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其他范文】
曹喜俊 姜漫莉 方 芳
（1.广州中医药大学体育健康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2.江西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04；
3.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心理学界把心理危机定义为当个体面临突发事件或重大的挫折与困难时，由于无法调用自身的资源来进行自我调节与自我控制，从而出现情绪及行为的严重失衡状态[1]。也就是说，当个体遭遇到重大的困境或问题时，致使个体感到难以把握、无法解决时，内在心理平衡就会被打破，其正常的生活就会受到干扰，此时个体由于内在的紧张在不断累积，进而就会出现紊乱的情绪、思维和行为，让人无所适从，进入一种失衡状态，这就是心理危机状态。
高校辅导员作为高校教师队伍中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是从事学生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中的一线力量。与普通的专业教师的有序教学安排相比，由于辅导员们面临着更为艰巨复杂的学生管理工作现状——对象更为复杂、内容更为繁琐、时间更为长久等等，从而使得他们的工作压力问题更为突出。同时，由于当前我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教育改革深化，以及教师队伍中的职业竞争，教师自身发展要求提高等各方面的压力的存在，这都导致了高校辅导员们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与负担，甚至产生强烈的心理危机。这也是为什么高校辅导员队伍长期以来总存在人员流动性大、工作职业认同感低、离职率高等问题的原因[2]。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职业群体，高校辅导员的心身健康状况会直接作用到高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从而间接影响到国家高等专业人才的培养。高校辅导员因压力问题而导致出现心理危机，其应对方式以及社会支持状况是否又会进一步加大心理危机？这是研究所要探讨的问题。因此，对高校辅导员的心理危机及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现状进行调查，并研究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仅能够了解高校辅导员的心理危机状况，更能引起相关部门对高校辅导员的关注与重视，进而为相关部门制定缓解这一特殊群体的心理危机方案提供参考。
1.对象
本研究通过随机取样的方式，于2021 年10-12 月选择了广州市多所高校的专职辅导员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共发放281 份调查问卷，得到有效问卷281 份（有效问卷率100%）。其中男性辅导员230 人，女性辅导员51 人；
本地籍辅导员79 人，非本地籍辅导员202 人；
独生子女辅导员66 人，非独生子女辅导员215 人。具体见表1。
表1 被试资料一览表
2.研究工具
工作压力源量表[3]。本研究采用工作压力源量表来描述高校辅导员的心理危机状况。该量表共有55 个项目，分为工作绩效压力、职业发展压力、家庭与经济压力、社交与人际关系压力、安全压力5 个因子，采用4 分评分制，从“有压力”到“没有压力”分别评分为4-1 分，如果不适用则可评为0 分。该量表运用比较广泛，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应对方式问卷[4]。该问卷由20 道题组成，采用1-4 分评分制，主要是反映个体面对压力的应对特点。应对特点分为两个维度：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以此反映出当个体在面对困难或挫折时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与消极的行为特征与态度。该问卷被许多学者采用过，信度和效度良好。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5]。本次测量选用的是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广泛应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该量表采用总分制或均分（1～4 分）统计，评分越高则能够表明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该量表由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三个分量表组成：①主观支持量表：反映了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各类支持，也就是主要反映的是个体对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的主观上的评价。②客观支持量表：反映了个体实际生活中存在各种客观支持，主要包括各类经济支持、环境支持、或对实际问题的帮助与解决。③对支持的利用度：反映了个体对各种社会支持的利用情况。
3.调查方法
在本研究中，调查问卷一律通过网络链接的方式发送给相关被试，采用不记名的方式进行施测。问卷回收后，剔除无效问卷，然后施测者再根据相应问卷的计分标准将分数标注出来，再将数据录入SPSS21.0 进行统计分析。
1.高校辅导员心理危机现状
（1）总体情况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表2），高校辅导员心理危机总体均分为2.89±0.72，高于中值(中点=2.5 分)，说明高校辅导员还是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危机。高校辅导员心理危机的排序由强到弱依次是：健康压力（3.04±0.80）、社交压力（2.91±1.06）、职业发展压力（2.89±0.79）、工作绩效压力（2.79±0.72）、家庭与经济压力（2.77±0.79）。
表2 高校辅导员心理危机一览表
（2）差异比较
由表3 可以看出，男性辅导员在工作绩效、职业发展方面的压力显著大于女性辅导员；
非独生子女辅导员在职业发展方面的压力显著大于独生子女辅导员；
非本地籍辅导员在职业发展及家庭经济方面的压力显著大于本地籍辅导员；
其它方面的比较差异不显著。
表3 高校辅导员心理危机源在性别、是否本地籍、是否独生子女变量上的比较（M±SD）
2.高校辅导员应对方式情况
（1）总体情况
表4 显示，高校辅导员的应对方式是消极应对（3.31±0.596）显著大于积极应对（3.00±0.612），这说明高校辅导员的应对方式相对是消极的（t＝-8.266，P＜0.001）。
表4 高校辅导员应对方式总体情况
（2）差异比较
由表5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积极应对还是消极应对方面，男女辅导员之间的差异不显著，独生子女辅导员与非独生子女辅导员之间的差异也同样不显著；
外地籍辅导员比本地籍辅导员表现出更多的极积应对。
表5 高校辅导员应对方式在性别、是否本地籍、是否独生子女变量上的比较（M±SD）
3.高校辅导员社会支持情况
（1）总体情况
表6 显示，高校辅导员的总体社会支持平均得分为2.68±0.62，与中值(中点=2.5 分)接近，说明高校辅导员的社会支持处于中等水平；
其中主观支持得分（2.82±0.63），客观支持得分（2.57±1.23），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2.59±0.69）。
表6 高校辅导员社会支持总体情况统计表
（2）差异性比较
高校辅导员在社会支持方面的研究结果显示（表7）：男性辅导员的客观支持水平显著高于女性辅导员；
独生子女辅导员的社会支持总体水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辅导员；
本地籍辅导员在社会支持总体水平、支持利用度上也显著高于非本地籍辅导员；
其它方面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表7 高校辅导员社会支持在性别、是否本地、是否独生变量上的比较（M±SD）
4.高校辅导员心理危机、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Spearma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表8），高校辅导员的心理危机与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存在一定的相关：心理危机与积极应对、主观支持存在负相关；
工作绩效压力、职业发展压力、社交压力、健康压力与消极应对存在正相关；
工作绩效压力、职业发展压力、社交压力、健康压力与主观支持存在负相关；
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与积极应对正相关，与消极应对负相关；
家庭与经济压力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均不显著。
表8 高校辅导员心理危机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r）
5.高校辅导员的心理危机对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确高校辅导员的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对心理危机的预测情况，以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作为自变量，心理危机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9 所示：在应对方式方面，积极应对进入回归方程，表明积极应对方式对心理危机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可解释心理危机总变异量的5.5%。在社会支持方面，主观支持进入回归方程，表明主观支持同样对心理危机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可解释心理危机总变异量的5.5%。
表9 高校辅导员的心理危机对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
依据本次调查，可以说，当前高校辅导员面临的心理危机还是较为严重的。这与农雁玲[6]等人的研究相一致。高校辅导员所面对的心理危机排前三位的主要是健康压力、社交压力与职业发展压力，这可能是当前教育改革，高校间与高校内工作竞争加剧，对高校辅导员在工作、学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导致他们在职业发展方面压力增大。事实上，高校辅导员的工作任务确实非常繁重，不仅在工作时间要处理各类学生管理工作事务，非工作时间的加班也是常态化，使得其在工作中疲于应付，不能按照学校要求保质保量的完成相关工作，也导致他们没有时间用来社交与休闲。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就会引发高校辅导员们的心身健康危机。同时，繁杂的学生管理工作也使得其无暇去提高相关专业知识储备、丧失了了专业能力知识更新的动力。另外，辅导员的压力得不到进一步的缓解，从而对其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产生了困惑，影响了工作的创新型和积极性。
高校男性辅导员在工作绩效、职业发展方面的压力显著大于女性辅导员，这可能与传统社会对男女在工作中的要求与评价有关：社会对男性的评价更多的集中在男性事业上，要求男性在工作中事业有成，而对于女性的工作评价则宽容许多。这就导致了男性更在意社会评价，为了表现自我价值，他们会在工作与职业发展中投入更多的精力，甚至殚精竭虑，心理压力可想而知。非独生子女辅导员在职业发展方面的压力显著大于独生子女辅导员，这可能与成长有关。与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由于要竞争各种资源，因而在人格特质中会表现出更多的竞争性[7]。而这种竞争性进入到职业发展中，就会表现为在力争向上，以获取更多的资源。而竞争可能付出的代价便是压力，越是竞争，压力越大。非本地籍辅导员在职业发展及家庭经济方面的压力显著大于本地籍辅导员，这应该与本地籍辅导员所拥有更多的本地社会与家庭优势资源有关。
本次调查显示高校辅导员的应对方式相对是消极的。这可能与高校辅导员的工作性质有关。高校辅导员们从事的学生管理工作，属于高校最为基层的工作，工作要求高，工作时间长，工作内容繁杂，需要处理的各类学生危机事件也多，辅导员们随时待命，工作既需要主动性，又往往充满被动。长此以往，人就会心身憔悴，疲于应付，难免陷入消极被动之中。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前高校辅导员们的心理危机的严重性。外地籍辅导员比本地籍辅导员表现出更多的极积应对，这同样可能与外地籍辅导员所拥有的本地社会优势资源少有关。如前述，本地社会优势资源少，一方面会给外地籍辅导员在职业发展与家庭经济方面带来压力，但压力也同样能变成动力，促其更加积极地去应对。
男性辅导员的客观支持水平显著高于女性辅导员，这可能是因为高校女性辅导员由于传统家庭角色的固着，容易把自己的生活重心禁锢在家庭领域内，比较少花精力积极参与社会交往有关[8]。独生子女辅导员的社会支持总体水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辅导员，这与非独生子女相对更倾向独立、自助有关。相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独生子女的各类家庭、社会资源相对更集中，因而独生子女辅导员的客观支持水平要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辅导员。本地籍辅导员在社会支持总体水平、支持利用度上也显著高于非本地籍辅导员，这同样与拥有的本地社会资源的多寡有关。
从本次研究结果来看，高校辅导员所面对的心理危机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存在一定的相关，这与刘小红[9]的研究基本一致。工作绩效压力、职业发展压力、社交压力、健康压力与消极应对存在正相关。这是因为个体越是消极应对，压力越会增大；
而压力越大，更可能出现消极抵抗，这个关系很好理解。工作绩效压力、职业发展压力、社交压力、健康压力与主观支持存在负相关，这说明当一个人遭遇到的各类社会压力时，如果自我评估认为有社会支持力量，那么他就会不惧压力，不为压力所累，从容积极应对。这也可以解决为什么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与积极应对正相关，与消极应对负相关。由此也可以认为，一个社会支持体系越健全的人，那么他越容易选择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来解决心理危机问题。
本次研究发现，积极应对方式对心理危机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这说明高校辅导员如果能够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面对工作与生活，那么他们将较少遭遇心理危机，或者即便遭遇了心理危机，危机程度也会更低。同样，主观支持对心理危机也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这说明如果学校和社会能够让辅导员感受到被爱与关注，那么他们也一定能够减轻心理压力，进而避免陷入心理危机或者能够主动去应对心理危机。
基于以上分析，要预防高校辅导员心理危机，应建立高校辅导员心理危机干预系统，从正确认知心理危机源着手，加强个体的应对方式，完善个体社会支持体系。一是高校要为辅导员的专业化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完善辅导员培训与进修制度，为辅导员专业能力的提升提供保障，从而在社会支持下提升辅导员的获得感与满意度，进而促使辅导员在专业化发展过程中保持良好的心态。同时，可以适当提升辅导员队伍的薪酬待遇，或者是设立加班费。能够有效激发辅导员在工作中的积极性，消除工作怠倦现象。另外，高校可以组织教职工开展形式与内容多元化的团体活动，引导辅导员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和谐融洽的工作氛围、提升辅导员的工作效能感。二是高校要完善辅导员心理健康引导体系。高校要强化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为辅导员提供心理健康咨询与心理健康引导服务，从而确保辅导员能够认识到自身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帮助其更好地解决这些心理健康问题。三是高校应建立辅导员心理档案，提供一对一针对性干预。定期对那些特别容易引起心理危机的辅导员进行关爱与相应的心理辅导[10]；
对于高校男性辅导员，除了要关注其在工作中的压力外，还应关注会影响他正常工作的个人生活方面的压力。而对于那些独生子女的高校辅导员，可以多增加指导，让其学会与同事交流、沟通的技巧；
对那些非本地籍的、并且习惯使用消极应对方式的辅导员加大关怀力度，通过各项方式，增进他们的社会支持力量，让他们感受到高校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