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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4日，突如其来的强震顷刻间夺去了无数玉树人的生命，很多玉树孩子的家庭被瞬间摧毁。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慈会”）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从废墟中接出百余名孤儿，并推出“百名孤儿成长救助”项目。因患癌症病退的北京人何江萍，放弃在家休养，担起了这项重任。两年后，这些孩子被形容为“脱胎换骨”。
“抱在怀里，骑在脖子上，背在背上”
见到“何老妈”，久美多杰最常见的动作是扑上去抱一下。
这位来自玉树结古镇的男孩今年17岁，只戴一个耳环，喜欢街舞和画画。
说起两年前的地震，久美多杰一脸平静。那是一个让他撕心裂肺的日子，他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忽然感觉脚底下的水泥板反弹上来”，“在喊叫中挖出一具一具尸体”，“满目泪水”，“故乡已变成一片废墟”。
大难中，“儿慈会”当即实施“百名孤儿成长救助项目”，承诺将一百名孤儿抚养到18岁，并分别将其安置在北京、安徽等地。
由何江萍设计的“玉树儿童北京休养营”接纳了 77名玉树孤儿，久美多杰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首都机场，集合、整队、清点人数后，休养营负责人何江萍站在电梯旁不停地叮嘱孩子们：“站稳、扶好，看着脚下。”
那是一支冰冷的队伍，孩子们一言不发，面无表情。
望着这些年龄不同，眼里透露出距离感的孩子，何江萍一遍遍问着自己，他们能听懂我的话吗？那些高个子，留长发的男孩好管理吗？
如此思量时，她发现，孩子们也在打量她。
这之后的日子，注定了是一次漫长的磨合。
这些孩子中，最小的松求巴毛只有两岁，第一次见面，何江萍把他抱在怀里，一会儿就把自己的裤子尿湿了。还有几个孩子是从土里扒出来的，面对所有声响都惊恐莫名。床稍微一晃，就会慌乱，梦中惊叫更是常有的事情。
从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突然来到平原，孩子们的身体极不适应。开始，很多孩子流鼻血、头晕、嗜睡。有时一天几人接连生病，有的孩子连续数月有醉氧反应。
与他们的嗜睡相反，何江萍的作息被完全打乱。两个多月的时间，她白天带孩子参加各种活动，晚上九点半雷打不动开工作例会。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事无巨细地处理所有杂务：组织活动、安排车次、应对各 种紧急情况，甚至盛饭、端水、切西瓜。
“抱在怀里，骑在脖子上，背在背上”，何江萍如此形容她和志愿者与孩子们的相处。两岁的松求巴毛只要一见到何江萍，就要“何妈妈抱”。外出游览时，她把小巴毛抱在怀里，一整天都不放下。
项目组人手紧缺，面向高校招募了志愿者，在最短时间内组建了志愿团队。何江萍还假私济公，请来了自己的爱人――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文若鹏，通过讲座的形式跟孩子聊天，缓解他们的负面情绪。
“没钱，孩子就得送回去”
其实，把孩子接到北京只是一个开始，随后的安置让何江萍费尽心思。
22个孩子进入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就读，让这些藏族孩子惊讶的是，校园里竟然有动物园。
对于“儿慈会”来说，每个孩子一年3万多元的学费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为此，募捐成了“何妈妈”的日常行为。
名片背后印着募捐方式，递过来的时候，何江萍会浅笑着说一声：“不好意思。”
采访的前一天，她刚从大连募捐回来，因为发自内心的担忧，“没钱，孩子就得送回去”。
安置好孩子们的学校，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比如藏文学习。
因为在内地就学，开始，并没有给孩子开设藏文课，家乡的亲人打电话过来，一口藏语，孩子们竟然不知所云。
何江萍的心揪起来，“丢掉了藏文，就等于把根丢了，将来这些孩子若回到玉树，不懂藏文，肯定融不进去。”
玉树娃儿都是康巴人，“如果找一个拉萨或安多的老师，他们会像我们听闽南话一样，文字一样，发音不同，听起来完全不懂。”
在北京，会说康巴语的大学生只有一个，被何江萍请来给初中的孩子授课。她还聘请了中国藏语研究所的一位博士专门辅导高中的孩子，而安徽那个班的老师却迟迟没有着落。
在玉树出差时，只要有适当场合和机会，何江萍就四下寻觅老师，用她的话说，“快要找疯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离开前，谢天谢地，藏语老师终于落实下来。
如今，藏语是孩子最喜欢的课程之一。虽然两腮的“高原红”已经褪尽，外表看，这些孩子跟汉族孩子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在适当场合，一口流利的藏语，还是让他们的民族气质展现殆尽。
“他们很棒！”
虽然“拉扯”玉树娃儿是一件相当辛苦的事，但是，他们的回报也让何江萍心下大慰。
采访的当天，她去燕郊的住处给孩子送大米，正好赶上限行，车行到五环，只好改坐地铁。
她不断感慨：“孩子们的中午饭可好了，8个菜！”
在燕郊，她想随便要一点豆瓣酱，吃完先走，一位孩子拽住她说：“老妈，等等，我给你炒个菜！”
瞬间的工夫，一盘牛肉炒豆芽上桌了。何江萍吃饭的时候，孩子在一边建议：“老妈，你喝点可乐吧！”
长久的相处，何江萍和孩子们之间，已经是彼此的亲人。但是，她觉得，真正的爱一定要落实到“屋檐”下。
为了让玉树娃儿得享家庭的温暖，2011年4月，“儿慈会”为百名玉树孤儿启动了爱心家庭助养计划。其中，19名孩子找到了爱心家庭助养，仍有45名孤儿在等待。
何江萍告诉记者，“助养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归属感。家是孩子的良药，初高中的孩子虽然有了主见，但是，这个阶段的孩子正处在青春期，更需要父母的引导。”
为了鼓励更多的社会人士献出爱心，何江萍在电视上苦口婆心推介自己的孩子。节目播出后，她的手机成了十足的热线，打得“直烫耳朵”。
两块电池熬不到下午3点就耗尽了，何江萍喉咙冒烟，声音嘶哑，用了清咽滴丸，还是抗不住，热线接连不断从全国各地打过来。
这些热线多半是来申请收养孩子的。但是，为了保证孩子的未来，玉树民政部门要求，只能助养，谢绝收养。
前来助养的爱心家庭渐次多起来，第一次见到玉树娃儿，爱心家长金女士情不自禁地感慨：“他们很棒！”
那是一个周末，在何江萍的引领下，金女士见到了14岁的扎西永藏。小永藏性情温和，喜欢画画，渴望去日本旅行，还把自己喜欢的偶像贴在衣柜上。
当下，金女士便拿定主意，认领永藏做一对一资助对象，给自己的女儿添一个藏族姐姐。
虽然积极鼓励社会助养，但是，出于“不能让孩子受委屈”之心，在选择爱心家庭方面，何江萍有着少有的谨慎。
“爱孩子”是最基本的要求，何江萍要求助养人身体和心理要同时健康。严格审核后，她还要亲自上门“实地”考察。
“我们还是很慎重，怕孩子遭罪。”她说。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热线咨询，她更愿意选择那些自己有孩子，但还是愿意付出爱心的人。
“老师，我怎么不想家呀？！”
出于对孩子的喜爱，电视上，只要有孩子们表演节目，何江萍一定会看起来没完。
为了发挥藏族孩子的艺术天分，“儿慈会”成立了“玉树孤儿天使艺术团”，25名艺术团的孩子被安排在一套临时租用的三居室里。女孩子住里间，男孩子住外间。上午，孩子们在房间里学习、看书，下午到练功房排练舞蹈。
何江萍每天都要到出租房照顾他们，监督学习，带他们排练，何老妈的一个亲吻是孩子们最大的褒奖。
经过两年的北京生活，玉树娃儿的面色日渐白皙起来，看起来阳光、快乐。采访间歇，望着舞蹈中的小帅哥小靓女，何江萍自言自语地感慨：“是不是很漂亮？！”
然而，她也坦言，阳光的孩子反而不易于募捐。
“人们愿意捐助的还是可怜人，看到我们这些孩子，有人会觉得，他们比自己的孩子还幸福。”
可是，何江萍反问：“如果样子上可怜兮兮的，那不就失去救助的意义了吗？”
面对这些比自己个头还要高的玉树娃儿，生活老师杨秀琴不断对记者感慨：“他们因祸得福。”
地震期间，这位取了汉族名字的藏族老师刚好在北京，孩子被接到北京时，她第一时间进到站台接车，自报奋勇，从此成了孩子们的生活老师。
“虽然亲爹亲妈没有了，但是他们得到的不止是一个亲爹亲妈，真的，他们比我们家的孩子还幸福!”杨秀琴说。
采访的当日，一个孩子问杨秀琴：“老师，我怎么不想家呀？！”
望着孩子天真无邪的样子，杨秀琴的脸上满是欣慰，“他们的模样变了，刚来的时候又黑又红，没有水灵劲，现在可以说是脱胎换骨。”
如今，生活在北京的玉树娃儿有了可以夸口的成绩。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日之后，一年级的孩子回到玉树，玉树四年级的孩子做不出的题，他们会。
对于“何老妈”和北京，玉树娃儿有着越来越难以言说的依赖感。在一篇题为《我的何老妈》的文章中，久美多杰说：“何老妈在我人生中是一个永远的回忆。”
虽然脸上离不开笑容，但是，何老妈并非一直“温良”，对付不听话的孩子，她也很有一手。
“只要一句，你不努力，好，我们找一个努力的来，你回去。马上奏效！很灵咯！”何老妈说。那一刻，50多岁的她笑成了一朵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