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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平 肖 敏
青年军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一支军队，以知识青年为主要征召对象，国民党高层在组建、编练中倾注了大量资源，曾寄望其成为一支重要的新生政治力量。抗战胜利后，对即将复员的青年军又进行了为期半年的预备干部教育，使其接受宪兵、警察、新县制理论等课程培训。①《蒋中正电霍揆彰拟订青年军对平面测量与宪兵警察之课目与业务等训练计划》（1945 年 10 月 20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案号：002 /070200 /00022 /110。复员令下达后，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青年军复员政策，优先保障青年军复员，国民党政权对复员青年军寄予厚望，希望他们成为“建国干部”。青年军可以归入抗战史范畴，学界对之已有不少关注，已有的讨论也多基于抗战史视野，主要集中于知识青年军复员实际情况，对是否达到了既定的复员目标，看法却很不一致。多数认为优待复员青年军的原因是兑现承诺，安抚人心，争取舆论的支持。②学界关于青年军的研究多集中在青年军的征召、编练等方面，对青年军的复员多是在文中略有提及，专门研究青年军复员的文章中，台湾学者林武彦《青年军之复员与预干制度》（《复兴岗学报》1986年第37期）一文对青年军复员过程进行了大概的介绍；
周倩倩的《抗战胜利后的青年军复员：以江苏为例》（《民国档案》2013年第4期）、刘丽萍的《从军知识青年复员问题研究——以四川为例》[《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两文以省为考察对象，梳理了两省的青年军复员情况，指出了其办理复员的成果与困难；
黄伟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就学的应对》（《安徽史学》2022年第1期）一文关注青年军复学问题的始末，对青年军就学政策的出台及就学去向、学生管控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
陈智理的《1940年代中后期湖北知识青年从军及复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董萍萍的《抗战胜利后湖北省青年军复员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两文对湖北青年军的复员进行了具体讨论，但二者看法并不一致，陈文认为湖北青年军复员困难，各项优待难以实现，导致青年内心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感与日俱增，而董文则认为湖北的复员青年军得到了较好的安置，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党政府在民众和青年军中的形象。从江西省的案例看，在百废待兴、资源匮乏的抗战胜利初期，省政府竭尽所能调动各种资源落实青年军复员，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透露出蒋氏父子的国民党政权试图利用复员青年军，培植所谓的“建国干部”，以充实新县制基础为理由，在基层安插自己的势力，改造地方权势结构，改变基层政治生态，以达到巩固蒋氏王朝的目的。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档案文献，考察赣籍青年军复员过程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就当时舆论所关心的就学、就业等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从一个细微的角度揭示国民党政权最终走向覆灭的某种历史必然性。
抗战胜利后，复员青年军被赋予了“建国干部”的期望。蒋介石在对青年军复员广播讲话中表示“以后要建国，首先要确立建国的基础，尤其先要建立我们全国知识青年的基础”，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青年军“必能成为一个革命的干部”。①《青年军开始退伍元首广播训词》，《大同半月刊》1946年第12期，第13页。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罗卓英也主张“要发挥复员青年军去推动建国的巨轮，在学校在农村在工厂在边疆在各个建设部门中，无处不需要青年来做干部，做中坚份子”，勉励青年军“个个要做建国英雄、革命干部”。②《复员青年军努力的方向》，《广东省政府公报》1946年“还治复刊”第24号，第3页。蒋经国也认为国家对青年军的期望就是期望“个个成为建国的中坚干部”。③蒋经国：《复员青年军应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为青年军复员周年纪念日写给全体青年军》，《曙光》1947年新1卷第2期，第35页。《中央周刊》甚至鼓吹青年军“是抗战的先锋，今后将是建国的干部，他们的前途是无量的，希望他们尊重这一机会，为新阵地而献身”。④《祝青年军复员》，《中央周刊》1946年第8卷第22期，第15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军复员工作成为抗战胜利后军人复员的重点。
江西省在民国时期有着特殊的地位，抗战时期号称“东南堡垒”。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江西的征兵数逾100万人，排在全国第4位，⑤何友良编：《江西通史民国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3页。其中征召入伍的青年军数量也颇大，有6500多人。⑥赵秀昆：《青年军的组建和消亡》，《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试图强化在江西的控制力，做好军人复员工作，是江西省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江西省政府对青年军的复员非常重视，1946年5月14日，江西省成立了青年军复员委员会，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为主任委员，省党部主委陈肇英、支团部干事长詹纯鉴为副主任委员，委员包括省参议会议长，省党部书记长，支团部书记，省府秘书长，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负责人，以及保安副司令、军管区副司令、中正大学校长、省商会理事长等要员。委员会内设总务、辅导、交通、招待等科。同时规定，凡地处交通要道或有复员青年军人在30人以上的县，必须设立青年军复员委员会，不设会者由县市政府直接办理。⑦《办理青年军复员本省成立委员会》，《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5月15日第3版。经费在江西省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结余内开支，由财政厅设法交付各县。
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做好回赣青年军的接待工作，下设6个工作组，分别是总务组，办理委员会总务及不属其他各组事宜，由教育厅负责；
辅导组，办理青年军就学就业辅导事宜，由社会处、教育厅负责；
运输组，办理青年军复员时所需交通运输事宜，由建设厅负责；
招待组，办理青年军过境时住宿及代办给养事宜，由教育厅、民政厅、军管区司令部、保安司令部负责；
医疗组，办理青年军复员时病患者之衣料转送事宜，由卫生处负责；
慰劳组，办理青年军复员时过境欢迎（送）与慰勉事宜，由省党部、青年团、省参议会、省商会负责。⑧《重庆军事委员会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处长陈诚关于要求抚慰复员青年军的电》附件《江西省青年军复员委员会组织办法第五条》（1946年5月13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3-0095。
从分工安排来看，各组工作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1946年5月，有报纸消息披露，赣省复员青年军有5717人，⑨《赣青年军复员决定具体办法》，《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5月20日第3版。以学校青年居多，在初期的复员接待中，教育厅充当了主要角色。赣籍复员青年军多从水路经九江中转，1946年6月6日，省青年军复员委员会派遣教育厅龚镇藩等前往九江设立招待所，并由九江县长及警察局长兼任该所正副主任。⑩《省市简讯》，《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8日第3版。同时，教育厅厅长程时奎主持召开多次江西省青年军复员委员会会议，确定招待大纲，要求“毋因招待而骚扰人民”，①《欢迎青年军》，《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11日第3版。落实各组具体工作任务，拟定《复员青年军须知》。程时奎也被推举为增设的总干事，②《青年军到省决开欢迎会》，《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19日第3版。强化了教育厅在接待工作中的作用。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这些政府机构也是想方设法将工作的压力与责任转移到商会等社会组织，如委员会成立不久，南昌市政府就召集本市理发业、沐浴业、码头肩挑业等营业商举行会议，商定各行业在复员青年军抵达南昌市时应如何给予优待的问题。③《复员青年军抵省招待事项经大致决定》，《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12日第3版。6月24日下午，第一批复员军的208师江西总队和209师江西大队共2568人，从南京下关中山码头出发，当日到达九江。④《我们回来了》，《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26日第3版。25日下午，南昌各界在体育场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领导致辞后，还举办露天音乐会和野餐会，并放映电影，⑤《欢迎青年军》，《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26日第3版。国民党政府努力营造出一派新生活气象，以表示对“建国干部”的重视。
青年军复员方式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复学就学、复业就业、回籍。赣籍青年军复员志愿与全国青年军复员调查志愿大致相同，就学意愿约占比35%左右，复业就业意愿约占比49%，⑥《江西省政府关于转青年军二0八师官兵志愿赴本省复学复业情形令仰遵照的训令》（1946年5月29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3-1-00567-0106。复业就业志愿人数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⑦在前期对青年军的复员志愿进行了调查，就业者占45%强，就学占36%强，留营的占13%。龙英：《青年军怎样复员》，《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11日第3版。
江西省教育厅为青年军返赣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江西就学青年军的分发到校工作相对比较顺利。青年军返赣正值暑假，不能马上进入学校学习，于是，青年军复员委员会决定在南昌举办复学补习班，设在心远、一中等校，班主任由省主席王陵基兼任，副班主任并教育长由教育厅长程时奎兼任，计划接受退伍士兵3000名，两个月期满后，再按照成绩与志愿分发到各校复学。⑧《本省青年军复学将授予补习教育》，《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6日第3版。1946年6月10日，省教育厅召集教育界举行动员谈话会，各校校长、各社教机构主管等约40多人到会。会议规划了复员青年军交通住宿、招待准备等事项，规定各校从军青年以原校招待住宿为原则，拟分南昌、吉安、赣县、宜春、上饶5地办理。会上，厅长程时奎号召本省教育界尽量予以复员青年军精神慰劳和物质招待，并特别强调“复学补习班经费需要约一万万元，已电中央拨发”，以打消各校长在经费上的顾虑。⑨《欢迎青年军》，《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11日第3版。
其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为青年军就学也制定了一些优待措施，如保留公费待遇、高等考试优待、报到日期宽限等。根据前期的志愿调查，教育部向江西省教育厅及中正大学等大中专学校下发了名册，要求各学校根据名册进行资格审查，合格者即接收入学。对于经甄视或编级实验不及格的复员青年军中的高中毕业学生，教育部也要求收录入学，其不及格科目由学校设法予以补习。⑩《教育部关于电饬凡经甄视或编级实验不及格之青年军退役高中毕业学生仍应收录其不及格科目设法予以补习的代电》（1946年10月25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38-1-00064-0058。1946年8月，江西省教育厅召开专门会议，明确“凡经本厅分发之就学志愿兵，学校均应设法收学”，“嗣后复员志愿兵来省就学，一律分发回原校肄业，原校停办及高初中毕业而院校无相当学校可升入者，分发原籍附近学校”。⑪《江西省政府教育厅关于抄送青年就学问题会议决议案的代电、笺函》（1946年8月3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3930（2）-0022。到1946年10月，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共接收复学就学青年军817名，⑫《江西省政府社教处雇员汇送青年军就学就业名册的电》（1946年10月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3-0268。基本做到了应收尽收。总体而言，江西各类学校比较顺利地落实了青年军复学接收任务。然而，抗战胜利初期，生产尚未完全恢复，各种复员在在需款，办学经费难以保证，当时报纸消息称，社会上流浪着大批失学失业青年，或因学校奉令停办，或因公费生在暑期期间停止伙食而生活无着，甚至流落街头。①《赣分署救济失学青年》，《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26日第3版。因为经费困难，复员青年军入学就读的种种待遇也难以兑现到位。
青年军征召之初，蒋介石曾指示，青年军“两年退伍，退伍以后，其正在求学的，可以公费继续求学。”②《对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之指示》（1944 年10月1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8年，第 515-516 页。据1947年4月统计，江西复学青年军中有公费生238名。③《江西省教育厅关于续造送退役复学青年军学生何祥济等名册并请将应发膳食提前汇发一遍转给的呈》（1947年6月1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4328-0359。到1948年公费生又增加到242名。④《江西省政府教育厅关于据本省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收容退役复学青年军申请公费待遇各学生请求核发公费造册的呈》（1948年），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4328-0389。在不考虑退学人数的情况下，公费生约占30%。
复学青年军由教育部统筹分发，本属于有保障的群体。因为财政困难，1946年，江西省恳请行政院垫发7、8、9三个月经费，但行政院只批准垫发一个月。⑤《教部统筹分发四种复员学生》，《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9月4日第3版。地方财政困难无法缓解，就学青年军的公费待遇难以落实。江西省政府颁布青年军复员优待办法，规定只有从军前享有公费生免费生及奖学金的才能在复员后继续享有。许多复员青年军颇为失望，纷纷向政府申诉，要求享有公费待遇。但江西省教育厅只是以“未奉明文”回答，拒绝复员就学青年军的公费请求。⑥《江西省政府教育厅关于据呈青年军复员就学学生可否给予公费乞核示一案的指令》（1946年12月18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3923-0250。公费待遇不能兑现，引发了复员青年军对政府甚至社会的不满。南昌一中的复学青年军没有领到公费，到教育厅询问也无结果，还因欠费被学校勒令停膳，落到没有饭吃的地步。复学青年军也因此对政府、社会产生很多怨言，公然责问政府“从军优待不说，就说是国中生也应该领公费，况且生对国家和民族至少有点贡献，何以不及常人呢”？甚至抱怨整个社会“乌烟瘴气”。⑦《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就学青年军梅绍利关于请求提前拨发复学青年军公费的报告》（1947年5月27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4328-0151。江西省教育厅屡次向中央请求拨款，但都无下文。1948年，江西省教育厅公开表示“迄今年余之久，未奉汇发公费到厅。”面对各校纷纷催促，省教育厅“委实无法应付”，只得恳请中央“如该退役复学青年军申请公费待遇，如有公费核发，应请援国中生公费成例，将上年度各月支之款先行汇发”，“若无公费发给，亦请明令示遵，以释群疑而纾困难”。⑧《江西省政府教育厅关于据本省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收容退役复学青年军申请公费待遇各学生请求核发公费造册的呈》（1948年），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J046-3-04328-0389。从中亦可见，复员青年军就学待遇不能落实，有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原因，不只是地方政府的问题。
即使得到公费待遇的就学青年军也随时面临优待中断的困境。按照战区生享受公费的政策，⑨《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行政院公报》1943年第6卷第9期，第9页。青年军从军前是战区生的，自然在复员后享受公费生待遇。随着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开支日益紧张，教育部取消了原战区生公费待遇，1947年后的政策规定家境清寒的就学青年军才可享受公费待遇，并且要出具证件向校方申请。⑩《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就学青年军梅绍利关于请求提前拨发复学青年军公费的报告》（1947年5月27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4328-0151。因教育部经费下拨迟缓，学校多有借故停止就学青年军待遇的举动，⑪《龙伯豪、卢润、吴庆南关于复学青年军去岁蒙核准公费者是否业经停止恳乞继续救济的呈》（1947年4月14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4328-0171。如在浮梁省立德兴中学复学的熊斌等7人，已领到公费待遇，在校上课一年多后，学校却称：“青年军复员之公费优待，虽有公费证件及管理处教育部颁发之各项办法，非正式行文，饬于本月十七日停止用膳”，⑫《熊斌、胡怡、何瑛、吴自强关于呈请复学青年军之公费优待办法及学校否认此项优待停止用膳乞予先函学校暂维生计以利救济的呈》（1946年11月17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3923-0234。导致了熊斌等人生活无着。1948年，教育部又规定自行收入专科以上学校之复员青年军应缴学宿杂费不予补助。①《教育部关于令知自三十六年度第一学期起凡自行考入专科以上学校之青年军退役学生应缴学宿杂费不予补助令仰知照的训令》（1948年1月30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38-1-00126-0142。对此，省教育厅表示，“在同一学校肄业之青年军复学学生咸抱向隅之叹”，但也无能为力。②《江西省教育厅关于续造送退役复学青年军学生何祥济等名册并请将应发膳食提前汇发一遍转给的呈》（1947年6月1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4328-0359。从上到下各级政府虽表面极力支持复员青年军就学，但因经费不足，公费政策不得不随时变动，实际上是待遇越来越差，严重影响到复员青年军的学业，甚至生存，所谓的“建国干部”更像是一张“画饼”而已。
相比而言，青年军复员就业安置难度更大。国民党政府对此有所预计，在分发工作推进之前也做了些调查摸底工作，以期达到合理的配置结果。1946年5月9日复员令颁布之初，军事委员会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曾发函江西省政府，告知青年军各师志愿兵复员后“亟须就业者为数甚多”，请江西省府“告知可能安插人数及需要何种人才”。③《军事委员会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关于要求安置复员青年军的电》（1946年5月9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3-0122。江西省青年军复员委员会随即向各机关发送人才需要调查表函，调查摸底。
摸底的结果很不理想。根据调查，省公路局、水利局、统计处、电讯大队、农业院等机关共需人员仅有83人。④《复员青年军二千人抵省，社会处昨日召开就业座谈会》，《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24日第3版。江西省邮政局明确答复青年军复员委员会“现时确不需人手，青年军复员委实无法位置”。⑤《为本局人手尚足敷用并奉令停止录用人员青年军复员实无法位置函复查照由》（1946年6月26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2-1-00154-0125。省地质调查所、无线电通讯总队、省电话局、省垦务处、复兴纺织工厂等单位也声称本单位编制用满，没有岗位可以提供。⑥《奉令以青年军就业一案本年度本所编制全部额满无法安插请鉴核由》（1946年6月8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435-0282；
《遵令填送需用青年军复员人才数额表请鉴核由》（1946年6月1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435-0284；
《呈复本局并无参加青年军人员及现在员额已满并无需要何项人才请鉴核由》（1946年6月12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435-0288；
《呈复关于青年军士兵退伍后复学就业一案请鉴核由》（1946年6月12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435-0290；
《复兴纺织工厂关于汇报工作的呈》（1946年6月10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435-0287。水利局则表示仅可以提供一个水位观察员的职位。⑦《令青年军士兵退伍后复学就业应妥拟安插一案现将办理情形查案录表呈复鉴核由》（1946年6月14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435-0293。度量衡检定所虽称需要增加职员，可是没有经费，也无法接收复员青年军。⑧《江西省度量衡检定所为青年军士兵退伍本所限于经费无法安插呈请鉴核由》（1946年6月1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435-0292。
一些青年军原有的岗位也被裁撤。如金溪县农业推广所指导员郝连鹏主动参战，1945年该县农业推广所被裁撤，其家人拿不到应该予以保留的薪金，造成生活困难，郝连鹏自己复员时也无法回到原岗位。⑨《准函以据金溪县呈以前农推所指导员郝连鹏离职入营请求保留原职原俸一案复请查照》（1945年8月7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16-1-00011-0210。王启汉入伍前服务于财政部派驻安福县税务员办公处，后该处撤销了检查员，原来岗位形同虚设，只得申请另行分派工作。⑩《江西货税局关于王启汉不能复职的通告》（1947年3月19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5-1-00036-0244。1946年6月，报纸公开报道说，政府所能提供的优质岗位与复员人数极不匹配。⑪《复员青年军二千人抵省，社会处昨日召开就业座谈会》，《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24日第3版。
根据江西省政府社教处的统计，到1946年10月初，复员青年军入学就读者817名，就业者1954名，回籍者248名，共计3019名，⑫《江西省政府社教处雇员汇送青年军就学就业名册的电》（1946年10月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3-0268。仅为复员青年军总人数（5717人）的一半多，其中就业者仅约为复员青年军总人数的1/3。
于是，国民党当局将视线转向基层。其时也有人鼓吹“革命事业应该从最下层做起”，青年军“要立志作地方自治员，小学教师”。①贾亦斌：《青年军是什么》，《曙光》1947年新1卷第12期，第10页。本来，自1939年9月国民党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推行所谓的新县制后，基层行政人员的人数已随之大增，到1941年6月，江西有69个县均按照《江西县政府组织规程及编制预算》改组完毕，县级工作人员增加1800人，乡镇一级增加11710人。②王次甫：《十年来之江西民政》，载熊式辉编：《赣政十年》，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三厂，1941年，第5-7页。但是，新增加的基层干部却并不令人满意。时人批评称，那些乡镇基层干部大部分的能力学识非常浅薄，未经过严格的训练，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地方自治，也不懂地方自治的重要，更不懂“建国必先建乡”的道理。有的乡镇长和乡队副或自卫队的队长，普通常识和法律丝毫不懂，“甚至连自己本身工作岗位都不是很清楚，更谈不到时代的变迁”。③蔡轶轮：《青年军青年担任乡镇干部之意义》，《政治前线》1947年第5期，第3页。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也反思“往昔工作缺乏成效，专重在事之处理与设计，而对人之组织与准备则轻忽疏懈，不加注意，以后建设事业更应以人为先”，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并着手军训实施与干部养成计划，⑤《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1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规定青年军进行统计、调查、测量、社会等科目的训练。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2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复员青年军中大学专科学生占20%，中级学校学生占80%，⑦《前青年军编练总监罗卓英日前抵苏》，《政治前线》1947年第4期，第1页。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及预备干部训练，补充到乡镇基层，无疑是推行新县制、充实基层干部队伍比较理想的人选。当时有舆论就认为“政治的前线却在百废待举的地方基层”，提出“此次复员的青年，在过去圣战的军事贡献上说，或许还难免有所不及效命之憾，但在目前建国工作的政治前线，却十万火急地等待10万新军一起冲杀”。⑧何国祥：《欢迎青年军》，《胜流》1946年第3卷第12期，第1页。
志愿从政和从教是当时复员青年军就业的主要选择，208师求业1046人中，从政从教志愿者共731人，约占总人数的70%。⑨《江西省政府关于转青年军二0八师官兵志愿赴本省复学复业情形令仰遵照的训令》（1946年5月29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3-1-00567-0106。事实上，由于省级机关部门需求十分有限，大部分复员青年军也不得不流向基层。据报纸消息，第一批返赣的2568人中有900多人担任乡镇工作人员或小学教师，其余按规定送回原服务机构及学校。⑩《复员青年军纷纷就业》，《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29日第3版。即使到基层，就业青年军希望的岗位多是乡长、中小学校长及县级机关职员，而省政府所分发的岗位多集中在乡公所干事、乡保安队、保学教师等最基层的岗位上，⑪《高安龙起凤关于说明复员青年军安置情况的电》（1946年7月2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6-0148。实际分配的结果与青年军的复员志向有相当大的差距。⑫《吴萧亚关于说明至赣复员青年军具体情况的电》（1946年5月18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3-0104。
根据江西省调整县级待遇后制定的标准，县级人员待遇不得低于省级人员的50%，乡镇人员待遇不得低于县级人员的60%。⑬《调整县级待遇》，《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2日第3版。基层岗位待遇低，与自己的意向又有不小落差，复员青年军就业满意度低，有的甚至干脆抵制不接受，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1946年上半年，高安县分发复员青年军37人，其中乡长2人，乡镇队附19人，乡干事8人，小学教员6人，县级机关职员1人，职位分发后，复员青年军均坚不受命，请求多派乡长、中小校长、县级机关职员等岗位。⑭《高安龙起凤关于说明复员青年军安置情况的电》（1946年7月2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6-0148。
因为待遇等问题，复员青年军与县政府矛盾激化，甚至出现武力冲突。进贤县长曾电告江西省政府称，各青年军不但不遵令呈验证件，反持众胁迫，不肯解散，“更擅捕保长抵营房，捆缚拷打”，扰乱治安，破坏法纪，“又窜至县府百般敲诈，纵情侮辱，且攫夺职员饭食，迄无稍安”，以致政府“被迫停公”。①《江西省进贤县政府关于说明复员青年军扰乱该县治安的电》（1946年7月6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7-0046。而该县复员青年军却电告青年军管理处与江西省政府，指控进贤县县长熊渭拒绝接收，造成“生机断绝，所定一切优待均被吞没”，要求严惩县长。②《进贤县复员青年军关于要求惩办该县县长熊渭的电》（1946年7月4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7-0036 。当时报纸上还出现了逮捕青年军的报道，以及相关县政府特意公开申明报道与事实不符的消息。③《为近报载本府逮捕复员青年军一事与事实不敷特声明由》（1947年3月2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32-1-01251-0296。
同时，大量没有工作安排的复员青年军因生活困顿，纷纷请求救济。1946年9月，青年军管理处颁布了《青年军志愿兵就业人员调查救济办法》。与之前颁布的青年军复员政策相比，《救济办法》承认了复业的困难，对于原机构拒绝接受复员青年军复业的，强调要落实工作；
对无法就业的复员青年军则提供入干训团受训、回师、就近参加青年职业训练班等分流途径。④《救济青年军管理处订定办法》，《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9月18日第3版。到1947年1月初，到青年军通讯处南昌支处登记要求入省训团受训的失学失业复员青年军有100多人。⑤《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青年军通讯处南昌支处关于失学失业复员青年军入省训团受训支示的公函》（1947年1月6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36-1-00301（2）-0077。这些措施只是延缓了青年军复员的进程，并不能切实解决青年军复员就业的实际困难，以致有的人甚至跑到南京再谋出路。1948年9月，国防部下达指令，规定自9月1日起，各地之复员青年军“如未经奉准或征召者，毋庸自动来京，若请求，应由各该区及各地青年军联谊会支分会，汇转本部预备干部局核准”。⑥《各地复员青年军如未经奉准或征召者毋庸赴京希转知由》（1948年9月23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37-1-00257-039。可见，青年军复员就业之难，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对于复员青年军的不满，政府应对艰难。提供青年军就业复业的岗位有限，即使是基层岗位也来之不易。1946年以后，为提高基层待遇，各级机构普遍缩编，尤其是县级机构，省政府下令要求县级机构分别轻重予以保留或裁撤，乡镇保之单位因地缩减，人员裁减，县保警队裁去50%。⑦《调整县级待遇》，《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2日第3版。这种情况下，复员青年军即使被分发下去，政府勉为其难，就业青年军则多是编外待补。1947年嘉兴青职班赣籍农林科学员毕业后，几经交涉被分发到各县农业推广所担任指导员，因县级机构紧缩，编制用足，多数只能以额外指导员身份安插，等待补实，事属临时，无章可循，纷纷电呈省政府，请示薪津待遇问题如何解决。⑧《呈为本县农业推广所职员早经依照编制用足至奉派黄邦辉为本县农业推广所指导员其薪俸从何支给乞示遵由》（1947年10月4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002-076；
《为奉派徐庭贵为本县农业推广所指导员薪津从何支给据情转请核示由》（1947年10月23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002-088；
《据呈本县农业推广所指导员已任用足额分发黄邦辉薪给如何支给乞示遵等情指令遵照》（1947年11月24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002-077；
《案据本县农业推广所呈以该所指导员早经派用足额奉派青职班学员刘高密一员月支薪津无法开支请核示等情转请鉴核示遵由》（1947年10月18 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002-076；
《据呈本县农业推广所指导员已任用足额分发黄邦辉薪给如何支给乞示遵等情指令遵照》（1947年11月24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002-077；
《派来本县黄永华究应如何位置薪津如何支给乞示》（1947年10月1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002-106。临时性的安插极不稳定，不少很快遭到免职。复员志愿兵杨世雄向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报告称，“国府改组合并，撤销各级机关，从军青年复职或省府安插均遭裁员，不例其数”，请求另行安插。1947年行政院通令所属各机关，对就业复业之青年军志愿兵应予保障，“以维政府法令之威信”。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报》1946年秋字10，第61页。当时紧缩机构情形下，另行安插谈何容易。复员后在宜丰县农业推广所担任指导员的舒惜晖，随机构裁撤被裁，后经预备干部局的干预才被重新安置。①《为电请惠予就近安置舒惜晖同志》（1948年1月10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092（1）-0007。
勉强得到安置的复员青年军，不少面临排挤压力，也多是无法安心工作。在就业岗位短缺背景下，安插复员青年军，无疑会对原有职位者构成新的威胁，复员青年军经常被视为负担而受到排挤，大多数复员青年军往往成为被裁撤的首选。另一方面，因为紧缩政策，一些有经验的职员离开了，而新安插的复员青年军专业知识不足，实际工作经验缺乏，工作开展变得更加困难。这种不良循环一定程度上成为基层政权机构人心涣散、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造成战后青年军复员就业困境的直接原因是战后的经济困难。抗战期间，江西损失惨重，据统计，战时财产损失合1945年9月物价10.072亿元，每户平均损失35.7万元。战后全省各地纷纷向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申请物资。②《吴诚、胡重熙关于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配发各机关物品款项统计的签呈》（1946年8月6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16-3-01865-0269。由于复员物资匮乏，难民遍地，南浔公路沿线人民无屋可住，③《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电复关于省参议会邱参议员询问南浔公路附近人民无屋容身荒田甚多应作复村运动救济农民一案嘱查照等由复请查照由》（1946年12月），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17-1-00212-0186。大余县出现异常严重粮荒，④《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关于准电以大余县粮荒严重异常嘱转饬本署派赴各县之工作队就近办理救济等由电复查照的代电》（1947年6月13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16-3-02771-0132。赣南各县佃农耕牛缺乏而退佃，业主坐视农田荒芜。⑤《江西省政府关于转知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速办第四区各县牛款的代电》（1946年3月23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5-1-00939-0079。百业凋敝，财政支绌，机关普遍紧缩，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据报纸披露，在1946年7月初南昌市的失业人口就达到了4万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20%。失业人员多半为公教人员、编余军官及伪政府之低级职工。⑥《本市失业人数达四万余》，《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7月5日第3版。在此种情势下，复员青年军的“就业”，很难有根本的保证。
为加强对复员青年军的控制利用，国民党高层特别注意复员后青年军的组织问题，在全国建立了青年军通讯处。在半年的预备干部训练期间，就已经对高中以上学历青年军进行信息调查，以备建立通讯联络组织。复员令下达之后，青年军通讯处随即建立起来，在苏、浙、皖、赣、鄂、湘、川、粤、陕、黔、豫、甘、晋、冀、辽等省，以及上海、西宁、成都、徐州、福州等地共设立20个支处，由青年军通讯处筹备处第三组拟定进度，分别轻重，先后设立。通讯处及各支处开办经费约需200万元，先就重要必须成立者请上级核发，未核发前由处垫给，师部所在地不发开办费。⑦《青年军通讯处决设20支处积极展开通讯组织工作》，《青年营》1946年第3期，第2页。
青年军通讯处的建立与蒋氏父子的推动有很大关系。蒋氏父子有意将复员青年军打造成为控制基层的力量。一方面，蒋经国及预备干部局经常依托复员青年军联络组织，强化对复员青年军共同意识的培育，如每年举办青年军复员节，进行点阅、演讲活动；
举办青年军夏令营，增强交流与主义灌输；
以《曙光》《政治前线》等刊物为阵地，宣传联系。蒋经国宣称，复员的志愿兵已经分布在全国各部门以及城市乡村，机构、学校几乎无处不有青年军的踪迹，“希望我们志同道合的同志，坚强的整个的永久的团结起来，勇敢地负起领袖教给我们的建国责任，来报答领袖爱护你们的苦心。”⑧蒋经国：《给全体复员青年军同志一封信》，《嘉兴青年中学校刊》1947年第8期，第1页。另一方面，各地建立的通讯支处及各级学校建立的通讯小组，可以将复员后分散各处的青年军人比较迅速有效联系起来，复员青年军可以形成一定的群体力量，强有力地表达自身诉求，争取自己的权益，甚至有力量与当地政府形成一定程度的抗衡，因而得到复员青年军的欢迎支持，地方青年军通讯组织成立相当迅速。1946年6月20日，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函告江西省政府“为加强各省复员青年军官兵之联系与组织起见，先后成立省市青年军通讯支处，主管各该地区之青年军通讯与组织事宜”，以姚秉勋、詹纯鉴为筹备人。①《军事委员会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关于函知青年军通讯支处成立请协助工作的公函》（1946年6月20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3-0252。7月1日，青年军通讯处南昌支处即成立，8月1日正式办公，借青年团江西支部为办公地，以詹纯鉴为总干事。各县乡的青年军通讯小组在复员青年军分发完成后也纷纷成立。到1947年3月，南昌支处辖区内青年军通讯小组多已成立，少数未成立的地方，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一再电催，要求3月底完成调查、编组，寄送名册。②《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南昌支处关于寄送小组名册及调查表式样的函》（1947年3月15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1-1-00111-0166。
通讯组织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下情上达的作用，在推动解决复员青年军一些实际困难方面也可以发挥影响力。如通讯组织一方面帮助就学青年军反映公费落实情况，要求尽快落实，同时也帮助学业有困难的就学青年军争取优惠待遇。③《国防部预备干部管理处青年军通讯处南昌支处关于复员学生刘昌夫、曹履祥关于询问省立鄱中公费优待的报告》（1947年1月8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3923-0277。就学青年军杨则何在校成绩较差，其公费待遇可能受到影响，青年军通讯处南昌支处向学校发函，声称该同志家境清寒，无力负担学校费用，请求学校破例给予优待继续领取公费。④《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青年军通讯处南昌支处关于准予杨则何公费继领得公函》（1947年1月3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39-1-00028-0011；
《国防部预备干部管理处为电知专科以上学校青年军学生奖惩办法暂缓实施由》（1947年2月22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37-1-00255-0055。对复业、就业、回籍等青年军，通讯处主要帮助反映薪津、优待谷发放等困难，要求及时、足额发放各项福利。
同时，通讯组织具有对分散的复员青年军实行组织、监控的作用，各县的通讯小组都是被当地政府承认的合法组织，隶属于省市通讯支处管理，可以对内行文及组织内部活动。⑤《江西省兴国县县长王恩荣关于复员青年军可否成立通讯小组或参加社会活动的代电》（1946年8月2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3-0238。复员青年军通过通讯组织紧密联系，可以连通畅达信息，迅速组织人员。如有对外行动的需要，复员青年军一般通过通讯小组发布通告、召开会议、形成决议、共同行动。1947年3月，宜丰县政府在年度考核中将任职为太平乡乡长的复员青年军毛克武免职，青年军通讯小组负责人闻讯后立即在3月29日发布集合通告，通知该县所有复员青年军31日集合县城，表达诉求，3月30日召开通讯小组会议，商议了毛克武被免职的应对方案，并票选了其职位的替补人选。⑥《江西省宜丰县政府关于青年军通讯小组要挟县长案的代电》（1947年4月3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33-0027。号令之下，人员集合又快又全，行动相当迅速高效。同时，复员青年军也可以通过通讯小组对内实施一定程度的监控。宜丰县青年军通讯小组曾上报，称该县复员青年军刘绍孔在担任新民乡乡长期间劣迹斑斑，并列举了其具体的劣迹。预备干部局接到报告后，立即发文江西省政府，要求调查严办。⑦《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关于青年军刘绍孔诒贵省宜丰县新民乡乡长贪污枉法请予严办见复的代电》（1947年8月），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4-1-00446-0527。
依托于通讯组织，复员青年军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身份意识与利益表达渠道。在各种场合的表述中，复员青年军都会有意识地强调自己的青年军身份，自己为国家民族所作的贡献、所受的干部训练以及身负的期待，表达自身和“党国”利益的“相依”。就学青年军请求拨发拖欠公费时，就曾强调自己未曾发表愤言，青年军的一切和政府是相互依存的，决不以这些卑法手段挟制政府。⑧《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就学青年军梅绍利关于请求提前拨发复学青年军公费的报告》（1947年5月27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4328-0151。身份强调的背后是利益诉求。他们常以团体的名义向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沟通请求，要求优待或帮助。1946年11月，预备干部局颁发了《各专科以上学校青年军在学学生奖惩条例》，要求各校实施。但条例颁发后，就学复员青年军一再强调自己是为国从军荒废了学业，反对实行奖惩条例，3个月后，预备干部局发文暂缓实施该条例。①《为电知专科以上学校青年军学生奖惩办法暂缓实施由》（1947年2月22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37-1-00255-0055。
复员青年军在基层工作时，可以通过通讯组织与更高层权威联系在一起，寻求上级支持，以获得与地方势力抗衡的资源。以青年军通讯小组为联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三民主义青年团等成为复员青年军的后盾。战后经济恢复缓慢，国家财政紧张，基层机构一再紧缩，大多数复员青年军被分发到乡镇基层。虽然他们并不满意这样的职位，但国民党统治迅速衰败，社会上到处都是失业人员，失业即面临生活无着困境，复员青年军面对自己被裁撤的命运，首先都是向上级表明自己复员青年军身份，要求政府按照优待办法优先给予保障。当复员青年军因为优待落实或就业问题与当地政府产生龃龉时，也常常是上报通讯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要求一般都能得到组织的回应。上高县政府因为优待谷及分派工作问题与复员青年军产生矛盾，拘禁了复员青年军代表冷国辉，该县复员青年军即以青年军通讯小组名义向上申诉，得到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的支持，争取到省政府下令县政府释放了冷国辉。②《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事会关于上高县长拘禁青年军冷国辉案的公函》（1947年3月12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3936-0012。
复员青年军多为异地安插就业，作为外来人员，要在当地立足树威，取得权利，不免会与本地原有的势力产生冲突，于是他们往往会强调自己的青年军身份，展示自己与外部资源的连接，寻求政治支持。新建朱坊乡乡长和当地势力喻启慧争斗之时，就强调自己的青年军身份，声称自己是“秉持着个人热心服务之精神，仍不惜任何牺牲，参与青年远征军，复员工作由中央分发回江西原籍，由省分发回新建。当时以县级人员额满为患，不得已屈就本乡乡长”，同时也从青年军在工作中和国家政策保持着高度一致性的角度，声明自己是“秉着奉政府法令及贯彻层峰使命，站在民众福利方面，力求乡政基础全健”，指责“本地土劣”喻启慧，有树立新党意图，割据地方权力，结合一班不良分子武霸乡曲，“对于乡政推行工作遇事硬梗，使政府法令不得施行民间，此不独摧残青年军复员，尤其妨害宪政”，“用强暴胁迫得选，县参乡民代表哑忍难言，当职接任之初伊百计逢夤，希冀归化其类”，请求省政府严办喻启慧。③《江西省兴建县朱坊乡公所关于阻扰青年军复员及破坏政令检举喻启慧罪状呈请鉴核的呈》（1946年11月18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4-1-00471-0030。此例可见，复员青年军的身份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
但是，这种特殊的政治资源，未必能确保复员青年军的权利，尤其是在基层，有时反而造成更大的社会矛盾。复员青年军上下都以“建国干部”相标榜，但大多年纪轻，经验浅，无根基，少方法，工作难见成绩。就业的青年军只经过半年的预备干部培训，理论多，实践少，缺乏职业技能和实际工作经验，难以胜任，多有引发地方不满。宜丰县考核14个乡镇长，成绩较劣，能力较差者三员停职，其中就有复员青年军。④《江西省宜丰县政府关于青年军通讯小组要挟县长案的代电》（1947年4月3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33-0027。玉山县郭寿乡全乡国民学校校长教员蔡世英等9名抗战期间从军，战后复员回县，县府以无别项工作可资安插，将郭寿乡全乡国民学校划归复员青年军办理，督学叶崇岗视导后报告称该乡各校校长教员“多未能克尽厥职，贻误儿童，殊非浅鲜”。虽有复员青年军在基层担任要职，但并无根基，易受排挤。奉新石溪乡复员青年军胡为工作兢兢业业，并无过错，却无故遭受淘汰，屡次恳请县府另派工作也没有结果。⑤《江西奉新石溪乡复员青年军胡为关于复员后无故遭受淘汰恳乞令饬县府分派工作的呈》（1948年3月1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4404-0123。宜丰县复员青年军刘祖德在双库乡任自卫大队副队长，但新任乡长一来，就殴打威胁，逼其辞职。⑥《宜丰复员青年军刘祖德关于曾任自成队乡附等职请饬宜丰县长依法速派工作以维生活的呈》（1949年3月24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J044-1-00199-0256。
面对外部的压力，复员青年军虽然可以通讯小组为号召，迅速团结，形成群体力量与当地政府直接对抗，以争取自己的利益，但也往往会加剧矛盾与撕裂，引发社会冲突。宜丰、万载、高安、婺源等县都有报告青年军群起闹事威胁政府的事件，主要原因就在于青年军不满工作考核，要求保障自己的职位。1946年7月高安县一位青年军乡长因为执行浙赣路土石运输公务不力，被县政府撤职，全县复员青年军迅速集合，到县政府抗议，引发冲突。①《江西省高安县政府关于谨报青年军现任遐龄乡长袁骏德鼓众威胁政府比将撤职经过情形的代电》（1946年8月5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33-0022。宜丰县复员青年军太平乡毛克武在年度考核中被评为成绩较劣、能力较差，予以停职。该县复员青年军闻讯后立即以青年军通讯小组的名义对外发布公告，召集该县复员青年军在县城集合。所有复员青年军不惜“废弛职务”，离开工作岗位，集合县城，缮贴紧急通告，召集紧急会议，公然一再向县长威胁要挟，声言不应更调复员青年军太平乡乡长毛克武，要求收回成命，拒绝新委派之转业军官到任。在县政府拒绝了复员青年军的要求后，他们即刻又以青年军通讯小组的名义呈称，如不答应由当地青年军通讯小组组长替代毛克武的职位，复员青年军将会全体辞职。并召开会议决定到4月10日如县政府还没有肯定回复，将采取紧急行动措置手段对付县政府。②《江西省宜丰县政府关于青年军通讯小组要挟县长案的代电》（1947年4月3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33-0027。此例中青年军的举动表明，他们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毛某考核不合格是否公正，而是在意青年军取得的权利与地位不能丢失，已经占据的职位，不能让外人插手，将复员青年军个人权益上升到团体利益去维护。
1947年后，国防部裁减骈枝机构，青年军各通讯机构相应被裁撤。在嘉兴夏令营受训的复员青年军为防止全国青年军失去联络中心，由蒋经国发起组织青年军联谊会，并担任总会主任，各地也相应建立了分会，继续组织联络复员青年军的职能，在蒋经国辞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职务后，各省市与各大学的青年军联谊会仍由他本人直接掌握。③《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复员青年军通讯组织存在的时间虽并不长，但通过青年军通讯小组，一方面使分散在基层的复员青年军被组织起来，保持了群体的整体性和行动力，但另一方面，在各种资源匮乏的基层环境中，青年军通讯小组更多的是成为复员青年军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实际上，青年军通讯组织的角色扮演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透露出抗战后国民党统治区基层政权潜伏的危机。
青年军曾给国民党当权者带来了乐观的想象，被认为是掌握青年的一个好办法。蒋氏父子以及一些舆论也是寄望复员青年军在基层政权控制方面有所作为，制定种种优待政策，动员上下力量，将他们安插在政权的各层级，借以养成为改造基层政治的所谓“建国干部”，并通过通讯组织牢牢掌控。
但从江西的情况来看，战后经济不振，政府财政困难，机关大量裁撤减员，赣籍青年军复员安置困难重重。复学就学的青年军公费拨付迟缓、政策多变，普遍生活困难，难以安心学业。复业就业的青年军岗位多在乡镇基层，待遇差，又屡遭诟病，受排挤，出现就业后不久就失业的现象。身处困境中的复员青年军，通过当地青年军通讯小组等组织的支持，形成群体力量抗衡，复员青年军群体和地方政府冲突屡见不鲜。肩负所谓“建国干部”期许的复员青年军往往以通讯组织来显露自己的独特身份，依靠特殊的政治资源争取自身权利。通过有意的组织、分插、联系，表面上一个“建国干部”群体虽然形成了，但实际上复员青年军更多是为自己的生活出路而抗争，或是以权力固守自身利益的新一代营利者，甚至产生新的社会撕裂，他们无力也无暇改造基层政治生态，根本谈不上完成所谓的“建国”重任，最终干部俱在，“建国”成空。赣籍青年军复员困境的背后固然有抗战后江西经济社会凋敝，政府资源调控能力不足的客观原因，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国民党政权中新旧之间、派系之间、团体之间的对抗与争夺，造成基层政治生态恶化所带来的必然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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