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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从大陆基本社会人文特点出发，反思探索社会福利模式的曲折历程，可知一个好的福利模式应该是最适合它所面对的人的特点的模式。以人为本，既不是以经济为本，也不是以福利为本，不是福利越多越好，而是越适合人的需要越好。所谓“适合”的社会福利模式，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适度性，主要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二是适应性，主要是适应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社会情势；三是适用性，主要是适合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四是适当性，主要是适合人伦、人情，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
关键词福利模式 福利社会 底线公平 文化基础
作者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732）
基本社情与人情
一个福利模式，要想顺利建立起来，并且能够健康地、持续地运行，发挥预想的作用，就必须考虑社情人情的基本特点。过去我们在探索社会福利模式时，重视经济条件和社会福利的关系，这固然是基本的方面，但不是唯一重要的方面。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当然难以建立现代福利制度，但并非经济条件越好，福利模式就一定越好。福利是为了人，它既要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也要符合人的主观感受，一个好的福利模式应该是最适合它所面对的人的特点的模式。
60多年来，海峡两岸在社会福利模式上各自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台湾学者较早发出了“建立本土社会福利体系的呼声”［1 ］，为此，就要从 “国情”（大陆称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诸因素出发。詹火生教授把它们归纳为情境因素（情境的偶发因素）、结构因素（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人口结构等）、文化因素（政治文化和一般文化）、环境因素（社会的外在因素）。［2 ］笔者以为，如果既能从经济角度，又能从人文角度总结两岸社会福利基本经验，我们就可能在西方人为人类贡献了虽然各具特点但有明显共性的福利模式之后，也创造出最适合中国人特点和需要的福利模式。
（一）基本社情三大特点
1．经济总量大，人均收入低——民间福利需求大，而自供能力弱，需求与供给错位，“社会福利”成为“财政福利”
中国大陆刚刚制订了2011~20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十二五”规划），强调民生优先。只有从片面追求GDP转变到重视民生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发展。然而，解决民生问题，远比发展经济复杂。经济体制改革，任务固然艰巨，但从国际上说，搞市场经济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而解决民生问题需要一些基础性条件，需要探索民生建设的基本规律，才能把改善民生这一美好愿望建立在科学的、理性的基础之上。
现在很多人讲，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完全有能力解决民生问题了，福利模式要从补缺型转变为“适度普惠型”。的确，我国的财政能力已经今非昔比，应该且能够在新的发展阶段，满足人民群众提高生活品质的新期待。但是，这种认识并不全面，特别是忽略了民生问题的特殊性。民生问题与经济问题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后者更依赖经济总量。发展经济，只要经济总量大，就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修高速铁路、研制大飞机，上重大项目。民生问题却是更依赖人均收入水平，生活需要是就个人而言的，吃饭、看病、上学，别人都代替不了。而大陆基本经社情况的最大特点，恰恰是经济总量大、人均收入低，大到总量占世界第二，低到人均大约排世界第一百名。经济总量大，固然是一大优势，例如中央财政有较强的转移支付能力，可以解决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因为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人口毕竟所占比例不太高，虽然低保金要完全由财政负担，中西部地区甚至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但在经济总量增大的情况下是可以承受的。那么，是否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靠经济总量大得到解决呢？答案是否定的。
福利需求有特殊与普遍之分，现代意义上的福利是人人都需要的，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顺畅的交通，起码的居住空间，都是福利。所以，我们主张从小福利迈向大福利。许多福利问题的确是可以靠经济总量大来解决的。但是，养老、医疗等需求是无限的，既有政府的责任，也有家庭和个人的责任。纳入“大福利”框架内的各项社会保险，人均收入水平低，个人缴费能力弱，容易形成对财政的依赖，相应的债务危机的风险就大。比如，自2002年试点以来，在广大农村普遍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各级财政和农民个人的出资比例是4：1（2011年筹资水平是每人每年150元，其中，财政出120元，个人出30元），基本不具备可积累性，起不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制度自生能力弱，可持续性堪忧。从2010年开始，在农村推行养老保险制度，基础养老金完全由财政负担，现在仅为每人每年660元的标准，财政尚可承受，以后如果持续提高，财政如何负担？基本国情的这一特点，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人均收入居世界一百位左右的国家，能否照搬人均收入居世界前十位的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显然不能。经济总量大、人均收入水平低这个特点，严重制约了我们对福利模式的选择。但我们毕竟经济总量大了，应该担负起解决民生问题的责任。那么，如何在经济总量较大而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情条件下，走出中国特色的民生之路？世界上没有这种现成的经验，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创新。
2．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福利需求主要集中在农村，而供给能力主要集中在城市，需求与供给脱节，导致“一国两策”［3 ］
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吸纳劳动力能力较强的制造业产值居世界第一，但农村人口仍占大多数，在13亿人口中还有7亿多是农民，这也会严重制约福利模式的选择。工业化使人口迅速集中到城市，原来的家庭和社会的某些联系被割断，但是工业化、城市化也创造了一种条件，即工资性收入，而且这种收入一般是连续的，只要有工作，这种收入就是可预期的。工资形式恰恰使社会保险制度的诞生成为可能，可以按周、月领工资，就可以定期、定额缴费，费用的征缴和发放就是可计算的；工资形式还使运作成本大大降低，参保人数越多，制度运行的平均成本就越低。而农民的特点却是收入不稳定，而且不连续；到年终才能得到货币收入，不像工资那样形式化，而且收入先入个人腰包，要征缴，就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征缴多少，也很难计算，无法预期，如此一来，制度运行的成本就很高；更何况广大农村民生需求极大，而地方财力特别是农民个人的缴费能力很低。现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遇到这个困难，一年缴一次，可以自愿，根本不能形成积累。
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才普遍推行的。美国在1920年城市人口就超过农村人口，但到30年后的1950年，即《社会保险法》颁布15年后，才将农业工人和家庭佣工纳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4 ］人口中的大多数是城市人口，有比较稳定的缴费能力，这是社会保险制度得以建立和运行的重要条件。发达国家有缴费能力人口与无缴费能力人口之比值远远大于中国。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又一个难题：我们在有缴费能力人口远远少于无缴费能力和只有较弱缴费能力人口，并且前者主要集中在城市、后者主要集中在农村，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国情条件下，如何建立起让13亿中国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
3．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很大，制度分设，资源分割，碎片化严重
发达国家城乡差距较小，一项制度，几乎没有只能在城市实行，不能在农村实行的问题，也鲜有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利益诉求的问题。而我国的城乡差距在世界上是较大的，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达到3.3：1，加上广大农村地区交通和水电等条件较差，文化教育水平偏低，卫生医疗条件欠缺，城乡之间的实际差距一般被认为可能达到5：1或6：1。这就造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同样是养老和医疗，城市与农村制度分设，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关系难以接续，养老关系难以转移，长久积累下来，就形成所谓“碎片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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