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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融部门在上一个十年的过程中，逐步转向为市场经济服务，初步形成了商业化的体制雏形。然而，金融市场的转型仍然面临着更复杂和艰巨的任务，这就是从为国有经济服务、为大企业服务出发，继续进行市场化的推进，把广大的民营经济，包括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户均纳入到服务的范围。这个转型关系到我们的市场化能否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能否获得公平的资源配置，因而能否最终成功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试图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企业直接面对的融资市场。为此，我们分别赴江苏、河南、广东、山西、四川和内蒙古进行调查，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调查资料。经过三年的努力，调查工作基本完成。
各地区金融市场特点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各地区的金融市场差异较大，各有特点。
根据四川南充市提供的数据（2008），其存款余额764. 7亿元，同期贷款余额为282亿元，存贷比例大约为37%。此外，在某些县，存贷比例仅30%左右。在县域范围内的乡镇和农村，金融市场几近空白。
山西的数据（2009）表明，全省贷款只占存款一半，晋中市存款900多亿元，贷款近300多亿元，平遥县存款约65亿元，贷款近21亿元，只占三分之一；有的县多年来只有存款，甚至没贷出一分钱。
鄂尔多斯地区的特点，有钱的人多，需要钱的人也多。然而该地区却没有什么传统银行，如何解决资本过剩和资本不足并存的矛盾，民间金融市场则应运而生。大量的新兴金融机构紧密围绕着当地民营经济提供融资服务。
南京地区的金融市场处于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市场特色是具有许多国家级的大型项目和大型企业客户，因而不管国有、股份制，还是新兴的城市商业银行，都在争相进入这个市场，争夺市场份额。作为政府平台的四大工业园区，国家级的不少大项目等，都是银行的“铁饭碗”。
如具有不少大项目的南京江宁区，其存贷比为100%，资金供不应求。然而，调查发现，在江苏的街道基层，7个街道只有一个能享受到银行的融资服务。以至于街道想方设法通过公务员来融资，满足基层需求。
广东则存在大量的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这些企业的融资大都依靠其港台的金融市场，由于境内的利息率高于港台，银行融资门槛又高，导致企业向外融资。广东的正规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主要服务于政府项目和大企业。
高度发达的民营中小企业经济，却很难找到与之相匹配的金融供给市场。因此，广东的金融市场实际上是由传统国有银行面对的市场，加上三资企业融资的港台金融市场作为补充而组成的。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断层，即广大中小企业面对的金融市场似乎不存在。
河南处于中部地区，国家大项目和国有大型企业不太多。河南大量存在的是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它们面对的金融市场经常供给不足，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发的市场力量来解决企业融资问题。于是，近年来在河南的金融市场涌现出大量的担保公司，规模大小不一，形成了以担保公司为中介或平台，为金融市场的供需双方牵线搭桥，提供沟通信息的河南金融市场的特色。
在政府项目或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市场，资金往往供大于求，银行常常是“恳求”大企业贷款。对于中小企业、微型企业、个体户或农户为主体 的市场，资金供不应求，银行处于卖方的强势地位。
银行为何不敢向民企放贷
银行商业化改造以前，其委托人权力虚置，代理人追求自身利益的道德风险行为，造成大量银行坏账。商业化改制以后，又造成监督约束过紧，银行不敢放贷，担心责任追究终身，尤其不敢向民企放贷。
这样的委托代理结构经常造成银行治理的重心摇摆不定。要么委托人行为失效，监管不到位，导致代理人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形成不良债务；要么委托人过度监管，代理人经营不作为，不积极放贷，代理人的行为失效。
商业银行改造后，审贷权上收。例如四大国有银行，设立省分行，县行报到市行，市行审查完之后再报到省行去批。实行两级审批制，省级以下没有贷款审批权。省分行与总行各有自己的权限范围，分行的权限较低，绝大部分要报到总行，大中企业基本全部要报到总行。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大多数处于最基层的县市层面，至少也要上报到省级分行才能得到审核与批准。冗长的审批环节显然不太适合中小企业贷款，因为它们主要是流动资金贷款，需要的是快捷方便，否则盈利机会稍纵即逝。
银行实行的业务模式是“审贷分离”，就是银行的营销部门与风险管控部门是分离的，这是一个矛盾体。对风险管控部门，考核的不是业务量的指标，而是不良率的指标，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降低贷款风险。在这种模式下，很多风险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贷款肯定会被砍掉。因为对贷款审批人员来说，批一笔贷款并没有额外的收益，但是一旦出现风险无疑会被追究责任，因此其行为倾向是确保风险最小化。但是金融市场上风险和收益常常是成正比的。审贷分离在降低了风险的同时，也会让企业错失很多发展的机会。
当监管部门的力量过于强势时，风险最小化目标经常被零风险目标所取代。因此，为了确保完全的无风险，银行需要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来应对，因而大大提高了贷款门槛，一批效益良好、但无足够抵押能力的企业就被排除在外。
这样的治理结构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不均衡的。导致防范风险的动机大于银行自身获取收益的动机，是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结果。均衡的治理结构通常是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对称，不均衡的结构则是过度追求收益最大化导致的高风险，或者完全零风险行为，通过垄断同样能够获得高额利润。
为什么企业融资需求很难转化为有效需求
现有金融市场存在大量空白有待开发，现有的企业融资存在着大量迫切的需求市场，同时，社会上存在大量的社会资本闲置，苦于找不到投资出路。为什么这两方面难以结合起来？为什么会出现大量资金涌向股市和房市，造成泡沫泛滥？
既然存在这么大的市场供求缺口，为什么无法达到均衡呢？按照相关的理论逻辑，金融市场是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因而利率或价格不可能调整并出清市场，也不可能实现一般意义上的均衡。这个理论似乎为金融市场的垄断提供了依据，然而究竟应有多大的缺口才是合理的？是否可能将这个缺口降至最小？
对于民营大企业需求的缺口，这主要由于政策风险或制度风险所致，原因在于它们不容易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立项审批难以通过，产业准入政策的阻碍，以及宏观调控的干预等等。国有大企业，多半具有政府背景，政策风险和制度风险一般很低。银行对这类企业的信息搜集成本较 低，收益却相对较高。当几家企业的信息费用相同时，银行当然更愿意做贷款数额更大的企业，从中可获得的收益也更大。
因此，银行经常以较低的利息率来吸引这些大宗客户，从而获得较大份额的信贷市场。风险低，信息成本低，是这些大企业的需求经常被过度满足的原因。民营大企业虽然信息成本也较低，但其风险相对较高，包括来自制度或政策方面的风险，因而银行对其需求的满足经常也是不足的。
中小企业需求的缺口，除了制度和政策原因外，一个最重要原因则在于企业的抵押能力不足，潜在的增长所决定的资本需求和现实的外部融资供给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从银行普遍强调的理由来看，由于小额客户大量分散，信息搜集成本很高，而这些成本往往无法通过资金价格来支付，因为利息的浮动是受到限制的，所以银行难以承受这样的高融资成本和低收益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这些贷款需求是不符合银行要求的无效需求，而不是有效需求。
所以，中小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在与银行的关系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因而经常面临金融市场的供给不足的情形。中小企业不得不接受较高的资金价格或利息率，银行反正不用担心会失去这个市场，因为他们面对众多需要他们的企业。一边是议价能力弱同时又嗷嗷待哺的大量中小企业，另一边是准入保护下的国有控股的银行强势者，双方位势悬殊，进而形成贷款供不应求的结果。
解决供求缺口的两难境地
如何降低中低层次金融市场的信息成本，是降低资金价格或利息率，从而降低金融市场风险的一个关键。只采用现有的国有银行模式会难以降低信息寻找成本，而更能够适应市场的是那些民营股份化的模式，他们能够随时根据市场服务对象，采用灵活的低成本方式，来有效地获取所需信息，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发现潜在的市场价值源泉，促进经济资源有效配置，并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
一般的银行以企业抵押能力作为基本的信号，来判断企业是否具有还贷能力，并以此来控制贷款风险。这不仅是银行风险最小化的控制手段，也是能满足银行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然而，从企业来看呢？这种银行行为只能满足银行目标，对企业效益并无有意义的推动，很可能会失去一批极有价值潜力的客户企业，失去经济发展的各种机会。
如果银行以企业效益作为基本信号，来决定是否给企业贷款，并控制风险，则对于社会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企业潜力的挖掘，具有相当重要的积极效果。而问题在于，现有的金融体制往往并不兼容企业的目标，金融市场的卖方（或供给）市场的强势，金融管制的规则，银行制度和准入门槛的设立，均偏向于卖方市场，而不利于作为买方市场的企业。
银行行为总是以最小成本和最小风险，发现最大的市场机会和相应的收益源泉。因此，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某些金融需求是无法满足的，因为在现有特定的制度框架下，必然会导致过高的寻找成本和风险成本。只有突破这个制度框架，引入和增加新的金融供给主体或金融中介，才有可能降低寻找成本，因而把原先不可能实现或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融资需求，转化为符合条件或可满足的有效融资需求。
归根结底，金融市场是否存在足够的金融机构，是否能够通过积极的竞争来提供企业的融资服务，是否能够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企业创造的潜在价值得以充分实现，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不是单纯地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实现金融市场的均衡，而是要通过金融机构之间的积极竞争、降低成本获得市场上的企业信息，从而实现市场均衡。放开金融市场，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中国金融机构进行创新的重要发展方向。
换句话说，金融创新的关键在于，解决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各种民间的金融创新都致力于从这个角度，来发现企业潜力和市场机会，来弥补市场缺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