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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又见污染。20吨的镉泄漏量，约300公里的波及河段，环境Ⅱ级应急响应启动……在这则消息的疯狂转发中，广西人民迎来了农历龙年春节，也打响了“柳江保卫战”。
不能承受的污染之重
1月15日，广西龙江河拉浪水电站网箱养鱼出现少量死鱼现象，河池市环保局在调查中发现，龙江河拉浪电站坝首前200米处，镉含量超《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类标准约80倍。1月18日，广西河池市为切断新污染源，龙江上游7家涉重金属企业全部停产。此外，据河池市副市长李文纲介绍，当地利用大坝控制受污河水的流量，在污染源至叶茂电站、叶茂电站至龙江三桥、龙江三桥至洛东水电站、洛东水电站至三岔水电站、三岔水电站至三岔铁路桥等断面设立5道“防线”，通过放水稀释、投放降解吸附物等方式降低镉浓度。
截至2月2日最新统计，龙江河宜州拉浪至三岔段共有不同规格133万尾鱼苗、4万公斤成鱼死亡，涉及养殖户237户，网箱758箱。
尽管清华大学相关专家表示，氯化铝与镉产生反应后会沉淀到江底，然后挥发，不会对河水再次污染，但相关专家还是提出了质疑。
国家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汪键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重金属污染物有着永远在环境里循环、无法降解的特点，“尤其是存在于水和土壤中的重金属兼具富集性，是不可逆转的。”
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经理马天杰告诉记者：“此次采用的治污手段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达到快速降低水中镉浓度的效果，但沉积在江底的含镉底泥对于当地环境及居民健康仍是长远威胁。攻坚战结束之后，可能是漫长而昂贵的持久战。”
据记者了解，重金属污染后修复费用巨大，以湖南省株洲市为例，其镉污染超标5倍以上的土地面积高达160平方公里以上。目前当地正以株洲清水塘等7大重点区域为工作重点，规划治污项目927个，总投资595亿元，修复期限为2011年到2020年。
“水域修复是一项很复杂的工程，从长期修复的角度而言，龙江需要对水流进行控源、对底泥进行清淤，这需要大量的人力与财力。”从事环境修复工作相关领域的研究员高胜达对本报记者表示。
谁为事故埋单？
2月1日，广西河池市市长何辛幸宣布，此次镉污染事件对企业的违法排污查处取得突破性进展，司法机关已对涉嫌违法排污的金城江区鸿泉立德粉材料厂、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的8名相关责任人依法刑事拘留，其中3名是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责任人，5人系金城江区鸿泉立德粉材料厂。他透露，1日，金城江区鸿泉立德粉材料厂一名出资人在外地归案。另有4名责任人还在通缉追捕中。
从2005年的广东北江韶关段镉严重超标事件，到2006年的湘江湖南株洲段镉污染事故、 2009年的湖南省浏阳市镉污染事件，再到这次的龙江镉污染事件，为什么重大重金属污染事故在全国屡禁不止？马天杰告诉记者，目前企业排污缺少激励机制。“企业重经济效益，在没有激励机制的情况下，一般企业都只是达到国家规定的最基本的排污标准，它们极少会主动为自己的污染担起全责。”
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则表示，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通过偷排来降低成本，用稀释污水应付检查，从而将污染治理的成本转嫁到环境中。“我国责任认定体系并不健全，目前很多地方的重金属污染的债务都是地方财政自己来埋单，企业搬迁后，遗留的问题也就由政府接手了。”
就惩罚力度而言，该专家认为，国家开出的罚单并不具有足够的威慑力。“环境方面，目前分为行政处罚或者民事、刑事处罚。但无论适用于哪条法律，我国开出的罚金与国外动辄就开出的上百亿的罚单完全没法相比，太少了！此次龙江的镉污染事故定罪后的罚金与治理环境是资金相比，估计也会有较大差距。”
对于此种情况，湖南省政协委员苏营给出了明确建议：在完善相关法律条款之时，有关部门也应该尽快地完善配套政策，充分运用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污染责任险等环境经济政策和价格、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促进企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地方环保局的尴尬
龙江镉污染事件发生后，很多矛头都直指向了当地的环保部门。其实，针对近年来污染加重的状况，环保部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以重金属为例，我国首个“十二五”专项规划――《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到：到2015年，中国将建立比较完善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体系、事故应急体系和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体系，解决一批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基本遏制突发性重金属污染事件高发态势，重点区域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比2007年减少15%，非重点区域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则不超过2007年水平。
环保部下定决心整治环境，而地方环保局却时不时面临“要经济”还是“要环境”的尴尬。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地方环保局的财政权与人事权都握在当地政府手中，“在地方政府追求GDP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环保局难免束手束脚。越到基层，越到农村，环保部门的监管职能越弱化。”该人士说。
据广西当地民众介绍，此次的镉污染也并非偶然，“每年元旦前后，总有一股黑黄色的水来到这里，有10年了”。拉浪渔业队队长黄朝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而有资料显示，“中国有色金属之乡”河池的重金属污染案例并不在少数：2001年6月，河池大环江河上游遭遇暴雨，30多家选矿企业的尾矿库被冲垮，历年沉积的废矿渣随洪水淹没两岸，万亩良田尽毁；2008年10月，河池市金城江区东江镇一家冶炼企业含砷废水外溢污染，450多人尿砷超标；2011年8月，河池市南丹县30多名儿童患高铅血症……
事故频发之下，地方环保局的监管不力等问题必然被民众责难。“地方环保局目前仍是对二氧化硫等常规污染物监测较严。”马天杰说，“此次事件暴露出了重金属污染日常监管中的严重问题，环保局对于当地企业生产、排污情况底数不清，造成确定污染源过程中的极大困难。突击战不是治理重金属污染的良方，细水长流的日常监管才是上策。”
而河池市副市长李文纲也明确提出：“发生这些污染事故，说明目前我们部门在职责上有待进一步明确。”他表示，在此次事故发生后，河池市组织多人对企业进行排查，检查出部分无证照的小矿冶厂和闲置矿堆，这种情况包括环保、土地等多部门都可管理，职责并不明确，河池将成立综合执法部门解决这一问题。
此外，马天杰还建议建立严格细化的绿色GDP考核体系，将环境绩效列入各级政绩考核，并赋予基层环保部门以足以履行职责的权力。“只有政府从源头上重视了，中国才能尽量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马天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