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自我介绍】
张北川，曾经入选《南方周末》和《中国新闻周刊》杂志“年度人物”；多年来，他身体力行，印证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齐家、修身、养性、平天下”的儒家理想。 一、我和张北川
认识张北川是在1994年。那年我还是一个忧郁的18岁青年，正在为自己的同志身份迷茫。有一天，我给偶拾的一张小报“爱知简报”上的主编万延海写信，他向我推荐了山东青岛的张北川。
我给他写信，尽情地倾诉着自己的苦闷和压抑，倾诉着一个18岁同志青年的忧郁和秘密。信写得洋洋洒洒，大概写了好几万字。那时，我对张北川了解并不多，只知道他是山东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个皮肤病医生，在做同性恋研究工作。他会真正理解同性恋吗?会给我回信吗?信寄出去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
很快，张北川的回信来了。
言辞温和而鼓励，充满了理解。那封信一直被我当作重要的精神信物珍藏至今。要知道，那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对于同志的理解远远不像今天这样进步，张北川的信，让我倍感温暖和勇气。
我就这样和张北川开始了通信。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去信，他见信必回，长短不一，但都是亲笔撰写。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我写信给他，是一对一；但他给我写信的同时，却还有成千上万的像我一样需要他帮助的人等待着他的回信和帮助。他后来告诉我，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得回十几封信。
1996年的春节，我失恋了，被巨大的悲痛笼罩着，终于忍不住向姐姐坦白了自己的同志身份。那天夜里，我泪流成河，姐姐也是一夜未眠。
我将出柜的经历告诉了张北川，他主动要了我姐姐的联系方式，开始了和我姐姐的通信。我记得那些信中，他反复强调，对我不需要同情，只需要鼓励。同性恋不是病，更不是一种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多少年后，我仍深深感谢张北川那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正是这些举动，让
个陷入心灵绝境中的青年看到了信心和希望，并且鼓励他勇敢地在人生之路上走下去。
张北川成为我忧郁年代的扇窗口和亮光。
二、一个人的孤军奋战
就这样，认识了张北川，但从来没有见过他。直到我后来远离家乡，来到北京闯荡。
第一次见到张北川，穿过一大片人群，我远远地看见他。花白的头发，衣着朴素，戴着眼镜，一个典型的清瘦的知识分子形象。我很激动地走到他面前，向他自我介绍。他很快记起了我，热情地称呼我为小曾。
1998年创办的《朋友通讯》，成为中国同志最重要的获取资讯和精神食粮的管道。他撰书，办《朋友通讯》，创办同志热线，回复无数来信，这样的工作量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可以想象其繁复和艰辛程度。
但他凭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在推进着这一切。我后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医者，仁心。许多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社会活动家都是从医生的角色转变过来的。比如鲁讯，艾滋病斗士高耀洁，还有张北川等。
张北川不是一个同性恋者，我看过许多媒体就此问题采访过他，为什么他会从事同性恋权益的争取工作?为什么会研究同性恋问题?他说有好几个因素，一个是他所敬仰的一位老医生，因为同性恋问题在“文革”受到批斗；另一个就是因为他在医院里，看到许多来求治的同性恋因为遭受社会的误解而陷入绝境，这些问题深深触动了他。
医者，仁心。张北川和他所敬仰的另一位抗艾斗士高耀洁自述一样：“即使我老了，但我还是不能做到对别人的苦难不心有戚戚也。”
总之，他选择了同性恋研究和权益争取工作，可以想象在中国的国情下，他选择的是怎样一条艰难之路?
这些，后来我陆续在媒体上，别人的口中，以及他亲自的讲述中，了解到他的工作所遭遇的各种挫折。许多人把他比喻为中国的赫斯菲尔德――这位德国二战时最伟大的性学家，因为研究性的问题，曾遭受过纳粹的极端迫害。
张北川的境遇当然要比赫斯菲尔德要好一些――毕竟，此中国非“文革”时的中国了。但是专制和流俗依然尚存：因为研究同性恋，医院领导多次“提醒”他注意影响；他的奖金被停发，工作也一度被中断：他的办公室屡遭驱逐――从医院搬出到一个矮旧的平房内，最后又落户于简陋的居民区里。
他的电话被监听，有人威胁他，要他小心点，还有人讥讽他研究什么不好，非要来研究同性恋?更有人散发流言蜚语，说他就是个同性恋，有生活作风问题。
张北川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工作的。他的境遇曾经受到许多媒体的关注，他们为他鸣不平。那些年，我也受他的影响，积极参与同志社区活动。他来北京开会，我们经常能够见面，但每次他都是匆匆忙忙。即使有限的吃饭时间，不断有人过来，想和他谈话，他又来者不拒，
顿饭也不能好好吃完。
在他的邀约下，我给他举办的《朋友通讯》写作，一写就是将近十年。
三、我最近见到的张北川
2011年的11月19日，青岛刮起了入冬以来的大风，天很冷，海浪拍打着海岸，平素游人很多的青岛海边，也只能看见稀稀落落的几个游客。
这一天，我在青岛，去拜访张北川。
穿过一片普通的居民楼，敲开了门，张北川热情地迎了出来。第一眼就感觉他更老，头发白得更厉害了。他的办公室，可以用“寒碜”和“简陋”来形容。除了各种杂志和资料，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很难想象就是在这样的办公条件下，他坚持了多少年，办出了一本本的《朋友通讯》，给无数人回信，为同志权益做了那么多工作。
屋里阴暗，我坐在他对面，好像穿过时光隧道，十四年前的那个忧郁青年，如今坐到他的面前。他慈祥，亲切，那种强大的安静的气场，突然就让我泪流满面，好像一个经历千山万水的游子，突然回到了家，见到了精神父亲一样。
这天下午，我们谈了很多很多。
他告诉我，很多人给他写信，有的一写就是多年，他依然坚持每信必回。写信者中，有内心挣扎的恋老者，有因为把自己的性倾向告诉父母而把父母气出重病后，离家出走继尔卖淫的少年，有因为同性相恋，惹怒了父亲而致使其父手刃其恋人……
有一个少年因为同性恋倾向而被学校开除，结果张北川通过自己的关系找到新华社记者去报道。在压力之下，少年重新返回了学校。有些人不明白地问他，他这么个个去帮助，精力毕竟有限，一生中能够帮助几个人?
他告诉我，虽然精力有限，但是帮助一个是一个，一个有缘求助于他的人，都不能掉以轻心而错过。他让我想起知识分子的差别有的知识分子理论一套又一套，但是却看不起任何具体的改变社会的努力，张北川却是那种言行如一的人。
他还告诉我，有多少看似这个社会的另类人士给他写信，比如恋老者，SH者，男性性工作者等。那些在绝境中感觉被社会排斥的孤独的人，把他当作最信任的人。他小心珍藏着他们的来信，像当年的赫斯菲尔德一样倾听着另类人群的心声，以医者仁心的同情去客观看待他们。
他说他越来越老了，自知时间不多了，现在更要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他和妻子相濡以沫几十年，年少时体弱多病，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每天晚上都要读书。他过着严谨的苦修般的生活，最大的乐趣是工作。
晚上，谈完话，我们一起下楼，他要回家照顾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在黑暗的楼道里，我看着他，既心酸又感动。风很大，我站在十字路口，坚持不让他送我，然后看着他步伐很缓慢地消失在街的那一边。
我一时心情难以平静，慢慢地穿过大街，一个人在青岛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回味着张北川给我的感动。我想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到底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张北川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情怀，把答案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每一个人。我想，那就是，自我鞭策，热爱这个国家，关心他人，不放过帮助每一个人的机会，改善这个社会让它进步，从每一点小事做起。
愿亲爱的张老师永远健康。
(编辑：唐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