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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碧波
[摘 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顺利进行的题中之义，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社会总产品实现中的商品二因素、社会再生产的比例问题及信用制度等对国民经济循环具有关键意义。在中国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从国内生产与国内消费主导国民经济循环来看，新发展格局赋予社会总产品实现新的内涵和要求，包括主导特殊领域的生产以实现安全发展、构建弹性消费体系等。新发展格局要求减少国民经济循环风险，寻求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以及处理好积累与信用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循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新发展格局;安全发展
[中图分类号]F0-0;F0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2）04-0017-08
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1]2019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2020年8月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3]“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3]新发展格局理论是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在中国经济社会与国际经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持久战的历史视野下提出的，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发展。新发展格局是对以往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大国内市场、高质量发展等战略举措的囊括与升华，是指导中国未来长时期发展的战略总纲。
一、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的核心问题
从马克思的抽象分析法来看，国民经济循环既包括资本本身的循环，又包括进入个人消费的商品的循环，而这正是社会资本总体考察的范围。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就是社会总资本的顺利再生产，而要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就要考察社会在一年间提供的产品，即社会总产品，社会总产品既包括补偿资本的社会产品（即生产消费），又包括归入个人消费的社会产品，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成为考察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切入点和核心問题。因此，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马克思指出，社会总产品价值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物质形态的制约。[4]438这就是说，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包括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即社会总产品在市场上能卖出去）和实物补偿（即能在市场上买到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与单个资本循环（周转）仅从价值补偿考察的角度不同，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考察必须从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两个方面进行。因为“单个资本——即社会资本独立执行职能、赋有自己生命的任何一个部分——的产品，可以有任何一种实物形式。唯一的条件是，这个产品必须实际具有一种使用形式，一种使用价值，使它有资格在商品世界成为可以流通的一环”[4]482。“社会总资本的产品却不是这样。再生产的一切物质要素，都必须以它们的实物形式形成这个产品本身的各个部分。”[4]482
为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马克思从社会产品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维度作前提性分析。从使用价值层面区分社会生产部类，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形态分别对应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Ⅰ）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类（Ⅱ），这为分析社会总产品的物质补偿提供了思路导向。在价值层面，社会总产品价值也和单个商品的价值一样，由不变资本价值（C）、可变资本价值（V）、剩余价值（M）三部分组成，为社会总产品价值补偿提供了基本框架。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生产部类划分）和社会总产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分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基本理论前提，是分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比例问题的起点。
一方面，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简化成生产部类产品价值之间的排列组合，比如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为Ⅰ（V+M）=ⅡC，表示生产生产资料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与剩余价值之和必须等于生产消费资料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另一方面，根据社会产品使用价值区分生产部类是分析的逻辑起点。社会产品使用价值种类不计其数，两大生产部类的区分是第一步，因而最简单。在第Ⅰ部类内自然而然分成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和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在简单再生产中，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价值额为Ⅰ（V+M），与第Ⅱ部类同等价值额的消费资料相交换，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价值额为ⅠC，在本部类内部进行交换。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之所以能在本部类内部得以实现，是因为第Ⅰ部类由大量不同的资本群构成，而每个资本群“又由数量或多或少的独立执行职能的单个资本构成”[4]472，“这种交换就是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和另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的交换，就是一种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交换。这是第Ⅰ部类的不同的单个不变资本部分的互相交换”[4]473。马克思对第Ⅱ部类作了必要消费资料（Ⅱa）和奢侈品（Ⅱb）的区分，因为“年商品生产的第Ⅱ部类是由种类繁多的产业部门构成的”[4]448，而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消费需求与能力显然是不一样的，从而需要生产满足不同需求的使用价值。随着生产部门的不断区分，社会总产品实现的交换关系和比例关系渐趋复杂，比如“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以Ⅱ（V+M）在Ⅱa和Ⅱb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从而也是以ⅡC在（Ⅱa）C和（Ⅱb）C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4]457，但是最终要满足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再生产要求，否则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无法顺利进行。
固定资本的实现与其他生产资料不一致导致社会总产品实现出现困难。一般生产资料的价值在考察的周期内都是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中，随着产品交换而获得价值补偿，并且在当年社会总产品中获得实物补偿。固定资本的价值随着产品生产逐渐转移，随着产品实现而获得货币补偿，并以折旧基金的形式储存下来，只要其在使用期限之内，就不需要进行实物补偿，而固定资本往往可以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发挥生产资料的作用。从全社会范围来看，在考察当期，总是有一部分固定资本在货币形式上获得它们的补偿，一部分固定资本在实物形式上实现更新，这给全社会固定资本的补偿带来阻碍。马克思的分析表明，仅仅考察第Ⅱ部类的固定资本的补偿，“在不仅生产规模不变，而且特别是劳动生产率也不变的前提下”[4]523，“危机——生产危机——还是会发生”[4]524，要么会是保留的货币，要么会是过剩的商品。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作为衡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尺度，固定资本规模越扩大，就越是阻碍社会再生产的连续性，“固定资本发展的程度越高，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或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就越成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外在的强制性条件”[5]216。鉴于固定资本实现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有学者将马克思经典的两部类再生产图式拓展为包含独立的固定资本部类的三部类再生产图式，进而分析固定资本再生产对生产结构、收入分配及宏观经济效率的影响。[6]DA566B19-54C9-4215-B0B2-07AC20722C0B
二、社会总产品实现的制约因素
社会总产品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国民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是国民经济循环质量的总体反映。从社会再生产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来看，每一个环节的运行都会影响总产品实现。
（一）商品二因素的颠倒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物品的自然属性，用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无论这种使用价值是作为消费资料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7]48，最后都在于满足人的消费需要，使用价值只有在消费中才能实现。在经济活动的本质意义上，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以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这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常识性事实。[8]马克思深知这一点，无论社会发展处于何种阶段，社会生产都应该是为满足社会需要，即根据一定社会需要来生产一定量的使用价值，并由此确定每一种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这是任何社会生产的底色。“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9]120在商品社会，产品成为商品，变成单纯的交换要素，要和其他商品相交换，商品自身要作为交换价值，这样才能和其他交换价值进行比较和交换，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取得了二重存在，随着商品二重存在的观念在头脑中生成，“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得了一个在物质上和商品分离的存在”[9]89。随着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交换越是成为生产的单纯需要，生产者越是依赖商品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越是成为生产的直接目的”[9]91。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成为生产的目的，使得商品交换价值的形式存在实现对商品使用价值物质存在的统治，商品的二重存在完全颠倒，“使用价值通过交换价值而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以使用价值作为自己的媒介”[9]225，交换价值变为目的而不是过程，使用价值变为过程而不是目的，如果有可能，这个过程越短越好。在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下，价值规律自发地全面展开，成为生产者进行再生产的指挥棒，每个生产者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交换价值生产导向的旋涡，而使用价值的生产沦为价值增殖的工具和手段。作为价值，资本总是力图最大程度增殖自己，在其内在冲动与外在強制下，孜孜不倦地进行着价值资本化，价值的一般性与无限度性好像使价值增殖没有任何界限，有的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应当克服的限制。“但是，绝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9]393跳出生产过程以外，我们就可以看出整个过程的限制。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载体，商品首先是使用价值，然后才是交换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决定了交换能否顺利进行，决定了价值能否最终实现。商品首先要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对该商品的需要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需要，“一定的物品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被消费，才是需要的对象”[9]387，消费本身即对该商品的需要构成商品价值增殖的第一个限制。不同于价值本身的无限度性，使用价值受到自身被需要的限制，这种限制取决于交换者的总需要量。在竞争中，在其他资本的巨大社会强制下，资本生产总是越过需要的限度而不断前进。“如果资本不再感到某种界限是限制，而是在这个界限内感到很自在，那么资本本身就会从交换价值降为使用价值”[9]299。
从商品二因素关系看社会总产品补偿，可以发现，概略而言，考察社会总产品实现的两个前提性维度是价值和使用价值，与商品二因素对应，而商品二因素颠倒必定对总产品实现形成挑战，“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7]135。具体而言，总产品要实现价值补偿，要实现其价值，必须拿到市场上交换，交换能否最终实现，取决于需求，取决于对该商品使用价值的需求。在总产品价值补偿过程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形成对商品价值实现的制约，虽然对商品的需求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对某一类商品的需求，对某一类使用价值的需求总是有限的。从总产品实物补偿来看，每个资本获得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物质补偿，包括特定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特定使用价值的雇佣劳动，这就是说，每个资本需再次获得特定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料，因为使用价值是物品的自然属性，物质补偿的实现就是对使用价值的限定，在不考虑劳动生产率变化或技术条件影响的前提下，实物补偿要求特定使用价值材料的复归，使再生产顺利进行。我们看到了物的使用价值对社会总产品实现进而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锚定效应。这促使我们寻求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它不同于自然经济条件下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而是对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生产方式的扬弃与超越。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需要我们系统把握使用价值（财富的物质内容）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规律，从而更好地解放、发展和保护社会生产力。[10]
（二）社会再生产比例问题
社会再生产均衡中，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马克思探讨了再生产顺利实现的条件并得出一系列比例关系，包括两个生产部类内部及两个生产部类之间的产品交换关系，扩大再生产两个部类的总资本、总剩余价值、消费的剩余价值等增长的比例。比如扩大再生产顺利实现的条件是第Ⅰ部类补偿的可变资本、资本家消费部分与追加可变资本的价值之和应等于第Ⅱ部类补偿的不变资本与追加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之和，更重要的是，各对交换价值相等背后的物质补偿，即生产条件使用价值维度的满足。为便于分析，马克思在极其抽象或者说极其苛刻的约束条件下探讨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包括两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变、一定的剩余价值率以及资本消费率等。这反证了资本生产方式的脆弱，均衡只是极其偶然的事情。因为社会生产技术不断变革，剩余价值率有增大的趋势，资本消费也不可能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由于资本总是将工人的消费限定在可变资本的范围，资本自身具有不断积累的内在冲动，资本的社会生产总是处于相对过剩的状态，空间生产成为满足吸收资本的需要[11]127，“有一定空间的生产场所，能够最大限度地逐渐地吸收资本”[4]193，新的生产场所、新的生产部门、新的地理空间、基础设施、虚拟空间（虚拟资本的生产空间）等越来越成为吸收资本的空间。资本向生产空间扩张中，“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作为有支付能力、实现交换价值的需求，在生产者本身之间进行交换的时候，是足够的和充分的。一旦最终的产品在直接的和最终的消费上遇到界限，这种需求的不足就显露出来了”[9]407-408，最后总是超出社会生产的合适比例，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DA566B19-54C9-4215-B0B2-07AC20722C0B
最终消费不足造成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在资本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危机表现出来，危机通过暴力结束资本之间彼此毫不相干的假象。要确立社会生产的合适比例，需要“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构成一切的基础”[9]441。必要劳动为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劳动，其创造的价值是劳动者工资的来源，剩余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基础，是资本利润的来源，必要劳动价值与剩余劳动价值构成活劳动创造的价值（V+M），是社会纯收入。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例反映一定生产力水平，生产上对应资本某种内部分割，是社会纯收入的最初分配，并影响最终消费。它决定了剩余产品的总量，而剩余产品又分为资本消费与资本积累以及国民财税，再生产比例需要符合“在新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生产所需要的比例”[9]438，或者可以说是物化劳动各要素对活劳动的比例。生产力的不断变革导致资本价值增殖改变，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例随之发生改变。
（三）资本生产方式下的信用制度
信用制度是资本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12]685，如果生产资料不采取资本的形式，信用本身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从三个方面描述了信用制度对资本生产方式的作用和意义。一是信用作为信用货币如商业信用，用以替代传统商品流通中的货币，减少流通费用，从而提高流通与再生产速度，加快資本运动;二是信用作为信用杠杆，用以推动股份公司或资本集中的形成，信用成为资本生产方式向未来生产方式过渡的工具;三是信用作为信用债务，用以弥补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之间的缺口，保持相对过剩资本的回流通畅，维持虚假的社会繁荣。作为信用债务的信用制度对资本生产方式的顺利运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能突破使用价值对资本价值增殖的限制，增强资本再生产的弹性。资本对价值的无限追求使得社会总产品实现过程总是受到社会需要的限制，信用制度通过转移未来社会需要来达到扩大当前社会需要的目的，从而扩大现实买卖，以价值补偿的方式实现资本回流，满足再生产要求。凡是具有消费者性质的主体都可能成为债务的主体，不论是生产消费者还是生活消费者，不论是私人消费者还是公共消费者，都可能变成债务主体。信用制度成为再生产过程全部联系的基础，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就会出现信用危机或债务危机，而“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12]546。
资本生产方式下，信用制度暂时突破社会需求对扩大再生产的限制，保障了资本回流与再生产的顺畅，这会促使信用的持续与扩张。信用制度依托再生产过程本身又有扩大自身的趋势，信用成为资本增殖打破所有束缚的主要手段，似乎信用与再生产的相互促进可以进入永久的“良性循环”，资本社会呈现财富与债务双重积累的局面。社会发展速度越快，债务的积累规模越庞大。一旦资本回流受阻，市场商品显得过剩，价格变化导致资本闲置或生产停滞，信用就会减少，再生产过程实质或信念上的破坏动摇信用信心与制度，信用变得缺乏与萎缩。受信用扩张加持的消费主体所承受的代价是未来消费空间的缩小与债务对消费能力的侵蚀，一旦资本价值实现的现实需要与消费能力之间的平衡不可持续，信用崩溃引发信用链条断裂，信用危机或债务危机反噬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实际，最终导致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与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失业等问题导致社会需求更加恶化。资本再生产与债务的周期性演变具有内在一致性，两者相生相伴，演绎着资本社会的繁荣与萧条。
三、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的现实意义
经济循环畅通愈是困难，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的现实意义愈是凸显。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趋势，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相比于以往，经济循环畅通更不易实现。因此，新发展格局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马克思的经济循环思想对于准确理解把握进而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指导意义，有利于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安全发展，塑造长期竞争优势。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经济循环畅通
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必然要达到的状态，虽然美国的进出口总量排在世界经济体前列，但其所占本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却低于德国和日本。一国的经济体量越大，靠外部市场带动的增长就越不现实。事实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就开始下降，金融危机加速了外需与内需此消彼长的趋势，国内需求对经济拉动效用越发凸显。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催生高质量发展，那种单纯追求规模与速度的增长方式一去不复返。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局部战争等表明全球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面临外部环境更多的不确定性，唯有增强自身经济发展质量和韧性，才有可能从容应对新的风险挑战，化危为机，于危机中开新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顺应中国经济发展大势、有效应对未来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主动布局，实现经济循环畅通将面临诸多困难，但所需要的条件是充分的。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工业门类最为齐全，是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正经历并引领数字经济革命，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双轮驱动下，“并跑”与“领跑”的领域越来越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过程中，经济循环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要素与产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城镇化率超过60%，2020年摆脱绝对贫困，具有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且消费潜力巨大。中国制度优势显著，在高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并实现经济强劲复苏过程中，彰显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反映了中国政府卓越的治理能力，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新发展格局要求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包括国内生产和国内消费两方面。国内生产主导国民经济循环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与安全的特殊领域由国内生产供给，包括关键核心技术、粮食、能源、重要基础设施等，以确保社会再生产的正常物质补偿，减少国民经济循环风险，实现安全发展;二是国内生产能满足绝大部分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此，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制度优势，攻坚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的难题，发挥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打造产业、金融、教育、科技等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以新技术赋能现代产业体系，打通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上的阻梗，提升产业体系的供给质量和效能。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是生产的延伸，要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完善更新流通体系软硬件，创新流通新技术新业态，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连接断点、疏通堵点、改善痛点，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运转高效的现代市场体系，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适度超前进行新基建建设，发挥新型固定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完善固定资本价值补偿制度，减轻经济波动效应，提升宏观经济效率。国内消费主导国民经济循环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发挥国内消费实现社会总产品价值的主体作用;二是构建弹性消费体系。随着国外需求在中国总产品价值实现中的比例下降，国内需求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尤其要扩大居民消费中对最终产品的需要。为此，要完善收入分配体系，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以及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努力确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同步，体现收入的效率与公平，塑造与国内大循环配套的需求环境。[13]再分配中要注重均衡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持续释放农村消费潜力，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重点推进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在共同富裕愿景下优化三次分配机制，持续改善消费环境与消费模式。由于社会再生产均衡的偶然性，加之国际市场动荡频发，要构建弹性消费体系，有效缓解内需压力，保障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比如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扩大公共消费、消费金融的创新、消费券的发放、休假制度的调整政策等。DA566B19-54C9-4215-B0B2-07AC20722C0B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就是在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前提下，立足国内大循环，在更高水平上引入产品、资本及人才，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进一步吸引全球先进要素与资源，以国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建立中国动态比较优势，提升产品与资本出口质量，建设贸易强国。强大国内市场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强大国内市场的质量决定新发展格局的质量。从需求的角度看，国内市场包括基础设施投资、产业投资及国内消费，强大国内市场将深化社会分工，引致激烈的国际竞争与合作。一定意义上，价值生产决定价值分配，产品内分工时代，强大国内市场效应下，在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中国要占据关键和重要环节以保障再生产的物质补偿，提升再生产质量与效益，同时确立价值分配中的优势，扩大国内市场，进而主导国际价值生产与分配。国内消费空间是全球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力场，在国内消费潜力释放过程中，需要培育引领新消费，实现高质量供给创造新需求，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为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与改革，努力实现内外市场一体化。
（二）以使用价值为导向进行生产
畅通经济循环需要提升经济循环效益与供需适配性，使理论与原则上的供需适合比例成为现实，使社会总产品顺利实现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从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来看，供给要从需求端出发，专注使用价值生产的总量、结构及质量，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增強生产对消费的敏感性，降低生产的盲目性，实现供给创造需求，增加供给的有效性。需求要牵引供给，就是要创建需求表达的途径，变革生产方式，使生产成为有目的的生产，实现私人订制、柔性生产及订单生产。在私人品领域，建立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桥梁与平台，使消费者偏好成为生产体系运行的指令，精准实现供需匹配。在公共品领域，改进公民需求表达意愿与方式，提升公共品供给质量与效率。实现供需之间的精准匹配与对接，减少供需众多中间环节，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手段。
（三）处理好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
经济循环畅通，以社会总产品的顺利实现为标志，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均有苛刻的原则和比例要求。生产上，它寻求以消费（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体系，生产部门间及部门内部保持合理的比例，即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之间的协调与协同，需要满足扩大再生产及技术进步下生产条件的物质补偿与升级。流通是生产的要素，是生产与消费的媒介。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原材料、技术、资金、数据等的流通或配置是生产的条件，生产出的产品只有到了市场上才算真正完成，产品运往市场的活动属于产品的生产过程。因此，流通服务于生产与消费并受到相应的制约。流通（交换）体系既不能影响生产与消费的正常需要，又不能独立于生产与消费进行自我运动。特别是作为经济循环中的血液，金融体系的流通终究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在资本生产要素下，尤其要处理好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这是其他比例问题如资本消费与资本积累比例的基础。消费作为国民经济循环的落脚点，是产品能否顺利实现的检验器，也是其他环节是否优良的试金石。消费体系的容量与结构决定了社会总产品价值实现的总量与结构，要培育完整消费体系，鉴于国民经济均衡的偶然性，应构建富有弹性的消费体系。
（四）处理好积累与信用的关系
现代社会，资本生产方式下，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之间存在经常性的矛盾，具体而言，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总是受到以使用价值为消费需要的制约，资本生产与积累的相对过剩是经常性趋势。信用制度创新为缓解这一矛盾提供了条件，信用债务的产生是价值实现压力得到暂时缓解的表象，而它为更广泛的信用危机与债务危机提供了可能。事实上，全球性的经济债务化已是常态，而债务危机也屡见不鲜。
中国新发展格局形成过程中，社会总产品实现主要由国内市场解决，内需压力持续显现，信用制度下，靠债务拉动经济增长的程度有所加深，经济循环受债务的干扰与困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外需开始萎缩，中国靠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压力陡增，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扮演了对冲经济下行的角色。与之相对应的是，国民经济宏观杠杆率开始快速上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的杠杆率上升最快，大水漫灌式地加杠杆导致僵尸企业及产能过剩等问题。2014年，平台公司债务问题受到中央重视;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明确提出要去杠杆;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规范政府举债行为，明确去杠杆的重中之重是企业;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重点要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并提出结构性去杠杆政策，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和债务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在中国去杠杆特别是结构性去杠杆进程中，政府部门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特别是国有企业杠杆率趋于稳定，金融部门的资金空转及加杠杆现象明显好转。中国各类经济主体中，已没有债务洼地。2020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贸易保护主义等影响，国际经济环境进一步趋紧，虽然中国进出口结构性改善，但总量占国民经济比重不可能回到从前。为此，中国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主动提高赤字率，增加政府专项债与特别国债总量，实施“六稳”“六保”等措施，以空前力度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得益于前阶段的去杠杆成效，国民经济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等特殊冲击，但宏观杠杆率出现阶段性较大反弹，特别是政府部门及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增量明显。世界经济不乐观预期下，内需压力将处于高位。相较于国外经济体，中国尚有政策及赤字空间，国民金融体系与结构日趋改善，融资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各融资主体的模式与行为更加科学规范，新发展理念下的实体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与态势没有变。但个别地区、个别企业的债务问题不容忽视，要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处理好增长与债务的关系是现代经济体必须直面的课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需从社会再生产的每个环节着手，在债务允许的范围内，构建社会总产品实现的弹性机制，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长期均衡。新发展格局要求中国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减少国民经济循环风险，专注于解决国内供需之间的结构性与总量矛盾，在更高水平上对接国际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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