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社会实践报告】
周阳敏
社会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得到学界一致认可，社会企业具有亲社会的市场生命力，与市场经济也具有内在相容性(金碚，2022)，因此社会企业在中国可被看作实现第三次分配机制的有效路径，而混合逻辑在社会企业中具有的协同性和关联性(刘志阳和陈咏昶，2021)是实现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助力，但通过对《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白皮书》中的数据整理和实际访谈调查，发现混合逻辑只存在于个别优秀的社会企业中。从整体角度来看，绝大多数社会企业在行为逻辑与预期混合逻辑之间存在不一致性，即绝大多数的社会企业还不能实现混合逻辑的融合，需要调整策略，提高混合逻辑融合水平，以适应党的十九大以来不断重视社会治理新格局变化，对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机制上的更高要求。在优化社会治理新格局、产生显著的社会经济外溢路径中，仅靠政府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企业是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交叉研究课题，从单一讨论社会企业的定义、特征、类型、立法到探讨社会企业的行业差异、区域比较、成功经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学者们从众多案例和理论视角出发，对社会企业产生动机、影响因素、影响效果、机制、绩效测量等多方面进行理论探讨，似乎找到了一种符合传统文化内在逻辑的新的组织形式。
社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义利合一的经营宗旨符合以人为本的儒家文化。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的社会企业家更容易被激发，社会企业更易于被认可。此外，社会企业也被视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社会工作者可通过“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范式振兴乡村社区的衰落(张和清和尚静，2021)，而社会企业既具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精神，也可利用因地制宜的商业模式通过共同价值目标实现集体主义精神，可拓展现有农村社区振兴社会工作的思路。但是，目前我国社会企业的实证研究并未取得明显的突破，其研究进度也远远滞后于实际情况，社会企业的特性与其社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因此，本文首先提出了一种衡量社会企业双重绩效的方法，再对成都市2018～2020年度社会企业白皮书做信息提取，通过fsQCA、Spss进行质性和量性的分析。探讨不同转型组织、不同行业、不同社会企业家与经济、社会双重目标的内在机制，以期为社会企业在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上，提高社会企业的转型存活率，提升自身造血的盈利能力作出贡献，同时尝试回答社会企业双重绩效实现的核心作用力。此外，将制度资本的作用以社会企业为载体延伸到解决社会问题中是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内容上的扩充，以社会网络资本为视角的新经济社会学突破了先前以统计分析调查数据为主的社会工作研究的局限性，制度资本促进解决社会问题，表明宏观问题不仅需要宏观视角更要有针对性地引入微观理论，制度资本这一微观理论在国民经济学中理应得到重视。
根本性是社会企业的本源，即社会企业的本质。社会企业的本质是运用商业手段开展活动，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非营利组织和商业组织的双重特性(马更新，2021)，社会企业扮演着“民生经纪人”的角色,既能触及并解决民生问题,又可利用创新的解决方案实现企业经济利益(苗青和赵一星，2020)。所谓“民生问题”“社会问题”，是指政府、市场和志愿组织三大部门均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
无偿性是社会企业的基本要求，即以无偿或低偿的方式来满足社会需求。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很多非营利组织开始向社会企业转型，从公益机构转变为社会企业具有理论上的契合，非营利组织转型后的社会企业往往能够自觉践行无偿性原则，还能有效地解决四类阻滞因素对组织发展带来的障碍。
社会性是社会企业的必要条件，即社会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需具备公共物品的成分。如社会企业通过“政府购买—规模效应”的方式参与到垃圾治理中(苗青和赵一星，2020)；
通过建立新型的社区服务供应模式,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张维维，2020)；
通过特许经营的形式参与养老服务(李健和贾孟媛，2020)。而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如孟加拉国，则建议通过宗教团体参与社会企业的治理突破目前该国社会企业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社会性(Chowdhury et al.,2021)。
鲁棒性决定社会企业的发展潜力，即社会企业的组织形态和战略行为都是科学的，其关键在于能否具有可复制的稳定性。但现实中的社会企业形态不一，可复制性与普遍性不高。目前，我国的社会企业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其规模效应并不明显，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待拓展，但仍有不少社会企业在不断地向着可复制的方向发展。许多学者都在积极探索社会企业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和策略。
长期性决定社会企业的生命力，即社会企业须具备市场竞争实力、经济绩效增值能力。Young(1986)认为，社会企业家的创新和进取精神是社会企业融合商业模式产生社会价值的核心动力，而社会企业家精神属于制度企业家精神，它们的本质都是运用社会网络资本构建生产关系。如在加拿大体制约束下，营利性、合作性社会企业的商业收入比例较高，其收入结构也较非营利性企业更为多元化(Hung & Wang,2021)。此外，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在管理过程中被置于突出地位，前者构筑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公共服务运行机制(于晓静,2018)，后者可将对生存环境的反馈有机地融入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时立荣和王安岩,2019)。融洽的政府合作关系在管理策略中至关重要，社会企业在初创阶段较为脆弱，需要依赖政府资源作为成长支撑。在协作策略中，公益、政府、市场三重制度逻辑在不同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且作为核心制度逻辑的公益逻辑分别与政府逻辑、市场逻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契合与冲突,影响社会企业治理实践(崔月琴和母艳春,2019)。据此，本文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1：鲁棒性和长期性在社会绩效实现中处于核心地位，公益性与无偿性处于次要地位。
假设2：社会性与无偿性可获得合法化资本，即在作为实现社会企业经济绩效前提条件的同时也会弱化社会企业经济绩效的增长，但会促进社会绩效的增长。
假设3：加持化资本、社创化资本及合法化资本对提升社会企业社会绩效具有重要作用。
假设4：合法化资本是形成社会企业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之间互斥现象的重要原因。
(一)社会绩效测量
在前文的理论基础上，得出了五个基本特征：根本性、长期性、社会性、鲁棒性、无偿性。目前，社会企业社会绩效的测量思路主要有三大视角：一是投资社会回报即SRIO法，通过计算企业价值、社会目的价值、混合价值、企业价值回报率、社会目的价值回报率、混合价值回报率六个指标测量社会企业的价值(Rotheroe & Richars,2007; 孙世敏和汤甜,2010)；
二是平衡记分卡即BSC法，即包含财务可持续性、利益相关者、内部过程、资源四个基础维度，演化为组织愿景、收益、学习型组织、顾客、内部活动五个维度 27 个具体指标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Somers,2005; Bull,2007)；
三是指数构建法，从理论驱动的角度构建能力、可持续性和影响力三个维度的社会企业绩效评价的综合指标体系等(严中华,2008)。现有文章多沿用理论驱动法和平衡记分卡法融合的思路测量社会企业绩效，如从社会创新性、社会先动性、社会风险性、社会风险承担性及社会性分析社会创业导向条目测量社会企业绩效(李珊珊和黄慧群,2022)；
或是用社会企业的年营业利润、年营业收入的提升和经济自立可持续性衡量经济绩效，用社会企业的雇用规模、就业贡献度和员工月平均收入的增长来衡量社会绩效(金仁仙,2021)。总之，既有学者从二元目标融合的角度测量社会企业绩效，也有学者从经济与社会目标合作的角度测量社会企业绩效，且都在建立项目披露表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目标数据。
本文基于理论驱动法、平衡记分卡法及社会责任项目披露表(秦续忠等,2018; 宋晓文,2021)，结合现有社会企业多学科领域的案例研究成果，基于五大特征维度下的多个项目考察社会企业的社会绩效。社会企业的社会绩效与商业绩效存在着一种混合的价值取向，双重绩效表现良好的社会企业大多是从商业企业转型而来的。所以，本文以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披露表为基础，融入社会企业的社会性、鲁棒性、无偿性、长期性、根本性五大维度来衡量社会企业社会绩效。在社会性层面，经济法律责任具有补偿功能、惩戒功能、督促功能，可演变为社会性维度中具有广泛的正外部性、受到社会高度赞扬、社会价值增值宣言三大项目。广泛的正外部性可以抵消社会矛盾激化的负作用，甚至产生正的社会挤出效应。受到社会高度赞扬是激励惩戒机制的体现，当社会企业公开宣扬社会价值的宣言时，政府、群众、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等多方会自主形成监督机制。在鲁棒性方面，学者认为鲁棒性应与组织体系结构具有稳定关系、演化关系、成本和收益权衡等(接婧,2005)，这些可演变为鲁棒性维度所具有的注重企业文化塑造、对企业模式进行适应和进化改革、企业业务进行成本和收益权衡、企业模式可被复制四大项目。注重企业文化的塑造会形成集体意识及自我、团体的认同感并转为高效的行动力、治理效能。适应和进化改革及业务权衡都体现了社会企业调整目标、改变路径的演化能力。社会企业宗旨为解决社会问题，势必要具备繁殖与兼容能力即稳健性，那么当作用条件发生变化时，其运作机制应发挥同样的作用，可复制性是社会企业长期策略中必然攻克的重点。在长期性维度中，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应具备官民商协作(罗文恩和黄英,2018)，开展规模经营、降低单位运营成本，对模式进行本土化改良与创新，制度资本的支持，有效率的内部治理与成长机制，对社会目标的坚守(谢丽霜和韩宇哲,2012)，社会企业家存在进修与学习行为，创新能力或核心竞争能力，投融资资金来源多样化这些项目(沙勇,2014)。在根本性维度中，以是否获得金牌社会企业为依据。在无偿性维度中，以公布用于公益的营收比、非营利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项目作为衡量标准，公布营收比表明其公益性的决心，非营利组织转化的社会企业具有较强的自我矫正能力，发生使命漂移的概率较小。综上所述可得到表1(社会企业的社会绩效披露项目)和图1(社会绩效模型理论框架)。
表1 社会企业的社会绩效披露项目
图1 社会绩效模型理论框架
(二)社会绩效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数据来源与设置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白皮书2017》《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白皮书2018》《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白皮书2019》中的案例信息梳理及团队对成都个别社会企业的实际调研。共设置18个变量，存在该项目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社会绩效由18个项目加总所得，有效样本数量为71。
2.描述性结果分析
对于梳理的社会企业绩效的原始信息数据采用Spss进行可靠性分析，Alpha为0.526大于50%，认为数据之间具有相对一致性，可进行描述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社会绩效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社会绩效的均值为9.46，社会企业的社会绩效转化可达53%。其中，长期性维度表现最好，其次是鲁棒性维度、社会性维度和无偿性维度，表明当前社会企业的社会绩效表现尚可，未来具有很大的增长能力但需要补齐社会性及无偿性维度短板。社会性表现较差主要是由环保、非遗等领域的客观原因导致社会企业生存率低造成的，无偿性较差是由于受访企业不愿意公开透露具体公益比所导致。特别是广泛的正外部性均值为0.31，表明在环保、非遗、文化、社区领域中，社会企业所占比重仅为31%，该领域中存在较多的困难阻碍了社会企业的孵化。受到社会高度赞扬均值为0.14，表明大部分的社会企业家难以获得纯粹公益性荣誉称号，这也符合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社会价值增值宣言均值为1.00，表示一般社会企业都很重视传递自己对于社会问题的价值观，主动打造企业角色，明确自身定位。注重文化塑造均值为0.86，表明大部分的社会企业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打造品牌和建立企业文化上。适应与进化改革均值为1.00，表明社会企业的经营都曾遭遇挫折，当前的社会企业多数处于成长期，少数已进入业务成熟期。成本和收益权衡均值为0.24，表明大部分的社会企业在执行策略之前，会做比较全面的市场调研、方案预演等审慎工作，即使策略执行较为谨慎，但仍有24%的社会企业采取保留核心业务、调整错位策略的补救措施。可复制均值为0.11，表明大部分的社会企业不具有兼容性和可再生性，其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受到环境背景的制约，这与本团队实际调研结果一致。公布公益比的均值为0.31，表明只有31%的社会企业会公开利益分配去向，公益比通常为5%、10%、20%、25%、30%、50%、60%、90%、100%，其中20%～30%为高频区间,但仍存在着执行80%～100%公益比的社会企业，这说明少部分社会企业可达到高水准的社会企业认定标准，绝大多数的社会企业公益比为低水平的社会企业认定标准，目前在促进社会企业发展方面采取全面与重点齐抓策略，既注重量的增长又注重质的产出。非营利组织转型均值为0.14 ，表明成都市注重培育商业转型、创业型社会企业，从非营利组织转型而来的社会企业的案例描述中可知，这些企业往往缺乏商业思维和市场意识，导致企业的自我造血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官民商协作均值为0.69，表明有一半以上的社会企业曾经或仍然依赖政府和社会资源的倾斜，特别是在社会企业发展的初期阶段。规模经营均值为0.90，表明大部分的社会企业都拥有科学的、现代化的企业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制度资本的均值为0.45，表明大部分的社会企业需要依赖制度资本实现社会绩效，但有将近半数的社会企业的制度资本缺乏多样性，较为单一。治理或成长机制均值为0.83，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均值为1.00，表明社会企业普遍具备商业转化能力，具有与普通商业企业相抗衡的市场能力。社会目标的坚守均值为0.99，说明大多数社会企业都有坚定的社会使命。资金来源多样化均值为0.25，表明现在社会企业面临着资金缺乏的困境，75%的社会企业资金来源都依赖于创始人自有资金投入，25%的社会企业资金由自有资金、政府投入组成，极少部分还包括认购股份、捐赠、天使投资资金投入，具有更加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金牌社会企业均值为0.06，仅有6%的社会企业获得该荣誉认证，或许是因为金牌社会企业具有高评比标准，社会企业较难达到。
(三)社会绩效差异化路径分析
1.测量与校准
采用fsQCA软件处理数据进行质性分析，依据相应的校准标准和案例的实际情况，交叉点的校准标准为0.5(校准后将原标准值0.5改为0.501)，完全隶属的校准标准为0.05，完全不隶属的校准标准为0.95。各条件和结果的校准信息如表3所示，其中结果变量为社会绩效，条件变量为社会性、鲁棒性、无偿性、长期性，因根本性维度中金牌社会企业2020年度数据缺失故不作为条件变量。首先满足N(有效样本值为71)>2n(条件个数值为5)-1的使用条件，其次限于我国目前社会企业发展现状将同一维度与多元化原则默认为社会企业同一维度与不同行业所体现的多元化原则。则本案例集满足fsQCA可运用的两个前置条件。
表3 条件和结果的校准
2.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从结果视角出发考虑条件的必要性，检验单一条件下是集与非集是否构成社会绩效的必要条件，一致性是必要条件的核心验证标准，当一致性大于0.9时则该条件就是结果的必要条件，表4为使用fsQCA软件分析的高水平和非高水平社会绩效的必要条件检验结果。从表4中可以看出，所有条件的一致性水平都小于0.9，所以，不存在影响社会企业高社会绩效和非高社会绩效的必要条件。
表4 必要条件分析
3.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再从影响因素视角出发，揭示由多个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引起结果产生的充分性。从集合视角出发，探究由多个条件构成的组态所表示的集合是否为结果集合的子集，同样的一致性是判断充分性的核心标准即充分性的一致性水平应高于0.75。根据研究情景将频数阈值设置为2，(1)大于150例样本频数阈值设置为3，小于150例样本设置为2。参见Fiss(2011)。经分析所得一致性阈值为0.8(一致性值不存在自然截断点且最小值大于0.75)。根据获得数据的实际情况将PRI的一致性调整为不低于0.55，最后涵盖3个样本，后将一致性阈值提升至0.85得到相同的条件组态分析表，因而认为该组态分析结果不具有内生性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从表5呈现的组态结果可知，无论是单个解还是整体解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0.75,其中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772，总体覆盖度为0.525。表5中的组态可以被视为高水平社会企业社会绩效的充分条件组合。组态1表明鲁棒性与长期性条件的存在发挥了核心作用，意味着当鲁棒性和长期性存在时，其他条件对于高社会绩效而言无关紧要，这表明相较于其他条件而言，鲁棒性和长期性对高社会绩效尤为重要，因为该要素可以单独构成解释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而社会性及无偿性的存在则发挥了辅助作用。由于该驱动路径由社会性(sociality)、鲁棒性(tenacity)、无偿性(free)、长期性(longevity)条件构成，我们将其命名为“T.L-S.F型”。该组态的一致性为0.772，唯一覆盖度为0.525，原始覆盖度为0.525，该路径能够解释约52.5%的社会绩效案例，此外约52.5%的社会企业的社会绩效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因此假设1得到了支持，得到命题1。
命题1：即使在社会性和无偿性(辅助条件)不够显著的产业中，鲁棒性和长期性作为核心条件也会驱动社会企业社会绩效的提升。
表5 高社会绩效组态分析
从社会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企业绩效的管理流程为目标设定、目标执行、目标评估、目标奖励，内部又包含着个人目标、个人发展与企业目标的一致性。通常在社会企业中，社会绩效为管理的首要目标，而在社会绩效这一目标设定过程中的制订行动计划一环节尤为重要，审慎而周密的计划可对冲市场随机而动的未知风险，目标执行中社会企业家这一管理者需要实施辅导与监控行为，不仅要坚定社会目标保证企业的使命不漂移，还要调控内部治理结构与成长机制保证个人工作效能的稳定性。继而进入评估环节寻找结果与计划中的差距并制订改进方案，这决定了社会企业能够对生存环境变化给出及时且敏锐的反馈信息。最后进入个人激励环节，一般企业中多采用薪酬增长、职位晋升等物质性手段，在社会企业中个人激励主要通过自身价值实现、技能获取、精神满足、社会荣誉感等非物质性手段表现，这种自我认可的激励机制可简化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一致性的流程，利于个人与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反馈实现一致性目标。基于管理学的视角发现社会绩效管理流程中的主要环节都涉及鲁棒性和长期性两个维度的内容。而由商业企业转型的社会企业和创业型社会企业在鲁棒性和长期性层面均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其中商业企业转型的社会企业表现最好。在提升社会企业的社会绩效方面，强调提高鲁棒性和长期性维度要优于社会性和无偿性维度。如案例集中由商业企业转型而来且不属于高社会性与公益性行业的社会企业中的典型代表华宇制衣：它的目标设定为“满足生产需求、节约成本的同时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价值”。在目标计划中打算通过政府“绿色家园”工程完成企业转型，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为其转型初期提供了税收、租金、土地、厂房等多方面的政策优惠并解决了人力资源不足、成本上升的市场难题与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安置这一社会问题。紧接着为了确保戒毒人员能有益于社会生产，华宇制衣制定了严格的入职考察和审核流程，通过与其签订正式的工作合同、较普通员工更好的福利待遇保证康复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但在评估环节中发现普通员工对戒毒康复员工存在着不满情绪，这直接影响到了公司的生产效率和社会总绩效增加的实现。针对这一反馈信息，华宇制衣设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协调工人关系并定期开展团建活动。最后，戒毒康复人员获得了技能、收入、尊重与认可，普通员工也感受到了公司的关怀与助人为乐的精彩人生。通过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手段凝结了个人与企业目标的一致性，对社会绩效实现具有共同责任感与义务。因此，政府应在推动鲁棒性、长期性、社会性、无偿性提升的同时着重培养鲁棒性和长期性的发展，放宽社会性与无偿性的认定标准。鲁棒性和长期性体现了商业思维和市场实现能力，这对社会企业实现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企业只有具备商业思维和市场实现能力，才能摆脱对政府、社会和其他资源的依赖，真正成为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优化第三次分配机制的强心剂。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白皮书2017》《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白皮书2018》《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白皮书2019》中的案例信息的整理、网络信息收集以及团队在成都社会企业的实际调研，有效样本数量为71。对2018～2019年71个案例中的社会企业家长期从事某一行业的经历、现从事行业与曾从事行业有关、曾有创业经历、企业家品质、创建或者转型为社会企业动机、学历、性别、荣誉资本、公益性、社会性、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协同绩效等背景特征信息进行编码、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变量设置如表6所示。
表6 变量设置
续表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收集到的原始信息数据采用Spss进行可靠性分析，Alpha为0.526大于50%，认为数据之间具有相对一致性，可进行描述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描述性统计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曾长期从事某行业(X1)均值为0.89，表明大多数社会企业家有丰富的行业经验。现与曾从事行业相关(X2)均值为0.34，表明近三成的社会企业家会选择从事熟悉的行业。曾有创业经历(X3)均值为0.61，表明六成的社会企业家受商业思维模式的影响。地缘资本(X4)均值为1.58，表明地缘资本密集度介于两者之间。企业家品质(X5)均值为0.86，表明社会企业家往往具有多种优秀的品格与特性。创立或转型动机(X6)均值为2.58接近于3，表明大多数的社会企业家创立社会企业受自身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通常来自重大事件的影响。荣誉资本(X7)均值为0.82，表明绝大多数的社会企业家会受到社会各界和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公益性(X8)均值为3.52，表明社会企业对社会使命的坚守具有尚可的保障性。社会性(X9)均值为6.52，表明社会企业主要分布在提供混合公共产品服务领域，其社会性表现较好。学历(X10)均值为3.80，表明目前的社会企业家的学历水平普遍低于本科。性别(X11)均值为0.54，表明社会企业家在性别比较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但男性比例略高。社会绩效(Y1)均值为9.46，表明当前的社会企业的社会绩效尚可，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经济绩效(Y2)均值为1.92，表明社会企业总体的财务状况不是很好，许多社会企业的营利能力不高。协同绩效(Y3)均值为0.21，表明了当前的社会企业在双重价值体系上还没有很好地适应和融合。
(三)因子分析
在表8所示的KMO和巴特利检验中，KMO值为0.629接近于1，P值小于0.05，因此可进行因子分析。
表8 总方差解释
从表8可知，前三个主成分的特征根都大于1，累计解释原始变量的贡献率为57%，可进行相关性分析。结合表9的因子得分矩阵，得出主成分表达式。
表9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由此，得到3个因子得分函数。F1所表示的主成分1命名为加持化资本，主要由曾长期从事某行业(X1)、现与曾从事行业相关(X2)、地缘资本(X4)、荣誉资本(X7)构成。这些因素构成了社会企业成长的重要外部环境。F2所表示的主成分2命名为社创化资本，主要由曾有创业经历(X3)、企业家品质(X5)、创立或转型动机(X6)构成。这些因素构成了社会企业成长的重要内部环境。F3所表示的主成分3命名为合法化资本，主要由公益性(X8)、社会性(X9)构成。社会企业必须要以社会目标为使命，那么就必须具备公益性和社会性。这是社会企业成长的必要条件，构成了社会企业成长的重要基础环境。
(四)双重绩效影响因子的回归分析
以社会绩效(Y1)、经济绩效(Y2)、协同绩效(Y3)为因变量，加持化资本(F1)、社创化资本(F2)、合法化资本(F3)为自变量、学历(X10)和性别(X11)为控制变量，运用Spss做整体线性回归，并对深入线索再做个单变量的线性回归，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Yi=β0+β1F1+β2F2+β3F3+β4X10+β5X11+εi
(1)
Yi=β0+β1Xi+β2X10+β3X11+εi
(2)
由表10我们可以得到三个结论：(1)合法化资本对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影响；
(2)加持化资本、社创化资本和合法化资本在社会绩效上均有显著正效应；
(3)合法化资本对协同绩效有显著负影响。
表10 实证结果
合法化资本的获得必须增加对公益性和社会性资金的投入，这会减少企业对经济增值资金的投入，在资金一定的条件下公益性和社会性资金的使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是经济效益的机会成本，这也说明当通过合法性资本所取得的社会绩效越显著则经济绩效所损失的机会成本越高，这是社会企业无法实现双重绩效的一个重要矛盾点。此外，社创化资本和加持化资本对经济绩效影响并不显著，但加持化资本中的地缘资本在促进社会绩效上尤为突出。
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社会企业家往往具有把社会目标放在第一位的惯性思维，这种惯性思维本质上是由信息不完全性和事物偏好性所导致。成都市现有的社会企业很多都是由非营利组织转型而来的，或者是从社会组织的活动和项目中孕育而来，这些社会企业家缺乏对经济绩效的重视意识与掌控能力。他们的知识体系被社会目标包裹，个人很难突破现有思维的禁锢，在接收、解读和反馈社会企业相关信息这一环节中存在着较高的时间成本，较强的社会性偏好需求。因此这类社会企业家往往根据以往事物的经验对目前及未来目标做出社会目标置于首位这一趋势判断。社会资本随着社会企业家目标的倾斜而改变了投入比重。从要素禀赋论出发可知，当社会企业家将多种社会资本投入到产出社会绩效中，加持化资本将会有利于社会企业获得受助方和合作方的信任，降低沟通成本。社创化资本是社会企业坚守社会目标的体现，社创化资本越显著，社会企业越期望实现更高的社会价值。合法化资本是社会企业对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参与度的体现，其参与度越高，社会绩效越显著。当社会企业家补足经济绩效提升意识、经营与策略知识，社会企业家精神得到充实与完善，将会有利于形成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平行的混合价值观，也将真正实现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协同效应。由此假设2、3、4均得到验证，并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2：合法化资本促进社会绩效增长的同时弱化经济绩效实现。
命题3：加持化资本和社创化资本对社会企业社会绩效倾斜是导致经济绩效不够显著的重要原因。
命题4：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具有互斥作用，是协同绩效无法实现的主要障碍。
(五)控制变量的单样本T检验
我们对性别、学历分别做单样本T检验。(2)因篇幅有限，性别与学历的单样本T检验结果未展示。若有需要，可联系作者索取。由检验结果可知，性别的单样本T检验的P值小于0.05，说明性别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学历的单样本T检验的P值小于0.05，说明学历也存在着显著性差异。此外，通过比较男性与女性、低学历与高学历、高学历女性与非高学历女性的创建或转型社会企业动机变量的平均值发现：女性(2.67)高于男性(2.54)；
低学历(2.53)低于高学历(2.79)；
高学历女性(2.86)高于其他(2.55)。即女性或者是高学历者创建社会企业的动机更具有内生性且同时具备女性与高学历双重属性的社会企业家具备更强的内生性动力，他们更有益于实现高社会企业绩效的管理。依然旅行社最开始基于市场需求痛点从事无障碍旅游，但随着与残疾人士接触的深入，基于助残扶贫的公益之心成立了圆梦科技社会企业。圆梦科技的女性创始人拥有硕士学历，于2009年开始从事商业旅游，通过与残联的合作了解到残障朋友的游玩需求和市场空白，圆梦科技不仅满足了残障朋友的无障碍旅游需求还提供了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经跟踪调查发现残疾人员工稳岗率达到60%左右，并通过不断的打磨业务流程拥有了核心产品、坚韧的组织团队、独特的商业模式，已经实现了自我造血的可持续发展。这与传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性别歧视角度所认为的女性在竞争意识、风险态度、绩效提升方面弱于男性的认知相违背，但是与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所认为的知识(学历)会促进产出可持续增长的理论相一致。
在社会企业中并不完全以竞争能力衡量业绩，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男性或许因长期无法从社会企业中获得高薪报酬而选择退出社会企业。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价值导向下，男性通常拥有更大的经济压力，这种现实的经济窘迫困境会冲淡其对从事社会企业的坚定性，并且还很有可能受到亲情的绑架与阻挠而不得不放弃这一事业，而女性往往被鼓励从事稳定或体面的事业并不十分注重薪资问题。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女性往往相较于男性有更多的亲本投资，更容易对弱势群体产生同情心理。高学历的社会企业家更具有内生性是由边际成本和供求理论所致。政府往往会对认定成功的社会企业提供资金补贴、税费优惠、土地使用权、政府订单等各种产业政策，普通企业家往往会因为这些政策所带来的高边际收益低边际成本而进入该部门，从而产生在社会企业认定上供大于求的政府主导的买方市场状态。政府往往希望通过某项筛选机制尽可能地减少边际成本，类似于劳动力市场中的最低工资理论会产生一个最低绩效理论，最低绩效的设置会排除掉不合格的企业，并在价值匹配的基础上筛选效率企业。社会企业在社会绩效方面通常都具备良好的表现能力，但在实现高经济绩效的管理上往往需要社会企业家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与管理知识，社会企业家需要具有强的学习与反馈能力。跳过内在机制，直接看现象似乎发现高学历的企业家更容易通过政府的社会企业认定，高学历的社会企业家会因对企业实力的自信、政府认可、政策帮扶而对社会企业未来的发展充满希望与规划，在克服困难、适应性变革等促进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方面更具有内生性。
本文以质性和量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成都市社会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社会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得出结论与启示作用如下。
第一，社会企业的社会绩效显著，其中鲁棒性和长期性具有核心作用，公益性与社会性具有辅助作用。鲁棒性体现的是社会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稳定性，长期性体现的是社会企业的创新能力、市场实现能力，两者都具有一定的商业思维意识。但社会企业的经济绩效却不显著，绝大多数的社会企业家忽视了制度资本在实现经济绩效方面的作用，过于强调社会意识而忽视商业意识，不注重培养商业实现能力。其一，政府应放宽社会性与公益性的认定标准，注重筛选具备鲁棒性和长期性特征的企业认证为社会企业。其二，社会企业家要注重完善社会企业家精神，当前的社会企业家多受非营利组织思维模式的影响，过分强调社会目标，忽略营商能力的建设。现有社会企业家要不断学习与进修，补足营商能力短板。其三，社会企业可寻求潜在的社会企业家作为“职业经理人”促进经济绩效显著。因为纠正误差所带来的成本风险大于生成标准目标的成本风险，社会企业应以高校为平台探求潜在的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可与高校合作开展实践学习课程，输出价值理念的同时瞄准与培养潜在社会企业家。
第二，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相排斥，社会企业并未实现双重价值观的并行。其一，合法化资本是无法形成混合价值观的桎梏所在，合法化资本促进社会绩效的同时会弱化经济绩效的实现。其二，加持化资本、社创化资本这些制度资本被积极地运用在获得社会绩效这一方面，而制度资本同样会在社会企业经济绩效上发挥作用这一事实经常会被忽视。其三，成都(四川)政府给予的社会企业帮扶、支持和倾斜过多，主要体现在金融支持、财税支持、行业支持、政府采购、提供综合服务平台、支持企业能力建设、鼓励试点工作等方面，这些造成了社会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从而对政府产生依赖性，失去了自我造血的内在激励动力。其四，成都调研的大量的社会企业，大部分都是从NGO/NPO转型的社会企业，他们的思维惯性与行为惯性形成了社会目标远高于经济目标的长期逻辑，所以当他们具有制度资本时，便会首先投入在社会绩效的产出中。其五，社会企业的管理人才学历普遍不高，且大多数来源于“社会工作”培养体系，思维与行为意识局限于社会目标。这部分人群鲜少来自管理学、经济学培养体系，缺乏培养与经营制度资本的意识。因此，首先，政府要对社会企业进行法律上的硬性预算约束，逐步减少非核心资源扶持，比如将财政补贴、基金投入与实际营收数据挂钩，多退少补。要使社会企业具有忧患意识，激发其内在的生存意识，适当的放手让其进入真正市场，参加公平竞争，才能使社会企业具备创新能力和市场实现能力。其次，普通商业企业可积极向社会企业靠拢，由商业企业孵化的社会企业在消除互斥作用上具有先天优势。当商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这种商业企业家更容易转化为社会企业家。成功的商业企业具备核心竞争能力、危机处理能力等经营策略和手段，更具备多样化的制度资本。这些企业不仅重视制度资本在经济绩效中发挥的作用，还可以在克服社会企业家精神中商业思维意识缺陷的同时对社会意识具有正的偏好性，从而使社会企业更容易实现可持续发展，加速其可复制性的实现。最后，学界也应积极地探讨社会企业立法的相关内容，既要管控社会企业的野蛮发展，又要给予社会企业模式创新的空间与合法性支撑。
第三，社会企业对完善第三次分配机制具有高贡献率。第三次分配是由社会机制主导的资源配置活动。在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第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有益补充,它有利于激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有助于缓解社会个体焦虑情绪并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包括发展慈善捐赠、社会企业、志愿服务和文化艺术等。其中社会企业能有效应对市场、政府、志愿组织均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问题，是完善第三次分配机制的攻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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