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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笔者接到友人发来一个题为《佳话》的幻灯片，这是一部围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个备受关注且又累遭质疑的老话题而展开的片子，看后感慨颇多。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留意过往生活中曾经遇到过的某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并结合当前现实再往深处去缜密反思的话，往往就可以赋以新的诠释。笔者虽不才，却也引发了对三个老话题的回首再思而想摭议一番。现不揣浅陋地一一道来，以祈共鸣，以求郢正。
一
老话题之一，关于人才发现的途径。
某年，在一个省辖市的人代会上，时忝为人大副主任的笔者与当任的市委组织部部长在会间暇余时的一次闲聊中，其话锋曾涉及到党的干部政策在贯彻实施中出现的一些值得重视的现象。在谈到“人才发掘”这个重要环节时，彼此深感人事管理体制上的某些清规戒律与因循守旧对此一环节所造成的某些负面影响，理应给予足够的考量与反思。斯时，我即兴地将此一话题加以归纳，并形象地将此戏称为“手电筒现象”。岁月不居，二十余载的时光倏忽而逝，当回首反思，讵料在各个领域的改革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的背景下，人事管理体制的改革却显得落后于形势发展的脚步。有感于此，方将这个自撰为“手电筒现象”的老话题公开地再一次提出来，并做如下一番谫议詹说。
何谓“人才”？如若端其详，察其实，继而做到尽其用，当会引出诸多话题。自改革开放以来，研究人才的开发、培养和使用的学问已构成一门新兴的、独立的学科，即大家熟知的人才学。这是一项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而其子系统则更是枚不胜数，诸如人才的结构分类、资源开发、培养使用、引进储备、交换流通、学术测评、潜能评估、诠叙考核乃至创建作为人才载体的人才生态培育基地等等，无不包容在这个大系统之中。当然，上述子系统中的每一项又都是一门重要的课题，其中人才资源的开发即通常所说的人才发现即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试想，但若发现人才的渠道不多、不通、不畅，遑论其他乎？！鉴于此则可认为，人才发现虽是一个早已为大家公认的、重要的老话题，然时至今日，它应该仍然是一个重之又重的新话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道不尽的话题。
行文至此，当可对所谓的“手电筒现象”加以解说了。当时笔者对那位组织部长说的原话大意是，各类潜在的人才散居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领域，即使建有专门培养所谓人才梯队的基地，但就广义上来说，有待发现的各类人才一直是呈现着非正态分布的，即具有不规则型和离散型的特征。在当今亟待人才辈出的时代背景下，如组织人事部门看不到这样一种较为明显的客观表征而不大力改革传统的管理方法去发掘人才，即使能够广开言路，听取各方意见，也只能在其预设的框架内进行，这样就可能避免不了事倍功半之果。笔者认为，从宏观上来说，应该顺势地去改革传统的人事管理工作中的一些明显弊端，制定、修订一套能够适应新形势之需并行之有效的人才发现运作机制，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否则就好有如下一比：掌握人事大权的首长拿了一把手电筒，即使是最长节的，一道又一道的光束射出去，那也只能在这些光束内去寻觅人才，这毕竟是非常有限的，而处在光束外广阔领域内的大量人才往往就可能被埋没了。于是，从人才发现的途径这一基点出发，我就将这一比喻戏称为“手电筒现象”。如今由此而管窥蠡测，并形诸文字，权当旧话新说，以作引玉之砖。
众所周知，举凡世间各类资源中，人才资源乃第一资源，倾力将发现第一资源的种种渠道与方法构成为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才是出于一种全局的考虑。可以这样说，一个“发现”，一个“发明”，乃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两大支柱。重大的发现永垂青史，人才的发现功不可没。书至此，不妨引用法国雕塑大师罗丹一首小诗来阐释“发现”一词的另一个诠释。诗云：“美是到处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如若从本文的话题出发，借用这首诗改动几个字即可点出要津：“人才是到处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人才，而是缺少发现。”由此可见，“发现”是何等的重要！
韩愈早有为后人熟知的名言传世：“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一句脍炙人口的至理名言早使后人为之叹服。接着又云：“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一句警世之言则更使后人为之折服。如今重温古人之言，不能不使我们为这种现象至今仍无处不在而深思。如与上述关于“发现”的几处观点联系起来着眼，我们就可以把“伯乐”这一称谓引伸地理解为一个行之有效的人才发现运作机制。那么，只有建立它、健全它和完善它，世间的“伯乐”就会常有了。
古人尝云：“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如斯的儆诫之言概括地明示了用人之道，亦即明示了能否秉公用人当可关乎到国家的治与乱，可见其极度之重要性。常言道，知人善任乃古训。何为智？知人也。而这一点又恰恰与能否发现德才兼备的人才有着紧密的关联，所以这一问题最终还是回归到了“发现人才”这个重要前提上来了。
人们在议论举贤荐能之途径时，往往会想到我国汉代所推行的察举制度中科目之一的孝廉制，以及自隋而降绵延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在此，且不说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但也毋庸讳言，这个至今已废除整整百年之久的旧制度，在选拔人才的制度沿革上也曾留下一些值得记载回味的篇章。如今，我们对这个早已成为历史灰烬的制度姑且不谈，而亟待探讨的课题则应是：有待于不断地去健全完善替代它的各种考试制度；有待于不断地去延伸扩大的各项选举制度；有待于不断地去探索寻求多种发现人才的途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失时机地去发现和遴选有用之才。常言道，自古英雄百姓家。物竟天择的道理当使身处底层的草根们切身地认识到，只有经过刻苦磨炼才能获得社会承认，并继而被社会所选择。仅由此点出发，只要我们不要忘记把寻觅人才的眼光投向广阔的底层大众，各类人才将会“破土而出”。书至此，不仅使我想起战国时代燕昭王筑建黄金台招募天下英才的故事，缘此，才有唐初诗人陈子昂那首吊古咏怀不朽之作。当然，时至今日，我们也要提起一件令人欣喜的事实，即普遍受到各界学子欢迎与赞扬的选拔国家公务员的各级考试，近年来已逐步趋向制度化。显然这是人事管理制度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但愿诸如此类以考试遴选人才的措施逐步形成一种可以付以公正考核的制度，并在日后执行中日臻完善。
时代在进步。日前较为盛行的所谓“海选”以及各种类似的寻觅人才的形式已逐步形成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有效模式，社会各界对这一举措的过程的反映远比对这一举措的结果更为热烈。绝大多数人的欢迎态度，说明了它是一个符合人心趋向的“试验”。此外，我们还欣喜地看到，在形势发展必然趋势的促进下，某些地方的机关及其领导，能够解放思想，因势利导，顺应人心地采用考试和差额选举等方式选拔人才，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这是令人为之欢呼雀跃的。然而，事实的另一面却又告诉我们，所有这些业已形成的小气候只是若干个案而一直未能形成大家所期盼的那种大气候，何以如此，就未免令人引以为憾而产生了迷惘与惝�。笔者和大家一样，希望不久的未来即可见到令人鼓舞的大气候应势到来。
行文至此，似仍应指出，与人才的发现与选拔有着某些关联的一些社会现象也应顺势提出来加以探讨才是。在当今社会里，我们不难看到某些地方的人力市场上存在着一种难以说得清道得明的一种现象，即人才荒与失业潮形成了明显的并有待解决的一对矛盾体。究其个中缘由，笔者认为从如下几点去寻找根源可能是主要的一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与就业范畴在某一阶段里呈现了不匹配现象；二是随着科技高速发展而导致了旧有岗位的衰退与消失以及新兴岗位的产生与成长；三是人力市场结构的不完善及其供需的不平衡；四是由于某些因素而导致了专业教育处于量升质降的不良状况；五是职业教育的不配套不完善甚至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六是白领蓝领阶层比例失衡的现象日趋严重（很多年之前的德国就曾有过三个高级工程师换不来一个高级技师的现象可能会在我国重现）；七是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做得不到位，特别是一些新兴的专业培训根本跟不上客观需要；八是人事管理部门的应变能力不强且又不能迅速地审时度势地转换自己的职业功能等等。面对上述种种的矛盾现象，如何做到有效的因应而予以改善，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但若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其源头切入这个话题，那就会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多渠道去发现人才具有“兵马未到，粮草先行”的排头兵的重大作用。
综上所述，则可借此机会冒昧地进一言：“手电筒现象”足该引起人事干部管理部门的领导、业内人士以及有关专家学者们的正视了。果能把一条条寻才的“光束”变成一片片求贤的“光谱”，那就能够不断地、成功地发现大量人才，继而更能够进一步做到重视人才、爱惜人才、培养人才，乃至人尽其才地使用各类人才。
二
老话题之二，关于研读历史的目的。
某日，在绿茵如画的校园内悠闲漫步时，偶遇一位从我校中文系毕业后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的在读研究生。片刻闲聊间我无意地向她询问了一句话：“你认为攻读历史学的根本目的何在？”讵料她未加片刻思索竟然做了如下直截了当的回答：“为政治服务。”听了这句脱口而出的应答之后，我不仅茫然，且更为惊愕，因没想到笔者青年时代即已耳熟能详的这一句定式话语（姑且做如此称），竟然一直延续到新的世纪。是代代相传的定式思维在作怪，抑或诸如此类的思想灌输从未断绝？当难以断言。实际上如若转念一想，冷静地去纵观并反思过去岁月里我们所面对的各种学科的观念教育时，所接受到的大都是“为政治服务”这样的思想灌输，如此天长日久，似乎就形成了一个传统而一直延续至今。然而缘于此再转念一想，时已处于多元思维并存的当今时代，对于这种观念的存在，显然是非常值得去思考的。
一般说来，世间一切学科皆具有专业内涵、学术尊严和价值观等三项特征。除此，当概莫能外。其中专业内涵为其核心，而学术尊严乃系学术自由的表征，至于价值观，则表达了学术的独立性。可以认定，凡此，当以人文社会学科尤甚。但尽管如此，似亦不应否认，各科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和某些相融性，因而“服务”一说亦似在情理之中。但仍必须指出，如若仅仅出自政治利益的考量，并将它们人为地赋予某种带有一定依附性的属性而成为某种工具的话，那就顿时失去它们的原本价值了。
笔者不揣谫陋，拟对上述应答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之滥觞做出如下有待商榷的刍议，以待方家不吝指正。其一，窃以为，“政治”一词的定义，作为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出于某种不言自明的原因，长期以来在我国学界乃至公众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了一种超广义性的解读，俾而易于阐释，更而便于操作，继而延续至今。其二，举凡对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关于“政治”一词界定的种种论述，我国因囿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的哲学视角、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的经济背景而不能予以批判性的吸收和辩证性的接纳，从而失去了理应参照的一个参照值，殊为可惜。其三，为现行政治体制的本身实质所决定了的一个明显表征，即“政治为人们奉行的最高原则”这样一个带有强制性授予人们的理念，早已介入各类学科并融于其中，且又久入人心而奉为圭臬。鉴于上述三点现状并予以综合后，我们对各类人文学科在进行观念教育时为何至今还要灌输必须为政治服务这样的观念，那就不难理解了。
前人早已指出，研读历史的目的或者说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依据建立在真实史料基础上的构架而予以缜密性的考证和逻辑性的诠释，其核心就是四个字：去伪存真。因此，我们攻读史学的宏旨之一就是要在一些疑点上追本溯源而去努力寻求历史真相；之二就是要对一些历史现象的背后做出准确的判断；之三就是要对历史事件对后世的影响做出正确的诠释。有鉴于此，历史上那些虽历经种种苦难终而秉笔直书的史官们之所以受到后人的崇敬，盖缘于此也；反之，如若人为地加以误导、掩盖、歪曲、篡改甚至伪造历史，终究会有大白于天下之一日而受到后人之唾弃。由此可见，对于“真”的，要给予合乎逻辑的推理与诠释，使后人从中汲取经验，即所谓的历史经验；对于“伪”的，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后人从中吸取教训，即所谓的历史教训；这就是以史为鉴的极为重要表征。然而，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要去成功地而又完满地做到这一点，却又困难重重，其主要难点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真实无误史料的不完整甚或缺失；二是面对卷帙浩繁的史料所必须具备的辨伪功底缺乏有效训练；三是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四是出于各种不同目的人为因素的干扰；五是对重大历史档案的严控，只供内定的少数学者，即使过了时限也不解密。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个难点，即当我们面对记载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各类文献之际，如若野史有悖于正史时，也不能完全排除正史恐有曲笔、野史却有正确表述这样的情况之存在。所有这些，不能不使我们深深感受到研读历史的难点，也就是说上述方方面面即乃史学研究的困境之所在。
上段所言，均系指正常情况下史学研究所面临的一般困境，但在非常情况下，也就是若把“为政治服务”作为习读历史前提并灌输给学生的话，那么史学研修的任务就更为艰巨了。对此，我们不妨从枚不胜数的许多事例中去寻求数例以做佐证。其一，2007年发生的所谓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如果不以政治因素而以寻求历史真相作为评判标准并容人去审视探讨的话，那就不会造成一个“事件”了，更何况袁伟时的文章只是从历史教科书这一十分重大的视角去审查，并为了避免误导历史而就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价值表述自己的一种学术观点罢了，似无必要予以封杀而形成一场轩然大波。其二，据有关方面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六七十位在读研究生，竟浑然不知上世纪50年代即以报告文学而著称于世的记者刘宾雁为何许人也；再者，200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籍中文作家高行健，更是因为政治因素而被人为地淹没；凡此等等，显然是囿于意识形态上的需求而有意对史实的一种掩盖行为。其三，诸如当年家喻户晓的《收租院》泥塑和载入教科书的小说《半夜鸡叫》等作品，都是具有政治内核甚至是政治任务的典型宣传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经不起考验，均已一一剥去外衣，还原其本来面目，显然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其四，十多年前国内出版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尽管编者没有做出任何点评，而只是对真实的历史做了真实的记录，然出版未几，即因具有暗指食言自肥之嫌而被查禁，显然，这又是一起以政治封杀历史的典型事例。其五，近几年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活动中，尽管一些主调一如既往，但对于这样的一个特别重大历史事件的诸多方面，已正在逐渐还原其本来面貌，人们从各种媒体上所见到的诸如抗日主战场等一系列史实报道，已大不同从前了，这是因为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一切面纱终将会一一被掀开，许多历史重大事件也会逐一展现原貌。我们仅从上述几个事例着眼，即可概为一句话，历史是整个人类生命无限延续的象征，这是任何力量所割不断的，即使暂时出现了挫折，最终也要回归历史本质。可以断言，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了傅斯年所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样的一句话。虽说此略显偏颇，但也令人深省。所有这些，确使人们感受到研读历史的难点，或者说上述方方面面即乃史学研究的困境所在。如若对此表述依然存异，则请回味如下一则为笔者援引的一位西方近代思想家卡尔・波普对史学研究中的人为因素的干扰所表达的一段精辟的论述，俾以从另一角度来做旁证。
卡尔・波普说：“有时，对历史真相的解释，比对历史真相的发现离历史本身还要远。因为解释历史的权威们，总难免犯这样一个错误：为着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历史，而不是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归纳自己的理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历史常常成了被理论利用的‘资料’而已。”显然，这段鞭辟入里的论断不啻明白无误地从一个方面向我们展示了史学研究困境中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致而囿于此而使人们感到无奈与困惑。书至此，笔者不禁斗胆揣想这段文字所指出的那些解释历史的权威们当中，应不乏为各种政治集团服务的智库中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学术幕僚们。
写到这里，又不禁使我想起二十多年前读过的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所著的《斯大林时代》一书。散见在该书中的三点令人为之振聋发聩的精彩论述，使我至今难以忘怀。原话虽已记不清了，但对其大意的记忆却是准确无误的。其一，人类的一切进步（窃斗胆认为这是作者的一种泛指，当然也就包括了以武装斗争而取得政权这样的模式），需要极大的代价去换取的，缘于此，不但要有许多英雄们战死在疆场上，而且还会有许多被屈杀的冤魂，而这些屈死冤魂的价值并不亚于那些战死的英雄们。其二，一个专制独裁者，他对周围的怀疑心和恐惧心将随着他的年龄和权力的增长而同步增长，与日俱增。其三，历史的一页往往是胜利者撰写的，但随着无情岁月的流逝，归根结底还得由人民大众用一代又一代的血与泪来如实完成的。纵观上述三点可以看出，第一点虽然也揭示了历史进程中的血的事实，但也未免在客观上隐含了为独裁者斯大林开脱滥杀无辜之嫌；第二点不但是铁一般的客观存在，而且是专制极权制度历史发展的必然，独裁者更是难逃窠臼；至于第三点，当可表述为民间记忆永存，民族记忆永恒，这是人类极为可贵的优良传统，它既是学术界的共识，但同时也是史学研究困境的真实表征。
行文至此，谨以杜牧《阿房宫赋》中最后一句留给后人的警世之言作为本文的结束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重读后不免凝思，以史为鉴，绝不重蹈覆辙，这才是研读历史的真谛之所在。
三
老话题之三，关于汉字繁简的转换。
当今之日，如若再度对汉字简化说三道四，诚可谓不识时务者也。盖因五十年前因文字改革运动而应运造就的简体字，诚乃此一革新运动中的一项丰硕成果而载入了史册，并且早已成为国人生活中毋庸置疑而又运用自如的写照。日前，就连海峡对岸的青年学子们对学习简体字也是趋之若鹜的。有关资料表明，虽然全球大约有三千万人仍在使用繁（正）体字，但对应十三亿人读写简体字的现状，后者日后相继发展的趋向当是不言自明的。特别是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广发展，海外掀起的“汉语热”业已成为一股新的潮流，而便于汉字学习的简体字则是功不可没。然而，现有一个事实似应不容忽视，即在中外文化交流之需以及阅读古籍时，已被简化了的正体字则时有应用，特别是在大量运用电脑输入汉字的当今时下，其繁简转换之需时有发生，如是在操作中，偶然之间也就会出现某些美中不足的瑕疵，似乎应予解析试说一番，以求臻善。在《书屋》杂志2010年第8期和第10期上，先后发表了两篇追思任继愈和钱伟长二位学术宗师的文章，其中某些段落，均以回忆性的笔锋谈及了由来已久的汉字繁简之争的问题。笔者读后，感触颇深。其中《七月之祭》一文中，曾提到足令任继愈忧心的一事就是年轻人不认识繁体字的问题，对此，该文做出了如下表述：“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用简识繁’，具体设想是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将凡是容易引起岐意的、已经被简化的繁体字都加括号注在后头。”任老此一建议诚乃高瞻远瞩，盖因年轻人不识繁体字的现状，必将在对外交流和阅读古藉等方面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困扰。无独有偶，马英九在对岸回应汉字繁简之议也曾提出了“识正书简”的看法，其内涵当与“用简识繁”之说互为趋同。对此，都曾在网上引发了一阵热议。
尽管笔者所从事的专业范畴与文字研究大有天地之隔，但面对数十年来汉字繁简转换的应用过程中，曾因出现过一些令人为之匪夷所思的个案，也足令笔者心中的某些不成熟的话语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虽然如今提出来似乎已毫无任何现实意义，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简要回顾，作为对文字使用者在其使用过程中的一点提醒，特别是面对不时需要运用汉字繁简转换之时，恐怕还是会得到些许回响的。
文字学专家们常说，简体字是汉字长期演变的必然逻辑。自上古以降，汉字即从甲骨文、金文逐渐变为篆书，再至隶书、楷书，其总体趋势就是从繁到简的渐次演变。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必然现象。专家们还说，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而简体字正是楷书简化的必然趋势。据有关考证，简体字最早见于南北朝的碑刻，到隋唐时代已逐渐增多，并在坊间逐步流传，曾被称为“俗体字”。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简体字，在当时就已经开始出现，诸如宝、台、义、与、寿、尽、礼、继、献、断等等，不一而足。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逐步扩大了简体字的流行范围，数量亦大大增多。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倡白话文，推行汉字拉丁化，致而埋下了汉字简化的前因。综上所述，当可得到印证，从繁到简，恐乃人世间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一。
囿于自身的知识所限和专业有别，笔者对早年文字改革运动的内涵以及汉字繁简演变的过程，可谓一无所知。但是，经由自己脑中手中的汉字，当以数千计而不胜枚举，其中缘于简繁转换的运用，特别是因为某些汉字的废弃而造成个别的令人为之啼笑皆非的事例，就感到事出有因了。如谓不然，仅举如下几则事例权当佐证。
事例之一：上世纪90年代，挂历风靡全国，某年秋末冬初，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一种数以万计的精美挂历，文字使用则全是繁体字，其十二个月份中的每一页，均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女影星的倩影；某月刊登的则是“电影皇后胡蝶”的肖像，因其中的“后”字除特定词义外，则是早已废弃的“後”字的简化字；挂历出版者通过电脑经中文繁简字体转换后，于是正式出版发行的却是“�影皇後胡蝶”这样的字样而不知觉，从而在全国范围内闹出一个大笑话来。无独有偶，就在本文行将杀青之际，友人发来一个幻灯片，其中第三幅照片，乃系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近日书送台湾影后归亚蕾的一帧条幅，站在一旁欣赏的除归亚蕾本人外，还有英达等人，条幅上赫赫显目的竟是“影後”两个大字，又一贻笑大方之例耳。可见汉字繁简转换之启蒙教育，似乎至今仍应不可或缺。
事例之二：仍是一个与名人姓氏有关的事例。众所周知，“范”字与早已废弃的“�”字除其特定词义外，均为姓指，但在某一繁体字的文献中，作为姓氏，著名画家范曾就被改名换姓变成“�曾”了。据我所知，且电脑亦能辨别，范曾姓范不姓�。此外还可以举出一些类似的例子，如某一电视剧连续中出现的范阳（唐代幽州）城，经过繁简转换，城楼上的城名就变成“�阳”了。诸如此类的还有“傅”姓与“付”姓的混同误指等等，不一而足。
事例之三：就是使用率甚高的“云”字了。简体字“云彩”转换为繁体字“�彩”，当然是对的；但若将“人云亦云”转换为“人�亦�”，将“尝云”转换为“��”那就大错特错了。此类情况，凡在近年来出版的繁体字书籍文章中累见不鲜，譬如《陋室铭》中最后一句“孔子云，何陋之有。”电脑不能识别，在转换为繁体字时变成了“孔子�，何陋之有”等等。此外，“芸芸众生”在转换中也有类似情况发生。
事例之四：更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例了。在国内一座早已被国家命名为书法名城里，笔者曾见过某位书法家为市内某医院某位医生撰写的如下题词，即“医界泰斗”四个大字，殊不知书法家们在创作书法作品时，绝大多数情况下喜欢使用繁体字，于是，这位书法家就将上述四个大字写成了“�界泰�”，究其缘由，可能是书写者既未理解“泰斗”的含义，又把应读上声的“斗”字读成去声的“斗”字，故而写成繁体字的“�”字。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至今这个充满笑料的匾额仍堂而皇之地挂在医院的大厅内，视若无人。
凡此等等，恕不一一例举。究其错起的缘由，或曰谁之过，若就其表面层次来说，恐有如下三点，现不揣谫陋地一一道来，旨做引玉之砖，以求商榷。
其一，主责当在文字使用者，此话不谬也。且不说中国文字没有学好，至少可以说在中文繁简字体转换过程中没有将关卡把好。上述的首例，最具代表性，谁见过“皇後”这样的词组？堂堂一个专事文字出版工作的知名出版社，堂堂一个书画研究院领导，居然如此草率行事，犯下如此低级错误，实在令人费解；然第四例则更具讽刺性，责任更在当事人，盖上声的“斗”字与去声的“�”字，从汉字源头着眼，本属两个不同范畴、不同词义、不同音的字，且“�”字早已废弃，而“泰斗”又是一个常用词组，连中小学生都知道，作为一名书法家，怎能会将它们混淆等同在一起？可见，繁简字体经由电脑软件转换后，一定要加以审校，否则将会出现不该出现的错误。
其二，次责当与中文繁简字体转换程序软件系统的识别能力有关。举凡一个计算机软件系统，对其服务客体的识别能力至关重要，更为首要，且亦为其难点之所在。面对深邃繁杂汉字后缀的诸多变幻，以及一些不同的词组和不同声调的汉字，软件的识别能力，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像诸如“不为五斗米折腰”和“××泰斗”这类的词组，它还是能够识别的，不会将其中的“斗”字和“�”字互为转换的。应该说，软件系统能够做到这一点确是不易的。譬如“皇天后土”“白云飘飘”和“人云亦云”等词组转换繁体字时，它是不会出错的。然而如果人为地将皇天后土中的“后”字转换为“後”字，将“人云亦云”中的“云”字转换为“�”字（笔者曾经见过），那就贻笑大方了。但应指出，在个别场合下，中文繁简字体转换程序软件系统，有时仍因识别能力之局限而不能正确予以转换，故而文字使用者必须对繁简字体转换后的结果加以鉴别，否则定将出错。
其三，汉字简化系统，一些正体字的废弃（字例甚多，恕不列举）为其组成部分，事实证明，确给初学者带来诸多方便，但笔者对某些正体字的废弃则有所不解，兹举例予以说明。先说这个“�”字，举凡“雨”字当头的字，诸如雪、霜、霞、露乃至�（已简化为“雾”）等三十多个汉字，均未以去掉“雨”字头而简化，唯独“�”与“�”耳；繁体“�”字的废弃，倒也无妨，但繁体“�”字的形同废弃（辞典上仍保留），则似乎可以商榷，上述第三事例累累见诸于文字载体，则更值得商榷；至于一个“後”字，亦相似乃尔，其实保留又有何妨，否则，如稍不注意的话，就会出现“皇後”这样的错误。再则，为何将“�”字（实际上此字也早已做了简化）废弃，而用不同范畴、不同词义、不同声调的“斗”字来代替？笔者也百思不得其解。如第四例所述，“泰斗”写为“泰�”，全属个人行为，但若不注意的话，闻人张光斗也就会改名换姓成为“张光�”了。此外，简化字“干”字亦系如此，它替代了废弃的“�”字与“�”字；我曾见过街坊上的干洗店用繁体书写的店牌就有“�洗店”这样的笑话。另则，诸如里－�、�，复－�、�，着－著，制－�，系－�等替代字，尚有许多，从而在繁简字体转换时也会偶而造成识别上的谬误。
汉字简化乃系与时俱进的必然趋势，但不能停止至善至美的追求。比如说，我们从“�雨蒙蒙（��）没有水，开（�）门关（�）门不��”“采（�）花不�用手摘，相爱（�）何必献真心”“面（�）粉不��子磨，�人�此不挨�”，以及“胡须（��）�发（�）不�毛，不妨��101”等坊间民谣上即可看出，民间对此还是有一番自己的看法并有所期待的。由此而做进一步深思，愚钝的笔者认为，个别废弃不用的汉字与不同词义字之间的相互替代，可能会使日前的中文繁简字体转换软件系统的识别能力达不到预期，从而在文字运用上造成了不必要的错误。有鉴于此，笔者提出如下两点希望：一是希望文字使用者在进行中文繁简字体转换时，必须认真善后鉴别，以免造成谬误而不知觉；二是希望计算机软件专家们有责任对中文繁简字体转换程序系统再次给予必要的修订与完善，从而不断提高其识别能力直而消弭谬误，此实乃至关重要之举也。
――2011年8月撰于颍川斋
【作者简介】陈华东，现名陈影，1933年出生于安徽和县。195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曾任河南省开封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开封大学副校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退休后，专心阅读并撰写一些旨在审视过往事物和抒发情怀的文章，自省自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