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中国梦征文】
孙德刚 武桐雨
党际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交流是中国整体外交的重要内容。经过百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状态，实现了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建成了小康社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其世界观与国际合作观经历了重大变化。作为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者和中国外交的“定盘星”，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积累的治国理政经验极大丰富了中国外交的内涵，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互学互鉴的重要内容。
中东国家的政党政治与中国的政党政治几乎同时起步，但前者发展不平衡，选择的道路也不同。20世纪初，受西方政治现代化的影响，土耳其、埃及、伊朗和突尼斯等中东国家纷纷成立政党和政治组织，确立起不同形式的政党政治。埃及在半独立状态下确立了宪政制度和议会框架，诸多政党通过议会选举角逐国家统治权力。沦为英法委任统治地的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和约旦，在宗主国的影响下纷纷建立起宪政制度框架。经过百年的发展，中国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东国家形成了诸如“党政合一”(如叙利亚)、“军政合一”(如2018年前的阿尔及利亚)、“政教合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多党制(如今突尼斯)、君主立宪制(如摩洛哥)和君主制(如沙特)等不同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党际关系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新领域，也是研究中阿合作的新视角。
政党交流在推动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前，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埃及共产党、也门全国人民大会、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摩洛哥真实性与现代党、黎巴嫩社会进步党、摩洛哥进步与社会主义党、叙利亚复兴党、叙利亚共产党等阿拉伯国家重要政党，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本文提出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概念，探讨其特点、手段、机制与未来中阿政党的合作方向。
政党外交研究涉及中共党史、国际共运、世界史、外交学、政治学和区域与国别研究等多个学科。近年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下简称“中联部”)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国际交流第一手资料，是研究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重要文献。国内学者大多基于这些第一手资料开展深入探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先后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等20多部系列丛书，是重要研究成果。现有成果当中，有些学者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概念与内涵出发，加以定性与定量分析，考察中国政党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有的学者从党的领导力出发，探讨“党管外交”这一理念与外交体制机制建设，注重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事务中如何发挥引领、协调、塑造和示范作用。也有学者从对外宣传与对内宣传的双重视角，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联系与政党外交。 Yao Wen, “Branding and Legitimation: China’s Party Diplomacy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 Vol. 21, No. 1, 2021, pp. 55-89.
国外学者尤其是中国问题专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产生浓厚兴趣。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L. Shambaugh)提出了“安静外交”(quiet diplomacy)的概念，探讨了中联部对外交往的实践及其风格。 David L. Shambaugh, “China’s ‘Quiet Diplomacy’: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 Vol. 5, No. 1, 2007, pp. 26-54.美国学者季北慈(Bates Gill)等人则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如何相互配合、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认为中国的政党外交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Bates Gill and Benjamin Schreer, “Countering China’s ‘United Front’,” , Vol. 41, No. 2, 2018, pp. 157-163.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代所长饶兆斌(Ngeow Chow Bing)基于中国与马来西亚政党交流的案例研究，探讨了中国政党如何在国际交流中“做人的工作”。 Ngeow Chow Bing, “Barisan Nasional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ase Study in China’s Party-Based Diplomacy,” , Vol. 17, No. 1, 2017, pp. 53-82.
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关注政党外交概念的本身，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开展对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大国和周边国家的政党外交。相比之下，前期研究成果对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双边与多边政党交流机理梳理不够细致，案例研究和经验研究不够充分。本文则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概念出发，探讨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党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政党国际交流丰富了传统外交的类型，催生了一种新的外交形态——政党外交。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政党外交的概念进行修正和完善。政党外交是指一国的合法政党(主要是执政党)为增进本党利益和国家利益、促进国家间关系，与其他国家的合法政党(包括执政党、参政党和在野党)、政治组织、政治领导人、媒体和智库进行交流、对话与合作所产生的理念、政策和实践。根据这一定义，政党外交的内涵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政党外交的主体是一国的合法政党，对象可以是其他国家的政党，也可以是政治组织、政治领导人、智库或者媒体；
第二，政党外交的动力是维护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
第三，政党外交是通过政党交流、对话与合作产生的互动；
第四，政党外交是理念、政策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体。
从传统意义上看，外交是主权国家政府的行为；
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党能否开展“外交”，学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议。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指出：“有些人不承认政党外交这一概念，将政党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笼统地归结为民间外交或民间交往。但无可争议的是，中国共产党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对外交往，绝对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这样的定义，不仅从理论上看是科学的、有事实依据的，从实践上看也是必要的，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新布局所规定的。”随着外交类型的日益丰富和内涵的不断拓展，“政党外交”这一概念逐步为学界所接受。政党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方兴未艾，一些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还成立了政党研究中心和政党外交学院。政党外交的主体是政党而非政府，基础是维护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获得合法性资源，目的是促进国家间合作和党际关系和谐，内容是多领域的综合性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政合一与党政分开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前者强调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框架下，以政党外交促进政府外交，二者目标一致，形成合力；
后者是指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的任务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1994年12月，时任中联部部长李淑铮首次用“政党外交”的概念来概括党的对外工作，明确指出“政党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后，戴秉国等中联部领导多次使用“政党外交”这一概念。周余云在《论政党外交》(2001)一文中系统阐释了政党外交产生的历史条件、地位、作用、指导原则与制约因素等，认为“政党外交是外交在现代的发展和政党政治普及的必然结果，是主权国家合法政党之间开展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
政府外交与政党外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一，从工作内容来看，政党外交并不涉及政府处理的具体外交事务；
第二，政党外交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外国政党及相应的政治组织，而政府外交的对象则是外国政府；
第三，政党外交更注重同外国政党和政治家进行思想沟通和交流，而政府外交主要通过国家机构间的交涉来处理国家间事务。在现代外交体系中，主权国家至上，政党在国际交流中从属于政府，政府外交发挥主导作用，具有直接性；
政党外交是政府外交的延伸和补充，具有间接性。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约6,000个政党中最大的党，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荣使命。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党的样子”具有多重含义，既包括在国际政党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肩负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相互依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又包括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向其他国家提供智力支持。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积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治党、治国经验，向不发达国家政党提供公共产品，帮助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实力较弱的政党提高管理水平，实现治理现代化。
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是中央根据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而进行的部署，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中国的政党外交旨在建立全球联系，构筑“伙伴关系网”，扩大政党“朋友圈”，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立体多维合作关系。中国开展政党外交的主体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象和形式主要包括四类：一是中国共产党与越南、朝鲜、古巴、老挝等国的政党交流，如中越两党对话关系与理论研讨会等；
二是中国与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欧洲大国的政党交流，如中美政党高层对话机制、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中欧政党高层论坛等，大国大党机制化交往是深化政党间交流与合作的一种新型党际互动模式；
三是中国与韩国、蒙古、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周边国家的政党交流；
四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交流。阿拉伯世界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板块，是中国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可以倚重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运筹与大国关系、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78年。
中国对阿政党外交服从和服务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如何处理党际和国际关系进行了实践探索。战争与革命、民族解放运动是该时期的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反对法国殖民主义斗争，支持南也门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运动，支持埃及纳赛尔政府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但总的来看，党际交往与国家间交往的关系尚未理顺，国家间关系常常局限于党际交流与党际关系。第二阶段：1979年至1986年。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强调独立自主和完全平等，但是政党外交的对象仍局限于外国共产党、工人党和劳动党等左翼政党；共同的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政党交流的思想基础，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党以及民族民主党、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社会党、南也门民族解放阵线等左翼政党为主。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以及“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大原则，但这些原则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发展与国外共产党关系的。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与阿拉伯左翼政党以外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往来较少。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始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接触与交往，这些政党交流丰富了中国政党外交的内涵。
第三阶段：1987年至2011年。
该时期，中国政党外交的对象从左翼政党拓展至中间以及右翼(宗教)政党。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中央提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党际交往的对象更加多元。中国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改革开放，开展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往来，这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对阿拉伯地区的交往过程中需要同所有国家和政治组织来往。中国反对在政党交往过程中形成上级党与下级党的不对称依附关系，反对“父子党”和“主从党”，主张各国政党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这既是新型党际关系的理念主张，也有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其中，“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不干涉阿拉伯各国政党内部事务；二是不干涉对象国的内部事务，坚持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中国共产党既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更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模式。
第四阶段：2012年以来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党外交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现了全球布局，合作对象分为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大国、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四个层次，基本上做到了地理上的全覆盖和“左中右”政党的全覆盖。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为新时代中国开展政党外交指明了方向。“新型政党关系”的重要特征是“互学互鉴”，而“互学互鉴”的重要内容是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新型政党关系以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为内涵，彰显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历史演进，确立了新时代中国开展政党外交的指导原则和行动指南，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了思想公共产品。党的对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战线，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9年9月，中国共产党已同16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以高层往来、论坛对话、工作访问等形式，积极开展党际交流与合作，初步建立了遍布全球的政党关系网络。中国对阿政党外交基本上实现了对阿拉伯地区的全覆盖。总体来看，中国对阿政党外交的对象国以共和制阿拉伯国家居多，君主制阿拉伯国家较少(见下图)。
2018年1月至2021年3月中国共产党与阿拉伯国家和阿盟的交流频次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重心开始从社会主义国家、大党大国和周边国家拓展至发展中国家。截至2011年，中国共产党同西亚北非地区20多个国家的6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和其中50多个建立了正式关系，中国与中东国家初步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党际交往局面。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在中东政党交流的重点对象。新时期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积极配合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合作。
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中联部前部长戴秉国指出：“把党的对外工作发展成为保障国家综合安全、推进国家总体外交、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整体战略的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充分利用党的对外交往优势，广交朋友，为我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 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整体外交依靠党、政府、企业、媒体、智库和民间等多元主体的力量，发挥政党外交的沟通与协调作用。从中国整体外交的布局来看，政府外交的重点是经贸、能源和投资等务实合作领域，政党外交的重点是理念、政策与人员交流等务虚领域。中联部在政党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党政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不得经商或开展经济活动，中联部作为党的对外交流机构，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对外交往中加强与其他部门的统筹和协调：一是配合外交部对阿拉伯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布局，政党外交由此成为政府部门对外工作的补充与配合；
二是根据商务部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交流任务，为中阿企业务实合作牵线搭桥；
三是对接中宣部的“大外宣”任务，在阿拉伯世界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四是配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开展公共外交，通过建立人脉促进民心相通。
中国在对阿拉伯国家开展政党外交时，强调加强国内各部门统筹与协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党政军等各对外合作的主体齐头并进、内外统筹，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服务。政党与作为主权国家载体的政府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行为主体，都具有对外开展工作的职能。党的意志与政府的意志、党的对外交往理念与政府的对外交往理念并不完全一致。当一国政党上升为执政党时，其对外职能和政府的对外职能具有同向性，即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在根本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在2018年7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联部承担了多场外国元首、政府官员和政党领导人的接待任务，积极配合政府的外交外事活动。2018年7月，中联部密集接待阿拉伯国家外长和驻华大使，包括摩洛哥驻华大使梅库阿尔、也门外长哈立德、突尼斯外长朱海纳维、苏丹外交部国务部长乌萨玛、科威特驻华大使赛米赫·哈亚特等；
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联部接待了吉布提总统盖莱和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
2018年10月，中联部交流小组出访苏丹和黎巴嫩。
第二，与阿拉伯国家交流治国理政经验。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政党外交主要针对国外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具有“神秘的封闭性”“党派的排他性”和“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的政党外交增强了公开透明性、包容开放性和兼容性。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阿拉伯国家人口以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为主体，中阿在政党基础、政治组织、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不同，但不一定会产生矛盾和分歧；
促进和平与发展、实现合作共赢是双方的最大共识，促进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是中国对阿政党外交的重要内容。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均面临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总结起来就是自立精神、发展主义、有效政府、多元共识。这些基本经验对于阿拉伯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经过数十年的探索，有的阿拉伯国家已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海湾阿拉伯国家；
有的国家至今未能走出动荡与冲突的泥潭，如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索马里等；
还有些国家处于转型时期，面临货币贬值、财政赤字、政局不稳等现实，如伊拉克、埃及、黎巴嫩、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苏丹等。中阿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尤其是如何跟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伐，在全球价值链与供应链重构过程中积极塑造、参与规则制定，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管理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解决日益紧张的水资源短缺问题等。
与政府外交不同，政党外交不完全受外交礼仪的限制，且多强调思想沟通和政策交流，是一种亦官亦民的外交活动。目前，阿拉伯国家注册的政党有300多个；
阿拉伯国家政党作为政治权力的主角，在组织政府制定、执行、监督国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阿拉伯国家政党政治虽然起步较早，但制度化建设远未完成。共和制阿拉伯国家小党较多，治国理政经验不足，执政党缺乏必要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
海湾君主制国家则不允许组建政党。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以民生为着力点，为阿拉伯国家弥补经济社会治理赤字、缩小与世界的发展鸿沟提供治国理政经验，受到阿拉伯世界的欢迎。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党外交的重要任务是，加强阿拉伯国家政党能力建设，以党的能力建设带动国家、政府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2016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阿盟总部宣布：中国将邀请1,500名阿拉伯政党领导人来华考察，培育中阿友好的青年使者和政治领军人物。2018年7月，习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增强中阿政党交流、培养阿拉伯治理国家先进人才、促进中阿治国理政互学互鉴的具体举措，宣布将再邀请600名阿拉伯国家政党领导人访华。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无意输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无意推动对象国的民主改造，无意干涉对象国和政党的内部事务；
中国向阿拉伯国家政党和政府提供人力资源培训，不会形成单方面依赖关系，更无意干涉这些国家和政党的内部事务，而是帮助这些政党与政府更好地实现独立自主与民族复兴。
第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以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为出发点。一方面，在会见对象国政党元首或政府高官时，中联部领导人会阐述中方在涉港、涉疆、涉台、涉及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的政党、政治组织和政治领导人会主动回应中方关切，强调支持中国在涉及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上的立场。2019年7月，以西方为主体的22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开指责中国的治疆政策。与此同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37个国家联名支持中国，赞赏中国政府在新疆去极端化和人权保护问题上取得的进步，其中包括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叙利亚和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 Haisam Hassanein, “Arab States Give China a Pass on Uyghur Crackdown,” , August 26, 2019,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arab-states-give-china-pass-uyghur-crackdown，上网时间：2021年2月1日。2020年6月，中阿政党对话会特别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后发表的《共同宣言》指出：“阿拉伯国家政党坚定支持中国在台湾、涉藏、涉疆等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中国在香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坚定支持‘一国两制’方针，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同年7月，中国政府通过《香港国安法》后，西方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内部事务横加指责，但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57个发展中国家联名支持中国政府通过《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主权。 Lina Benabdallah, “Power or Influence? Making Sense of China’s Evolving Party-to-Party Diplomacy in Africa,” , Vol. 19, No. 3-4, 2020, p. 104.8月，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安曼宣言》，阿拉伯国家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阿拉伯国家支持中方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支持中方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
第四，以广交朋友为目的。
一般认为，政党外交主要是政党与政党(包括执政党、参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交流，但中国的政党外交不仅存在“政党对政党”的模式，而且存在政党对政府官员、智库、媒体人士等交流模式，即政党外交的对象具有多元性特点。2002年至2017年，中联部对外交流共3,658次，其中与外国政党互动2,610次，与外国政府首脑、外交官、研究所、媒体、智库等交流1,048次。 Christine Hackenesch and Julia Bader, “The Struggle for Minds and Influe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Global Outreach,” , Vol. 64, No. 3, 2020, p. 725.归根结底，中国的政党外交落实到“做人的工作上”。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彰显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促进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团结与稳定，反对西方大国在中东扶植代理人、划分势力范围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做法。中国对阿政党外交旨在扩大朋友圈，与所有各方保持友好往来，注意各方的舒适度，使关键时刻能够做到“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
中国的“广交朋友”是指通过政党外交与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国家、以及阿拉伯各政党、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和民间力量均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根据中联部网站“部长活动”和“联络动态”公布的信息，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中联部与中东各国政党、政治领导人、媒体和智库开展交流90次，其中出访10次。在上述交流中，中联部与土耳其和伊朗交流分别为13次，与以色列的交流为4次，与阿拉伯国家交流约60次，占中国与中东国家政党交流总次数的2/3。
原籍黎巴嫩的马海德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2009年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自20世纪50年代阿尔及利亚反法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左翼政党长期执掌该国政权，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阿拉伯国家的左翼政党积极争取政治资源，如埃及民族解放阵线、集团党、社会主义大众联盟和社会党，以及突尼斯民族解放阵线、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和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黎巴嫩共产党、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力量阵线等。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共产党与摩洛哥和约旦各政治党派和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中国与海合会国家政治领导人的互动也日益密切，如中摩战略伙伴关系并不影响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除与阿拉伯国家开展政党合作外，中国与伊朗伊斯兰联合党、土耳其爱国党、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以及以色列共产党、利库德集团等非阿拉伯国家政党亦保持友好往来，这些友好往来并不影响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党交流。
阿拉伯世界多元化特征明显，在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政治制度、与西方的关系等方面差异甚大。但是，无论是老党还是新党，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伊斯兰政党，甚至一些无政党的海湾国家官员，都希望了解、学习和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期待与中国共产党加强合作与交流。除六个海合会成员国禁止政党活动外，其他16个阿拉伯国家均建有政党，但常面临党员人数较少、资金匮乏等问题，往往得通过与其他政党频繁建立政党联盟来维持存在。面对多元化的阿拉伯世界，中国对阿政党外交形式灵活。除与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国执政党和在野党开展合作外，中联部还积极与海湾国家政府官员、媒体和智库等开展密切接触与友好往来，如2019年11月中联部曾接待阿拉伯国家智库媒体考察团。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形式灵活，除阿拉伯国家政党领导人和代表团外，阿拉伯国家驻华大使和政治领导人也是中联部交流的主要对象。中联部曾接待过沙特政治人士考察团，表明中国对阿政党外交已经突破了传统“政党对政党”的交往模式。除政党和政治领导人外，中联部还接待了阿拉伯国家智库媒体考察团、参与亚非青年联欢节活动，将合作对象从政党拓展至政治组织、政治领导人、媒体、智库、青年团体等。2021年3月，由中联部主办的中阿青年政治家论坛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巴勒斯坦法塔赫中央委员阿什提耶、突尼斯之心党政治局委员沙瓦希、也门改革集团成员巴西拉，以及来自17个阿拉伯国家的6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及青年政治家、青年代表等参加视频会议。因此，与传统的政党外交——政党对政党——不同，中国在阿拉伯世界采取了政党对政党、政党对政治领导人、政党对媒体、政党对智库等多种形式，这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内涵与外延。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党的对外工作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对外工作概括为“抓政党”“抓调研”“抓人脉”“抓形象”四项任务。“四抓”互相联系、彼此交织、相辅相成，集中体现党的对外工作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灵活性强的特点，构成了党对外工作的统一整体。政党外交承担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重要任务。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外交以推进务实合作为任务，经贸合作是重中之重；
政党外交既“务实”又“务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政策沟通是合作的主要内容，与政府外交形成互补关系。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党外交的频次来看，埃及、巴勒斯坦、苏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等共和制阿拉伯国家是中国政党外交的主要对象国；
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科威特等海湾君主制国家无对等交流的政党，但却是中国在中东主要能源、投资与贸易伙伴，是中国政府外交的重点对象，二者相辅相成。
中国共产党同各国政党之间的交流方式灵活，不拘泥于外交礼仪，包括接待党政代表团、党的干部考察团、出席对方党的代表大会和举办的国际研讨会等多种形式；
或者以发贺电、唁电、慰问电等方式推动政党外交。例如，2018年3月和5月，中联部分别电贺费萨尔·易卜拉欣就任苏丹全国大会党副主席、总统助理，以及穆罕默德·哈桑就任苏丹全国大会党对外关系部长；
4月，中联部函贺并派代表团出席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5月，中联部电贺摩洛哥进步与社会主义党十大召开；
同月，习近平总书记电贺阿巴斯再次当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主要采取包括接待阿拉伯国家政要与党政代表团、向阿拉伯国家派出考察团、为阿拉伯国家政党举办研修班、签订合作备忘录等在内的多种方式。
第一，接待阿拉伯国家政要与党政代表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与阿拉伯国家政党、政治组织和政治领导人双向交流日益频繁，促进了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2018年以来，中联部分别接待了巴勒斯坦法塔赫、人民斗争阵线，黎巴嫩自由国民阵线、未来阵线，摩洛哥独立党、全国自由人士联盟，伊拉克爱国联盟、萨德尔运动、巴德尔组织，埃及祖国未来党、自由埃及人党，叙利亚复兴党，科摩罗复兴公约党，苏丹全国大会党，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也门纳赛尔人民统一组织，吉布提争取进步人民联盟等一大批阿拉伯国家政党领导人和代表团访华，有力推动了中阿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11月，应中联部邀请，黎巴嫩人民会议组织、黎巴嫩共产党、阿迈勒运动、自由国民阵线、未来阵线、联盟党、叙利亚社会民族党、人民会议组织、全国对话党、黎巴嫩民主党、社会进步党等黎巴嫩政党访华，深化了中黎政党关系。第二，向阿拉伯国家派出考察团。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联部领导人等多次出访阿拉伯国家，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阐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发展党际关系和两国关系、地区事务和全球热点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扩大中国的伙伴与朋友圈，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2018年4月，中联部李军副部长访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2019年宋涛部长访问伊朗和突尼斯。在中联部协调下，中组部、地方党政代表团也访问阿拉伯国家，促进与阿拉伯国家政党和地方的党际交流。例如，2018年6月，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率中共代表团在结束乍得之行后访问埃及和突尼斯；
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率中共代表团结束访问葡萄牙后访问摩洛哥；
9月，中组部副部长吴玉良访问埃及；
2019年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访问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
第三，为阿拉伯国家政党举办研修班。
为阿拉伯国家政党高层干部和青年党员举办研修班，是中国共产党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社会治理方式、促进对象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20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为毛里塔尼亚争取共和联盟干部开设网络研修班，为两国加强双边关系发展、促进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阿和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了重要贡献；争取共和联盟则重申反对西方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2021年，中联部再次为毛里塔尼亚争取共和联盟干部举办网络硏修班，介绍中国现代农业和经济社会管理等内容。
第四，签订合作备忘录。
中联部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部”，其在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实践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与外交部、商务部、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新闻媒体、对外友协、高校和智库等密切配合。中国在对阿政党外交中坚持完全平等、不干涉对象国政党和内部事务的交往原则，受到了阿拉伯国家政党的欢迎。中共与阿拉伯政党也多次签订合作协议，如2017年黎巴嫩未来阵线与中国共产党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两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推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两国共建“一带一路”。2019年11月，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副总书记希拉勒·希拉勒率领的代表团访华，与中联部部长宋涛代表两党签署了《中国共产党和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合作备忘录(2019～2022)》。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是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重要一环。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展对阿政党外交迎来了机遇，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六个海合会国家禁止政党活动，但这些国家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主要贸易、能源、投资与政治合作伙伴，亟待加强全方位合作。其次，阿拉伯国家在国情、体量、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资源禀赋等方面差异甚大，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如何求同存异、凝聚共识、找到合作共赢的最大公分母，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首要任务。展望未来，中阿双方需要依靠多边对话与交流机制，推动中阿政党合作，如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阿政党对话会、中非政党合作机制、亚洲政党大会、中阿左翼政党合作机制、中国与阿拉伯各国政党合作机制等。其中，中阿政党对话会与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非政党合作机制以及亚洲政党大会形成交集，构成了对阿政党交流的多边机制。
中国的政党外交坚持求同存异。这里的“求同存异”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与对象国政党、政治组织和政治领导人克服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形成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二是中国共产党努力促进22个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使不同政治制度与经济结构的国家以及意识形态差异性甚大的左翼政党与保守政党求同存异，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团结与统一。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兼具整体性与局部性。中国从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出发，以中联部为实施主体，以国际政党对话会议为机制，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整体合作的机制化建设。
第一层：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机制。
中国共产党从“世界民族大团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建立与阿拉伯国家政党、政治组织与政治领导人全方位合作的对话机制。2017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召开，包括阿拉伯国家政党在内的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共约600多位中外代表出席会议。包括苏丹全国大会党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派代表团出席会议。参会代表围绕中共十九大精神、治党治国经验、中国发展道路、反腐、乡村振兴、脱贫等议题，与中国共产党展开了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积极利用上述全球性与专题性多边交流平台，对阿拉伯国家开展政党外交。第二层：中阿政党对话会机制。
2016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对新时期中国对阿整体外交进行了总体布局。从外交主体来看，该文件阐述了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和地方政府在对阿外交中的统筹与配合。关于政党外交，文件强调，“中国共产党愿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阿拉伯国家友好政党及政治组织的交往，夯实中阿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在这四项原则中，平等是核心，也是党际交流的前提，没有平等会出现控制与反控制、大党压迫小党的局面。这四项原则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政党交流的基石。2016年4月，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会议主题是“中阿共建命运共同体——政党使命”。中国共产党以及16个阿拉伯国家的30个政党、智库和媒体代表70余人出席会议。中阿与会代表围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发展道路、反恐与去极端化、“一带一路”等议题展开磋商。出席会议的阿拉伯国家政党包括巴勒斯坦法塔赫、黎巴嫩社会进步党、巴勒斯坦人民党、摩洛哥真实性与现代党、突尼斯复兴运动、埃及华夫脱党、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摩洛哥进步与社会主义党、苏丹全国大会党等阿拉伯国家政党，具有广泛代表性。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以对话为平台，搭建多边交流机制，做到会上与会下交流相结合，学术研讨与实地考察相结合。2018年7月，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阿双方同意将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11月，中联部在杭州举办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来自17个阿拉伯国家的60多个主要政党领导人出席会议。对话会围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改革与发展、中阿关系、“一带一路”、文明互鉴等广泛议题展开探讨，会后双方还通过了《中阿政党对话2018杭州宣言》，政党交流已成为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2020年6月，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特别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60余位阿拉伯国家政党领导人参加线上对话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等致辞，巴勒斯坦法塔赫、叙利亚复兴党、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突尼斯复兴运动、也门全国人民大会党、伊拉克民族团结党、苏丹乌玛党、毛里塔尼亚争取共和联盟、埃及爱国运动党、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埃及共产党等出席线上会议。中阿政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围绕抗疫合作、后疫情时代的中东格局、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发表题为《携手抗疫，共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宣言，宣布未来3年中国共产党每年将邀请200名阿拉伯国家政党领导人来华访问，并将于2021年召开第三届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中阿政党对话会成为中国对阿政党外交新的机制。
第三层：中非政党合作机制与亚洲政党大会。
除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这一全球机制以及中阿政党对话会这一专门机制外，迄今已经举办三届的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正成为中国共产党与非洲10个阿拉伯国家政党交流的重要平台。非洲国家政党干部专题研修班也是中国共产党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党员干部骨干的重要平台，10个非洲阿拉伯国家政党代表也参与培训项目。2018年5月，来自非洲约40个国家、40个政党的70余名青年政治家代表出席第四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成为中阿政党互动的重要平台。亚洲政党大会是西亚阿拉伯国家整体参与政党对话的多边机制。2004年，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主办，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巴勒斯坦、黎巴嫩等30多个亚洲国家的80多个政党出席会议，会后通过了《北京宣言》。此外，2015年亚洲政党丝绸之路专题会、2020年亚洲政党新冠疫情专题会等，也是中阿政党交流的重要平台。
第四层：中国与阿拉伯左翼政党合作机制。
左翼政党一直是中国与阿政党交流的天然伙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主要服务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目标，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和巴勒斯坦正义事业是中国政党外交的重要任务。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阿拉伯国家左翼政党纷纷发来贺电，或者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摩洛哥共产党、叙利亚—黎巴嫩共产党代表团等全球5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和左翼政党出席中共八大会议，奠定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左翼政党国际合作的基础。其中，叙利亚—黎巴嫩共产党代表团3人，摩洛哥共产党2人，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代表1人，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三位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接见。新时期，阿拉伯国家左翼政党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维护者，在涉台、涉疆、涉港、涉藏、涉及南海等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2018年5月，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和摩洛哥等国13个政党组成的阿拉伯国家左翼政党理论家考察团访华，出席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20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举办阿拉伯国家左翼政党干部网络研修班，与阿拉伯国家左翼政党就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培养年轻干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加强抗疫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与民粹主义、共同维护多边主义与国际正义等展开探讨。埃及、伊拉克、也门、约旦、黎巴嫩、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巴勒斯坦、叙利亚、突尼斯等国23个左翼政党的领导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作为大党，积极为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国家左翼政党提供人力资源培训。
第五层：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的双边政党合作机制。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积极为阿拉伯国家政党建设、经济与社会建设贡献成功经验，同时借鉴和吸收阿拉伯国家经济社会管理的先进经验，形成“1+多”对话与合作机制。20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与伊拉克11个主要政党达成共识，共建“一带一路”交流机制并召开首次视频会。萨德尔运动、巴德尔组织、民族团结党、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等参加交流机制。该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对伊拉克国家整体政党外交的重要机制。尽管这11个政党在民族构成、政治立场、政治理念等方面差异甚大，但是与中国加强务实合作是共识。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与埃及12个主要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中埃政党共建“一带一路”交流机制，双方以线上的形式举行了首次会议。埃及祖国未来党、共和人民党、华夫脱党、埃及共产党等12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参与了这一交流机制。中埃政党在推进“一带一路”方面，既有国际共识，又有国内共识，尤其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双循环”、高质量“一带一路”等新发展理念，为中埃产业合作升级换代与推进高科技合作、促进中国2035远景目标与埃及“2030愿景”实现对接带来了战略机遇，也丰富了中埃政党合作的内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支柱。中国共产党以政党外交为重要抓手，致力于提升和加强政党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中的独特作用，并与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相衔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广开路径。中国的政党外交主要分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国(大党)、对周边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外交四个层面，经历从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主导型”、改革开放初期与左翼政党的“对等交流型”，到中共十二大以后的“务实合作型”，再到2017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大会后的“新型政党合作型”四个阶段。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对内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对外通过密切往来、民心相通和政策沟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与中国对阿政府外交相互配合，党际关系促进了国家间关系，二者相得益彰，成为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支撑。中国对阿政党外交不拘泥于形式，既可以务实，又可以务虚；
既可以探讨理论问题，又可以交流现实问题；
既可以探讨两党关系，又可以讨论两国关系；
既可以交流双边问题，又可以讨论地区和全球问题。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在新的历史起点“再出发”，可以将双边和多边政党交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双边促多边，以多边促双边；
还可将八大民主党派、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参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党交流的进程中。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应“党政军民学”齐头并进，以阿盟为主要合作对象，以中阿合作论坛为多边合作机制，将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友协等各种力量组织起来，提高双方整体合作的效率，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