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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声明：2003年第二期《当代中国研究》（美国）上刊载了本人一篇论文，遗憾的是，该刊编辑先生对稿文一些用语作了一些并不符合我的原意的改动。为此，不得不对该文再作修改，并将原稿被编者删去的最后一部分重要内容补上，于此发表。恳切希望各位做编者的应尊重作者。特此说明。
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就存在着两种相互对峙的政治势力。一种是自由派政治势力，他们以民主、自由与人的权利相号召，要求进一步加快市场化经济改革，并通过扩大政治参与和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政治。另一种是原教旨的正统派势力，这些保守的左派[1]坚持旧计划体制下的正统意识形态，主张对社会生活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甚至主张恢复“文革”以前的计划体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派构成了解构旧秩序的力量，势必激起正统派与之对峙，后者则构成推动政治收缩的力量。这两种政治势力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与冲突，这样的对峙与冲突是社会主义全能（Totalitarian）国家进入变革转型阶段必然会经历的政治现象。这两种力量均力求通过影响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威权中心来取得对政治的主导权。它们冲突的消长过程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史的主线。20世纪80年代初的“反精神污染”、80年代中期的“反自由化”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可被视为这两种政治势力冲突走向白热化的的三个阶段。
逻辑上这样的两极冲突有四种可能的结果。其一是前苏联改革的模式，即自由派通过动员民间力量，扩大政治参与，进入政治中心并主导政治进程，保守派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作为执政中心的中间派在这一过程中也被迫边缘化，旧体制瓦解的同时，社会陷入混乱。其二是保守左派取得胜利，清除了自由派，基本恢复改革前的旧体制。这种结果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还未出现过。其三是保守派与自由派这两种政治势力达到某种平衡状态，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发展为多元社会中的不同党派。然而，由于西化自由派与保守派在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上水火不相容，这种前景出现的机率相当低。在中国可以观察到的是第四种可能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派与正统意识形态左派均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而具有威权主义特点的技术官僚取得了主导政治的地位。为什么中国政治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本文试图作一简略的分析。
改革以来的自由派与保守派：各自的政治理念与资源
本文使用的“80年代中国的自由派”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包括致力于批判中国旧体制，力主摆脱旧的全能体制对生产力的约束，强调思想解放、个人自由与民主制衡的人。其中既有最激进的西化派知识分子与学生，也有相对温和的、要求加快体制内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宪政派，以及要求推进开明的一党政治的党内民主派，他们共同构成了保守左派的对立面。中国的自由派不同于西方所说的自由主义者，把前者称之为“思想解放派”可能更确切。他们对改革开放的鼓动支持了邓小平在现行旧体制下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因而获得了有限的活动空间。他们所倡导的启蒙与改革话语在民间舆论中占有优势，因为深受文革灾难体验的民众向往较为自由宽松的政治生活，对旧全能体制有强烈的不满，这就使自由派知识分子具有潜在的社会动员与号召力。激进自由派在80年代的大学生中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还得到了西方社会的支持。
由于长期受旧全能体制的压抑，中国的自由派在心态上有一种激进亢奋性；
又由于深受中外经济差距与文化差距的刺激，他们往往又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2]以及由于中西经济文化强烈反差引发的焦虑感。同时，由于长期意识形态的“斗争哲学”式政治文化的潜在影响，他们常常采用“正邪两分法”的政治思维。在政治冲突中，这些心理与观念层面的政治文化因素很容易诱发“刚愤”型政治激进主义，并进而发展为群体性政治抗议运动。在政治相对平和的时期，自由派阵营中的党内民主派与温和的宪政派能发挥实质性的推动变革的作用；
然而，当改革引起的社会问题日益突显而出现政治危机时，最激进的西化自由派以其强烈批判旧秩序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话语而占据自由派阵营的“制高点”，且与党内保守左派形成鲜明的对立，他们因而往往在民间取得舆论优势，比温和的自由派具有更大的社会动员能量，甚至具有影响社会抗争运动的能力。但这种话语优势往往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不稳定。
保守派的政治立场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他们怀念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秩序，虽然对“文革”也持不满、乃至某种批判反思的态度，但由于他们习惯于效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以往往从马列主义教条出发，把“改革开放”视为对共产党基本教义与原则的背离。当他们运用共产党正统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来审视改革中出现的腐败、失范以及各种改革综合症现象时，就会产生对改革开放的不满与抵制。其次，他们是旧计划体制的既得利益代表者，改革开放导致整个社会全面的大规模的利益重新分配，为了维护原先旧体制下的当权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也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坚持左的保守立场。
中国党内左派掌握着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由于这一意识形态仍然是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要素，所以保守派官僚对正统意识形态的维护具有现实政治功能。因此，每当自由派的活动被认为构成对党的合法性与现存秩序的挑战时，保守派对自由派的批判攻势就会获得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的首肯。保守派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源与政治经验，深谙高层政治运作的游戏规则，与元老派有密切的私人关系。[3]保守派反对自由派时往往先利用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对自由派的言行作负面解释，然后以“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威胁”、要“维持党的政权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等理由打动元老派，进而通过元老派对邓小平施加影响，达到压制自由派的目的。虽然保守派在党内的声望很差[4]，但他们仍然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从而在与自由派的较量中获得进攻优势。
两极政治势力与政治中心的互动关系
从1978年到1989年，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以知识分子与学生为主体的自由派，以及以意识形态官僚为主体的保守派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周期性的互动关系。
实际上党内左派在维护现存秩序的连续性上客观上也有正面作用，只要存在着自由派，保守派在政治上保护政权的功能就始终是不可或缺的。虽然邓小平未必完全赞同保守派的政治倾向，认为保守派的主要人物胡乔木政治上过于书生气、过于固执[5]，也不让此人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认为此人无行政能力[6]，但一直容忍保守派的言论与活动，为他们保留党内政治空间，以制衡自由派政治势力。共产党元老和保守派对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印象极深，对波兰团结工会与自由知识分子结合挑战共产党政权的前车之鉴特别敏感。在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看来，自由派在政治上具有社会动员能力，在意识形态上又具有“异己性”，其挑战可能削弱共产党的合法性。因此，当邓小平认为自由派的言行超越了自己的容忍限度，就会批判自由派。80年代的“反精神污染”以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都是如此。
但是保守派与邓小平之间的政治结合是暂时性的，并不牢固。因为保守派否定改革开放的僵硬的教条主义立场与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是矛盾的，倘若保守派在政治上得势，就会阻止改革开放。因此，保守派的复旧言行往往会帮助自由派与党内开明的领导人摆脱受指责的困境。这时，自由派作为制衡保守派的政治力量又再次受到重视与肯定，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再次宽松化，自由派中较为激进的一些人则会由于邓小平与自由派中的温和派的暂时结盟而减轻了政治压力。1987年赵紫阳担任总书记后这种情况就特别明显。
然而，80年代中国的自由派有不同的群体，其中的激进派、尤其是学生中的激进派，往往会不断地把他们要求加快民主化的主张推进到政治中心允许的边界以外，更何况自由派本身所坚持的理念也存在着内在的激进化的逻辑，加上自由派在国际社会所受到的支持以及对民间的潜在政治动员力，均会引起邓小平的疑虑与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中心会再次启用左派保守派作为平衡力量。于是，新的反自由派运动又会周而复始地展开。
显然，在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之外，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他们各自具有可以运用的政治资源。自由派主要通过动员社会舆论的方式来对政治中心施加压力；
保守派则主要通过其掌控的宣传部门向下发送指令文件，通过在体制内与高层元老派的私下接触，并进而对邓小平施加影响，来影响政治走向。自由派的民间动员力与激进化倾向，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的隐忧；
而保守派的致命弱点是，其教条化的意识形态思维定势支配着他们把民众积极的政治参与视为“政治上的邪恶力量对党的挑战”，这就会强化自由派与民间的反感，从而更加激进地反对保守派。两者之间在社会上的冲突如同拉锯般地持续下去。
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存在着这样的互动模式：“政治中心”在某一阶段与保守派“结盟”，以共同抗衡自由派，而在下一阶段则会与自由派结合，或允许自由派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以平衡保守派的力量。处于两极的两股势力各自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目标均与“政治中心”维持着某些结合点，“政治中心”需要自由派支持改革开放，也需要保守派捍卫意识形态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
因此“政治中心”既无法完全排除自由派势力，也无法排除保守派势力。这样，转型时代的中国就存在着三者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
激进自由派与保守派双方虽然在政治上势不两立，彼此视如寇仇，双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与空间。前者认为后者是“专制主义的顽固阻力”，后者视前者是“反社会主义份子”。然而，他们又恰恰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双生兄弟，彼此都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与前提。正因为存在着自由派对一党政治的解构性力量，所以保守派才可能对邓小平强调自己的维护政权的功能；
另一方面，正因为保守派是对改革趋势的反动势力，才使得自由派可以向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证明，自己对改革开放具有不可或缺的贡献。有趣的是，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对峙往往都不自觉地帮助了自己势不两立的政敌。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最耐人寻思的现象。[7]
中国当代的“派群政治”及其不稳定结构
从政治互动模式来分析，80年代中国政治的图谱并不是简单地只有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实际上当时的政治结构是一个以邓小平为中心的、向保守和激进两个端点渐次延伸的多种“派群”共存的递进结构。大体上，可以根据对旧体制的亲和与疏离的程度作为排序依据，把对中国政治具有实质性影响的80年代的政治精英群体纳入到以下线型多元模式中来加以分析。这样就可以看到如下从激进自由派到保守派的政治光谱。
激进自由派立宪温和派党内民主派次中心邓小平中心元老派保守派←（激进程度）───────────（权威中心）─（保守程度）→
如上图所示，最右端是保守度最高、与旧体制与正统意识形态最具亲和性的意识形态官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历了从两极互动、到两极冲突的白热化，再转变为左右政治势力先后被边缘化的“脱两极化”的过程，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全能体制的变革史不同于前苏联所经历的从两极互动到“革命—崩溃”的历程的另一种历史路径。把中国与前苏联的变革作一对比是颇有意思的，从两极互动的角度来看，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借用西方政治学的术语，基本上是以戈氏的政治中心与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派的“中左联盟”（也即中间派与自由派联盟）为基础的，与前苏联不同，邓小平的中国，在八十年代中前期，是中间派在左右两极之间进行平衡，而在八十年代后期，则走向政治中心与保守派的暂时性的“中右联盟”（也即中间派与保守派联盟）。以此来维持共产党组织资源，并利用这一组织资源，来抑制激进自由派。在八九年自由派边缘化以后，邓小平通过扶持新型技术官僚，来加强中间派的力量，在他的南方讲话以后，进而使原先的中右联盟的前“盟友”保守派边缘化。然后，通过经济市场化，来形成支持这一技术官僚中间派的城市新中间层。在社会层面与政治层面上，完成了稳定的中间派权威政治。这一历史发展并非任何政治家的有意的理性设计，而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最终综合结果。这是一种可以用黑格尔的正反合的“历史辩证运动”来形容的事态变动趋势。应该指出的是，以中派权威政治为特点的邓小平本人的至高权威，及其所掌握丰富政治资源，在两种力量之间纵横捭阖，发挥了关键的制衡作用，这无疑是导致这种“脱两极化”的极为重要人为因素。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脱两极化”过程，最重要的政治意义，首先就在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两极势力的消退，有利于避免社会主义全能体制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常伴随的政治参与爆炸。这种超常的“政治参与爆炸”与社会主义全能体制的意识形态政治特点有关。人们对政治事务的高度关注与敏感，并经由意识形态煽动而迅速进入政治领域，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最大的特色。这种政治高敏感度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权威主义政治下的民众冷漠型政治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正因为如此，中国与前苏联这样的超大型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最容易产生政治参与的急剧膨胀。脱两极化过程，导致意识形态政治的消退。从某种意义上说，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成员的政治泠淡心态，取代了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成员的超常的高度政治化，是中国从全能政治走向权威政治的一种重要表现。
“脱两极化”的第二个积极意义在于，取得政治中心地位的新型技术官僚，可以摆脱左右意识形态思维的牵制与影响。能从容地以世俗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从功效与成本的因素，来决定施政方针，务实地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疑难问题。更具体地说，在原教旨主义保守派把握意识形态话语主动权的时期，决策者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政治正确”，以维系自己在意识形态标准上的合法性与政治生存权，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左的意识形态思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脱两极化”以后的中国，原教旨意识形态保守派与激进自由派本身的边缘化，及其对决策圈的政治影响的消退，使政治决策中心可以相对不受意识形态干扰地、从容地根据工具理性来进行决策。事实上，江泽民在权力巩固以后提出的“三个代表”论，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顺理成章的表现。“脱两极化”对中国政治的积极意义还在于，由于新时期的政治中心不再受到来自两面的政治挑战，这就使他们即使在以后出现中等程度的决策失误，也仍然会享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
“脱两极化”还有助于民众的诉求方式与政府回应这些诉求的方式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脱意识形态化的后两极化时期，民众中的社会问题，不再会受政治意识形态包装的影响，从而可以在“就事论事”的具体问题上，通过非政治的方式来申张自己的要求，例如，下岗工人要求工作，破产工厂工人要求补助，民工要求发薪，农民要求减少地方官员的摊派，公众要求反腐败等等，这些具体要求由于不再以反专制的政治运动的方式出现，因而也会迫使当权者不再受政治思维影响，而是予以“就事论事”的务实的处理。
从长远角度来看，“后两极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多元化提供了基础。市场经济分工基础上形成的彼此依存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彼此以契约关系作为讨价还价的游戏规则，只有在斗争型意识形态对政治人群的吸引力逐渐消解以后，契约型的游戏关系才有可能逐渐被不同利益集团接受，形成社会多元化与政治多元化的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历了从两极互动、到两极冲突的白热化，再转变为左右政治势力先后被边缘化的“脱两极化”过程。在80年代中前期，是中间派在左右两极之间进行平衡。而在八十年代后期，“政治中心”与保守派组成了暂时性的“中右联盟”，压制住自由派。1989年以后，邓小平通过扶持技术官僚来加强中间派的力量，他的“南巡讲话”进一步使原先的“中右联盟”之“盟友”保守派边缘化了。此后，技术官僚的政治威权统治得到了城市的新兴中间层的支持，出现了中间派威权政治。这一发展过程并非任何政治家的有意的理性设计，而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
另一方面，脱两极化也有一定的消极意义，在这种威权政治环境里，意识形态和社会性政治参与对决策者的影响大大降低了，即使决策出现失误，决策者面对的压力也比80年代小得多。由于体制外挑战者的消失，也由于威权体制下缺乏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督，弥散性腐败日益加剧。中国的未来最可能出现的困境，是中央政权对弥散性腐败缺乏强烈的危机感，失去存在着两极化政治压力时的那种敏感，其结果是出现弥漫性的腐败化与分利集团化以及部份地方政权的“苏丹化”。[13]
“脱两极化”过程有助于社会观念的世俗化。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矛盾主要不是在意识形态的两极之间展开，而是在以利益争夺为目的的各利益群体之间展开。所以官方多次强调，“要防止地方和地方之间、地方和中央部委之间、中央部委之间，从本位出发，甚至带有个人强烈情绪，互相指责、攻击的问题”，提出“要防止开党代表大会以后，思想、步调会更分散、更不协调的情况。
后两极化与新型权威主义政治的形成
在本文最后，有必要对脱两极化对中国政治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九十年代初以后，可以称之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官僚的新权威主义时期，经济改革已经导致了社会生活广泛领域的有限多元化，“三个代表”的意识形态已经摆脱了原教旨意识形态的平均主义的乌托邦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由非意识形态化的技术专家主政的新权威主义。脱两极化的意义在于，它使这种新权威主义由于不再受到长期支配中国政治生活的左右两极政治势力的强烈干扰与影响而具有了稳定性。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当社会进入“脱两极化”时代以后，中国才可以称得上正式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稳定的新权威主义时期。由于最终摆脱了两极政治压力的干预，具有了充分主动权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政治开始真正成熟。在这种新权威主义体制下，经济活动赋予社会成员的自由，将替代新政时期的“政策性自由”，以社会经济分化为基础的社会自由空间，将会在经济市场化成熟过程中，取得实质性的发展。经济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的民主的真正意义上的火车头。人们有理由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前景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这是一种西方学者尚没有充分注意到的、脱胎于全能社会主义体制的新型权威主义，美国学者林兹教授对权威主义政体研究具有重要学术贡献，然而，在他的分析框架里，缺乏对共产主义国家向权威主义演变的研究，他把未经改革的非斯大林化以后的勃烈日涅夫式的社会主义政权，称之为“后全能主义”，而把共产党政权通过革命而崩溃后的政权称之“后共产主义”，然而，却没有研究中国这样一个通过经济改革发展的渐进演化，具有了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并保持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的性质。本文认为，中国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新权威主义，即具有有限全能主义形式与外壳的新权威主义。或可以称之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官僚型新权威主义”，在这一体制下，意识形态政治已经渐渐消解，原先支配社会平均主义目标的意识形态内涵已经淡出并消失，这种意识形态失去乌托邦信仰内容以后，将日渐处于隐性状态，它只有在回应政治挑战时，起若干形式上的自卫意义上的威慑作用。它并不追求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目标。这是权威主义与全能主义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余论：后两极化与中国民主的前景
最后本文要简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处于这种“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型新权威主义”时期，在没有足够强大的自主性的社会势力与自由空间的情况下，中国未来的民主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起来？
我们有理由认为，市场经济给予中国人的自由，将是民主政治的工作母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多元化以及契约性的游戏规则，将是中国人学习民主秩序的训练所。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充分享受到自由经济好处的城市新中产阶级，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更积极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农村民众的切身的利益，也使他们对乡村自治持更积极的态度。而主政者在不受全能主义意识形态原则支配的情况下，他们更多地会从工具意义上，从功能意义上对民主化过程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这并不意味新权威主义的执政者会自动成为民主化的积极推动者，然而，在没有他们所认为的“政治风险”的情况下，他们会从功利意义上，而不是价值理性的意义上，来重新考虑中国民主建设的前景问题。虽然这一条件下的民主制度创新是相当有限的，它固然并不能满足人们对民主政治的诉求，但至少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可以起到启动作用，在处于脱两极化时代的中国，民主需要人们积极争取，它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还在地平线上，但并不是空中楼阁，中国的航船总是在渐渐接近它。
【注释】
[1]在中国当代政治中，左派与右派的划分与西方社会不同。在西方政治语汇中，右一般指具有保守现存秩序与价值的态度，或指代表即得利益的政治集团，左一般指拒绝现存体制的激进政治派别。而在当代中国，由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官方政治以左的路线为特徵，因此，80年代以来继续坚持或比较倾向于这种传统的左的观念与价值的政治势力就成为中国改革以来政治中的保守派，所以本文使用了“保守左派势力”一词。而与此相对应，凡是主张自由开放的激进势力，则在中国体制内的官僚及民间语汇中则一般被称为“右”。
[2]例如，他们曾经强调，中国如果不实行大幅度改革，将会沦落为“第四世界”，被“开除球籍”。
[3]党内意识形态左派人物胡乔木、吴冷西、熊复、胡绳等人长期以来就是高层政治家的理论顾问。在“文革”后期邓小平一度任副总理期间他们曾担任邓在理论方面的帮手。胡乔木与邓力群在1975年就根据邓小平的“三项批示为纲”的精神，起草过一些文件。又如，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为了呼应邓小平的讲话，夜里12点亲自给邓力群打电话，请邓力群帮助修改发言稿，邓力群为此写到早上3点（引自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99页）。关于邓力群的政治能量，可参阅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出版，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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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例如，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期间选举政治局委员以及此后的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举常委时，邓力群这个保守派主将因获票太少而两次狼狈地落选。
[5]邓小平1977年5月23日与王震和邓力群谈话时，曾对党内保守派主将胡乔木作过如下评价：“他是党内第一个笔杆子，许多文件他起草就放心。他这个人缺点也有，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还有些固执，不同于转风使舵。”引自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83页。
[6]李锐：“耀邦逝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4期，总第75期。
[7]自由派与保守派彼此“帮倒忙”，似乎是80年代两派互动过程中的周期性反复出现的现象。例如，自由派学生为了帮助党内开明派巩固其在党内的地位，往往会自发地在社会上发起各种运动，从发表各种声明与文章到上街游行示威。然而，他们的此类自主性活动往往为保守派打压党内开明派领导人提供了口实或“炮弹”，迫使处于“次中心”地位的党内开明派“必须为自由化在社会上的泛滥承担责任”。1986年学潮以后，胡耀邦的幕僚就曾提到过这种“学生帮倒忙”现象。1989年危机事件后，赵的失势幕僚也曾有过同样的说法。另一方面，保守派一旦得志，也会忘乎所以，越走越远。例如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导致地方上极左思潮回流；
又如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前，保守派提出了“反和平演变论”与“两种改革论”，全面否定改革开放，这又为打击保守派的人们提供了机会。
[8]元老派内部也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例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宣部长、后来退居二线的陆定一的政治观念就接近于自由派；
主流元老派人物如彭真、王震等，在反对极左思潮、反对“凡是派”、主张发展经济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问题上与邓小平是一致的，但他们反对经济市场化，对思想解放疑虑重重，对知识分子自由派的看法非常消极。
[9]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下，政治派系组织不能合法存在。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由于处境或经历类似，利益、观念及价值相近，会对影响他们利益或对他们的观念与价值构成挑战的事态作出相似的反应。同一“派群”的人有时也会以某种松散的方式联合起来，或自发地对某些挑战作出类似的反应。
[10]在1989年危机中，胡耀邦逝世后，具有强烈政治浪漫主义心态的自由派的激进化趋势已大体形成，这是一种激昂、悲愤、亢奋的政治心态。知识分子与学生自由派之间相互激荡；
对共产党政权的认同度在学生中降到了低点；
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人物与学生领袖成了社会明星。当时，温和的立宪派与党内民主派曾力求通过说服决策层开放更大的自由空间来抒解矛盾。“426社论”进一步刺激并加速了自由派激进化的趋势。学生游行、绝食的悲情性与“烈士”型的道义形像，唤起了人们对浪漫民主理想的热情。激进派的话语权力在动员民众方面起到空前强大的作用。温和的立宪派和党内民主派转而同情自由派学生，并进而对政府的不肯妥协愈发愤怒，汇成了巨大的社会潮流。在另一方，“政治中心”、元老派与保守派也进一步结合，认定“不能后退”。在“激进者越来越激进、保守派越来越保守”的政治发展两极化过程中，任何中间派的努力徒然以悲剧而告终。
[11]1986年底学生自由派上街游行，胡耀邦没有表现出强硬态度，也未提出适当的解决办法；
此外，他赞同邓小平退休也引起了邓小平的疑虑。结果胡被邓小平假元老派之手整肃而被迫下台。现在看来，当时邓小平实际上是改革派领导者的保护屏障，胡耀邦付出了失去邓小平信任的政治代价。赵紫阳是在两极张力走向激化的1987年临危受命的。他在1989年危机中曾充当一个开明中间人的角色，力求通过向自由派让步来缓和矛盾。当自由派学生发起绝食运动后，他的温和中间色彩既不能使激进自由派满意，又不能使强硬的保守派满意，结果在政治冲突白热化、两极化的情况下，遭到保守派与激进自由派这势不两立的两派的攻击，成了悲剧性人物。
[12]这个技术官僚统治群内部也有政治倾向性上的差异，有些人因务实而保守，有些人因开明而较为开放，但他们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别并不大。
[13]“苏丹式政权”（Sultanistic Regime）这一政治学概念是由美国政治学家林兹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一种在不受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出现的退化了的权威主义政权类型，是权威政治中的一种极端私人化权力的类型。此类掌权者甚至可以在完全不受传统习俗与惯例的约束的情况下，极端任意地行使权力。把权力范围内的一切视为自己的私产，此类权力者运用自己长期积累的裙带人脉关系网、通过任人唯亲（cronyism）来从事腐败活动。参见H.E.Chehabi and Juan J.Linz eds.,Sultanistic Regimes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rsee,1998)pp.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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