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中国梦征文】
胡鹏林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影视产业既是一种商业经营活动，又是构建国家意识形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文化艺术形式，必须坚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新中国成立之后，各地先后成立国营电影制片厂，为宣传地域特色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贡献了大批优秀影视作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影视产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各地影视产业发展类型多样化，产业政策不断更新，发展路径具有区域特色。后疫情时代，影视产业出现新的变化，深入分析中国重点区域影视类型、影视企业及产业数据、现行政策和路径选择，将为区域影视产业发展路径优化和影视政策制定等方面带来更多启发。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全球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全球影视产业投资随之削减，影视作品制作数量大幅减少，影视产业进入产业调整期。我国影视产业加快行业洗牌，各个区域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在迎接挑战的同时也催生出新的发展机遇。笔者在综合考察近年来影视产业发展格局之后，归纳出中国影视产业在调整发展中形成3种类型，即影视全产业链型、影视拍摄导向型、影视投资导向型。
（一）国内外影视产业的挑战与区域发展机遇
全球影视产业整体进入调整期。2019年全球电影票房为425亿美元，其中美国114亿美元、中国93亿美元，日本、韩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票房均有所上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球影视产业遭受重创，影院关闭，影片暂停上映，国际知名编导演人员感染新冠肺炎，大批摄影师、灯光师、剪辑师等专业影视人才失业。据美国华尔街数据分析公司预测，2020年北美票房将降低50%以上，且近两年内难以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2020年，中国票房仅204亿元，同比下降68%；
2021年，中国电影票房同比有所回升，全年实现票房472亿元。可见，全球影视产业整体进入调整期，且随着疫情反复和防疫常态化，影视产业在未来3年难以回到峰值。
中国影视产业正在加快行业和企业洗牌。过去10年，中国影视产业处于高速发展期，票房从2009年的62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642亿元，但是自2018年以来，影视产业因行业整顿、税收规范，开始强化影视的社会效益，与此同时，新兴的影视企业和互联网影视平台迅速崛起，出现了企业参与影视与传统影视行业并行的新局面，这种新兴的影视企业及互联网影视平台的强势崛起给传统影视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此背景下，如何发挥好行业和企业各自的优势，有效地利用资金和优秀剧本创作的优势，促进融合式竞争、协调式发展，高水平、高质量地提升中国影视产业，这将是我们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在行业领域，传统拍摄基地多数成为影视和旅游融合的景点；
在影视制作公司中，以资本为主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新兴影视行业中，互联网影视平台强势崛起，掌握了线上分发和流量广告分成的话语权。在企业方面，腾讯、阿里等强势介入影视制作领域，在剧本IP资源、资本投入、流量明星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等互联网视频平台在影视制作与传播、流量、广告等方面掌握优势资源；
中影、光线、万达、华谊、华策等传统影视企业依然具有导演、演员、制作人及其成熟产业链优势。与此同时，我国影视产业在挑战中也面临着巨大机遇，截至2021年12月，中国电影市场的影院超1.4万家、银幕总数达81317块，位居全球第一，远超北美市场的44000余块银幕数。我国影视市场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在全球影视产业调整期和中国影视行业及企业洗牌过程中，中国区域影视产业发展正在寻求新变。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产业最受关注[1]，大湾区各城市也积极开拓影视产业新格局。在影视方面，香港在导演、编剧、演员、拍摄、制作、发行等环节形成了成熟的影视产业体系，但是香港影视对东南亚、中国内地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其转而探索粤港澳影视产业链的分工合作，通过中国内容文化资源重新激发香港影视产业体系的活力。在影视人才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在探索用好香港影视人才的方式，还在广州、深圳、佛山等地培养新兴影视人才，并且吸引海外归国影视人才以及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影视人才，正在逐步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人才高地；
在影视技术方面，深圳、广州在影视设备制造和影视后期制作方面具有较好的基础，目前正在探索利用技术优势聚集更多影视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影视投资总额较高，影视企业数量排名前列，电影票房位居全国城市第三，深圳应积极探索如何面对挑战、迎接新机遇，为区域影视产业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二）中国重点区域影视产业发展类型
我国影视产业发展较好的区域主要有北京、上海、香港、浙江、新疆、广东等6个省市或特别行政区，以及海口、青岛、厦门等沿海城市。从影视产业发展类型来看，主要有以下3种。
第一种是影视全产业链型，以北京、香港为代表。影视全产业链包括影片拍摄、后期制作、发行和院线上映等所有产业环节，这要求在影视投资资金、影视制作技术、影视龙头企业、影视全产业链人才、影视市场环境、影视产业政策、影视文化政治资源等方面都具备优势。北京拥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数量占全国的32%，影视龙头企业数量占全国的40%以上，这种强者愈强的趋势还会延续。北京市还提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影视之都。香港曾经是东南亚影视产业中心，具有较为完备的影视产业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文化影响力减弱、影视投资量下降、影视明星断层、失去中国台湾及东南亚影视市场等原因，香港影视产业逐渐弱化，但是未来有可能与珠三角城市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产业中心。
第二种是影视拍摄导向型，以浙江、广东等省及海口、青岛、厦门等城市为代表。这种类型最初都是以影视拍摄基地建设为契机，推动影视产业链若干环节的聚集发展，比如浙江东阳的横店影视城、广东佛山南海影视城、青岛东方影都、无锡影视城等，还有海口、厦门等城市利用天然的沿海景观和气候条件吸引影视拍摄组。这种产业类型以影视拍摄为特色，兼具文旅融合功能，聚集了导演、摄影师、灯光师、明星、群演、剧务、场记等人才，但是在剧本创作、影视投资、后期制作、发行等其他产业环节还存在弱项。
第三种是影视投资导向型，以广东、北京、上海为代表。这种类型通常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上市公司、投资公司、投资银行、公募私募基金汇聚，资金量充足，具有相对成熟的影视投融资机制且风险总体可控[2]，且多与制作发行、院线影院、互联网影视播映平台联动，收益回报多元化。目前具备这种资金量和成熟机制的主要是广东、北京、上海等地，这些地方的影视投资人具有较高的话语权，因而带动了本地影视产业的发展。整个广东省包括深圳市虽然影视投资量大，但是由于影视人才缺乏、影视龙头企业少、拍摄基地不足、政策吸引力不够等原因，影视投资的带动效应并不明显。
从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影视及院线重点企业、电影票房等数据角度，我们可以对比分析出国内重点区域影视产业的发展格局。
（一）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
影视产业的市场主体是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据国家广播电视局2018年数据显示，全国拥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总数是18728个，从各省（市）、城市分布数据来看，其形成主要受到文化资源、经济发达、政策利好等3个因素影响。
从省（市）分布来看（参见表1），北京、上海兼具文化资源和经济发达两个要素，因此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数量远超其他城市；
浙江兼具经济发达、政策利好两个因素，因此其机构数量是所有省份中最高的；
新疆具有政策利好因素，而且政策比其他所有省份都好，因此其机构数量也位居前列；
广东、江苏、天津等地具有经济发达因素，因此其机构数量也保持较高水平。
表1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全国主要省（市）数量分布情况表
从城市分布来看（参见表2），北京是第一档，数量占全国总数的32%，虽然北京并无政策优势，但是其独特的文化资源、投资机构、影视人才等各种要素齐备；
上海、杭州是第二档，机构都超过一千个，长三角影视文化中心的地位比较稳固；
霍尔果斯、天津、深圳、东阳是第三档，其中霍尔果斯仅凭其全国最优厚的政策就吸引了众多影视制作机构，天津主要借助北京影视资源外溢和影视政策等要素，深圳则主要依靠影视投资带动影视发展，东阳则借助影视拍摄基地和影视政策等要素。
表2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全国主要城市数量分布情况表
（二）重点影视企业分布
中国电影投资、制作和发行领域的企业决定了区域影视产业发展的走向，以其中行业影响力较大的25家重点影视企业为例（参见表3），我们可以窥见重点区域影视发展特色。
表3 中国电影投资、制作和发行领域重点影视企业情况表
北京是中国影视产业的中心，重点影视企业有10家，占比达40%，另有注册地在百慕大的阿里影业、欢喜传媒，注册地在东阳的华谊兄弟、新丽传媒、唐德影视，注册地在嘉兴的慈文传媒，注册地在乌鲁木齐的博纳影业，但他们的实际办公和经营地都在北京，因此北京重点影视企业实际占比高达68%，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影视之都。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影视产业第二大中心，重点影视企业中注册地在浙江的有6家、上海有3家、南京有1家，注册地总数占比达40%，实际办公和经营地总数占比为24%。虽然长三角重点影视企业占比不如北京，但是长三角地区拥有较多影视拍摄基地，影视全产业链人才甚至强于北京，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也优于北京，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这也是上海等城市建设全球文化中心城市的核心要素[3]。
上述统计中，在境外注册的重点影视企业有4家，其中两家在香港、两家在百慕大。在百慕大注册的两家企业，实际办公和经营地在北京；
香港的两家重点影视企业也与北京、长三角的影视企业紧密合作，通过投资合作、合拍片等方式介入内地市场，香港和东南亚影视市场的地位逐渐弱化。
从电影院线重点影视企业的分布来看，中国区域影视产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市场格局。以20家电影院线重点影视企业为例（参见表4）[4]，北京有7家，占比35%，虽然也是中心，但是并没有绝对的市场主导权。此外，深圳、杭州各2家，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成都、武汉、沈阳、郑州、金华等城市各1家，分布相对均衡。由此说明，中国电影消费市场的分布与影视投资、制作和发行领域的重点影视企业分布完全不同，其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聚集度等因素相关，而且在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促进文化消费等背景下，区域影视文化消费市场将会越来越均衡发展。
表4 中国电影院线重点影视企业情况表
（三）全国及重点城市电影票房
电影票房的决定性要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总数及聚集度、年轻人口占比等。从票房数据我们也可以分析出我国区域影视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格局。
从省份来看，在全国电影票房排名前列的省（市）主要分布在三大区域：一是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经济发达省份；
二是四川、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
三是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其他区域因为产出票房的要素不足，票房总收入和人均票房收入都较为落后。但是票房高的省份的影视产业也会出现影视产业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以广东为例，广东省影院票房连续19年居于全国各省份影院票房的首位，常住人口数、观众数、影院数、银幕数、电影票房、放映场次等都位居全国第一，但是电影投资制作和发行领域的25家重点影视企业没有1家在广东，电影院线领域的20家重点影视企业也仅有3家在广东。在全国票房排名前列的电影作品中，广东出品的比例较低，可见影视文化消费市场并不决定着影视投资和生产制作，区域影视产业发展不均衡现象在广东省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城市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期处于电影票房的第一梯队，这是与经济发展程度紧密相关的。从第一梯队城市的电影票房数据来看（参见表5），2016-2020年，整体票房增速逐渐进入瓶颈期，其中深圳的观影频次、人均票房、平均场次票价等是最高的。考察票房排名前十的城市，很多城市均有数十所高校、近百万大学生群体支撑票房，大学生群体是中国电影票房的主力军，然而深圳高校数量和大学生总数较低，却依然支撑了较高的电影票房，反映出深圳电影消费市场的活力，如何把这种活力变成发展动力是深圳影视产业面临的首要问题。
表5 全国及重点城市电影票房相关数据表
近年来，国内各省（市）、城市及城区出台了影视产业政策，其中海口、厦门、福州、上海松江区、青岛西海岸新区、深圳市宝安区和龙岗区等城市或城区的影视产业政策较有代表性，其政策重点主要分布在影视制作、影视播映与获奖、影视企业与人才、影视投融资与影视活动等方面。这些政策条文并不能直接体现区域影视发展特色，各地政策反而是互相借鉴、逐步完善，但其结果则是促进了上海、海口、厦门、福州、青岛、深圳等部分区域影视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各地政策依然存在缺失或漏洞，亟待优化。
（一）影视制作政策
影视制作政策主要是针对剧本创作、影视拍摄与取景、影视后期制作与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对于剧本创作政策，目前国内重点城市通常采取3种方式予以支持：一是事前资助，在影视成片前进行剧本创作立项，比如厦门、福州、青岛等城市，对得到国家或省市正式立项或资助的剧本，给予一定额度的剧本创作资金支持；
二是事后奖励，在影视成片后对剧本进行奖励，比如海口、厦门、福州等城市，对取得电影放映许可证或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影视剧剧本进行直接奖励，或者根据剧本交易金额的一定比例进行奖励；
三是本土题材剧本奖励，如海口、福州、深圳等城市，对反映本土题材的影视剧剧本进行额外奖励，反映出各个城市都非常重视通过影视剧塑造城市文化形象。综合考量上述政策，笔者认为这3种方式是合适的，但同时应加大对青年剧作家的支持力度，通过政府引导、市场机制来培养编剧后备人才队伍；
支持将网络文学改编成影视剧剧本，推动网络文学、影视剧及网络游戏、文化旅游等多种业态融合发展。
影视拍摄与取景政策主要体现在影视拍摄基地、影视设备租赁、影视作品本地取景等方面。对影视拍摄基地，多数城市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土地支持，如建设“影视+旅游”的影视城，或者建设数字化影棚，属于租赁物业的给予租金补贴。影视设备租赁是指道具、服装、摄影器材等设备的租赁，对其通常按照租金比例进行补贴，或者直接给予租赁企业一定额度或营收比例的补贴。对于影视作品本地取景，各城市通常有两种补贴方式：一是对于影视作品中出现本地标志性建筑或场景，有利于宣传城市文化形象的拍摄，直接给予影视企业奖励；
二是对于剧组在本地取景，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协调场地借用或租用，属于租用的给予租金补贴。综合考量上述政策，笔者认为各地为了城市文化形象的宣传，制定相关政策是合理的；
此外，还应加大对新型数字化影棚的支持力度。这是未来影视制作的核心环节之一，而且也有利于其他数字创意内容的制作。
影视后期制作和技术研发政策是近年来各大城市新推出的重要政策，推动了数字影视产业的发展。这些政策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直接支持影视后期制作企业，按照后期制作的技术服务费、电费、房租等费用来进行一定比例的补贴；
第二方面是支持影视产业研发项目，这种研发项目既包括传统的影视作品研发，也包括影视设备研发；
第三方面是通过影视作品播映或获奖情况，反溯到影视后期制作企业，对影视后期制作企业或团队进行奖励。综合考量上述政策，笔者认为影视后期制作和技术研发是需要继续加大支持的领域，而且不能局限于传统的影视作品奖励方式，需要加大对影视产业链技术环节的支持力度，设立影视科技研发项目，支持建设影视技术研发和服务平台，推动影视产业与数字经济、游戏、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
（二）影视播映和获奖政策
影视播映政策主要是支持影视作品在电视台、院线及互联网平台上播映；
影视获奖政策主要是对在国内外影视节获奖的影视作品及其团队的再奖励。
影视播映政策主要体现在院线上映、重点电视台首播、网络平台播映等方面。院线上映方面，因每年上映电影总数约500部左右，各地政策都对本地影视企业主创的院线上映电影进行了奖励，并且加大了对本土题材电影的奖励额度，奖励也分为一次性固定额度奖励、根据票房收入的比例进行奖励等两种方式。重点电视台首播方面，各地政策主要是分为央视1套或8套黄金时段、央视6套电影频道、省级卫视黄金时段等几个级别，对之进行不同额度的奖励。网络平台播映方面，对在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等网络平台上播映的影视剧，通常按照实际播映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奖励，这是近几年出现的新政策。综合考量上述政策，笔者认为目前影视播映奖励政策偏保守，各地应加大对影视剧在网络平台播映的支持力度，尤其应该加大对网络剧、网络电影的支持力度，在“媒介融合、市场需求、投资逐利、政府管控”之下[5]，通过政策引导，推动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等正能量的影视剧的发展，优化网络视频平台文化生态。
影视获奖的再奖励政策主要分为国内获奖和国际获奖两个板块。国内获奖板块是指获得“五个一”、华表奖、百花奖、金鸡奖、飞天奖、金鹰奖、香港金像奖等重点奖项，对获奖影视作品或主创单位给予再奖励，部分城市还对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获奖作品给予再奖励。国际获奖板块是指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和柏林、戛纳、威尼斯电影节等国际四大电影节主要奖项，对获奖电影作品或主创单位给予再奖励。综合考量上述政策，笔者认为现有政策过分关注奖项，导致有些影视创作团队为了迎合各类奖项的偏好，追求稀奇古怪的审美文化或政治文化，偏离主流意识形态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主题，因此建议淡化这些奖项。另外，在颁发这些奖项的同时，也建议扩大入选或提名的优秀影视作品名额，破除唯冠军的单一评价标准。
（三）影视企业与人才政策
在众多影视企业与人才政策中，最多的是支持影视企业落户，对影视重点人才进行奖励及社会保障的完善。
影视企业落户政策主要集中在产业空间、纳税奖励两个方面。产业空间方面，部分城市针对影视龙头企业按照“一事一议”方式给予总部或影视产业园建设土地支持，多数城市是给予影视企业产业空间房租补贴。纳税奖励方面，部分城市设立免征若干年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这种政策对影视企业落户的吸引力极大，多数城市按照企业纳税的地方留成部分进行较高比例的奖励，有些城市奖励比例达到100%。综合考量上述政策，笔者认为对影视企业落户的产业空间支持是合适的，但是部分城市制定免征若干年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其导致国家税收流失，出现产业发展不公平现象[6]，因此应该取消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不合理政策。此外，各地对企业纳税的地方留成部分进行较高比例的奖励，这是可行的，但是奖励比例不宜过高，而且应该设立奖励年限的要求。
影视人才政策主要包括针对明星人才、影视从业专才、影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政策。明星人才是指著名的编剧、导演和演员，这些明星人才是影视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因此各地都在通过人才落户奖励、工作室空间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方式吸引明星人才入驻。影视从业专才是指除了明星之外的编剧、导演、演员、制片人、摄影师、场景师、化妆师、剧务等影视人才，对这些人才目前政策有覆盖，但是支持力度较小。目前影视人才培养方面的政策主要是支持各类教育机构对影视人才进行培训，支持发展影视产业的产教融合基地。综合考量上述政策，笔者认为影视人才政策力度整体偏弱，尤其是影视从业专才更需要政策支持，在租房、社保、纳税、子女入学等方面需要得到更多保障。
（四）影视投融资与影视活动政策
影视投融资政策通常与文化金融政策挂钩，影视活动政策主要是对影视节展的支持，这两者是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外部条件。
影视投融资政策目前主要集中在影视项目投资奖励、融资利息补贴、影视产业基金奖励等方面。影视项目投资奖励按照实际投资额的一定比例进行奖励，通常比例不超过5%；
影视企业融资利息补贴是指对影视通过银行贷款或其他机构的融资，按照融资利息的一定比例进行补贴，通常比例约为利息的50%左右；
影视产业基金奖励是指影视企业或其他机构设立影视产业基金，政府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予奖励，通常比例为基金总额的2%以内，并且设置了奖励上限。综合考量上述政策，笔者认为影视投融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产业发展政策，目前采取的投资奖励、利息补贴的方式，操作性比较强，但是对产业促进作用有限；
影视产业基金奖励对于影视产业发展的作用更大，但是目前产业基金的运行机制不成熟，在基金的投资收益保障、风险评估和监管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亟待解决的重要政策瓶颈。
影视活动政策主要集中在影视企业参展办展、影视产业论坛、影视节庆活动等方面。影视企业参展办展是指企业参加国内外影视展览、交易会和电影节等活动，多数城市给予场地租金、展位费、布展费、宣传费等费用补贴；
影视产业论坛是指影视企业或行业协会等单位组织的论坛，各城市通常给予场地租金、宣传费等费用补贴；
影视节庆活动是指举办金鸡奖、华表奖等国内重点影视节庆活动，以及区域性影视节庆活动，多数城市都给予较多经费支持。综合考量上述政策，笔者认为这些影视节庆活动主要是为了宣传城市文化形象、营造影视产业氛围、吸引影视企业落户、宣传城市影视产业政策、打造影视产业聚集区，因此建议各城市继续支持此类影视文化活动，但是在经费支持环节方面有待进一步优化。
中国区域影视产业发展路径各不相同，重点区域都会根据区域特色、文化资源、政策许可等因素选择产业路径，在剧本创作、影视IP、拍摄基地、制作发行、互联网影视平台、影视行业及企业、影视产业园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每个区域选择其中若干方面形成产业特色，在发展过程中，各区域既获得了影视产业成功的经验，但也因为各种原因遭遇困境，这些经验和教训为区域影视产业发展路径的优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从上文对中国重点区域影视产业类型、数据和政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各个区域的发展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既有市场的选择，也有政府的推动。在影视企业及人才聚集、影视基地建设、影视科技创新、影视政策引导等要素的驱动下，各个重点区域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影视基地驱动区域影视产业发展
通过建设影视拍摄的基础设施来推动区域影视产业发展，是区域影视产业发展最常用的驱动方式。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最早在江苏无锡建设影视基地，拍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重点影视剧；
90年代，各地又陆续建设上海影视乐园、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横店影视城等重点影视基地；
21世纪以来，各地兴建了中山影视城、象山影视城、襄阳唐城影视基地、青岛东方影都等新型影视基地。创立这些影视基地的初衷是服务于影视拍摄，同时也汇聚了影视制片、经纪、投资等多个产业链环节，但是后来多数影视基地开始转型旅游业，以门票和游客影视旅游衍生收入为主、影视拍摄收入为辅。针对影视基地出现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国家也出台文件予以纠偏，并对影视基地的范围进行规范性界定：“以人工实景、摄影棚等为主要内容，拥有音视频编辑机房、器材装置库等设施设备，为电影、电视剧、网络电影、网络剧等提供拍摄、制作等专业化服务的园区”[7]。还有部分影视基地的建设甚至出现颠覆式转型，如青岛东方影都以室内大型数字化影棚为主，长影世纪城则定位为影视主题乐园。由此可见，随着影视科技的发展，室内绿幕拍摄及特效制作取代了外景影视基地的部分功能，观众参与式表演成为新型文化娱乐方式，影视基地驱动区域影视产业发展的路径出现较多新变化，与文化科技产业、旅游业融合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二）影视制片驱动区域影视产业发展
在新中国影视行业市场化之前，其最初是以各地国营电影制片厂的设立来推动重点区域影视产业发展，后来允许设立民营影视公司、国营电影制片厂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从而促进了影视产业高速发展，国产电影票房跃居全球前列。新中国成立初期，重点区域影视行业通过接管、新建等方式，创立了以北京、上海、长春、西安、珠江、峨眉、潇湘、八一等命名的国营电影制片厂，这些制片厂是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驱动力。之后，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博纳影业等一批重点民营影视公司成立，促进了北京影视行业的市场化，同时也带动了国内重点区域影视公司创立的热潮；
与此同时，国营电影制片厂多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新的电影集团，成为影视制片的中坚力量；
部分重点区域的混合制电影集团立足于区域文化资源制作特色影视作品，推动了影视产业多元化发展。通过影视制片来驱动区域影视产业发展，虽然至今它仍是最有效的影视产业发展路径，但是随着网络大电影、网络剧、微电影和短视频等新制片形式的迅猛发展，传统影视制片方式难以满足新型影视形态的需求，因此各区域需要区别对待类型片、大制作、小成本、网络影视等各种细分类别，采取多元化的影视制片方式，以此优化影视制片驱动区域影视产业发展的路径。
（三）影视科技驱动区域影视产业发展
通过创新影视技术、影视软件和影视设备等来推动区域影视产业发展，是21世纪以来在北京、上海、深圳等重点区域崛起的驱动方式。在互联网与区域影视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出现了北京爱奇艺、上海Bilibili、深圳腾讯视频等互联网影视平台，它们通过影视传播平台的网络化反向推动影视产业发展；
在数字技术与区域影视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出现了深圳华强方特、广州奥飞娱乐、长沙宏梦卡通、北京追光动画等企业，其运用数字技术制作了一大批优秀的国产动漫影视作品；
在科技装备与区域影视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涌现了深圳光峰科技、香港安迪科技等影视装备企业，生产了影视放映光源系统、影视摄像摇臂等。在“广播影视全媒体融合发展”[8]背景下，互联网影视平台发展较为成熟，数字影视技术也逐步对接国际水平，但是各区域在影视硬件和软件方面与国外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如果能充分利用各地已有相关技术储备与影视产业相结合，将会优化影视科技驱动区域影视产业发展的路径。
（四）影视政策驱动区域影视产业发展
通过制定优惠的免税、返税、奖励等政策，吸引影视企业前往注册，形成影视企业聚集效应，从而逐步完善影视产业链，这是近20年来浙江、新疆、上海、天津等区域影视产业采取的驱动方式。2004年浙江东阳出台政策，免征影视企业3年的企业所得税，3年后给予影视企业较高比例的税收返还奖励；
2011年新疆霍尔果斯出台政策，免征影视企业5年的企业所得税，5年后给予影视企业税收返还奖励；
2014年上海出台政策，免征影视企业第一、二年的企业所得税、第三至第五年的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免征影视企业版权收入、发行收入、农村放映收入的5年增值税；
上海影视企业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电影设备，免征进口关税，另外每年还安排2亿元财政资金支持影视创作与拍摄、影视技术、影视人才、影视产业园等。
这些政策一方面确实起到了引导作用，各区域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影视企业，推动了影视产业快速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为追逐政策红利，很多影视剧本创作质量差，以致出现内容雷同、品味平庸的影视题材；
各种税收政策、奖励政策也导致国家税收流失，加剧了影视产业的不公平发展格局。这种发展路径已经受到国家监管，仅以优惠政策吸引影视企业注册的弊端凸显，如何发挥政策工具的积极作用成为当务之急，制定鼓励影视剧本原创、吸引影视人才、支持影视科技研发、鼓励影视投融资等政策才是影视政策驱动区域影视产业发展路径的优化方式。
在分析中国区域影视产业类型、政策及路径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结论：
一是中国区域影视产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影视全产业链型、影视投资导向型、影视拍摄导向型等发展类型，以及通过影视基地、影视制片、影视科技、影视政策驱动区域影视产业发展的路径，是影视产业领域深化改革以来的必然选择。北京、长三角是中国区域影视产业发展的两大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如能用好香港影视产业资源、广东及深圳影视投资优势，有可能成为中国影视产业新中心。
二是中国区域影视产业政策趋同性较强，它们之间互相借鉴和优化，但是政策效果并不明显，而且各地政策追求影视产业环节全覆盖，区域特色难以体现。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部分城市免征企业所得税，返还地方留成部分，造成影视企业扎堆注册和循环注册，加剧了区域影视产业发展不公平现象，这是不合理的政策，政府必须及时纠偏，各区域应加大力度支持青年影视人才、影视技术研发和应用、影视基础设施建设、影视投资基金等方面的发展。
三是区域影视文化消费的差距在缩小，影视消费在线化的趋势继续增强，网络影视剧的市场依然在高速增长。重点影视投资制作和发行企业、重点院线企业、影视人才聚集在北京、长三角地区的产业格局难以改变，影视生产与消费分离的趋势继续增强。影视产业发展路径的优化成为各省份和城市的自觉行为，这种自觉也将改变现有区域影视产业的规划、方向和政策。
国家、各地政府及市场主体越来越关注影视产业的意识形态、艺术性、商业性等多重属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体制机制下，区域影视产业发展呈现出以下两大趋势：
一是产业类型细分化。在区域文化特色、市场主体、观众群体、传播渠道等多种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区域影视产业类型的细分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越是区域的、越是细分的内容，对影视产业整体发展的价值将越大，区域影视产业只有不断挖掘细分的区域影视题材，满足以区域、年龄、职业等为区分的观众群体的文化需求，才能在细分化趋势下不断发展。
二是审美意识形态化。影视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其经历了从20世纪中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到80年代“审美意识形态”再到90年代中后期以来影视的过度市场化、资本化和娱乐化的多次转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和体制机制下，国家文化宣传部门越来越关注影视的艺术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各地政府及国有文化企业非常注重挖掘区域文化资源并通过影视方式来呈现，区域影视产业只有顺应这种趋势才能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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