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实习报告】
1992年1月底到2月初，邓小平进行了著名的“南巡”，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在那次访问中，邓小平参观考察了中国的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并明确表达了对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南巡”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南巡”对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可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我个人认为，改革开放的提出、“南巡”讲话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世界上从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非凡的经济成就。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当前的发达国家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的转型用了几个世纪，而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弊端，中共内部在改革能否进行下去，以及如何进行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思想领域，有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仅数十年就带来了党和国家不希望看到的政治思潮，改革应该无限期地终止，甚至应该废除。”在经济领域，有专家称，应该用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取代对外开放，重新推行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集体农业，收回沿海省份在经济上的自主权，加大宏观经济调控力度和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削弱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地位。
在此期间，1989年11月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象征着冷战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斗争的柏林墙，倒塌了。紧接着，两德统一，华约解体。两年后，苏联解体。1991年12月25日，曾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苏联国旗被俄罗斯三色旗所取代。叶利钦接替戈尔巴乔夫，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瓦解了。中国在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得出了怎样的结论？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呢？
邓小平在对国际时局进行分析后，清醒地认为，中国的国内局面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必须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当时经济改革已取得的巨大成绩是邓小平手中最有力的论据。假如否定“家庭承包责任制”，重回农业集体经济体制，重建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那么经济发展速度将大幅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将得不到提高，这是绝对不能令人接受的。
早在1984年10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经济改革绝不能倒退，“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农村政策一变，他们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降低。”
另一个支持中国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的论据是，如果当时经济和技术都极为落后的中国重新闭关锁国，那么将重演近代中国任由帝国主义列强摆布和欺辱的悲剧。经济的发展和强盛是维护国家主权不可或缺的基础。
正如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所说，执政者必须保证其国民的安全和幸福；如果做不到，“将失天命”，也就是说人民将会推翻其统治。这是普世真理，无论在哪种政治制度下都适用，而国民的安全和幸福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21世纪初的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经济改革的发展成就，这种成就是苏联式计划经济无法达到的。
带着这些有力的论据，“南巡”时邓小平参观了武汉、深圳经济特区、珠海经济特区和上海。他所发出的信息十分明确：“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在深圳，邓小平还提出广东要争取用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水平。
在此次考察中，邓小平还着重谈到：“右的东西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主要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媒体对邓小平发出的信息做出广泛积极的回应。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代表全党表达了对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完全赞同和支持，他在报告中指出：“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结构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此前，中共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表述是“计划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全新概念的提出，扬弃了“计划”的概念，是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理论的一次新的飞跃。
摆脱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带来的困惑，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确立了改革开放在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中不可动摇的地位。那时的邓小平已经87岁高龄。这位伟大的老人凭借其令人钦佩的、充沛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为他的祖国发展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都应该感谢邓小平的“南巡”。如果中国在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选择了回到过去，那么，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将被改写。
邓小平的政治才能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开始了不断追求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然而，晚清的改良派和立宪派没有成功，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也没有成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重拾中华民族的尊严。而真正使得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只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战略。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
毫无疑问，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毛泽东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邓小平，则让中国开始前行。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使邓小平成为了中国2500多年历史和20世纪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邓小平的政治才能首先体现在，他清醒地认识到，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违背市场规律，必须抛弃。中国应该建立一种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邓小平曾说过，经济发展速度不够，就好像猫不抓老鼠，人民就不禁要问为什么资本主义能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解决不了。高效的经济体制不仅有助于维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继续落后于发达国家，那么中国的主权就会受到威胁。
邓小平的政治才能又体现在，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有序的政治生活，就没有富有政治、经济能力和经验的党员队伍。邓小平说，“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俄罗斯，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和叶利钦的“非党化”政策，不仅使共产党失去了合法性，导致了苏联解体，也使该国失去了唯一能够实现平稳有序改革的机会。强有力的政府是改革成功的前提。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策贯彻执行，才能在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力之下推动改革，才能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科技的进步。改革不是单纯摒弃计划经济体制，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掌控一切。强有力的政府要保证公有制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能够控制经济系统合理运转。
邓小平的政治才能还体现在，他在中共内部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和灵活性。这些因素使他能够促成中共内部对放弃原有经济体制、走上市场经济道路达成共识。无论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还是叶利钦的休克疗法都遭到了苏联传统政治阶层和企业精英的反对。作为领袖，他们都是失败的。他们的失败缘于没有说服苏共及苏联传统精英阶层认识到，苏联的统治体制已经消耗殆尽，应该进行改革。而邓小平却有能力说服中共党内接受经济改革的现实。在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中，他多次抨击苏联传统政治精英，并将改革的失败归咎于他们的阻挠，“我们国家（苏联）所有的严肃的经济改革都被守旧派毁掉了。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如此，现在也是一样”。
“南巡”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在中国政坛展示其领导能力和领袖地位，而这也成为了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事件。
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
2012年2月，恰逢邓小平南巡2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在2012年2月23日的社论中，对进一步推进改革发表了评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所要求的，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
2012年2月初，温家宝总理陪同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广东时表示：“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是在邓小平的领袖能力和政治智慧影响下的又一次“南巡”，温家宝希望能够再次推动改革继续向前发展。
2007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中国的经济是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很难想象，一个近30年来经济持续保持10%年增长率的大国总理拥有如此的自我批评精神。西班牙首相不具备这种能力，任何欧洲国家领导人不具备这种能力，美国总统也不具备这种能力，这些西方领导人甚至没能在2007年年初就宣布金融银行业不合时宜的行为（如不透明的账户操作、私人大量负债、垃圾借贷等，在欧洲主要表现为欧元区的不断扩张）将把我们带向一场灾难。想要解决任何问题，首先需要承认问题的存在。
在2012年3月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表示：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距离建成真正的和谐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温家宝希望如邓小平“南巡”推动改革开放一样，为继续深化改革带来新的、更大的动力。
2012年3月初，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著的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出版。报告指出，如果继续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实现更加平衡的收入分配，并将政府职能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那么中国将建成一个富裕、和谐、团结的社会；否则，中国的社会发展将停滞并引发严重的体制危机。
在世界银行1997年独立发布的报告《2020年的中国》中就有关于此问题的相似表述：如果中国继续推动改革，那么中国将发展成为灵活、现代的经济体；否则，将会出现“中国式僵化”。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基在其2001年3月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国内看，我们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改革处于攻坚阶段。⋯⋯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按原有结构和粗放增长方式发展经济，不仅产品没有市场，资源、环境也难以承受。”两天后，江泽民主席表示“未来五到十年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始终坚持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2152.18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1.19万亿美元，再到2010年的5.82万亿美元；人均年收入由1978年的217美元到2000年的958美元，再到2010年的4440美元。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如此耀眼的经济发展成就，尽管市场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的代名词。
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著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高度评价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认为该规划无论从发展目标还是发展方式上都符合下一步改革的要求。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所有主要官员和媒体都认为，改变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地区间的分配不均是首要问题。邓小平对此具有极高的预见性：“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这部分人就要再革命。”
邓小平多次深入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在1980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做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即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他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还提到：“政治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十分小心谨慎，要花三代人的时间来做好。”
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许多渗透式政治体制改革，只是这些改革内容不为西方熟知。例如：将人权和法治国家的概念写入宪法（并制定100多部法律完善该国法律体系）；在地方选举中实现普选和直选；宪法和法律承认并保护私有财产；允许私营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等。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邓小平依旧在世，他会做些什么？他是否会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机？而政治体制改革呢？尽管这些问题更应该由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来回答。关于经济改革，文中已经引用了邓小平的很多表态，而他也说过“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毫无疑问邓小平是希望能够建立更加分配公平的社会，也就是说，他会支持现政府关于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
很显然，“南巡”20年后的今天，整个中国社会与那时相比变得更加富裕、受教育水平更高、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更加多元、更加自由，也更加复杂。这些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革命和公民思想的转变，在30年里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倍是完全不可能的。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进行经济改革的决议，而由此引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身就是一场革命。
在困难和挑战面前，领袖必须具备一系列能力，不仅要有全面判断分析问题的视野，还要有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案的智慧并将其付诸实践的决心。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南巡”中，邓小平都展现出了这种视野、这种决心、这种领导力。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其继任者也体现出了这种能力。这所有的政策都是正确的，也正是因为这些政策才有了今日中国的成就。
（责任编辑：刘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