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论文选题视角下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探究——基于高等教育学学科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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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祥强,黎 瑛

(江西农业大学 职业师范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也是研究生人才培养的价值依归和永恒主题。2020年9月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要求“坚持质量导向”,“加强关键环节质量监控”[1];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2]。由此观之,研究生培养质量问题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要议题,如何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回避、极其重要的时代之问。学位论文不仅是研究生培养的终端环节和关键步骤,也是研究生在读期间学术能力和科研水平的主要成果体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选题是撰写学位论文的首要环节,它决定着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层次以及研究方法的选择,直接关涉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与水平。对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考察与探究是洞悉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状况以及其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视角,其不仅可以反映出研究生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点所在,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研究的潜在力量和发展趋势。因此,本文尝试以近十年(2011—2021年)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研究样本,探究其选题现状、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关改进建议,希冀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未来科研选题等提供启发和思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信息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则为前提,基于中国知网(CNKI)文献检索平台,以“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文献来源,高级检索并精确设置“学科专业名称=高等教育学”,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11—2021年”(具体检索日期为2021年12月21日),最终检索到321篇有效文献,其院校分布及占比情况依次分别是:苏州大学55篇(17.13%)、南京大学49篇(15.26%)、湖南师范大学47篇(14.64%)、西南大学42篇(13.08%)、华东师范大学41篇(12.77%)、华中科技大学32篇(9.97%)、华中师范大学17篇(5.30%)、南京师范大学15篇(4.67%)、厦门大学14篇(4.36%)、上海师范大学5篇(1.56%)、浙江师范大学2篇(0.62%)、浙江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各1篇(0.31%)。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25所高校拥有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3],本研究样本来源高校有13所,占比为52.00%,其中除了厦门大学(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1998年)、华东师范大学(1998年)、华中科技大学(1998年)四所“元老级”高校外,其余高校皆为2000年以后获批设立高等教育学博士点。根据学制年限、招生规模等推测,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大多在近十年,故而本研究样本具有一定范围内的代表性。基于量化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采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统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研究所需的文献进行查找、梳理、编码、分类、剖析,并以Excel为辅助工具对所获取的所有文献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并绘制成表。

(二)概念厘定与分析维度

何谓“选题”?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不同的解释,尚且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从静态角度看,郑刚强等则认为“选题”是“论文作者选择的课题或论题,规定了研究的目标、范围,或是论文所要写的具体问题”[4]。从动态角度看,张红霞认为“选题”是指“遴选和确定研究问题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选择课题、提出论题、确定题目三个环节,三个环节由大到小、由笼统到具体,一个课题可以分解成多个论题,一个论题又可以细化为若干题目”[5]。除此之外,裴娣娜认为“选题”是指经过选择来确定所要研究的中心问题,包含确定科学研究的方向和选择进行研究的问题两方面内容,它不仅决定研究者现在和今后科研工作的主攻方向、目标与内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科学研究应采取的方法与途径[6]。综上,本研究认为,选题是一个经过反复调适和确证研究问题的过程,其规定了所要进行的科学研究的主题、层次以及方法。

确定合理恰当的分析维度对研究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梳理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现状,就需要充分把握选题这一核心概念,而研究主题、研究层次、研究方法都是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特征。除此之外,国内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更多的是从研究主题和研究层次两个维度来考察学位论文选题情况。故而,本文在遵循定义的基础上借鉴前人既有“范式”,从研究主题和研究层次两个维度进行选题分析。笔者对从知网中检索到的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摘要、关键词、研究对象以及内容框架等进行阅读、提取和分析,然后根据研究需要进行分类统计。具体思路是:第一,根据题目、摘要、关键词等来确定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第二,根据题目、摘要、研究对象等来确定一篇学位论文的研究层次。

(一)研究主题

高等教育“研究主题”尚未形成一个全面、规范、系统的分类体系,国内外著名学者对此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在国外,英国学者马尔科姆·泰特(Malcolm Tight)将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分为教与学(teaching and learning)、院校管理(institutional management)、学生经验(student experience)、高等教育质量(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系统政策(higher education system policy)、课程设计(course design)、学术工作(academic work)和知识(knowledge)8类[7]9。在国内,别敦荣教授将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划分成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体制与结构、招生考试与就业、高等教育经济与财政、课程与教学、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高等职业教育、高等学校内部管理、民办高等教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高等学校德育以及高等教育法律14类[8],李均等[9]基于此将其扩展到19类,增加了非高等教育选题、大学生心理学、教师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国际交流与合作5大类。高等教育学是一门研究高等教育领域问题的应用性学科,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子系统,研究主题会随着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而产生变化,故而在已有研究分类基础上作出调整和完善,从而确定本研究主题分类框架。如表1所示。

表1 2011—2021年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分布

笔者根据百分比情况将10大主题分成3个聚类,其中比例在10%以上(不含10%)的主题集合称为“聚类1”;比例在5%—10%(不含5%)之间的主题集合称为“聚类2”;比例在5%及其以下的主题集合称为“聚类3”,现就各个聚类作具体解读和分析:

1.聚类1,此聚类集合的子集有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高校管理研究、高校教师与学生研究、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第一,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主题共计62篇文献,比重约为19.31%,在近十年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所占比例最大。其包含5个子主题,依次分别是高等教育史(41篇)、大学理念与精神(9篇)、高等教育与社会系统(7篇)、高校文化(3篇)、高等教育职能(2篇)。在“高等教育史”子主题中,高等教育学博士生研究了张楚廷高等教育思想(包括“五I课程”思想、大学管理思想等)(5篇),尤其是着重探讨了中国近代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变革(18篇),如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对江苏高等教育的影响、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及影响因素、大学训育训导制、教会大学中籍校长和外籍校长、研究院所发展及职能、教科书发展历程、国立大学校长结构及角色,等等。同时,对著名人物高等教育思想(如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欧内斯特·博耶(Ernest L. Boyer)和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等)、中世纪大学、法国1968高等教育改革、1100—1970年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等西方高等教育史进行了探究。在“大学理念与精神”这一子主题中,主要是对大学本身的思考与感悟,如大学哲学意蕴、大学人文教育、大学教育信仰、大学品格、大学教育智慧等。高等教育是社会系统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高等教育与社会系统”中主要探讨了高等教育与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其余子主题涉及论文较少,在此不再一一展开论述。综上所述,博士研究生比较偏重高等教育历史研究,缺少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及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等相关探究。

第二,高校管理研究主题包含了院校研究(13篇)、高校治理(9篇)、内部管理体制(9篇)、师生管理(4篇)、学术科研管理(4篇)、一流大学与学科建设(3篇)、高校发展规划(1篇)等7个子主题。“院校研究”子主题主要就研究型大学、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企业大学、创业型大学、高等师范院校、民族院校等不同类型高校相关问题展开探讨。“高校治理”涉及的内容有院系治理、府学关系、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办学主体、共同治理等。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指出战略任务之一就是“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年10月,中共中央于北京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系列重要文件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基础和指明方向,而大学治理是其重要内容或重要组成部分。“内部管理体制”子主题主要研究了大学学术委员会法律制度、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公办大学董事会治理制度、大学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公办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等。通过建立健全或完善机制体系来推动大学治理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从而能够使得大学能够“善治”,进而提升大学的治理效能和治理水平。“师生管理”重在讨论教师队伍建设;“学术科研管理”重在探究科研团队或组织建设。“一流大学与学科建设”是近年来的重点议题,我国为了实现从世界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转变,实施了以五年为一个周期的“双一流”建设工程,但是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对其关注度较小,从这个方面讲,高等教育学博士生的关注点未能紧跟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

第三,高校教师与学生研究包括的子主题有教师职业发展(10篇)、大学生学习与能力发展(8篇)、大学生心理学(7篇)、教师学术(6篇)、教师教育(4篇)、学生行为与经验(3篇)、大学生就业(3篇)、师生关系(2篇)、大学校长(2篇)。“教师职业发展”子主题包括的具体内容有教师胜任力、教师跨学科教学与交往、教师专业知识与实践性知识发展、教师岗前培训,等等。“大学生学习与能力发展”包括的内容有大学生阅读训练、学力、领导力、学习投入、深层学习、团队学习等;“大学生心理学”涉及的内容有生态化学习策略、规则学习、视觉注意、内隐序列学习、性别偏见、渐进意识以及不同神经类型注意网络等;“教师学术”包括学术活力、学术治理、学术精英流动、学术经历以及教学学术等,其余子主题由于研究数量较少不再展开论述。教师和学生是高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二者是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据统计可知,高等教育学博士生重在探讨教师专业化、科研发展以及学生的学习等方面。

第四,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包括的子主题依次分别是国外高等教育(34篇)、港澳台高等教育(7篇)、中外高等教育比较(5篇)。“国外高等教育”子主题对美国(13篇)、英国(3篇)、日本(3篇)、俄罗斯(1篇)、越南(1篇)、印度尼西亚(1篇)、印度(1篇)、乌克兰(1篇)、文莱(1篇)、泰国(1篇)、斯里兰卡(1篇)、马来西亚(1篇)、肯尼亚(1篇)、喀麦隆(1篇)、柬埔寨(1篇)、加纳(1篇)、比利时(1篇)等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经验进行研究。从地域上来看,这些国家地跨亚、欧、非、美四大洲,地域分散但有聚焦;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从数量上看,注重对欧美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办学治学经验借鉴,而忽略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研究。“港澳台高等教育”中研究了中国香港地区(3篇)招生考试制度、教师聘任制度以及大学章程与组织文化;探讨了中国澳门地区(2篇)高等教育扩展逻辑与发展策略;考察了中国台湾地区(2篇)高等教育辩学模式以及农科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外高等教育比较”子主题的内容主要是中美(2篇)专科医师培养模式与教师聘任制度比较、中越(2篇)20世纪80年代后“苏式”高等教育转型与佛教高等教育比较。由此可知,我国内地与我国港澳台地区高等教育以及我国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有待发掘。

2.聚类2,此聚类集合的子集有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研究、高校教育教学研究

第一,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研究包含4个子主题,依次分别是高等教育政策与制度(11篇)、高等教育质量管理(3篇)、高等教育规模与结构(2篇)、中外合作办学(1篇)。高等教育政策或制度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引导和规范等作用,不同的高等教育政策和制度有着不同高等教育发展取向和路径。在“高等教育政策与制度”子主题中,高等教育学博士生研究了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高考制度、高等教育分流制度、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国家科研资助制度、博士后制度、大学外语教育政策等。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和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质量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在高等教育界逐步形成一种共识:要从过去追求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方向和明确目标。“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探讨了本科生就业质量和教育质量,就业率和人才培养质量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可以说高质量的就业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一所大学的教育质量。高等教育高人才产出数量与劳动力市场逐渐饱和的低承载量之间形成不对称的结构性矛盾成为目前就业难、就业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高等教育规模与结构”这一子主题探究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精英教育的影响以及办学规模的预测与调控。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4 430万人,毛入学率为57.8%[10],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可否认的是,规模扩张是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快速进入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的重要因素,对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反思研究有助于审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而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随着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加快推进,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热议话题并成为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而“中外合作办学”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具体表现,近十年来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少,未来需要加大关注力度。

第二,高校教育教学研究主题包括人才培养(13篇)、课程改革(8篇)、教学改革(3篇)、课程设置与实施(2篇)、教学理念与方式(2篇)、课程理论(1篇)等6个子主题。人才培养是大学教育第一职能或核心功能,随着高等教育快速扩张以及社会转型发展,文凭膨胀或文凭贬值的问题逐渐出现,同时伴随着教育“内卷化”现象,“躺平”与“佛系”心态在高等教育领域弥散开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呼声愈发高涨。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探究了具体学科专业(如地球科学、信息技术、工程、气象等)人才培养、个性化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等;同时还从社会学、生态学、历史等视角解析人才培养。大学课程改革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强调学习内容以及“教”与“学”方式的改变。“课程改革”子主题谈及到应用型本科课程调整、通识教育视阈下大学外语教育变革、高等工程教育课程改革、大学课程的秩序转型以及基于社会需求的大学课程变革,等等,其他子主题的研究寥寥无几,未受到高等教育学博士的重视。

3.聚类3,此聚类集合的子集有高等教育评价研究、高校德育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民办与职业高等教育研究

第一,高等教育评价研究主题仅有7篇相关学位论文,占比约为2.18%,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对其关注度最小。其包含教学评价(3篇)、学生评价(1篇)、院校评价(1篇)、教师教育评价(1篇)、高等教育评估(1篇)等5个子主题。在“教学评价”中主要从制度主义组织理论、以学生为中心、后现代主义等视角出发探究大学教学评价,其他子主题分别研究了大学生学业、大学排名、教师教育评价准则和模式以及从社会学视角分析高等教育评估的价值取向。

第二,高校德育研究包含的子主题依次分别是道德教育(8篇)、心理健康教育(6篇)。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标。“道德教育”子主题探讨了德育人本化问题、后现代主义视角下道德榜样教育、消费社会中道德教育使命、大学生诚信问题,尤其着重研究了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4篇)。从以上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重视大学生的道德教育研究,但较少关注对教师道德问题的探究。社会、家庭、同辈、就业、观念认知等是导致大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心理健康教育”子主题探讨了家庭因素(原生家庭和父母婚姻关系)对大学生心理的影响,此外还研究了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大学生职业心理适应等问题。

第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主题包含的子主题依次有研究生培养模式(4篇)、研究生教学与科研(4篇)、研究生教育规模与质量(2篇)。“研究生培养模式”重在研究专业型硕士(如应用心理、翻译、教育)培养模式,“研究生教学与科研”主要谈及研究生的科研素养,“研究生教育规模与质量”涉及的内容是我国博士生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发展与质量问题。由此看出,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主要关注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质量与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由于政策导向,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并逐渐与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地位同等重要,但是其脱胎于学术型学位教育教育体系具有严重依赖性特点,往往被视为“标准”降低的学术学位教育[11]。未来需要加大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力度,改革、更新、完善其人才培养模式。

第四,民办与职业高等教育研究主题包含职业高等教育(9篇)和民办高等教育(2篇)2个子主题。“职业高等教育”涉及的内容主要有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就业生态、校长胜任力、教师课程权力、学生评价以及核心竞争力等,比较集中地探讨高职教育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民办高等教育”子主题研究了民办高校高等教育国际化与独立学院法人治理结构问题。由上可知,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对该主题的研究,多为一般常规性问题,并且也未涉及当前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如独立学院转型发展、产教融合等问题。

(二)研究层次

为了了解一项研究能够开展的可能性和研究结果的适用范围以及该项研究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梳理清高等教育研究的层次具有重要意义。泰特把西方高等教育研究分成八个层次[7]13,考虑到“地区”这一层次研究较少而未将其纳入到最终的层次划分体系中,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并结合样本研究现状,故而将“地区”作为研究层次的考量要素之一。在参考李均教授[9]相关释义的基础上将各个层次及其内涵作具体说明:(1)个体(individual),以大学生或高校教师(学者)个体作为研究对象,如张楚廷的高等教育思想研究或7位大学女教师的职业发展研究;(2)课程(course),以一种或几种具体课程(教学方法)为研究对象,如大学外语课程改革研究;(3)系级(department),以大学内的某个或几个系、研究所、(二级)学院以及具体学科专业等为研究对象,如某高校经济学系教师跨学科交往研究;(4)院校(institution),以某一所或几所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如S大学学生事务管理研究或18所高校跨学科创业教育研究;(5)地区(region),以某一地区或几个地区的高等教育作为研究对象,如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6)国家(nation),以某一国家的高等教育作为研究对象,如中国当代学位制度研究;(7)系统(system),属于一种“泛”研究或“一般性”研究,对高等教育领域的某个问题的解决与发展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8)国际(international),以两个及其以上国家的高等教育作为研究对象,如美英公办大学董事会治理制度对比研究。近十年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层次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2011—2021年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层次分布

表3 2000—2009年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层次分布

由表2可知,近十年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取向比较关注“国家”层次和“院校”层次,篇数分别为98篇(30.53%)和80篇(24.92%);然而如表3所示,高瑞等对2000—2009年282篇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发现博士研究生比较倾向的是“系统”层次(152篇,53.90%)和“国家”层次(80篇,28.37%),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前十年国内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偏重于宏大主题的研究。与此同时,把视野转向国外,会有不同的发现:泰特研究了西方2010年出版的15种期刊的567篇论文后发现国际学者比较喜欢“国家”层次(211篇,37.21%)和“院校”层次(149篇,26.28%)的研究[12];高瑞等研究了英国《高等教育季刊》在2001—2010年刊载的210篇论文的选题特点,发现研究层次比较多的是“国家”(80篇,38.10%)和“院校”(40篇,19.05%)[13]。总体来看,国内纵向比较后发现高等教育研究取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国际比较后却有趋同的表征。下面就研究层次作具体分析:

在“国家”层次方面,篇数最多,居于榜首。涉及的主要国家有中国(76篇,23.68%)、美国(9篇,2.80%)、英国(4篇,1.25%)、日本(2篇,0.62%)等,表明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注重本国高等教育的宏观研究。位居第二位的是“院校”层次,以单一高校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有12篇,比重约为3.74%,如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国立师范学院等;以多所高校为研究对象的有68篇,比重约为21.18%,院校类型层次多样(如工科高校、师范高校、民族高校、军事院校、研究型大学、应用型高校等)、兼顾国外(如柬埔寨5所大学、马来西亚8所大学等),同时立足服务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所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如对江苏、湖北等省份高校研究最多)。与2000—2009年相比,这一层次的研究力度大大提升,在数量上增长了39.5倍(笔者认为,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二:(1)实质性增长,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确实存在研究取向的转移;(2)统计误差,大量“系统”层次中应包含有“院校”层次)。在“地区”层次方面,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进行了一定关注,但与2000—2009年相比研究力度有了明显下降。由于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是经济的联系非常密切,同时我国在经济发展上有很大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发达中西部落后,伴随着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就显得对这一层次的研究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这也体现了立足中国国情并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

近十年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对个体、系级两个层次的研究总体数量较少,但与过去相比有了一定上升。就本研究样本来讲,“个体”层次中主要以教师、学者、大学管理者等为研究对象的有20篇,其中尤其以大学校长为甚,如对原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张楚廷教授的高等教育思想的研究高达5篇,当然也不乏国外著名大学管理者的研究,如欧内斯特·博耶、德里克·博克、洪堡等;以学生为研究对象的仅有1篇。总体来看,缺乏对学生个体的研究,同时对中外古代高等教育人物思想未能进行深入挖掘或探讨。“系级”层次中主要以具体的学科专业为研究对象,如地球科学专业、教育技术(师范)专业、光电工程专业、英语专业、通信工程专业以及气象专业等。在“课程”层次方面,全部是对具体课程的研究,如学习科学导论、现代远程教育学、大学英语课程、大学汉语课程、高校美育课程等,但是缺乏对具体教学方式方法的研究。“国际”层次有14篇,大多为中国与欧美国家的比较研究,其中以中美两国的对比研究为甚,显示了其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力。“系统”层次中对大学起源、意义、价值等探讨的有13篇,探究大学生的学习、道德等问题的有12篇,此外还有研究大学学术资本、大学教学、大学课程、企业大学、高等教育公平与责任等,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向,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有许多研究内容是处在中国背景或话语体系中的。

(一)存在问题

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是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拓展贡献了重要的学科知识。从选题来看,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丰富多元,但尚且存在一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论文选题脱离学科范畴。据统计,部分(22篇,6.85%)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存在选题不合理、不恰当的现象,如研究对象(以中学教师和儿童等为研究对象)脱离学科要求。高等教育学以研究高等教育领域问题为逻辑起点,“越俎代庖”式的研究会降低学科价值和迷失学科定位,不利于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和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不恰当的选题一般缺少对个性和问题意识的重视,没有以解决高等教育问题和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为出发点,仅仅是为写论文甚至是为了拿学位而写论文。第二,微观层面问题关照不足。如若将8个研究层次按观察视角分成3类,即前两个层次(个体、课程)为微观研究;系级和院校为中观研究;后四个层次(地区、国家、系统、国际)为宏观研究,统计结果是:微观研究共计26篇,占比约为8.10%;中观研究共计91篇,占比约为28.35%;宏观研究共计182篇,占比约为56.70%。通过对比发现,宏观研究比重最大,中观次之,微观最少,而且宏观研究超过中微观研究之和,表明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倾向于立意高远、主题宏大的研究,而对微观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对于高等教育学学科而言,微观研究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初衷和使命。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开始时,既不是宏观的理论,也不是宏观政策的研究,而是开始于微观的教学过程的研究”[14]。第三,国外研究呈现差序格局。对域外国家特别是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办学经验借鉴是高等教育后发型国家走向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调查发现,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特别关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高等教育,而相对忽略了其他高等教育相对落后国家的研究。“考察发达国家的教育,固然可以得到学习某些先进东西的好处,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了解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当前的情况与问题,也同样有可资借鉴之处,在某些方面,尤能发人深省”[15]。不可否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高等教育的确是其他国家争相效仿的对象,但并不意味着过于崇拜和迷思而一味模仿和照搬照抄,也不意味着美国等国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追求的“天花板”,中国的高等教育绝不是美国等国高等教育的“翻版”或“再版”。要尊重国情,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理念,吸收西方高等教育长处促进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同时也要兼顾发展中国家国等教育的研究,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别样的借鉴或思考。第四,新兴热点问题存在缺位。所谓热点问题是指高等教育领域比较热门话题或被学界热议的学术焦点,是高等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突出议题。这种学术热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政府出台或实施的高等教育政策所引发的学术讨论;其二,重大高等教育理论的提出或有关高等教育领域的社会事件的发生促使学界广泛争论。统计发现,近年来比较热门的话题如“双一流”建设、大学生劳动教育、高校课程思政、高等教育评价、产教融合、新高考改革等问题鲜有研究或研究较少,表明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忽视了这些重要热点问题的探讨。第五,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失衡。区域差异化、不平衡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特点,具体表现在资源分配不均、高校层次结构布局不合理等方面,这是由经济、历史、人口、地理环境、政策等多因素综合作用所导致的结果。根据样本统计发现,11篇“地区”层次和81篇“院校”层次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江苏、湖北、浙江、香港等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的省份或地区,而关于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贫乏省市的研究凤毛麟角,表明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未能重视这一方面的研究。第六,学科交叉研究有待提升。“各门社会科学及其主要专业所展现的广泛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高等教育的基本工具,不管这个学科是历史学、经济学或政治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都给我们提供了观察世界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们应用到高等教育部门”[16]。据统计可知,尽管博士学位论文有从生态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或其他学科相关理论分析高等教育问题,但显然研究力度不足。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新兴技术逐渐赋能传统文科发展,促进文科教育创新升级和优化改造,教学理念及方式方法等发生重大变化。例如,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传统的面对面教学模式转向线上教学模式再转向“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型教学模式。教学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显示出新兴技术的巨大力量和未来前景。近十年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的选题中缺乏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与高等教育相结合的主题研究,文理科之间交叉领域研究非常少,这种现象应该引起对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质量的担忧和思考。随着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深水区,单一学科的知识模式很难解决具有高复杂性和高综合性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学科交叉融合式研究。

(二)改进建议

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与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学位论文是博士研究生核心素养和科研水平的集中体现。学位论文选题是评价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窗口”或“观测点”,也是能够是否顺利完成一篇高质量学位论文的“风向标”。选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坚持专业性、价值性、创新性、可行性等原则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论证和调适,其涉及的主体往往也是多元且复杂的,如博士研究生、导师、培养单位,等等。因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优化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首先,在博士研究生方面。第一,紧跟高等教育发展,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群体和中坚力量,要紧扣特定阶段出现的高等教育研究热点,围绕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重大议题,撰写能够体现出价值性和创新性的学位论文,积极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建言献策,促进高等教育快速健康发展;高等教育博士研究生应体现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进行学位论文选题时应积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一言以蔽之,高等教育研究既要遵循学科发展本身的小逻辑,也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逻辑。第二,提升自我专业素养,注重微观研究价值。作为一门特定学科博士研究生应有高度的专业认同感和归属感,学位论文选题要遵循所属学科的基本要求和本质属性,要把提升自我的专业素质作为重要的价值追求。如若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不研究高等教育,更遑论学科建设与发展了。长期以来,受“社会本位论”的影响,高等教育宏大叙事研究成为主流,导致微观研究被挤压和悬置,生存空间被极度窄化。然而,宏观研究容易造成对人的主体关注的缺失,以致研究的空疏乃至虚化[17]。同时,随着普及化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的个性化特点、区域性、“易实践性”等[18]要求加强微观研究,以适应未来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因此,博士生在选题中应积极重视教和学等微观问题,从探寻普适性规律的研究取向转变为寻求解决具体化问题的研究取向。第三,拓宽学术研究视野,增强国际人文关怀。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不是单一化、片面化的,而是全面化、多元化的,不能局限于狭窄的视野,否则不能系统完整地体现高等教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其一,开阔国内视野,注重不同区域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研究,这样更加有利于这些地区加快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其二,拓展全球视野,加深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了解程度,重视非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研究,秉持“全球共同利益”(global common good)的理念并从学术层面彰显国际人文关怀。第四,提高科际整合能力,关切学科发展诉求。如今,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知识生产和问题解决的重要范式,单一的学科模式很难解释和解决“VUCA”(V指不稳定性volatility、U指不确定性uncertainty、c指复杂性Complexity、A指模糊性ambiguity)时代出现的各种高等教育现象和问题。由于单一学科取向的研究过于强调理论建构的专业化和知识的体系化,在面临具有无穷复杂性和丰富多样性的现实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和捉襟见肘。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所说:“一方面我们的知识是分离的、被肢解的、箱格化的,另一方面现实或问题愈益成为多学科性的、横向延伸的、多维度的、跨国界的、总体性的、全球化的,这两者之间的不适应变得日益宽广、深刻和严重”[19]。就学科立场而言,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学就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纳入交叉学科门类之下以一级学科身份整合相关学科知识,才足以应对当前面临的高等教育复杂难题[20]。因此,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要转变观念和思路,不断涉猎其他学科并学习相关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逐渐提升自己的跨学科素养和能力,积极进行跨学科研究并以此回应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发展诉求。

其次,在导师方面。第一,加强选题指导。导师是研究生的第一负责人,同时也是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守门人”或“把关者”。导师在博士研究生确定选题过程中要进行沟通与交流,根据自己长期积累的学术经验评估学位论文选题的科学性、价值性、创新性和可行性,避免博士研究生因过于盲目自主而导致选题不规范、不恰当、不合理,从而能够保证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质量。第二,强化责任意识。导师还应不断提升责任意识,将其贯穿于指导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全过程、全要素,防止出现“只招收不指导”的“放养”现象。导师的责任意识不仅事关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也事关其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品质和创新素养。

最后,在培养单位方面。第一,重视论文选题意义,加强学位论文审核。学位论文选题是博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的首要环节,决定着后续所开展的所有工作和任务。“题好一半文”,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要严肃对待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严格监控选题过程并规范选题程序。同时,可以开设学位论文选题相关课程,以案例的方式讲解选题的价值、作用、来源、原则以及方法等,提高博士研究生对学位论文选题的认知水平。此外,加强学位论文工作兜底环节,在审核过程中要严格剔除不符合学科要求的选题。第二,保障信息资源共享渠道,建立健全跨学科研究机制。“在场”(presence)是表达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在研究活动场域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从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现场的形式出发,可以将二者之间的研究关系划分成三种类型[21]:其一是“真实性在场”,是指研究主体出现在研究对象活动场域并与之发生交互关系;其二是“想象性在场”,是指通过“虚拟”方式实现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其三是“一致性在场”,是指研究主体的思维出现在研究对象抽象化的现场。就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而言,研究者并非总是出现在研究对象活动场域的,甚至说,其所进行的高等教育研究更多是一种“想象性在场”和“一致性在场”的研究。换言之,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研究往往是在已获得的文献资料和数据信息等基础上进行的一种理性思维活动,这与具有科研和教学双重身份的大学教师或者具有科研与管理双重身份的行政人员有所区别。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选题会考虑其可行性,只有能够获得或掌握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资料,才能有助于博士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为此,培养单位应为博士研究生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源获取渠道(包括“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和支持其参加国内外有关本学科的重要学术会议,同时也可以为博士研究生在国内外访学提供更多便利,以增长见闻和开拓视野。

21世纪以降,跨学科人才培养逐渐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的改革趋势,如2005年,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发布《美国国防教育法第21条:关于研究生教育的全新承诺》指出:“越来越多新知识的生产发生在交叉学科领域,研究生教育应转变以往的学科传统,在教学和研究中采用跨学科方法”[22]。除此之外,跨学科研究也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重点支持的对象,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德国研究联合会(DFG)、法国国家科研署(ANR)、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和艺术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AHRC)、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等通过确立重点资助领域引导跨学科研究[23]。而在国内来看,政府和高校也在积极推动跨学科研究,并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推出我国第十四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如国家安全学、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等。设置新的学科门类意在对传统学科进行跨学科和新技术的改造和变革,促使跨学科研究成为解释和解决复杂性问题的新模式。跨学科研究既是知识生产与创新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方式。因此,培养单位应为博士研究研究生在开展跨学科研究方面提供动力:其一,在课程设置方面,提供博士研究生学习不同学科知识与方法的课程,丰富跨学科通识课程资源;其二,在导师方面,设立副导师制或者联合导师制,以保证博士研究生可以得到不同学术背景的导师指导;其三,在组织方面,积极组建多学科参与的跨学科研究团队,促进博士研究生与团队成员之间的学科交流与思想碰撞;其四,在经费上,设立用于跨学科研究的专项资金;其五,在制度上,建立跨学科研究成果评价标准和制度体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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