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与后经济国家：中国特色总体公共政策的挑战和机遇

【www.zhangdahai.com--中国梦征文】

��]��V���"http://www.zhangdahai.com/t/jihua/"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计划经济体制下终生奉献却没多少个人积蓄，而巨富暴发户的后代不劳而获大肆挥霍令其他平民百姓子女望尘莫及时，社会公平或平等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难解了。尤其是机会的不平等，包括生产资料及各种经济社会资本的缺乏，会使一些弱势群体终生甚至几代都不得翻身，不管他们如何努力。甚至温饱居所都难以解决。改革初期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有资产的流失，以及国家集体并未作为重要投资者获得相应回报以造福公众，尤其是弥补弱势群体的权益损失等等。官商勾结、对金融市场监管缺失、结构性失业等等，更不能为所有人创造公平的机会，从而更需要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联手来加以研究解决。

这里需要指出，社会公平不是指（绝对）平均主义。任何人想回到过去政治化的年代都会是徒劳，因为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容许一部分人正当先富，既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又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即使共同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也要以维持适度收入差距为前提，才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不公的出现，在于贫富悬殊过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描述不一定再那么贴切，但任由市场的机会作用与投机成分将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网开一面地把按劳取酬、按需分配这样一些基本原则理想通通扫进历史垃圾堆，这并非中国的国情和方向，而更像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从国际上来看，这是吸取资本主义的糟粕而并非其精华。中同在社会公平上，应该比美国以至更受“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影响的欧洲一些国家做得更好。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至少必须对两个极端负责，即对低端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和高端幸运一族的资源浪费负责，中产阶层则无论在中外都应是社会的主力，是需要不断加以壮大的群体。

总而言之，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无论从同内还是国际来看都不可能完全靠市场经济自行解决（陈社英、Pow，ell，2011）。必须依靠社会政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社会经济双管齐下，扭转社会（或社会经济）不公平进一步发展的危险趋势，才有可能对民生民意作出应有交代。就像当年为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惜矫枉过正一样，新的总体公共政策需要采取进一步的积极措施以实现社会公平。解决重大的民生包括社会公平问题，其实是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最终目的（正所谓党和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谋福利”）。而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也必须把民生民意作为竞选纲领的核心内容。

三、后经济国家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表明，“政治挂帅”或“经济挂帅”的GPP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前者有环境因素，但更多已被历史定论为错误或失误（如文革巅峰期），而之所以错失，根本在于经济国家的政治化。后者是顺经济国家之自然，走向极端则是小得已（要避免被“开除球籍”），其历史功过，一方面，经济奇迹可歌可颂，另一方面“唯GDP主义”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最后的结论，有赖于大众期盼的政府进一步“转型”能否不失时机、最终得以实现。根据上面的讨论，这一转型的根本关键，是国家总体公共政策或GPP的再次转变，即尽快明确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平衡发展”总体战略部署上来。

应该说，党和政府的决策重心，在最近十多年里已经开始逐步向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方面转移。这既是顺应民心的明智之举，也是因为客观条件起了质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再是面临被“开除球籍”的窘况，其总量甚至已经超过了日本而直逼位居世界第一的美国。另一方面，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刚得以彻底实现的经济国家就发生了结构功能的急剧蜕变。接踵而来的变化，包括企业承包、利改税等等，大大削弱了政府的经济职能，使得许多经济管理部门不再需要而遭到关并（Chen，2012）。而且随着经济的大幅增长和社会保障社会化等配套改革的实行，财政资源的膨胀以及社会需求的激增都使得政府的工作重点向社会政策方面发生自然转移。同时，社会政策专家、社会工作者以及各种弱势群体的代言人都在大力呼吁政府应更多地注意解决社会问题（chen，2002c，2012），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唯GDP论”由于意识落后于存在而继续在公共政策中占有的统治地位。

由此可见，中国总体公共政策的发展，经历了经济国家的建立、不幸政治化、拨乱反正去政治化导致矫枉过正极度经济化、改革开放而进入一个去经济化时期这样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而当前GPP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提升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水平，以解决当前重大迫切的社会问题。惩治腐败非常紧迫必要，但仅此并不能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环保和安全等问题。为了保证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动态平衡健康发展，还要注意避免重蹈国内外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的种种覆辙。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两难命题，既要重视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又不能将所信奉的主义抛在脑后或搞阳奉阴违（改革初期的“不争论”为的是抢时间而并非要抛弃“主义”）。这里，重提“主义”不是要搞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是为了从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的高度来更好地理解社会需求和解决社会问题（实际上，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诞生，就是因为后者有过太多难解的社会问题）。但是，要牢记过度政治化的深刻历史教训。此外，还要清楚看到国际历史上一些战争国家军事强权的覆辙，在爱国主义、国家利益和国防需要与和平共处、加速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之间谋求适度平衡，不可让狭隘民族主义或一时冲动（在国力进一步增强时很容易发生）搞乱阵脚，而牺牲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问题并不只是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社会学等狭义“社会”研究的事情，其综合治理需要有多学科的合作，正如许多经济的、政治的、立法执法等课题也须得益于社会政策等研究一样。然而，国内外有少数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对中国的社会不公等严重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弱势群体的迫切需要视而不见，动辄跟美国相比，似乎贫富悬殊还不够，以为靠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能把一切摆平。但是，美国并不一定是西方社会公平的典范（Burtless，1990），而中国还挂一个社会主义的牌子。市场并非万能。国内民众的期望，也不一定会像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老百姓一样会对贫富悬殊那样容忍。即使在西方，借批判福利同家而企图回到早期自由资本主义，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一定要立足于本国的国情，不能因为个别学者的片面观点和某些既得利益群体的需要。而忽略大多数民众尤其是草根与中产阶层的问题和困难。令人欣慰的是，国内出现了一批经济学者，并不受唯利是图的狭隘经济管理观念所束缚。而力求把经济学研究与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这种更高目标挂钩，正在探索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边缘交义学科分枝，即“人的发展经济学”。这一努力，对于研究解决中国的社会或社会经济问题会很有帮助，是社会政策研究的一支新兴同盟军。与国外商学院在管理课程巾加强商业道德和社会企业教研的趋势相比，可以说这种注重社会和大多数人发展需求的研究是经济学界社会良知一个突出代表，符合中国社会当前的迫切需要以及国际发展趋势。

中国总体公共政策发展至今，再次转型的大势已定（Chen，2008）。从政府结构及其职能上来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国家，而正走入一个后经济国家的时代。若无严重阻碍与干扰，最终将达到一个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动态平衡发展模式。这里的所谓平衡发展，将不再限于过去经济计划领域的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合理比重，它还包括收入调整及再分配，以及社会发展建设的各种项目。而这些都有赖于政府的收入及其在经济建设和其它方面的投资分配。鉴于经济国家以往的脱轨教训，决策者们不会放弃对发展经济的重视。基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亦不会放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如宏观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方法措施）。尽管如此，社会问题的解决和预防，仍将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受到更多的重视。而经济及其它政策的研究也会在这方面作出更多贡献。与以往专家治国论者强调技术与科学管理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相比，新一代国家领导人较多的社会科学教育背景应有助于加强改善生产关系的作用。国际经验表明，收入调节政策对控制和缩小贫富差距有一定的作用。收入所得税对国家发展各种社会服务事业以维持社会稳定也至关重要。国外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如累进制对超高收入实行超高税率、补助制对低收入工作家庭实行减免奖励、对巨额遗产和中大彩等高额征税，等等）要特别引起重视，以促进社会公平。具体落实，要从宏观调控到一些关键的微观层面（如劳工保护、反偷税漏税、反歧视、反垄断以保护消费者及中小企业等等）。社会政策可以从有“发展型福利”新趋向的西方国家汲取经验以免重蹈福利国家之覆辙，同时要重视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以减少政府官僚低效造成的资源浪费。要通过严肃立法廉清执法，逐步建立和完善集资本主义先进经验与社会主义理想原则于一体的、真正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经济制度。

四、结论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经济国家发展演变的曲折过程，强调总体公共政策（GPP）在认识与应对各种社会问题中所起到的关键指导作用。这一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客观评估的必要框架，将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特有历史背景下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演变，包括重新认识和处理社会经济不公平这一关键问题。经历了GPP的极端政治化然后去政治化，接着极端经济化然后去经济化，中国的社会政策研究终于迎来一个新的时期，即后经济国家时代。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之窗。不失时机地全面彻底完成政府职能的再次转型，明确宣布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平衡发展”，将有助于确立中国未来长期稳定的发展方向。经济仍然是基础和重点，但各项政策要向社会经济真正平衡发展模式转变。这将有利于解决和预防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这里既有一个与国际接轨、东西方聚合的过程，又有与（后）福利国家相区别的中国特色的坚持和发扬。若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兼顾大多数人发展的同时能够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反过来也能为世界各国的实践提供有益经验，并对社会经济及总体公共政策比较研究作出独特贡献。

[责任编辑：巫文强]

推荐访问:公共政策 社会问题 中国 机遇 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