饰细腻以及造型上特殊的力学原理是其他手工艺品都无法比拟的,在装饰纹样和色彩上吸收了其他文化的元素,是多元文化的集合体。而且有着特殊礼俗文化,是其他工艺品所不具备的。

清代皇家悠久的游牧历史与文化,蕴含在这件小小的马鞍中,质地的考究和精美的工艺彰显了一个民族的智慧与审美和皇室的尊贵,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代管清康熙御赐鎏金马鞍为研究清代马鞍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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