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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由来 我，方敬东，1945年出生于浙江宁波。我刚出生后，游手好闲的父亲便遗弃了我们母子。后来，母亲带我到了上海，靠着帮人家洗衣服维持生计。为了我，母亲从此未嫁。由于各种原因，我也终身未娶。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整整五十多年。
1997年，母亲去世，我按照她老人家的遗愿，将遗体捐献给了上海医科大学。生前，母亲曾提出要捐献遗体，在她看来，“人死了在火中烧掉多可惜啊！”起先，我并不同意，但母亲的执著、善良和那份纯朴的愿望最终打动了我。后来，在母亲的劝说下，我自己也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
但是，捐献母亲遗体的事却引来了周围一些人的指责、白眼甚至谩骂。但是，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上海医科大学的老师以及新闻媒体却对我表示了积极的支持。上海市市委书记黄菊同志在看了关于我的报道后，也毅然向上海市红十字会递交了捐献遗体申请登记表。有一些和我素昧平生的市民，也对我的行动表示声援。还有不少人写信或打电话给我，询问有关捐献遗体的具体情况。渐渐地，我萌发了开办家庭热线电话的念头。
1998年5月15日，在热心人的资助下，一部遗体捐献咨询热线电话在我家开通了。《解放日报》报道了这件事，还将号码登了出来，即021－58860898。
热线之“最”
一晃两年多时间过去了。我对自己能坚持把这条热线办下来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家一贫如洗，而且我的身体状况很差）。但重要的是，我已回答了350多个电话，我觉得这种付出是值得的。一些电话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年龄最大的咨询者她是一位91岁高龄的老太太，想捐献遗体，就叫女儿打电话询问有关的情况。她女儿对此还颇有一些顾虑，她问:“捐献遗体会不会有人讲是‘出卖尸体’呢？”我反问她:“捐献是无偿的，怎么能说是‘出卖’呢？”她第二次来电话时告诉我，她的母亲已办好了登记手续。
年龄最小的咨询者她叫何晓婷，当时只有21岁，是同济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她曾经因为父亲要捐献遗体而和他闹过别扭。但后来的一件事却让她彻底想通了。她亲爱的舅舅因病猝死，在悲痛难过之后，她不禁想:如果医学再发达点该有多好！她告诉我，她也许是中国最年轻的遗体捐献志愿者了。我还记得她在写给我的信中的一句话:“我认为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会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去爱祖国，爱社会，我永远支持您;记住但丁的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和生命抗争的咨询者三年前，我认识了陆文菁，一位身患癌症却不愿为病魔屈服的25岁的姑娘。住在医院的病房里，她亲眼目睹了一条条曾经鲜活的生命，最终被病魔折磨而死的事实，有的人还仅仅是六七岁的孩子啊！她暗暗下了决心，要把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供医学研究之用。我的身体也很差，患有低血压、肺气肿等十余种病，和她是同病相怜的难友。几年当中，我们互相探望过对方几次，我们还彼此鼓励对方:一定要活下去，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最“远”的咨询者我接到的几十个外地来的电话中，有一位男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来自几千里之外的新疆。当时他还不到50岁，他说他想捐献遗体，但苦于当地没有接收的地方，所以想到上海来办捐献手续。他问我可不可以。我听了他的话后很受感动，但却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他:上海目前还不办理外地的遗体捐献手续。不过，我鼓励他说:“不要泄气，也许你们当地不久也会设立遗体捐献登记机构的。”有类似问题的外地朋友还有好几位。我真的希望别的省市也能像上海一样，早日出台一系列有关遗体捐献的制度，为那些想捐献遗体的人创造实现这一良好愿望的条件！
一些“特别”的咨询者有一位咨询者，说孩子生了病，而家里又没钱为他治病，他决心卖掉自己的肾脏……虽然我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但还是坚决地告诉了他:肾脏只能捐献，而不能买卖！因为买卖是违法的。还有几位咨询者，问我办了捐献遗体的手续后，医药费是不是可以报销。对此，我的回答只有一个:“不可以。因为遗体捐献是一种无私奉献社会的行为，绝对是无偿的！”
一个梦想
在我接听的众多电话中，除了咨询有关捐献遗体的问题外，好多人还给了我极大的关心、支持。上海市第三建筑有限公司医学保健中心的杨健章医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多次来电话问寒问暖。当他得知我身体不好时，就对我说，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随时打电话找他。他还带着妻子来看过我，并免费送了我一些药品。
我常想，我之所以能坚持把这个热线办下来，是与好多热心人的支持、关怀分不开的。为了不辜负他们的愿望，我还会把这个热线一直办下去，我也希望更多的读者给我打电话。而且，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中国也能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有更多的人能义无反顾地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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