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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娇娇
(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民本”二字源自《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即皇祖(大禹)曾训诫，统治者要亲近百姓，不可轻视百姓，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根基稳固，国家才能安宁。夏朝时期，帝禹之孙、帝启之子太康，身居帝位却不务政事，百姓多有不满，导致天下大乱，最终失国。于是，太康的五个弟弟分别做了一首诗来劝诫他，即《五子之歌》。《五子之歌》其实就是一份亡国教训的总结，贯穿其中的主题思想是讲人民的重要性。而太康失国的历史也反向证明了“民惟邦本”的客观规律性。
(一)古代“民本”思想的萌芽时期——西东二周
1.西周——古代“民本”思想的滥觞
上古时代的中国笼罩在神本主义的迷惘之中，人们面对种种无法理解与必须应对的天灾人祸，不得不依赖迷信活动，从而对神产生了极强的崇拜意识，从夏的“天”观念，到商的“帝”观念，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普通民众都把希望寄托于祖先神的保佑，《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说明三代时期经历了一个“以神为本”的阶段。在夏、商、周相继更权迭代的过程中，民意民心的作用渐显。与夏、商绝对主义的天命观不同，西周统治阶层提出了相对主义的天命观，这种观念虽然没有摆脱神本思想的束缚，但是对人民作用的重视已渗透其中。武王灭商建周，社会生产力逐渐发展，人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关于“神”与“民”二者关系的认知渐渐发生了变化，由“重神”向“保民”过渡，“民本”思想在这个过程中萌生了[1]。
西周时期，周公总结了商亡教训，即“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提出了“敬德保民”和“以德配天”的治国之道。周公是第一个全面阐述民本思想的思想家，他虽然没有摆脱“神本”的桎梏，但是他改变了夏、商时代绝对主义的天命观，提出了民意在国家政治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恫瘝乃身”，即要视民众之痛苦如同发生在自己身上[2](P23-36)。至此，民本思想像一颗种子，在人们的意识观念之中逐渐成长起来。经过由神本思想向民本思想的过渡，在战国时代民本思想终究确立。
2.春秋战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确立
自东周开始，周朝由强转弱，王室日益衰微，大权旁落。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是与当时的政治实践紧密相连的，此时由于列国并存、战乱频繁，各家各派都开始谈及“民本”思想，可谓蔚为壮观：儒家从正面反映“民本”思想，道家从背面回应“民本”思想，墨家在更加前瞻的位置上激进地体现“民本”思想，法家以君主为中心工具性地利用“民本”思想，兵家从争胜手段的角度关照“民本”思想。
春秋时期即东周前半期历史阶段，诸侯国之间征战四起，在如此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中，很多思想家都意识到“天命神权”已经无法拯救国家政权和黎民百姓了，于是他们纷纷提出在“民”与“天”、“民”与“国”、“民”与“君”这些关系中，要承认并重视“民”的根本性地位与作用[3](P56-63，116-124)。此时“民本”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他破天荒式地提出了“博施济众”、“仁政爱民”、“为民正名”、“以德化民”、“明君惠民”等明确而深刻的“民本”观点，这些观点极具突破意义。儒家“民本”思想一直是古代“民本”思想的主流，其作为社会现实的正面反映，大大提升了“民本”思想的实用价值。
战国时期即东周后半期历史阶段，“民本”思想代表人物为孟子、荀子、墨子三人。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
荀子提出了著名的“舟水之喻”——《荀子·王制》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能覆舟”；
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等兼爱、非攻思想均体现了“爱利百姓”的“民本”主张[4](P71-77)。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他的“民本”思想比较尖锐、深刻，而且颇具人文精神。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这时秦统一已成定局，法家学说如日中天，这使得荀子在阐发自己“民本”思想的同时还要回应法家学说的挑战，所以他的理论是需要联系时代背景进行挖掘的。而墨家的“民本”思想可谓社会现实的激进体现，作为墨家学派创始人的墨子，他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爱民”、“利民”、“为民争地位”的观点上。
自春秋时期至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已基本形成。
(二)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时期——汉唐两宋
1.两汉——古代“民本”思想的初试
秦依据法家思想治国，任邢黩武，且后期君主恣意妄为，李斯曾提出君主当“独擅天下之利”，极端尊君可见一斑，而极端尊君的直接后果便是极度蔑民，遂引起以陈胜、吴广为首义的农民战争。西汉东汉时期，特别是初期的“民本”思想在统治者的统治实践中均得以全面的试验。汉初的“民本”思想是在对秦暴政反思的基础上出现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是汉初几十年的主导思想，其代表作《淮南子》强调了“安民”的重要性，即“为治之本务在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农时，勿夺农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可见，这里的“无为”是积极的“无为”，也就是不过度干涉百姓的生产生活，而是因势利导、顺其自然。
西汉时期“民本”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贾谊、刘安和董仲舒。贾谊深刻总结了秦亡的教训，指出“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他进而提出了秦败亡就在于对民暴虐，失去了根本，强调了“民无不为本”的命题——“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雠者，有迟有速，民必胜之。”此外，贾谊还主张让人民参与官吏的选拔任用，是谓“民唱君和”。淮南王刘安的“利民”观点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民本”思想，他在《淮南子·汜论训》中指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著名思想家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中指出了“民”的根本地位，即“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在“民本”思想家的影响下，汉文帝与汉景帝充分地意识到“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重要性，实行了“贵粟养民”、“垦荒减租”、“薄税劝农”等政策，经过文景二帝四十多年的治理，迎来了“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的太平盛世，即举世闻名的“文景之治”[5](P78-83)。董仲舒的“民本”思想隐含在他的神权观念之中，试图以天权来限制君权，这也成为了其“民本”的思想主旨，他提出了“仁政说”和“德治说”，阐明君主应当如何象天法天。
与董仲舒“民本”思想相近的是东汉的王符和荀悦。东汉时期“民本”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著名思想家王符，他不仅提出了“国以民为基”的命题，而且他的“富民”思想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在《潜夫论·务本》篇中，他明确提出了“以富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他强调“民为国基，谷为民命”，务必要使民众安心勤事生产，“敬授民时”，不可“烦民”。王符常以历史上的反面事例来告诫统治者，指出“民危而国安”、“下贫而上富”、“民瘠而君肥”的情况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荀悦是荀子的第十三世孙，他取“天人相与”之说，提出了著名的“天作道，皇作极，臣作辅，民作基”，即“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贤，四曰恤民，五曰民制，六曰立业”。
2.唐朝——古代“民本”思想的实践
“民本”思想经过唐代，尤其是唐初君臣的全面实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治理效果。唐初践行“民本”思想的代表人物是一君一臣，即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著名谏臣魏徵。这一时期极具历史思维能力的有识之士很多，以唐太宗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贞观集团”，包括了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历经了隋朝的覆亡，懂得了居安思危的重要性，时刻不忘反省前世得失，尤其是唐太宗亲眼目睹了一个王朝的陨落，所以他深知创业难、守成更难，“亡隋之弊俗”已经证明了失民心的暴政是摧毁政权的致命一击，所以守住江山的关键自然就是守住民心。贞观君臣认真地探讨了民在政权中的地位问题，他们得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结论，这个论断涉及两个层次，分别是“民养君”和“民择君”，而且他们确定了“安人宁国”的基本方略，具体做法是：首先，君主要清静无为；
其次，君主要顺应民心；
再次，君主要不竭民力。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对“民本”思想进行了形象而深刻地阐释，他强调“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希望以此启示统治者重视民众对于国家的根本地位与作用，只有稳固了“民”之根基，才能确保“国”之安定。正所谓“源静则流清，本固则丰茂”，唐太宗李世民深谙“安人之道”，他一再强调“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深刻认识到要想实现“国泰”必先使“民安”，如果妄想通过盘剥百姓来谋求私利，势必会造成“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的悲惨后果。唐太宗十分认同荀子关于君民关系的“舟水之喻”，经常告诫官吏“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奖励垦荒、轻傜薄赋等“养民之策”[6](P177-186)。在李世民、魏徵等开明君臣的治理下，唐朝出现了著名的繁荣盛世——“贞观之治”。
中唐时期也出现了两位杰出代表，分别是陆贽和柳宗元。陆贽反对“天命论”，提出“天所试听，皆因于人，天降灾祥，皆考其德，非于人事之外别有天命也”，因为“人者，邦之本也”，所以人君只有施行仁政才能得人。而且他主张君要“与天下同欲”，明确指出“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而要做到“知天下之欲而与之同欲”的方法是“审查舆情”。中唐对“民本”思想的重要推动者是柳宗元 ，作为一位极具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他在《送薛存义序》中阐述了对“民本”的见解，这一见解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对后来近现代执政理念的提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溯源。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卓越之处在于从“民”与“官”的关系出发，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指出“官”是“民”的仆役，这是地方官的职责，不要弄反了，有些官员奴役百姓，这是违背客观规律的错误做法，势必会引发灾祸。
3.两宋——古代“民本”思想的内化
“民本”思想发展到两宋进入了内化时期，所谓内化即融入统治阶级整体的心灵深处。两宋时代的君臣基本上能够在治国实践中贯彻“民本”思想，思想家们也在内心深处树立了“民本”观念，并将“民本”思想推向了更为理性的阶段。两宋“民本”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北宋的程颢和程颐及南宋的朱熹。理学的“民本”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理论支撑，理学的“大公论”对帝王私欲进行了约束。
北宋程颐指出“人君当与天下大同，而独私一人，非君道也”。程颢和程颐作为宋明理学奠基人，充分认识到了“民本”思想的重要性，提出了“以顺民心为本”的主张，他在总结之前历代王朝政权兴衰成败的基础上，提炼出“顺民心”、“惜民力”、“厚民生”等以民为本的治国之道[7](P93-101)，推动了北宋“民本”思想的发展。
南宋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民本”思想，在综合考察了南宋的社会现实之后，提出了“人君为政在于得人”的治国方略[8](P89)，强调“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在给孝宗皇帝的奏状中他指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值得一提的是，朱熹在给《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做注释时，补充道“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以民为本，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至于理学家门所持的具体治术，多主张恢复三代政治，提出井田、均田等办法，还要辅之以均赋税、济农急等政策来保障民生。陆九渊则从君职的角度进行论述，他提出“民生不能无群，群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生不可以保。王者之作，盖天生聪明，使之统理人群，息其争，治其乱，而以保其生者也”，即君主的产生是为民的，世人只知尊奉君主，甚至纵容暴君戕民，这完全是本末倒置。至此，先秦以来的古代“民本”思想获得了长足发展，到了宋代“民本”思想已经内化为治理好国家良策。
(三)古代“民本”思想的升华时期——明清二代
元代建立之后，圈地放牧，罢除科举，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使“民本”思想饱受重创。经过了元末二十多年的战争破坏，明初社会经济一片凋敝，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如何恢复发展生产和兴旺人丁，是困扰明初通统治阶层的头号难题。
1.明代——古代“民本”思想的深化
明太祖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树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由此，朱元璋竭力推行“民本”之策，强调“欲求事天，必先恤民”，他反复告诫臣下“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于是他把“保国之道，藏富于民”作为立国之本，并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搞农业生产，召集流民耕种，命地方官按丁分配荒地和牲畜，所垦土地归农民所有，免除三年赋役；
并且兴修水利，设立预备仓和养济院；
同时限制僧道数量，奖励婚育增加人口。明初的“洪武之治”因此而来，“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百姓充实，府藏衍溢”。朱元璋的爱民、惜民、养民之道，为他赢得了民心，也获得了国家的安宁。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朱元璋是一位非常专制的皇帝，他认为孟子的“民本”思想中很多对皇权极富挑战，所以他在宣扬“民本”思想时，对孟子的理论进行了大幅的删减。
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王守仁提出了以“明德亲民”为核心的民本思想，具体来说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止于至善，必在亲民”；
二是“良知所至，推仁而已”；
三是“能明明德，相生相养”；
四是“明德爱物，必有远近”。我们看到，王守仁的“民本”思想深受其“心学”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要求包括帝王在内的所有人通过修养而达于良知，懂得为政之德，至于亲民爱民，从而达到至善。
2.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的出现
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是“民本”思想的创新阶段，冯天瑜、谢贵安先生把这一时期的“民本”称为“新民本”，以区别于此前的“旧民本”。而“新民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批判君主专制，试图把“民本”和“尊君”剥离开来，这跟以往大为不同，之前的“民本”只是反对“坏”皇帝，而这个时期反对的则是一切皇帝，不仅讲“民享”，更提出了“民权”，这成为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导。启蒙思潮中具有代表性的民本思想家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几位。明末清初，巍然屹立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已走到了穷途末路阶段，在古代封建社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也日渐式微，加之此时逐渐兴起的资本主义因素和西方民主观念的影响，出现了诸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比较先进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将古代民本思想赋予了反对封建专制的意义，使其披上了朴素民主的“外衣”，由此将“民本”与“民主”进行对接并融合，促使古代民本思想以革新的面目走向了新阶段[9](P188-192)。
作为这一时期“民本”思想杰出代表的黄宗羲从君主的产生进行立论，指出君主之所以会产生，为的是“兴天下之公利，除天下之公害”，概言之，即为天下做事，君主与天下人的关系是“天下为主，君为客”，这是一个光辉的命题，其中所包含的“君为民服务”的思想是非常超前而卓越的。他在《明夷待访录》里强调“天下治乱”取决于“万民忧乐”，要以“天下万民起见”作为治乱观。从中不难看出，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强烈否定与批判。
顾炎武指出了善于治国的统治者应该要“藏之于民”，实现“富民”以“利国”。值得一提的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众治”的主张，这具有了早期民主启蒙色彩。而为后世所熟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是明确地表达了民众对于国家存亡与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这句话表面上看来是一句响亮的口号，但是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其背后的内涵，也就是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他提出“分权众治，限君独权”的观点，他认为纠治君主专权的有效办法是实行“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制度。为此，他还特意论证了“国”与“天下”的区别，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天下是保国家的基础，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保天下是要每个人都尽到责任的[10](P202-205)。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源于此，也是顾炎武“民本”思想的深刻反映。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代表，清代著名启蒙思想家魏源在其哲学著作《默觚》中，从历史自身的“自变性”去探求历史发展的驱动力，提出“履不必同，期于适足；
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强调历史变化发展的标准是“便民”。
王夫之则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众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他主张“宽以养民”，强调“财用为生民之命”，劝告统治阶级不要过分地剥削老百姓的财产，更不应该对其进行无节制的横征暴敛，唯此才能保住统治地位。因为“君以民为本，无民则君不立”，所以统治阶级务必要“以天下万民为事”[11](P361-377)。
经过了明清二代的升华，古代“民本”思想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并且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的“民本”思想是最为彻底的，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最高成就，对于当时的君主专制而言，“新民本”具有突破旧体制的先锋意义，也因此难以向全社会大张旗鼓地公开，往往是潜伏暗行。
(一)“民本”与国运的同向性
“民本”思想的演变所遵循的规律是：王朝之初往往是“民本”思想最受重视、也是践行效果最好的时期，这是因为刚刚经历了前朝的动荡覆亡，而前朝覆亡的缘由则在于后期统治者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顾生民死活，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所以，新的王朝建立初期，鉴于历史教训，统治阶层往往都会很重视民生，他们多数励精图治，通过采取轻徭薄赋等措施积极安抚饱受战争创伤的黎民百姓，所以我们看到了西汉初期出现了“文景之治”，东汉初期出现了“光武中兴”、隋初出现了“开皇之治”、唐初出现了“贞观之治”等，这些治世局面大抵如此。
西汉后期和东汉后期的“民本”思想与汉初的“民本”思想殊异，根源即在于国运已变。汉初“民本”是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西汉后期和东汉后期之“民本”则是针砭时弊，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强调民对于国家和君主的重要性；
第二、揭露民艰难的生活状况；
第三、探讨缓和阶级矛盾和挽救社会危机的途径。
短命的隋朝伴随着“民本”思想的升降也出现了国运的兴盛衰亡。隋文帝本人十分节俭，而且体恤民情，采取了很多蠲免赋役的“民本”措施，“开皇之治”由此而来。隋炀帝也不否认民为国本，他曾昭告天下“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为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然而遗憾的是，他的“民本”仅流于形式，根本没有得到推行。
唐朝把“民本”思想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尤其是唐初，开国君臣都亲眼目睹了前朝倾覆，“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的事实令人触目惊心，因此，在这个时期，统治者把践行“民本”之举提升到了治乱兴衰的关键地位，“关注民生”毋庸置疑地成为了当前头等大事。唐朝初期推崇“民本”思想的政治家、思想家不胜枚举，大唐盛世是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善治时期，不仅政治清明、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国土辽阔，而且与周边国家相处和睦，政治制度、经济理念、文化教育辐射东亚多国，而这一切举世瞩目的成就不是偶然得来的，其中至关重要的举措即为一系列“民本”措施的推行。繁盛的大唐发展到中期，政治腐朽已见端倪 ，这破坏了初唐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同时阶级矛盾也开始日益加剧，柳宗元提出的“官为民役”是极为进步的观点，他认为在本质上官吏是由人民供养，而这种“供养”不是没有缘由的，为的是让官吏有效地履行为自己办事的职责。这种“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成为了我们当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雏形。
(二)“民本”与治国的同一性
古代“民本”思想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历程，最终达至完善，从理论和实践上，历经西东二周的萌芽期、汉唐两宋的发展期，在明清二代到达了新的高度。长期以来，经过历朝诸代多位明君、贤臣的阐述和解析，形成了古代特有的“民本”思想体系，并逐渐发展成为较为系统的治国理政之策。纵观历史，在治国方面，“民本”思想体现出了两大属性，分别是“工具”属性和“价值”属性，前者是主导，后者是附属。
到了西周初期，作为“工具”的民本思想逐渐形成，相对于夏、商时代，这时的民本思想较为系统化和理论化，统治阶级以及当时一批政治触觉敏锐的思想家意识到了民众对于战争、财政乃至王权的重要作用，出于对国家兴亡的反思，他们提出了把民作为可利用工具的民本思想。西周“民本”思想的突出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肯定并继承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二是提出“尽心于民，勤政无逸”，强调君主的统治重在勤政，万不可重蹈之前末位君主贪图享乐、醉心于声色犬马的覆辙；
三是提出“以民为监，顺乎民心”，允许民众发声，尊重民意，使民众成为有效的监督者；
四是“禁止虐民，保惠庶民”，上层管理者应当懂得底层百姓数量众多、力量巨大，不能目光短浅，为了暂时的一己私利而残害百姓，只有保护并恩泽民众，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是在“神本——民本”的框架论证中发展起来的，到了春秋末期，作为“价值”的民本思想渐渐形成，这个时期的民本思想出现了同情和怜悯民众的观点。以孔子等思想家为代表，他们普遍抱有高尚的道德理想，提出了一个全新而关键的论断，即民为国与君之目的，这时的民本思想虽然仍难以彻底摆脱工具性成分，但显然之前纯粹的工具民本思想已经变异，此外随着人本思想和天道思想的萌发，神本主义受到强烈冲击，这助推了民本思想地位的提升。但到了战国时代及其以后，由于领主的生存愈发依赖土地和赋税，而且民众也日益成为军队组成的主要来源，“君”与“民”逐渐成为了两大鲜明的对立者，所以我们看到，民本思想的对立面从“神本”变成了“君本”，其工具属性也日益突出。
此外，类似于张居正提出的“立君为公”等思想，也表明到了明朝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深入地研究“民本”思想，但是其中多数还是承袭前人观点，即在谈“民本”的时候总是要优先提及“天立君”的大前提，“圣意”即“天意”，所以“民本”不能忤逆“圣意”。显然，此时“民本”思想更加的普及，也更加的深化，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加强，“民本”思想治国的工具属性也空前突出。
(三)“民本”与历史时期的局限性
长期以来，诸多学者把古代“民本”思想定位于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作用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但受历史发展进程和思想认识的制约，古代“民本”思想有一定的糟粕，理性分析古代“民本”思想的价值，在理论研究与认识上实现扬弃与超越，才是公正地对待古代“民本”思想的客观评价。
远古的夏、商时代的民本思想多为零散的观点，尚未形成理论体系，而且脱胎于神本主义的民本思想，带有明显的启蒙性特征。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民本”逐渐从神本主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成长为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
历经数千年的演变，我们发现，从表面上看，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圣人贤哲们出于人文关怀的目的对人类社会进行不断探索的思想结晶，其价值毋庸置疑，主要表现在：第一、阶级统治的有效手段；
第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
第三、思想文化与道德修养的培育土壤；
第四、社会生活的凝聚核心等等。
但是，这些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提出的“民本”不是真正的“由民做主”，而是“替民做主”，无论他们表达得多么真挚美好，实际上都是表里不一的，因为并不是着眼于人民的利益，其根本目的始终都是为了巩固皇权，甚至在某些时期“民本”成为了有名无实的口号。“民本”思想的这种不纯粹性和工具化色彩，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才出现了本质上的颠覆，我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理念、“以人民为中心”奋斗纲领，都在强有力地证明“民本”思想终于表里如一了。
从古至今，“民本”思想始终是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重要力量源泉。无论是倡导“民惟邦本”，还是在不同时期确立“人民至上”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尤其是当今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和制度安排，重视人民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理论实践始终代代相传。
(一)“三民主义”的“民本”思想
“三民主义”是近现代之交“民本”思想的卓越成果，也是古代“民本”思想焕发出现代价值的第一缕阳光。孙中山是20世纪的历史巨人，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三民主义”既是西方民主的中国化，更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化。孙中山出身于贫农，从小经历的艰难困苦使得他同情农民、反对剥削，他深知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度，要使人民富裕，就必须关注农民问题。孙中山曾在广州农民联欢会上讲“实行三民主义，今日第一件事便留心到农民，便是要救济这种农民的痛苦，要把农民的地位提高，并且要把农民在从前所受官吏和商人的痛苦，都要消除”[12](P429)。通过上文叙述，我们知道传统“民本”思想实质上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而对民众假以恩惠。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里，提出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反对清朝封建专制和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人民拥有政权，平均地权且节制资本。这就把被动承受化为了主动争取，显示出了巨大的历史进步性。
(二)“群众路线”的“民本”思想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民本”思想，实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融合。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思想”是“群众路线”最早的历史渊源，近代的“群众路线”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群众观。作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的“群众路线”，突出体现了他对“民本”思想的运用。
“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进而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作为我们的生命线，“群众路线”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也充分发扬了传统“民本”思想，成为了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13](P40-48)。我们党是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是靠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起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所以，坚持“群众路线”的核心是党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可以说，“群众路线”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而有效的把古代“民本”思想贯彻到根本工作路线当中来的伟大实践，“群众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而提出的，它从传统“民本”思想中吸取了大量精华，并与时俱进地加以扬弃，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的同时又有所超越。在践行“群众路线”中弘扬“民本”思想，使“群众路线”更加深入人心。“群众路线”作为中共产党人沿袭古代“民本”思想的第一个重大成果，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对后世的治国理政奠定了坚厚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早在其《摆脱贫困》一书中针对当时的闽东地区如何实现脱贫致富的问题，就始终在强调一定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庄严而伟大的号召，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最重要的就是坚守“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这不是随口说说，而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并坚持的优良作风，更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本”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充分借鉴并吸收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之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以，传统“民本”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基本原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再一次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而且已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这一思想从始至终秉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彰显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彰显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梦，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形象表达，中国梦内涵丰富、视野宽广、意蕴深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是人民幸福的基础和保障，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人民是中国梦的主体，是中国梦的创造者和享有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其根本归宿在于人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明确为党的奋斗目标，发挥人民群众推动发展的主体作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要持续抓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从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入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成为了我们最新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现代化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反对“以物为本”、主张“以人为本”的新型现代化，这为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尤其是近几年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令世界各国苦不堪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打好统筹疫情防控之战。今年3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在我们万众一心的努力下，我国遏制住了疫情快速增长蔓延的趋势，在世界主要大国中，中国是新冠肺炎发病率最低、死亡人数最少的国家。
以上种种无不在证明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并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目标不断迈进。习近平总书记常常说“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人民的利益大于一切，这正是古代“民本”思想在新时代发展到最高峰的深刻体现。
当前中华民族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朝着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奋力前行的特殊时期，我们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批判性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从古人的智慧中获取有益的因素与能量，借助于对“民本”思想的历史管窥，深刻探析其现代价值，从而实现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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