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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4日胡锦涛书记郑重提出了八荣八耻的道德要求，由此引起了一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讨论。可以说，八荣八耻是一次基本道德底线的厘定，鉴于其通俗易懂且微言大义，八荣八耻必将在人民群众生活中发挥重大的指导性作用。这既有利于公民在其个人行动中把八荣八耻这种规范性因素作为决策的参考因素，也有利于塑造良好的社会舆论、风气使之能有效地型塑社会关系，从而达致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的和谐强调了某种秩序的存在。社会秩序大多可经由以下几方面加以型塑，即
1、传统，习俗、惯例的遵循。如哈耶克所言，尽管现行的传统、惯例等可能是多么的荒诞――生活在其中的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传统、惯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人总是在一定的习俗、惯例中型塑自身，即适应一定的秩序，如果这种习俗、惯例被突然地而非渐进式地打破，那人很可能陷入一种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到哪儿去的焦躁和茫然中﹝参看刘军宁，《保守主义》﹞。特别是旧的习俗被摧毁，新的习俗没有有效的确立起来的过程中，会导致某种社会的失序。
2、天生情感的驯化。对于天生情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对人际关系的型塑。即自然人对于自己要出身在的家庭缺乏哪怕一丁点选择权，父母对子女因此具有某种天赋的权威，从而实现某种社会的有序――如我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儒家家长制，继而推演到家天下的君臣格局秩序。
3、宗教虔敬的陶冶。绝大多数的宗教都是以对现世社会的阴暗和痛苦为起点，指出人在面对这些给定的秩序时的孤独感和无助感，从而找到一位或者多位万能的神来拯救现世的灾难，从而实现人内心的安宁和取得对自身欲望的轻蔑压制或欲望实现无门时的自我解嘲和宣泄。
然而，很不幸的是，近现代中国急速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几乎无孔不入地摧毁着塑造某种程度和谐社会关系的这三种渠道。简言之，长期的生活惯例遭到了我国启蒙以来理性精神的批判，如打倒孔家店，封建礼教的解构，在破的同时立的工作却做得很不够，包括西方的人权、民主思想等西学东渐都显得形似而实非，可谓橘生南则为橘,橘生北则为枳。同时中国又缺乏某种宗教的传统，包括佛教在中国的某种扭曲，国人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可能扩大、膨胀。因而无怪乎罗素在20世纪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海量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 www.网络.com查看初到中国目睹民生之后，认为中国这种传统和宗教的双重失落将导致某种可怕的后果，并断言中国往后必然将出现独裁专制统治和某种宗教的狂热信仰。这些断言不幸均被言中。更勿用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家庭关系政治化，亲人间的监视、决裂沉重打击了人类最基本的自尊，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家庭中天生的默默温情。这样我国道德建构必然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在当下表现得很突出。
无疑，八荣八耻正是对当下社会道德滑坡问题的回应。八荣八耻是一个合会人民群众朴素正义感的道德判断，甚至是一个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一个人从初醒人事就已经有来自社会、家庭、学校的关于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勤俭节约、乐于助人方面的耳提面命。甚至这些当初受道德熏染的一代人又已经开始再以这样的道德观加之于再后一代人了﹝这种道德熏染是真诚的，但熏染者和被熏染者都未必以之为生活的铁律﹞。今天，党中央以总结性、列举式的方式再次重申八荣八耻是对时下多种社会问题及时诊断后开出的一剂良方。特别是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成就有目共睹。但与之同时，道德滑坡的现象是层出不穷的。八荣八耻的出台无疑是党中央重构社会道德的着手点，这可以看做重构道德这个系统工程之一端。
所谓道德，它是一种对人的评价标准。其涉及到人的正义感应然是什么的问题。正因为价值取向缘故，所以关于何谓道德呈现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境地。譬如：亚当、夏娃偷食禁果以来，人便有了某种羞耻心，二人遂以无花果树枝叶覆盖其私。可知原始人赤身露体则无妨，原始人认为穿着衣服倒是反映了人违背自然的自由的体现。参看电影 上帝也疯狂；
而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文明人则是暴露身体为不道德。当然文明人在海滩、泳池、澡堂脱光衣服亦无伤大雅，但公共场合倒是万万不可。这些情境下，我们发现，一些人就同一件事的道德体认是根本对立的，这里根本没有可通约的可能，同一件事，甲认为道德，已认为不道德，事实上甲乙二人的道德观有着根本的冲突。在现实生活中，越是具有独特的情境，这中价值观的冲突和对立越是经常，难怪乎普遍的、一致的道德被消解，而道德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则谬种流传。
道德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认为根本无所谓道德，道德也没有同一性。道德变成以某种及时性、局部性条件为转移的主观认知，即不同的人可以认同不同的道德。更有进者，道德在根本上被解构，道德其实就是一种 貌似高尚的骗人说词，是一种漂亮的谎言。道德是弱者强加给强者的束缚，尼采语，是弱者对强者的嫉妒、仇视的体现。因而强者、超人、天才只要条件具备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海量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 www.网络.com查看，便可以不服从道德并加以摧毁，继而道德将由强者重构。如马基雅维利所言，道德即是强者的主张，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亦言，正义是强者的利益。道德因而被解释成强者的意志，谁掌握了权力，谁便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强者无所谓遵循道德，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道德，即使强者自愿遵循道德，那也是出于其维护统治、有效牧民的策略、技术。自马基雅维利和尼采以降，道德经过这种“价值重估”，其地位可谓岌岌可危。所幸，社会契约派的学者以及晚近的罗尔斯、哈贝马斯致力于规范道德基石的重构并取得了很多令人振奋的成果。
更有进者，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是致力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正确决策，他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矛盾。但这种经济建设的优先性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或多或少的是由理性以及与之伴生的科学技术的强势所致。无疑，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令我们享受到了空前的物质文明。但是科学与道德无关的问题也以物质丰富的同时人群道德的沦丧相对比而深刻暴露出来。令人瞠目结舌的是科学对道德肆无忌惮的挑战，如克隆人、处女膜修复、高科技犯罪等。这些问题让我们再次遭遇卢梭命题，即“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利于敦风化俗”，且会导致道德的沦丧。由此，卢梭的启示充满了对自然状态的向往和浓厚的反理性倾向。对卢梭的结论，伏尔泰已经给我们指出了出路，即虽然卢梭所谓的美好的自然状态令我们有种回归并四条腿走路的冲动，但理性告诉我们我们将更原意用两条腿走路，因此，理性是值得为之辨护的，道德的基础当然也应该以理性为标准。科学进步导致的必然的道德沦丧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抛弃科学，甚至盲目的指责于经济建设。办法只有是：道德在哪儿沦丧，措施就在哪儿采取！八荣八耻正是在科学之外采取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不会干涉科学的发展规律以及经济发展的依赖性路径――市场机制。我们重构的道德如果破坏了市场的运行，譬如强调道德的高扬，把市场上的个体完全至于道德律令规定的利他境地，那么市场经济也就名存实亡了。这里，如哈耶克所言，我们必须破除长期以来对康德命题――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标准误读：市场上的人自私，把他人一定程度作为实现自己的工具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动力。这里并不存在着道德判断的问题。八荣八耻能否承起这样的使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主义的指导，我国不可能向西方国家哪种寻找宗教虔敬作为市场、资本主义发展的补充，如马克思。韦伯言，这要求我国的道德重构必须另辟牢靠蹊径。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民主交往理论为我们重构道德指出了某种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