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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中国的时局无须我们危词悚听，更不容许我们再要来巧言文饰了。
……我们处在万目睽睽的局势当中，无论如何是应当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办法是有的，而且非常简单，只须及早实行民主。在野人士正日夕为此奔走呼号，政府最近也公开言明，准备提前结束党治，还政于民，足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分朝野，共具悃忱，中国的危机依然是可以挽救的。
然而，……在今天迫切的时局之下，空言民主固属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亦仅望梅止渴。今天的道路是应该当机立断，急转舵轮，凡有益于民主实现者便当举行，凡有碍于民主实现者便当废止，不应有瞬息的踌躇，更不应有丝毫的顾虑。其有益于民主实现者，在我们认为，应该是：
一、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党派所推选之公正人士组织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目前时局的战时政治纲领，使内政、
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均能有改进的依据，以作为国民会议的前驱。
二、紧急会议推选干练人士组织一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推行战时政治纲领，使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
文化等均能与目前战事配合。
以上二大纲实为实现民主的必要步骤，政府既决心还政于民，且不愿人民空言民主，自宜采取此项步骤，使人民有实
际参与政治的机会，共挽目前的危机。
更就有碍民主实现者而言，则有荦荦六大端，应请加以考虑。
一、制度除有关军事机密者外不应再行存在，凡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皆应废除，使人民应享有的集会、结社、
言论、出版、演出等之自由及早恢复。
二、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
三、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
四、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对外，集中所有力量从事反攻。
五、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国家财富集中于有用之生产与用度。
六、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采取对英美苏并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与谅解。
……我们恳切地希望，希望全国人士敞开胸襟，把专制时代的一切陈根腐蒂打扫干净，贡献出无限的诚意、热情、勇
气、睿智，迎接我们民主胜利的光明的前途。”（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
这就是郭沫若起草、老舍、巴金、胡风、白杨、宋云彬、孙伏园、马思聪、陶行知、叶浅予、谢冰心、顾颉刚、费巩等312人联署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发表于1945年2月22日的重庆《新华日报》。签名的有教授、学者、律师、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也有教育家、科学家、出版家、编辑、记者，还有导演、演员、画家、音乐家等，都是各个领域有成就的文化精英，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及左翼文化名人，但更多的是无党无派甚至没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其时坚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已近尾声，面对国民党统治下贪污腐败成风，经济日益陷入窘境，文化教育受到重重扼制每况愈下，从普通民众到知识界无不忧心如焚、渴望变革，在这一大背景下，300多人群体发出的呼声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声音，难怪“进言”发表后，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当局要对一身傲骨却并不属于左翼的自由主义教授费巩下毒手。
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成为费巩惨死的直接起因。1945年2月7日，他在日记中说：“浙大毕业同学吴作和来访，示我以‘文化界进言’，要求政府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取消党治特务及妨碍人身自由之法令、惩治贪污等，列名者有郭沫若、洪深、马寅初、张申府、柳亚子等数十人，吴来请我具名，即签名其上焉。”吴作和（赵江）记得他当时还说：“柳亚子是我的同乡，我的表兄，我的身份与他差不多，他签得，我也签得。”
吴作和并不是中共地下党员，1943年毕业于浙大机械系，在校时是进步学生的核心成员之一，与物理系的许良英等人关系密切，因当时浙大尚无地下党组织，迟至“文革”后他才入党。
“进言”一发表即引起各方关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民党当局震怒，文化头子张道藩亲自出马，强迫在这份“进言”上签名的华林、汤灏、卢于道、朱鹤年等人登报声明“由人冒名，实出于强迫”，“并未参加”。费巩的一些友好出于对他安危的关切也劝他更正，他对此只有卑视，对当局的恶劣伎俩只有愤慨，甚至公开批驳退出签名的怕死鬼。他不知道黑暗的罗网已为他张开，等待他的将是尸骨无存的结局。（随后国民党当局还组织了750个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签名的另一份“敬告国人书”，竺可桢、梅贻琦等大学校长也在压力下签了名，发表于4月15日的重庆《中央日报》。）
一
费巩之死要从他出任浙江大学训导长说起，那是1940年，从此“费巩灯”便一直在浙大莘莘学子的心中亮着，他支持创办保障学生言论自由的“生活壁报”成了浙大的民主墙，即使在全国也是一个创举。1944年7月17日，学生在“生活壁报”贴出民主同盟的宣言，不久就被训导处撕去，他“闻之气愤”，到训导处责问，认为“不应撕去揭贴，学校不比官场，空气应较自由，此类布告并非煽动性质留之何害。”
与他对学生强烈的爱紧紧连在一起的是他对那些特务学生、党棍教授的鄙视和毫不容情，因此得罪了许多功名利禄之徒。同事蔡邦华痛苦地回忆说：“以一位非国民党员担任训导长，浙大开其先例，那知竟以此而丧其生！”
费巩对学校的弊端痛心不已，仗义直言是他的本性。早在1939年6月14日他就写了一
封2千言的长信给竺可桢校长，虽“辞意委婉”，却痛陈校事应兴应革之处，提出注重健康、减轻功课、宽大贷金、改进行政、会议要自由讨论、勿专寻章摘句等主张。许多同事看了都称誉不已，称其“指陈利害如贾谊，明切事情似陆贽”。说他是有心人、“有为之士”、有政治家风度。竺可桢收到他的长函后当面表示，容当改革，感谢他的赤忱。
1940年4月10日，他读到《了凡四训》中“要权即为欲行好事”后，曾在日记中感叹：“余即久有此志，此时在校内投闲置散，目击当局之刻薄寡恩及办事无能，真看不过去，即为欲拯诸生而未能也。他日出仕，亦是为民。”但机会真的来临时，他却犹豫了。
当前任训导长在学生的一片反对声中黯然下台后，1940年7月13日，竺可桢希望他来继任，他以非国民党员且本无意于此为由谢绝了。7月17日、8月4日，竺可桢两次亲自登门，“三顾茅庐”，同事友好力劝，但他还是顾虑重重，8月6日他对竺可桢表示“志在做些事，年少不知世故，不免出位与有挟而求之嫌，以致已得罪多人，且人言不谅，误为热中，因之不愿担任训导任务。”最终他以代理、不拿薪水等条件接受了这一任命。8月12日，他发表就职演说，学生掌声雷动，场面热烈，盛况空前。
费巩上任未久，学生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即大为改善，仅850盏简易植物油灯就照亮了遵义、湄潭的莘莘学子。10月29日，有学生告诉他，中大、重大、武大、联大各校学生生活都奇苦，“而训导处是办党机关，怂恿三青团活动，空气远不如浙大之自由与纯洁云。”他也常常对学生说，浙大校风的长处是无政治色彩、俭朴、刻苦、好学、互助等。其中，无政治色彩、无政治派别、思想自由，决不互相倾轧侦察，更是浙大优于其他学校及所以可爱之处。
国民党当局自然不会容忍一个非党员做大学的训导长，当年11月22日他就得到消息，教育部令竺可桢早日物色继任，“不容长久令非党员摄行”。
在此前后，他曾一次次拒绝加入国民党。1940年2月3日，张其昀劝他入党，他当面坚拒。据学生吕东明回忆，他曾斥责张：“我不会像你那样出卖灵魂”。张恼羞成怒。因为不屑此人，他在日记中从不提其名，只称之为“张某”。（1941年2月4日他在日记中指斥张“妄欲统一学生思想，亦无非以此献媚当局耳。”）1941年1月3日，有朋友劝他入党，他也婉言谢绝。叶楚伧请他回母校复旦大学当校长，条件是当个挂名的国民党员，党内事务一概不用他管，也不用他出面，他也义正词严地拒绝了。
1941年1月3日，他还在训导长任上，谣诼四起，有同事好友请他到家里吃饺子，劝他多看中外政治家传记诗集，“学其行谊风度，此次表现亦足自见，此后宜培植学养。自古忠臣无好下场，忧谗畏讥，处境终是凄凉，于其传记诗集中，大可求得安慰，殊不必与热中利禄，器局狭小者较一日之短长”。他称“厚谊忠告，至可铭感”。
虽然不到半年，他就以纵容学生、阻碍国民党党务活动等罪名被迫去职，但他以非凡的人格俨然成为“浙大重心”、一个“道德的力量”（1944年7月9日同事梅迪生等言）。1941年1月31日，得知费巩辞职的消息，学生在自办的“生活壁报”上撰文称他是是“学生之慈母”。2月3日壁报上连发二文称赞他的大仁、大勇、大智与伟大人格，一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2月13日，壁报上又有文对他表示感谢，说当初虫蚤满屋、灯光黯淡，经他整顿，才解除了学生的这些困苦。全体学生签名的纪念册、颂词还有明镜，都体现了学生对他发自内心的敬爱。
二
费巩从来都不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曾在课堂上公开批评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主张搞拉丁化字母的文字改革，是数典忘祖的行为），对左翼进步学生的保护在他看来只是尽一个老师的本分。但他对国民党的腐败、专制有着深入骨髓的认识。1944年1月6日在朋友家晚餐，谈及中训团的情形，他在日记中写道：“终觉得国民党器小防人，徒欲愚民，且造成一种苟合阿谀之风，殊非好现象也。”同月13日，他又说：“今日之局，无非欲造成阿谀歌颂而已，一毫直言容许不得，政治更何来澄清之望。”他身上的浩然正气与腐败的国民党天然就是对立的，他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树德”，是讲气节，他赞赏岳飞、文天祥、于谦、杨椒山等充满道德力量的历史人物，他还推荐学生读黄宗羲文集。他在1940年3月31日的日记中曾说：“读杨椒山公年谱讫，感触万端。念中国数千年历史，多权奸当国，忠烈遇害。颇有志于专治本国史，将来以之分析整理，写成一部政治史，以见民生未尝稍裕，吏治不修之症结所在，并将历史上壮烈有正气之人物若于忠肃、杨忠肃诸公，一一专文表彰之，以存国家元气，求得遗像，张诸[广羊]序之壁，可以激发学子忠义之气，因之颇思辞职回家，闭门读书，专攻经史诸子十年。”
1941年4月24日， 离费巩辞去训导长之职不远，夜读司马迁《屈原列传》，他感慨无比，在日记中写下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余有同感焉。”
作为一位在西方学习政治学，深谙宪政的学者，他却没有摆脱中国传统对他的影响，强烈的忠奸观念实始终在他心头萦回不去，并赋予他一种道德的力量。难怪他会批评曹禺的《日出》：“惜剧旨与雷雨仿佛，专写社会之阴暗面，使人视社会上一切人物皆为鬼[离]魅魍魉，流入愤世嫉俗、刻薄寡恩之途，而少激发忠直刚正之处为不足取耳。”（1941年6月1日）他感叹“骨鲠之士太少而阿谀之徒太多。取巧者多，憨直者少；
看风转舵者多，硁硁不屈者少。学府之内，犹且竞尚世故，讲情面、骛逢迎、重私利，所造就之学子品格可知，社会之恶浊，亦由此可知。”（1941年6月14日）
他骨子里就是要在满眼是魍魉、人不如狗的浊世中做一个正直刚正的骨鲠之士，以抗横逆，以存正气。他嫉恶如仇，眼中容不得沙子，1943年12月20日，和朋友谈及政界的恶浊，他说：“岂但政界，小如学校有利用地位经商，如最近某某之囤盐及学生陈某挪用彦威稿费。某见钱眼红，几经不得手，人心如此，操节如此，何来太平。”难怪浙大心理学教授黄翼弥留之际还对他说：“香曾香曾，惟汝为慷慨悲歌之士，余皆俗子不足道。”
他向往中国古老的书院制度，对古人自由讲学之风歆羡不已。认为教育的首先问题是办书院，而不是办大学，“中国大学之弊，在中美国式教育之毒太深，在商业化、在机械化、在形式化、在大规模生产”，如想“振衰起庆，培养真才”，那只有在中国固有的书院制度基础上，吸收英国牛津、剑桥的长处。这是1941年他在回沪途中经南岳时的一番感想。
他对学生的爱护是一贯的，1940年3月28日，一位学生戴行钧参加战地服务团遇难，全校举行追悼会，他当天的日记所记很详，并说“余虽迟到早退，怅触万端，亦欲一哭”。浙大实现导师制后，仅1943年11月28日一次就有37人选他做导师，“殊嫌过多，然选者既志在上进，亦不忍拒之，因之完全收录。” 这年12月21日，在浙大训导委员会上，他与好友梅迪生争得面红耳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因为梅批评他“每事皆袒学生。”他本来早就离开了浙大，复旦母校一次次盛邀，奈何竺可桢的挽留，尤其是学生的热情使他恋恋不舍，一拖再拖直到1945年1月24日才离开遵义。
他教学生要主持正义和公道，不要唯唯诺诺作好好先生。他谆谆以不偏不党教导自己的学生。他和竺可桢一样主张把大学办成追求真理的地方，应允许大学生自由阅读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天主教义、佛学等书籍。对那些因信仰遭到迫害、追捕的学生，他几乎每次都伸出了援助之手，甚至让他们在自己家中躲避，把自己的皮鞋、衣服借给他们。对那些为虎作伥的三青团学生他向无好感，特务、利禄之徒对他恨之入骨。1944年12月，一名三青团学生营私舞弊被揭发，他在训导委员会上不怕孤立，不怕报复，力主严办，认为站在教育立场，必须明是非，不可姑息、袒护。
这一切早已被国民党的党棍看在眼里。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遵义党部和军统特务曾召开秘密逮捕和暗杀费巩的特种会议。因为“倒孔运动”的发生，以及费巩在学生中的声望，惟恐捕杀费巩要引起全国舆论谴责，所以迟迟没有执行。只是加强了对他在校内外活动的监视。监视他的特务每月可拿领取高达二百元的特别津贴，一个负有监视他的特殊使命的女生，甚至以和他同住一楼的教授谈恋爱为名，早晚进出这幢楼。1944年3月6日，他在日记中说：
“迪生告我谓教部有密函来，谓据密报余在校内组织政党，名自由党云云。闻之大笑。真谓疑心生暗鬼。其实组织政党并非大逆不道，特须先争得此权利公开为之，暗中活动岂君子所肯出，然于此可见政府之犹欲把持宪政，云何还政于民，骗人哉。而学生同事良莠不齐，此后说话亦须谨慎，勿太任性，致为人附会曲解甚且陷害。”
5月7日又有这样的记载：“午后见文广智（教员名），问以何以余一言一行诸葛（校内国民党特务）便知。得毋漏言，文又对曰，每逢校内有事，学生站在正理一面，谈论中必念及余必能主持。当局亦不免如此看法，闻言粲然。”
1944年下半年的竺可桢日记中也提及，教育部密令浙大校长室特别注意监视费巩的行动。
三
作为一个人，费巩追求的是做人的尊严，他向往精神上的自由，耻于倚门卖笑。作为一个政治学家，他只是书生论政，从来都没想到过要从政。1944年3月14日，他对朋友吐露肺腑之言，“将来不为隐居，即仍在野，决不入仕。”这一年也是他一生论政的高峰，他在《大公报》《东方杂志》及《宪政》月刊等公开发表了许多以文言文写下的政论。他没有想到他的宪政思想和力透纸背的文章将成为他遭祸的重要原因。
1940年4月16日，他将演说词整理成《实行宪政之条件》，寄给《大公报》。1941年5月5日，他完成演讲稿《民主抑独裁》。1943年下半年，自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参政会开会后，实行宪政的呼声重起，他一眼洞穿：“政府非有诚意，徒以塞英美之责也。然正可乘是为文论之”（ 10月12日）。因为浙大出版的《思想与时代》杂志几次约他写文，1944年2月他将《实施宪政应有之准备》给了他们，虽然被改了多处，几乎将原文精彩之处删削殆尽，最重要的一段甚至和他的原意相反，最后还是不敢发表。3月6日，稿子退回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当初令我作文，原曾说过，恐在《思想与时代》发表有所不便，今既如此，则亦甚好。”不过他认为编者不足责，“本由于揣摩当局之意，但如当局并此婉和正直之论而不欲闻，则何必复言立宪，何必叫人讨论宪草？”
3月9日，他准备把文章寄给《宪政》月刊，“但一肚皮不合时宜所发议论，恐非当局所喜闻，亦未必为编者所欢迎，姑一试之。本非为名为利，如不克登，则吾宁卷而藏之，空言本无裨大局，澄清无望，吾殆隐乎？”
本来《思想与时代》不敢刊载《实施宪政应有之准备》，他心中负气，不愿再给此刊稿子，认为他们太小心谨慎，表示不再和他们来往，以免再受恶气。但经过考虑，3月11日，他又将一篇《民主政治与吾国固有政制》给了《思想与时代》，自认“此文完全学术性质，多引经史之语，未稍涉及现实，以为必无问题矣”，“所以报君约写论宪之文之盛意也”。哪知编辑一看即提出末段涉及政党，能否删去。费巩气极，他认为既说立宪，哪能不提政党，蒋介石尚且公开说明，他日实现宪政，国民党将退居寻常政党之列，奈何此时犹不许人一言及于允许他党存在？此文后来在《东方杂志》四十卷七期发表。他在5月29日收到样刊后说：“今幸只字未改全文刊出”。对编辑《思想与时代》的两位浙大同事表示讥刺。
3月12日，费巩出席教授会、训导委员会，谈到宪政讨论会演讲的事，他表示愿意首先演讲批评“五五”宪草，但几个同事听说内容后，都认为可能惹祸，劝他修改。他回答：“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所学，不可改”。他既然不肯作违心之论，只好决定不讲。但当月27日，他还是忍不住在照原来准备的讲稿在纪念周上演讲。“语甚讽刺愤慨，可谓讥切朝政，然自问尚十分和平，并和恶意成份，只有好意规劝而已。”梅迪生说他太激切了，想为他作些弥补而殊难圆通。
3月17日，他修改《论政权治权之分配》一文，删去了一些激切及讥弹之论。他自觉既不违背本意，又精纯和平，即使发表，也不至于触怒当局。
3月21日，他读到《新中国报》青年党几个党魁的议论，“讥讽朝政，嘲笑当局，不禁为作会心之微笑，为之一快。”当晚一位朋友劝他谨慎，不要把文章交给左舜生、陈启天等办的青年党刊物上发表，以免带上某种党派色彩。虽然他也觉得有理，“但当局今日之所作为，直欲使刚正之人永无出头之日，终叹其不义且不智也。”这年10月，他还是在左舜生主编的《民宪》半月刊发表了《王之反对党》一文。
3月31日，他将纪念周上的演讲稿整理成《政治风气之转移》一文寄给《大公报》，“语多借古人之言，历史上事，讥讽时事，不知亦果能发表否也……”此文发表在4月18日的《大公报》。他在4月20日的日记中说：“初以为未必能刊出，今居然发表，独惜载在附张，且印刷模糊耳。”
同一天他收到一信，3月31日寄给《宪政》月刊的《论政权治权之分配》一文，因有 “背五权之旨”，在送审时被检查官检扣，未能刊出。此文是他的读书心得，“可谓精心结构之作”，对此他只有慨叹。4月26日，“又出寄《宪政》稿，闻已被检而志让迄无信来，亦觉烦闷。惟如能一切听之，不求人知，则亦释然矣。”他认为“人民所求者，惟能监督与发言，不过开放言论与党禁耳”，不可以欺骗愚人以自愚。张志让来信请他为《宪政》杂志另写一篇，他于6月20日开始写《论制宪之原则》，至23日写完，共有8000字，“但又语多批评，不知又将触犯政府之忌讳否也。”最后以《人民自由与国民大会》为题刊出。
作为训练有素的宪政专家，他对英国政治尤其熟悉，早就出版过《英国政治组织》《比较宪法》等专著，论宪政的文章对他虽是轻车熟路，但他仍认为“写文终觉吃力，所谓呕心血之事也”。
他和王造时在宪政方面有很多共同语言，1943年1月22日，他从上海返回遵义，途经江西吉安，探访了正在乡居的王造时，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书：“上午无事，问路到前方日报社，询悉造时住在乡间，距城约二里，地名青塘，由一工友领余前去，得见造时夫妇，畅谈至午始辞返。造时居处是一自盖平房，前有空地，栽植花竹，甚清静雅洁，饶有乡居之乐。”23日，“自造时处得悉国内近事，军事政治经济皆尚无大办法。未免令人失望。”
1944年2月25日，王造时到遵义，晚餐后他们见面倾谈，“对宪政之进行意见，多不谋而合，正欲联合小党小派合组一堂堂之阵。”
作为一个心忧国事的知识分子，他的一生与民族命运共悲欢，1944年4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不如意事常十七八，重以日来战事各方面皆不顺利，而与苏联邦交不睦，影响军事更大，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方面皆无可乐观者，茫茫前途，不知伊于何底，心殊悒悒寡欢。”
4月26日，他在同事那里闲谈，说及政治的腐败，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一些绝妙的对联：“励精图治，下诏罪人”；
“男干事女干事，硬干实干苦干，干得有趣；
大委员小委员，中委国委省委，委实无聊”；
“蒋家天下陈家党，孔氏（）业宋氏╳”。
11月8日，费巩和人谈及种种贪污腐败现象，感慨地说：“……全无天良，人心之坏，达于极点。数千年积弊，于今为烈，如此民族，何能立足于今日，可为浩叹！”12月2日，“闻党政当局之颠倒黑白，一切为私，亦为之发指。”12月25日，他忍着头痛，坚持以“做官与做事”为题在纪念周上演讲，“大骂官僚派，颇觉痛快”。
1945年1月4日，在听说美国报刊上披露史迪威回国后的报告对中国极为不利后，他认为“咎在当局自私，难怪人有责言”。
1月7日，他离开遵义前还作了一次关于政党与民主政治的演讲，室内外挤满了人，提问也很多，前后共2小时。
几天后他动身前往重庆，不料此行有去无回。
四
1945年3月5日凌晨，在浓雾的遮掩下，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千厮门码头悍然绑架了前去复旦讲学的费巩教授，先关押在重庆警备司令部，后转移到中美合作所看守所，即臭名昭著的渣滓洞。
此时离《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发表不过消息不到二星期。直到4月30日才由《新华日报》以“编辑部启事”的形式透露出来：
“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献言全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对国是的意见和为国是而发出的快邮代电，北碚学生争取民主同盟为费巩教授失踪事敬告各界宣言，重庆学生争取 民主联合会为文工会被解散的一个急紧呼吁，浙大学生自治会电重庆浙大校友会和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请设法营救费巩教授的消息，以上等稿都登不出来。”
费巩“失踪”的消息一再被封杀，直至5月8日重庆《大公报》刊出一则“费巩有下落”的消息，“重庆卫戍总部王瓒绪于昨日记者会上谈称，外间对前浙大教授费巩之种种说法全为讹传，费氏现尚安在未死，惟须侦查清楚后才能宣布开释。但费氏目前并未羁押在该部。”王瓒绪显然是为自己开脱，不想泄露了天机，第二天他只好登报否认了这条消息。
5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国民党当局所谓“民主”的真相 教授的命运》：
“重庆当局对此讳莫如深，有关消息文电一概不许发表，可是这样一来，‘此地无银三百两’，失踪的原因就非常清楚了，因此英文《大美晚报》就不客气的揭露道：‘费巩教授是因政治原因被逮捕起来了。’近来重庆又盛传费巩教授已经被害，并传凶犯正企图嫁祸于人，制造一幕和‘德国纵火案’相类似的把戏。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3月14日晚，浙大校长竺可桢得知费巩“失踪”后，即怀疑和他在“时局进言”上签名有关，并为他的生命性命感到忧虑。从那天起，他不停地为此奔走；
四十多位留美的教授联名给驻华美军司令魏德曼写信，呼吁他出面营救；
浙大学生发出了《遵义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为吁请政府释放费巩教授并取消特务组织敬告社会人士书》；
黄炎培在参政会上“沉痛追问费巩下落”；
9月8日柳亚子发表 《怀念费香曾表弟》诗一首……，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1946年1月，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在政协会议前夕向当政的国民党提出八项要求，其中第七项就是“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此时，离生死未卜的费巩“失踪”已有10个月。1月10日，蒋介石在政协开幕式上信誓旦旦地宣布10天后释放政治犯。《新华日报》为此于21日发表《欢迎政治犯出狱》的文章，其中说：“我们以满腔热忱准备在今天欢迎政治犯出狱，欢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欢迎叶挺军长，欢迎费巩教授，欢迎廖承志同志和一切知名与不知名为了真理和正义而身系囹圄的战士们”。然而，当叶挺、廖承志们活着走出渣滓洞时，早已被毁尸灭迹的费巩教授依然杳无音讯。
“石不能言月渺茫”，经历了一个甲子的轮回，尽管沧桑巨变，早换了人间，但费巩之死的伤痛依然未能弥合，他写下的那些热血文字依然在每一个幽暗的夜晚闪烁着不灭的光芒，他曾签名并致死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依然能久久地感动着我们的心灵。
2004年2月9日定稿 杭州
本文来源：http://www.zhangdahai.com/shiyongfanwen/sucaijixiezuozhidao/2021/0221/13524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