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入党自传】
一、最初印象
一九六四年我出校门后被分配到新华社教育处?在办公室跑腿当干事，李先生在业余外语学校当教员，同属一个系统。初见时他不苟言笑，很少与人说话。听老同志说，他\"狂傲\"、\"两只眼睛长到头顶上，目空一切\"。也有的说，他\"很有才华，在国家机关做国际形势报告，很受欢迎\"。他上班匆匆准时而到，下班匆匆而去，严格遵守时间。后来又听说，他是摘帽大右派，曾当过周总理的国际问题顾问，难怪有那样的表征。我当时想，是了不起，可惜犯了错误。
一九六五年春，处里要办取名\"学习园地\"的墙报，领导让我向他征稿，他写了一首律诗，我感到他有相当高的国学水平。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接触。
二、文革风浪•第二次接触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我随以朱穆之为团长的房山县农村\"四清\"工作团回到机关，我请假去山东老家探亲，等再返北京，大字报已铺天盖地，文革已经开始了。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心里云山雾罩，不知道东西南北。副社长缪海棱也贴了一张大字报。紧接着，副社长邓岗贴出反击他的大字报，其中有\"在缪海棱看来，编委会这只船就要翻了\"之语。不久，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因为陶铸来讲过话，派性闹起来之后，人们称为\"陶记文革″。听传达说，陈伯达下令：\"新华社一个字也不能少发\"。陈伯达、姚文元还在人大召见过两大派头头，江青、王力等也来过新华社讲话。虽然乱轰轰一片，但由于有陈伯达的话，编辑部门的工作照常进行，而干部处、保卫处、教育处等行政部门因无事可做，整天\"放羊\"。进入七月底，造反派把吴冷西、朱穆之、廖海棱、邓岗、穆青、石少华等领导揪出来戴高帽子游街，眼前呈现电影上看到斗土豪劣绅一样的画面，看来\"史有前例\"。
这期间，除了\"破四旧\"以外，还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是有名气的摘帽右派，当然也在\"横扫\"之列。记得有天中午，先生被双桥外语训练班的学员捉来批斗。他站在一张条凳上，两只胳膊架在后边，做\"喷气式\"状，腰弯得不能再弯。一位姓陈的年轻人举着一把亮铮铮的刀高喊道：\"你保留这个干什么，不是想杀人变天是什么？回答！\"他满脸大汗，有口难辩，也不许他辩。后来听说，那把刀是他随从周总理访问尼泊尔时国王马亨德拉赠送的纪念品，是从他家抄来的，同时被抄出来的还有笔记本，贴在墙上供人批判，至今还记得有\"关山望断京华路\"的哀叹，还有\"寒蝉仗马\"的语汇。我曾请教过谨言慎行的苏仲湘，他说\"寒蝉仗马\"就是摆设的意思。当时只能从字面上理解，现在明白了，那是先生的观察结论。
进入八月底九月初，有关方面传达中央领导指示，北京要清理\"地、富、反、坏、右\"及一切有历史问题者，要把北京清理得像\"玻璃板一样干净\"，\"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他当然是清理对象，发配地是信阳步校。当时教育处里，除靠边站的领导，余下的就是老者和妇女，唯我是青年男性。于是我被指定为带队者之一。在礼堂听完传达后，先生叫住我诉说他的情况。这就是我第二次和他接触。他没有谈他的革命经历，也没谈他怎么被划为右派，只谈反右以后的惶惶心情。还谈到四个孩子都没有成人，他走后一家人怎么生活。他感到很无奈，心情是凄凉和痛苦的。我问他，你的情况是不是给领导说一下？他含着眼泪只说了三个字：\"不用了\"。
临近国庆节，又听传达，说是接到中央领导指示，先生不走了。革委会主任张海涛在大会上说：\"当时决定去是对的，现在不去了也是对的\"。开大会之前有个小会，负责清理工作的孙书铭说，周总理在机场迎接外宾时对新华社记者说了一些关于他的话。我猜想，取消此行可能是总理决定的。
三、\"五七\"干校及其以后的交往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新华社在山西永济办了\"五七\"干校，教育处几乎连锅端。
走的那天，全社八百多人的队伍和行李足足装了一列车。六九年的除夕和七零年的元旦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临行前，领导指派我到各家去看看准备情况。先生夫妇的准备非常简单，只有行李卷和过冬的衣物。这时我才知道，他们的四个子女已有三个上山下乡，仅剩下一个十三、四岁的小斯奇在家。他们夫妇已经决定不在一个连队里了，各自带什物。我问他们，斯奇一个小孩子自己怎么过活？他们夫妇谁也没有回答，只是相对无言，没有任何感情的表露。我感到他们的坚忍和无奈。
北京站月台上寒风凛冽，\"爷娘妻子走相送\"，亲人们在互相告别，\"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震耳欲聋，欢送的锣鼓声掩不住告别的哭泣。
先生夫妇因为不是一个连队的，分上两个车厢，他们的女儿尔柔从东北乡下回来送行，一会儿跑到母亲跟前，一会儿跑到父亲跟前。
我和先生在\"五七\"干校同住一个宿舍，时间长达一年零十个月。他向我谈到送别的情形说：\"尔柔对她妈妈说，我不愿意做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对我说，我不愿意做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说着，他哭了。他曾对我说过，他们夫妇之间感情甚笃，当年国共内战爆发之前，他从重庆到达延安，恰燕京大学的同学加恋人张贻这时也到达延安。廖承志知道后，亲自安排了房子，从此他们成了夫妻。
他们的女儿伊白插队就在距干校不远的临漪县，有时来看望父母，在父亲这边住两天，又在母亲那边住两天，三个人从来没在一起过。后来，他们的二女儿尔柔从东北转来和伊白一起插队，来干校时也和伊白一样，一家四口从来没有团聚过。
他们的儿子三达从东北到干校探亲，老远看到他父亲，紧跑几步一下扑到父亲的怀里，先生搂着儿子的头哭了，有泪无声。他摘下眼镜擦擦，装作没事人似的。
还有远在北京的小斯奇，他们不可能不牵挂，可又有什么办法！一家人相聚何以为期？他们茫然不知。
在干校校舍没有建起来之前，八百多人的队伍分驻在东伍姓和孙常两个村。先生和我住在东伍姓村干部武长绪家里。晋南属黄土高原，冬夜相当冷，睡觉时被子棉衣全压在身上，到天亮还暖和不过来。山西是产煤大省，可晋南的百姓烧不上。
开始，干校食堂没有菜吃，只有窝头就咸菜。后来弄些萝卜，用盐水一煮洒些明油就是美味。就这样一直坚持到蔬菜收获的季节。也许李慎之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他从不择食。
七零年麦收前，干校从老乡家搬进新起的窑洞，我和李慎之仍然住在一起，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我奉调回京。
他枕边有一部《人境庐诗草》，不时翻阅。我们还议论过林则徐、魏源、黄遵宪、梁启超等近代史人物。我知道他随周总理参加过日内瓦会议。他说过，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做为国际问题顾问，他就睡在总理的隔壁。总理非常操劳，半夜睡不着觉，来回踱步的声音他都听得到。有一天总理对他说，会议有个约定，不对新闻界传送消息。可是，这里的情况应当告诉我们的人民，你能不能想个办法？于是他就以观察家的名义发表了文章。先生说，他是在《人民日报》上第一个以观察家的名义写文章的人。就是这次，我对他说，你知道吗？六六年九月总理在机场迎接外宾时对记者说，新华社有个李-慎-之，告诉他，国庆节期间不要出门就是了。他哇的一声抱起枕头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他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狂傲，只是易于直抒胸怀，生活中也是性情中人，除了内心的苦闷以外，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大约是七零年十一月份，朱穆之被发送到\"五七\"干校来，安排在我们房间里住。领导交代说，对他在生活上不要歧视。他像战争年代一样，背着一个薄薄的被子卷，还有一件大衣。我曾和朱穆之在房山县搞过四清。我说，你这样夜里是要冻坏的。先生没说什么，抱被子给他，朱坚持不肯。先生说过，在新华社，朱能改别人的文章，别人改不了他的文章。对于朱他是赞佩的。后来我跟他议论过，像朱穆之这样稳重的高级干部是怎么变成阶级斗争对立面的。他说有的老干部说，共产党有对立面斗，没对立面关起门来自己斗。他和乔冠华、熊复都是重庆《新华日报》的老同事。他说乔冠华很有才气，当年写国际评论，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时，表扬他\"你的一篇文章等于我们一个师打了一个大胜仗\"。他说，五七年挨整的是我，文革初期是乔冠华，他被斗倒去卖小报，后来是熊复。熊复文革初期代理过新华社社长，讲过八条意见被斗垮。
先生善饮。过中秋节时，干校破例弄来汾酒。酒后他是很风趣的。他模仿北京老太太的世俗生活：\"来，丫头，院儿里凉快，陪妈呆会儿\"，学得惟妙惟肖。他还讲起由小同学们根据谐音给他全家取的绰号，说完哈哈大笑。思想上的苦闷似乎一扫而空。也许这是苦中作乐吧。
虽然他早已离开国际问题业务，但仍然始终关注着国际形势。在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前后，他注意来自各方的报道，尤其是《参考消息》，看看放下，放下拿起来再看。我问他， 你看能成功吗？他说能成功，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后来他的话果然应验了。
林彪事件之后，总社发来电报，要调几个人回去，以张海涛为首，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十月底回到北京，十一月七日去了山东分社。在总社期间，军管小组组长张纪之曾接见我们，谈话中说到还要从干校陆续调回一些人来，其中说到\"像李-慎-之，有一技之长，还是要用的\"。在北京暂留期间，有一天晚上我去看李斯奇，这是离开干校前先生托付我的。斯奇一人在家，他的话不多。我告诉他，给你爸爸写信，他回北京是有希望的。我到济南不久，收到先生的来信，说斯奇把话转给了他，还关心地问我女儿的眼疾治疗情况和家庭生活。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到总社参加记者学习班，那时干校已解散，先生夫妇已经回到北京。有天晚上我去看望他，开门的是他的夫人张贻。我大约坐了一个多小时，叙叙以往。那时他已经在参编部做译文校对工作了。那天风很大，走时他穿着大衣送我到公共汽车站，上车前我说，多做少说吧。他点头。在长期的接触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慎之不慎\"，祸从口出，虽然我也有不慎的毛病。
四、改革后的交往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他的访南（南斯拉夫）诗抄，还知道他随邓小平访问美国，在社科院当了领导，还是中国政治学会会长。这期间我读到他发表在杂志上的不少文章。他的文章古今中外，纵横捭阖，不仅知识颇丰，见解也高深独到。看来他顺应时代潮流，干得不错。忘记是哪位同学告诉我，先生打听过我的下落。在这种情况下，我于九三年十月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分别后这些年对他了解的情况，还有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并约我再到北京时见面，还给了我详细住址和电话号码。十一月，我到北京参加一个经济研讨会，结束后去拜访他。一进门他就拉住我的手，打量着我说\"胖多了，胖多了\"。我说现在吃饱了，他立即说，说这话\"五七年就是右派\"，我说孩子们都有饭碗，吃饱了，他又重复说五七年这就是右派。看来他对多年的右派遭遇铭心刻骨。我谈到在七四年的记者学习班上发言时说，新闻写作要改进，不能\"老三段\"：\"《人民日报》看消息，《参考消息》看仔细，地方报纸看标题\"。他又说，五七年准跑不了。我说那是政治的需要，哪有那么些的右派。我谈到曾参加过的多次经济研讨会，在谈到厉以宁时，我说他被冠以\"厉股份\"，他\"吃苹果\"的比喻很形象。他说股份法可能只管七八年，担心下岗职工多了会引起社会动荡，他是有忧虑的。他说这些年认真思考了一些问题，然后问我，挣黑钱的人算不算罪人？我说挣钱要光明正大，挣黑钱，尤其是那些以权捞钱的人该杀。他忧虑地说，在历史前进的关键时期，总是有人做出牺牲的，只是不知道是怎么牺牲的。明白人是不会牺牲的。我认为，做官不得捞钱，捞钱不得当官，既当官又捞钱是社会腐败之癌症，长此以往，不管好当官的，社会要倒退。
我问他，这些年来我看过你发表的一些文章，有没有出书？他说此生没有更大的奢求，只想在原来思考的基础上写一本十多万字的哲学小册子，以静观世界。说这话时他表现得很郁闷，也很沉重。他说，人老了，天人合一，就是回去，死是没有痛苦的。他还说，他就说了那么一句话社科院副院长就不当了，就这样，有人来就聊聊天儿，没人来就读读书，思考思考。他说有人担心他去美国不会回来了，这是天大的笑话，这么大年纪了，待在美国干吗？中国是我的故土，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这样生活挺好，没有奢求，只想写完那本小册子。这次见面近三个小时。和上次一样，他坚持把我送到老远，直到路边的车站。出楼梯时，我看见墙上还残留着文革时的大标语：\"打倒林聿时\"。他和林同住在一座楼里。这个文革的痕迹还残留着。
二零零零年六月，云南电视台报道售书排行榜，榜上第二名就是他和何家栋合著的《中国的道路》。我捧读再三，心想，那本哲学小册子出来了吗？我给他写过信，没有回信。不知他是不是病体难支，顾不上这些闲事了。读《中国的道路》之后，我拟了一个提纲，提了若干问题，准备向他求教，不料信没发出，却得知他已经去世了。
我对先生的称呼开始是老李，然后是老李同志，最后称慎之先生。先生是我最后写信时的称谓。记得我在信中写道：\"先我之生，先我之学，先我之行，凡有先于我者皆尊称先生，别无他意\"。
五、需要进一步考证的一件事
据我看到的一些资料，感到他似乎不知道他是怎样被定为右派的。这件事涉及到周总理和乔冠华。事情是这样：七零年中秋节，干校弄来一些汾酒，长期做干部工作的刘之寿喝得有些醉意，他谈到李-慎-之划右派的情况时说，当时新华社拿不准，征求乔冠华的意见，乔说划，又去找总理，总理也说划，就这样定下来了。我觉得，如果醉酒说话没真事，那就是刘在说酒话，子虚乌有；
如果是酒后吐真言，那就另当别论了。我给李伊白写过一个材料，但没写进这件事。经过再三思考，还是写信给李伊白，并建议她找朱穆之和刘之寿澄清一下。朱穆之当时是新华社的主要领导之一，应该知道这件事。总理几乎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我不希望他有这种事，乔冠华的才华我也很佩服，也不希望他有这种事。但无奈历史总应该弄清楚真相。
先生不管高居庙堂还是身在江湖，\"进亦忧，退亦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不惊。他一生都在追求着。
作者简介：郭荫芍，河南省作协会员。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７７年在新华社工作。１９７７年调至山东胜利油田，此后长年从事企业新闻、文化、教育领域的行政管理工作。１９９８年退休。（《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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