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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秀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广西 桂林 541001）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不断蔓延扩展，目前已涉及到世界范围，严重扰乱了民众正常的生活秩序及全世界各个领域的正常运转，深刻影响着未来的世界格局，国际形势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泰国是较早受到疫情冲击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早与中国开展合作共同应对疫情挑战并取得一定成绩的国家之一。虽然中国与泰国在抗疫合作过程中为维护两国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今后中泰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奠定了新的坚实基础。但是，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国际形势将更加扑朔迷离，中国与泰国的合作将会遭遇更多危机，两国的职业教育合作也会遇到更多挑战，需要进一步构建和完善职业教育共同体，才能更好地为职业教育合作的稳固性和有效性提供坚实的保障，促进中泰职业教育的繁荣发展。
自中泰正式建交及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泰两国的往来非常密切，教育交流成为中泰合作的桥梁，来华留学或进行教育交流的泰国学生越来越多，谋求中泰两国教育合作的机构也越来越多，两国在教育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两国在职业教育方面开展了丰富的合作交流，培养了各类技术技能人才。2008年以来中国—东盟职教联展暨论坛的举办为中泰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2018年，中泰职业教育联盟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双方职业教育合作。职业教育已成为中泰教育合作的重点领域，具体的合作情况如下。
1.1 合作方式与成效
中泰两国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方式主要有留学生教育、职业培训、语言学习和合作办学等。
留学生教育历来是国际教育交流的主要形式，也是中泰两国开展职业教育合作交流的重要方式。自中泰建交以来，中国与泰国留学生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职业院校接收泰国留学生人数显著增长，例如，北京一些高职院校的留学生招生人数每年都超过1千以上，甚至超过一些本科院校。同时中国留学生也成为泰国高校最大留学生源，泰国职业教育是中国职教学生最受欢迎的选择之一。
语言学习是中泰职业教育合作的重要基础和主要内容。日益深入的中泰友好交往拉动了两国语言学习的需求。目前，中国已有部分高职院校开设了泰语课程，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柳州城市职业学院、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都设立了泰语专业，培养了大批泰语人才。泰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共建成员国，也非常重视汉语的学习与推广，目前已有上百所职业院校开展了汉语教学。中泰两国汉语教学合作不断发展和壮大。
职业培训是职业教育培训国际化技术人才的重要途径。随着中泰贸易的往来与发展，两国对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急剧上升，泰国跟中国职业院校通力合作，为两国的经济贸易发展培训了大量学员，逐步缓解了两国技术人才短缺的困境。如，2016 年，为了更好地推进中泰两国高铁建设，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开设了汉语培训项目，培训了100 多名泰国铁路技术人才；
2019 年，泰国海上丝路孔子学院派出了70名留学生赴天津职业院校培训学习[1]。职业培训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中泰两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人才的支撑。
合作办学是中泰职业教育合作与交流的重要路径。自中泰两国签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泰王国教育部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定》以来，职业教育合作办学的规模不断扩大。2017 年，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东北皇家理工大学共建的“泰中轨道交通学院”在泰国成立，为泰国铁路建设和运营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服务于中国高铁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2019年，中泰两国合作在泰国成立了高铁鲁班学院，采取“1+2”办学模式，培养了大批泰国高铁技术技能人才。合作办学的模式促使两国优质教育资源相互借鉴，互相补充，全方位推动了职业教育合作共赢。
1.2 合作交流存在的问题
中泰职业教育开展合作以来，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延伸了双方的交流领域，丰富了职业教育合作的内容，合作形式趋向多样化。但是在合作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1.2.1 合作的主体责任有待明确和加强
在中泰职业教育的合作形式中，除了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合作，还有学校与企业之间、学校与行业协会之间等多种合作形式，无论是哪种合作形式，都需要明确各利益主体的权利和职责。随着中泰职业教育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因各利益主体之间权责不清晰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增长。如何界定和明晰各利益主体的权责关系，如何保障各利益主体的权益，是中泰职业教育合作过程中亟待思考的问题。
1.2.2 合作的特色品牌项目有待进一步开发
中泰两国职业教育主要以项目平台为依托开展交流与合作，但双方的交流合作主要是在中国—东盟框架下开展的。中国—东盟职教论坛、中国—东盟教育周等平台为中泰职业教育搭建了合作的桥梁，中国与泰国借助这些平台促进了双方职业教育互动与合作。但中泰职业教育合作交流的专门平台和品牌项目仍需进一步建设和开发。目前的合作项目主要以泰语培训班、中文培训项目等短期交流为主，能体现两国职业教育特色的合作项目非常匮乏。
1.2.3 校际间联合培养人才的领域和模式仍需进一步拓宽
虽然中国与泰国职业教育在联合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双方联合培养的人才主要集中在互联网、电子商务、机械制造、交通运输、旅游广告等领域，还有诸多双方都紧缺人才的领域尚未涉及，有待进一步开拓与合作。中国与泰国职业教育联合培养人才的模式主要有“2+1”“2.5+0.5”等校际间的合作模式[2]。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的“双元”人才培养模式应用较少，还有待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主要是指在中国与泰国之间的职业教育组织、机构或相关领域的联合形式，联合的目标在于寻求中泰双方职业教育的共同利益，从而形成互鉴共荣、共谋发展的格局。后疫情时代，构建中国—泰国职业教育共同体符合当前两国的教育、经济、人才需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宏大命题的应有之义[3]。
2.1 职业教育国际化需求
职业教育国际化是指国与国之间的职业教育在教育理念、教育机制、教育模式、教育培训、人才培养及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跨国界的交流与合作的状态或过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不断倾向国际化。一方面，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是提高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和提高就业率的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国际化是职业院校开展“双高”建设的重要指标与任务之一，也是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战略。中泰两国互为境外重要的旅游地和教育合作伙伴，双方在职业教育合作、技术培训、语言学习等方面的需求非常旺盛。两国的职业院校正积极探索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与新型国际化合作办学模式；
但是，在“后疫情”时代，中国—泰国的职业教育合作面临着各种挑战，在合作过程中双方的变数增加，多样化的教育合作模式与灵活的教学方式难以实现，急需中泰两国共同研究科学的应对策略，从而为双方职业教育合作的可持续化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构建，可以为双方职业教育的后续发展指明方向，为双方职业教育合作的持续、健康推进提供稳固支持和保障[4]。
2.2 产业发展国际化需求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的产业链、生产链和创新链实现跨国际化的趋势锐不可挡，这种有利于提升人类整体福祉的趋势必将促进各国在经济、贸易、资金和文化交流等方面更加深入的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将深化与泰国全面合作，产业领域涉及到旅游业、机电业、交通业、建筑业、金融业、商务服务、批发零售等。产业国际化合作的趋势必将带来技术输出与引入、经贸往来和产能流动，需要职业院校或一些专业机构提供管理咨询、产品设计、品牌创建、技术服务、产品销售等一系列专业服务。职业教育的发展被赋予了新使命。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导致中泰两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与泰国互为重要旅游客源市场和旅游目的地。来自泰国旅游和体育部的数据表明，2020年泰国旅游业约损失2900多亿元。同时，两国的贸易、零售及其他服务业也受到疫情的重挫。后疫情时代，分析疫情对中泰产业造成的挫伤，顺应两国产业链的分化与重构，进一步加强区域内部生产链、供应链的合作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5]。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构建可为两国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对促进两国产业发展战略对接、提质增速，巩固贸易伙伴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
2.3 人力资源国际化需求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21世纪，技术技能型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前提，职业院校是培养各种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阵地，对构筑企业技术壁垒，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意义毋庸置疑。泰国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合作伙伴，两国的贸易交往、项目投资、技术设备等方面的输入输出，需要各种国际化人才作支撑。各类技术技能型且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能力的人才将成为中泰两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另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特别是我国优势产能的输出，必将为泰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两国国际化人力资源的需求，与此跟进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也将成为两国的迫切需要。疫情期间，不但挫伤了中泰两国产业的发展，也阻碍了两国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交流与合作。后疫情时代，构建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符合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中泰两国职业院校与企业高度融合、深度合作，促进两国职业教育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适应国际发展的需要，为两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能实用型人才，推动双方共同发展。
3.1 寻求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政策和制度保障
构建中国—泰国职业教育共同体，为两国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参与主体合作搭建桥梁，推进两国职业教育各领域合作，首先要有相关政策、制度作保障。中泰两国政府应扮演职业教育共同体“引导者”“推动者”和“监管者”的角色，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质量监测和宏观调控等方面为职业教育共同体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6]。一是积极制订和推进两国的职业教育相关规划和政策，如促进《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政策性文件落地实施，制订中泰两国职业教育合作规划和办法，为两国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政策引导和战略支撑。二是做好两国职业教育合作的相关制度标准。如职业教育市场准入标准、质量监控标准、教学评价标准、职业资格评定标准、学历学位认证标准等方面的制度设计，这是职业教育共同体构建的基础与前提，也是深化职业教育合作、培养国际技术技能型人才必备的制度框架。三是制订好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的运作管理制度。如建立共同体的联席会议制度，讨论两国职业教育发展与合作的重大事项和决策；
制订共同体的合作公约，规范两国职业院校的办学行为，引导他们在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合法办学；
建立互访制度，两国合作的职业院校之间、企业之间互派代表进行交流访问，及时了解合作动态。另外，为推动中泰职业教育快速发展，两国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如鼓励多元方式筹措经费办学，建立跨国合作办学的经费资助标准、减免中泰校企合作项目的税费，鼓励职业院校境外独立或合作办学，增加职业院校留学生的经费资助等。总之，国家政策的支持与引导，是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构建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
3.2 完善职业教育共同体的平台建设
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构建与运作，应该在坚持互惠共赢理念、集聚创新资源的基础上，以各种合作平台为载体，构筑两国职业教育义利统一的发展基础，促进其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一是借助官方合作平台。自2008年第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广西南宁市以来，“中国—东盟职教联展暨论坛”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常态化交流的重要平台。2008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州贵阳市正式拉开帷幕后，也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每年进行教育交流的常规化互动平台。中泰职业教育的合作与发展可借助类似这样的官方平台，加强两国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对话，强化合作共识，共同谋划和开发有利于双方发展的合作项目。二是完善中泰职教联盟。2018年4月19日，由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共同号召发起的中泰职教联盟在重庆成立，中国16所院校和泰国21所院校及组织成为首批中泰职教联盟的成员单位。中泰职教联盟的成立为中泰双方加强职业院校与企业的深度交流与合作，打通两国职业教育合作通道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后疫情时代，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泰职教联盟的建设，吸纳更多的成员单位加盟，不断拓展中泰两国校企的交流与合作，逐步建成中泰全面覆盖的职业教育发展共同体。三是建立产教融合基地。只有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才是完整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过程必须经历企业实训这一重要环节。中泰职业院校与企业应充分认识构建产教融合基地的价值和意义，双方互融互通，落实校企“双元”育人机制，创新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将企业技术标准引入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共同打造产教一体、校企协同的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促成教育与产业的供需匹配[7]，聚力构建职业教育共同体，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四是建立鲁班工坊。2016 年 ，第一个“鲁班工坊”在泰国诞生，这是我国探索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新模式，被喻为职业教育领域的“孔子学院”。鲁班工坊模式已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一个范本，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8]。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可以以此为典范，不断加强和扩大“鲁班工坊”的影响力，深化产教融合、创新多模式育人、打造职业教育品牌。五是搭建线上交流平台。疫情加速了现代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新的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形态。后疫情时代，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手段来突破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物理空间和时间限制，通过建立线上国际化教育资源交流平台，构建“线上课程”、举办“云端学术会议”等方式来探索职业教育跨国交流与合作的新形态，形成两国职业教育线上交流合作的“新常态”。
3.3 加速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机制创新
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的发展还要突破机制的窠臼，通过完善和创新各种机制建设，达到“体制共建、项目共营、成果共享”，才能实现共同体持续稳定的发展。一是建立多元联动机制。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面广，主体利益多。不仅关系到中泰两国政府的权益，还涉及到两国职业院校、企业、行业等多个参与主体的利益。因此，建立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要厘清各主体之间的利益需求，健全机制，找出各参与主体的共同利益点，建立政府牵头，其它各利益主体积极主动参与的多元联动机制，切实形成职业教育利益共同体。二是建立高效协调机制。在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共同目标的引导下，通过各参与主体协同合作，主动匹配他方需求，能够共同促进发展。同时，在利益的驱使下，中泰两国之间、各职业院校、企业、行业等参与主体之间也会出现各种矛盾和冲突，阻碍职业教育共同体的常态化运行，因此，各参与主体之间必须建立良好的信誉和合作关系，共同遵守共同体的契约，形成高效的协调机制，才能科学地协调和克服各主体间的内生性障碍，规避风险。在协调机制的干预下，根据各参与主体的反馈意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处理矛盾行为，可以保障职业教育共同体稳定、有序地运行。三是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要突出责任共担、资源信息共享。共同体各参与主体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同时各方又有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如国家政府拥有行政资源、人脉资源和财政资金；
职业院校集聚科研资源、人才资源、专业服务资源；
企业具备岗位资源、生产资源、技术资源、资本资源。各参与主体应强化资源信息共享的责任意识，设法创建资源共享平台、主动分享自己的优势资源和服务，促使各种优势资源实现整合、互补、共享，最终达到互利双赢。
3.4 加强职业教育共同体的管理与发展
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构建后，应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才能使共同体稳定有序地运行，发挥其应有功能和作用。为此，首先，应健全组织管理机构。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应本着团结协作、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建立一套科学高效的组织管理机构，如建立董事会、理事会、管委会、监事会等职业教育共同体的相关机构。同时要明确职业教育共同体需要承担的职责和各组织机构的权责划分。另外，还可以依据具体合作情况成立创新创业中心、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建设委员会、行业指导委员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等组织机构；
实现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及社会多方并进、协同管理的格局。各组织机构应充分应用信息技术开展共同体治学、管理，保障协调与沟通的顺畅；
解决合作关系中各成员单位的话语权和利益需求的不平等问题。通过组织共同协商活动，引导共同体内与人、财、物相关的各项活动有序、高效运行。其次，明确发展路径和重点任务，整体推进。要明确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的重点目标，开展切实可行的合作活动和项目，整体推进两国职业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近年来，中泰两国职业教育已经在实施联合办学，开展职业培训，服务旅游、高铁等产业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这些合作领域已经具有良好的基础，下一步可以继续作为重点任务整体推进。同时还要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拓展开发更多新的合作项目和领域，推动职业教育共同体快速、高效发展。再次，要组织实施，推动各类合作项目的进展。职业教育共同体必须加强相应的组织管理，围绕工作目标和内容，策划并落实相应的活动计划，科学规范组织和管理各参与主体所开展的相关合作项目，才能稳步推进各类项目的顺利实施，促使共同体内部机制持续运行和发展[9]。同时，职业教育共同体还要充分发挥其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策划，为各参与主体创造和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和平台，增强共同体的生命力和活力。
后疫情时代，围绕国家战略和疫情造成的实际困境，通过多维度构建中泰职业教育共同体，是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体现，是提升中泰两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推手。中泰两国应以职业教育共同体建设为契机，建立开放互通的职业教育合作框架，开展多领域的务实合作，促进两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力争在提高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实现两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文化交流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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