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场域理论视角下“野球”的特性、桎梏与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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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阳

摘      要:“踢野球”在规模、边界有限的微场域内,会形成自身的运转特性与行动桎梏。“野球非野”,既有特殊的规范,也有特定的功能,能够充分体现当地足球氛围和足球热情,理应成为重要的学术议题。“野球”具有的运转特性包括组织松散性、行动自发性、时空灵活性、技术业余性、趋势扩张性。行动桎梏包括场域流动、话语压迫、关系导向、天气制约、野球野踢。微场域并非是一个封闭场域,发展演进需要同整个社会相衔接与协同。踢野球是催生基层足球文化的有效路径,需要有序推动“野球”进入城乡社区,同时在新媒体时代营造有利于“野球”成长的积极舆论环境。

关  键  词:体育文化;足球;野球;微场域理论

中图分类号:G8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2)04-0025-07

Characteristics, shackles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wild footb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field theory

ZHANG Hongyang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Kicking wild football” will form its own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action shackles in the micro-field with limited scale and boundary. “Wild football is not wild”, which has both special norms and specific functions, can fully reflect the local football atmosphere and football enthusiasm, and should become an important academic topic. The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laying “wild football” include looseness of organization, spontaneity of action, space-time flexibility, amateur technology and trend expansion, and action shackles include:
field flow, discourse oppression, relationship orientation, weather constraints, wild football and wild kick. Micro-field is not a closed field,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need to be connected and coordinated with the whole society. Encouraging playing “wild football” is an effective way to give birth to grass-roots football culture, which needs to orderly promote football into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and create a positiv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 growth of "wild football" in the new media era.

Keywords:
sports culture;football;wild football;micro-field theory

草根足球最大的特征是平民化与休闲化[1],作为一种典型的松散运动和非正式运动,虽然与正式的竞技体育相比受媒体关注较少,但在丰富群众闲暇生活和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加大对社会体育、民间体育、群众体育活动的研究力度很有意义。“野球”抑或“踢野球”,是民间广泛开展的足球活动,是足球爱好者在日常生活中参与足球运动时提出的称谓。“野球”的野并非是野蛮、野性,主要是指参与的灵活性、随意性、开放性和群众性。职业足球发展状况并不能在最大程度上体现某一区域的足球群众基础。例如巴西里约热内卢之所以被称作足球城市,其根源是大街小巷甚至贫民窟的野球热情。踢野球所呈现的足球氛围、足球激情能在更大程度上巩固足球运动的社会基础。一个地区自发的踢野球普及率只有足够高足够好,才能真正称之为足球城市,才能塑造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足球文化。

在宏观层面对整个中国足球现状以及对职业竞技足球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高于对基层民间足球运动的研究。虽然业余足球俱乐部、业余足球联赛现状与发展对策的研究相对较为全面,但是对草根足球中并非完全依托于联赛和竞技的踢野球群体在微观场域内的行动特性研究缺乏,同时对踢野球运动本身面临的桎梏同样缺乏关注。由于草根足球,特别是野球属于社会基础性层面,与我国高水平竞技足球看似联系不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研究者忽视,这表明我国足球领域研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均衡性。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从微场域理论视角出发,将踢野球这样的非正式足球运动带到学术研究中来。

1  理论视野與研究方法

1.1  微场域理论

野球场是一个微场域。在布迪厄看来,场域首先是一个运作空间,与该空间有关的对象经历的一切事物都必须参照产于其中的关系来理解,任何一个行动者都被迫处于关系网中,仅凭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无法得到有效解释,这是关系论的基本立场。其次,场域又是一个永恒斗争的场所,行动者根据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依托于不同方法和不同目的相互遭遇并发生竞争,为各种资本提供相互竞争、比较和转换的必要场所[2]。最后,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当一个人进入场域时也同时进入了一套与其相连的前提预设,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小世界构成[3]。布迪厄否认社会生活的机械决定论,认为主观意识和目的可以充分解释人们的行动。任何一个场域,其发生发展都经过了一个为自己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程,这也是摆脱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控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场域自身的逻辑逐渐获得独立性,也就是成为支配场域中一切行动者及其实践活动的逻辑。“惯习表明,私人的、个人的主观性也是集体的、社会的。惯习其实就是社会化了的主观性”[4]。换言之,场域内有一套支配运转的逻辑体系。踢野球运动的开展需要依托于特定的活动场域,必须分析该场域的结构特性,才能充分理解这一活动的运转逻辑与参与者的行动逻辑。事实上,这一活动场域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特殊的微场域,微场域即规模不大、边界有限的行动场域,即便在微场域内也会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色的逻辑体系。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只有直接进入到某个情境中去观察情境中发生的行动,才能真正了解行动的意义。实际上场域不仅影响生产方式,也影响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生存空间的争夺,是各方行动的终端实践场域,能够体现相关主体的知识集合。因此,在微场域理论视角下重视踢野球所嵌入的微场域在研究中是非常必要的,可以使我们有效地避免忽视现实情境与结构因素。

1.2  田野工作

本研究依托于亲自参与踢野球获得经验质感,应用体育社会学的经典研究方法——参与式观察,而且在具有本土调研优势的情况下对台州踢野球人员开展深度访谈,对踢野球的运转特性及行动桎梏进行了全面论证。笔者所选取的调研地点——台州,属于浙江省省辖地级市,位于浙江省中部沿海,境辖椒江、黄岩、路桥3个市辖区,临海、温岭2个县级市和玉环、天台、仙居、三门4个县。2010年前在台州仅有两三支球队,不足百人参与足球竞技比赛。但在2015年底能上场打正规比赛的台州足球队超过200支,在2013—2014年度浙江省校园足球工作考核中台州名列全省首位,荣获全省校园足球布局最佳城市。近年来台州地区足球发展迅速,2018年台州体育历史上第一支职业球队正式诞生,全市9个县(市、区)共有71所中小学校入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51所学校成为省级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学校。现如今,无论台州各个学校的标准足球场,还是社会公共操场,甚至是街头角落,每日都能看到台州年轻人踢足球的身影;扩大足球人口、用足球来提升青少年的身体素质,是台州独特的足球理念[5]。

作为台州踢野球的参与者之一,笔者亲身经历并感受台州的足球氛围。因此,能够运用社会学当中的参与式观察来了解台州市踢野球实际情况。本研究中使用的参与式观察主要有2个途径:一是亲自参与到不同场地踢野球的队伍中,和他们一起踢足球,包括参加多个地点、不同队伍的野球比赛,认识很多足球爱好者,对踢野球者进行非结构访谈;二是通过积极联络,加入台州市成员较多的踢野球微信群“踢个野球减个肥”,在群中了解野球队伍的人员构成、语言模式、场次信息等。在微信群中,对长期的聊天记录进行提取,可以通过对聊天记录内容的分析认识踢野球发起、运转的大量信息。7年多的亲身实践、参与观察和访谈,让笔者能够充分掌握台州踢野球的基本情况并进行深入分析。

2  “野球”的运转特性

2.1  组织松散性

踢野球的队伍没有严密的组织架构,教练、队长、队员的身份都是模糊的。踢野球的人员一般会选择在面对面交流或球场上指导队友的技术,或者通过技战术的讨论来获得提升,这是一种交互式学习。野球队一般不会召集队员进行专门训练,因为踢野球没有规范的训练时间与管理系统。因此,野球队如果想被松散地组织起来,就需要具备组织的核心人物。该核心人物必须在踢野球的队伍中具备一定影响力,同时还要保持高度的服务热情,否则原本就松散的组织结构会走向崩溃,导致踢野球运动的终止。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在传统社会,可以构建出一系列以个体为中心的同心圆,形成一圈套一圈、一环扣一环的关系网,“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6]。本研究借用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概念提出一个与之相应的“涟漪效应”,即以组织的核心人物为中心,该人物的影响力由于没有科层制的严密组织性,最后造成影响力从中心区域最强而向外逐渐稀释。“差序格局”注重的是关系与交情的深浅,而“涟漪效应”则注重的是影响力的变化,这种情况在微信群中反映的非常明显。踢野球微信群一般以群主为核心人物,由核心人物去发起、组织、联络踢野球的相关事宜,最终在整个微信群中对成员构成强弱不一的影响力。靠个人感召力去维持的踢野球队伍,对成员没有强制力约束,而与核心人物人际关系最为亲密的成员更倾向于与其发出的号召行为保持一致,而与其人际关系较弱的队伍成员则不受这种影响力束缚,一般自由选择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总体而言,依托于个人感召力的踢野球队伍缺乏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具有鲜明的松散性特征。在野球组织内部需要能够形成号召力的非正式权威,才能尽可能保证野球队这一非正式组织不断稳固。

2.2  行动自发性

自发性体现在踢野球活動并不是在专门机构和人员组织下实现的,而是一群热爱足球的个体自发组织起来的队伍。虽然组织具有一定的松散性,却也拥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由于踢野球参与与否、参与程度如何都是自主决定的,没有外在强制力的约束,这就决定了该项运动的动力来源于成员自身的自主性,最终使本运动有了自发性的框架与秩序。以踢野球微信群的发起机制为例,一般首先由群主或队长在群中发起活动倡议,如果能够联系到友谊赛的对象,倡议会比较顺利,如果只是简单的队内训练,倡议的吸引力会相对下降。其次,在倡议响应不强烈可能导致活动取消的情况下,相对更加热情的群成员会在微信群中营造热烈的讨论氛围,比如强调“今天的天气特别适合踢足球”“大家已经半个月没踢球了,不能再等了”等。再次,在响应、氛围上升的情况下会对踢野球的时间进行讨论,为了更早地将球友聚集起来可能会将时间相对提前,其实是对成员的一种时间上的约束,避免“放鸽子”。最后,一些更为热情的球员会在先到场地后向群中发送现场情况照片,展示场地当前的人员、天气等情况,既汇报了场地情况,也对其他成员形成一种无形催促。事实上,踢野球的成功发起离不开队员的自发性热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成员参与意识的觉醒是草根足球推广的重要因素。

2.3  时空灵活性

灵活性体现在踢野球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选择比较随意、灵活,这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相对于在校学习的学生而言,已经工作的踢野球群体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可以参与踢野球活动,但是由于队伍成员构成的复杂化造成运动时间相对固定,使得大部分成员都有时间的周末是最受欢迎的时间,而下班后的短暂时间和晚上(适合有灯光的球场)是其次选择。同时,很多球友都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空闲场地,因此场地也并不固定。

案例1:50几岁的XLG非常热爱足球,但是由于年纪比队友大不少,只能打前锋位置。他直言“其实希望能在场上多跑跑,但是体能实在跟不上,打前锋技术又不过硬,但是幸好队友都理解自己站在前面等球过来,处理不好也不会有人抱怨,我一般踢半小时左右,其他队友能跑两个小时。如果没有青年队友的支持,我全场能踢的时间会更有限”。同时,每次周末之前,他的野球队队长都会提前告知队员能够使用的场地,有的场地近,有的场地则在其他市辖区,需要开车一段时间才能到达。

因此,踢野球具有鲜明的时空灵活性特征。开场的具体时间是可以灵活安排与掌握的,由于不是正式比赛,全场比赛时间也是不固定的,不同队伍的体能状态差异很大。有的队伍成员平均年龄40岁左右,而有的队伍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5岁,所以能够承受的全场时间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大部分全场时间为2小时左右,年龄偏大的球员只踢一小时就会选择休息,有的队员临时有事也会退出比赛,同时场地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出选择。

2.4  技术业余性

与职业足球相比,草根足球具有明显的业余性、非专业性。无目的的体力活动是单调乏味和令人讨厌的,完全不能忍受,因此要求助于某种活动方式,这种方式至少能提供貌似有理的借口,即使所提出的目的只是一种假象。各种体育活动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即本质上是无目的性的,同时却有一个貌似有理的、伪装的目的。除此之外,还提供了竞赛的机会,因此也就有吸引力[7]。生活中的竞赛更加强调活动的休闲性与娱乐性,因此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竞赛的专业性与完整性。很多踢野球的球员本身就没有加入任何一支队伍,输赢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动的参与和体验。尤其是目前的野球队往往是以同学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的形式自发组成的。虽然绝大部分球队都拥有专门的组织者,但由于组织者都有专门的职业,对于球队管理缺乏时间,同时也缺乏球队建设方面的经验,这就使得多数业余球队尚处在家庭式“小作坊”的组织结构阶段,造成球队的发展往往就是几个人来决定,从而导致球队纪律较为散漫,没有明确的建队目标,并不专门发展球员技术,因此球队建设也长期处于停滞状态[8]。

2.5  趋势扩张性

踢野球的队伍会像滚雪球一样向外扩张,队伍会不断地壮大,进而逐渐稳定下来。新加入的球友会向自己的朋友推荐加入踢野球的队伍中,类似于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导致微信群人数也在不断上升。虽然踢野球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与松散性,但是参与者的兴趣非常浓厚,在行动自发性的推动下,他们会以非常大的兴趣投入到这项运动中,即便刮风下雨也很难阻挡之间商定好的比赛。换言之,虽然松散性、业余性极大地限制了踢野球运动质量的升级,但是踢野球的规模会出现扩张现象。国际足联拟定的草根足球计划,始终强调与当地会员协会和教育主管部门的紧密合作(包括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学校等)[9]。正是因为踢野球本身具有极强的自发性、松散性,更加凸显了有计划地推广与“扩张”的必要性。

3  “野球”的行动桎梏

3.1  场域流动

微场域和微队伍让场地无法固定下来。不必说职业化球场,就是有球门的球场对于踢野球的队员来说都是奢侈的。台州踢野球的人数众多,但是正规的球场数量有限,同时虽然是踢野球,正规球场的上场人数也会按照标准惯例。例如,五人制足球场一般双方上场各5名队员,九人制足球场一般双方上场各9名队员……但是这种正规的球场数量不能满足踢野球运动的要求,踢野球者也只能选择寻觅一块适合踢球的场地来满足这种需求。他们自然地聚集在政府大楼前的一片大草坪上踢球,每周的不同时间段,尤其是周末都会有大量踢野球者在这里踢球,可以说形成了台州特色的政府草坪足球文化现象,但这也是无奈的选择。

案例2:从2006年开始,市政府前的那一块草坪是小潘和队友们唯一可以踢球的地方。“那一块草坪并不是正规的足球场地,我们拿个包放在那里当球门,设备简陋,只能踢野球,其实很不安全。”有市民认为在这里踢球“霸占”绿地,还影响在附近散步市民的安全,对于“万一足球踢到小孩身上怎么办?”至于这样的反对声,野球爱好者们也很无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在公共绿地踢球?因为在自己生活区范围内,没有足够的体育设施”,“踢球的民众并非热情不足,而是没有地方可踢”[10]。

近年来,隨着台州市体育中心3块五人制足球场地的开放,除了政府草坪还可以到体育中心踢球,而且在春节等节假日还会免费开放。但是由于场地太少,需要提前好几天预约才行。同时,体育中心也并非完全免费开放,一旦遇到场地被征用就又会无场地可用。台州为了推动草根足球的发展,目前已经全面开放中小学、高等院校足球场,踢野球的氛围处在历史上升期。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除了台州学院足球场开放度较高外,中小学校鉴于校园安全,一般不允许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随意入校踢球,而由于预约这一环节需要联络、审批等程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小学校园足球场的利用率。社会强烈呼吁学校操场向公众开放,但是开放过程中遭遇现实困难。首先是管理问题,比如学校的体育设施损耗应该由谁负责;其次就是安全问题,队员在运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意外,学校本是义务提供场地,如果因为出现安全问题反而要承担责任,那学校的积极性就不会高。实际上学校体育设施确实应该逐步向社会开放,具体的解决方案很多,但重在各方权益保障、加快政策落实、实现公共资源的社会共享。

3.2  话语压迫

微场域内队员在球队中的社会位置相对固定,因此掌握话语权的球员容易不断向队友施压。在踢野球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部分人颐指气使地在场上指挥、喊叫,甚至演变为球场矛盾、冲突。球场上的氛围是和谐还是紧张,会直接影响球员心情与比赛结果,这与一部分球员场上的个人行为、言语有直接关系。

觉得自己特会踢,队友干什么都要指挥一下,从门将开“球门球”到前锋射门都在他的指导范围,而且假如队友没执行他的命令就会处于复读状态,听得头都要炸了。职业球员和野球球员在场上的要求有相似的地方,也要讲配合,该传的不传,会被骂的。可是在像家乡这样熟人多的地方,又不一样了,他们觉得你过的人多才厉害,你要是带不了球,过不了几个人,就可能不把球传给你,还会喊你踢得不好。(访谈对象TXP)

这反映了在踢野球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抱怨队友的情况,这部分队员将场面的被动归因为队友的失误与能力。然而这种颐指气使的态度只会造成本组球员的不自信,甚至会演变为严重内讧。一部分素质较低的球员,不仅会为了球队技战术的问题发牢骚,甚至会出口骂人,习惯于将颐指气使的风格带到球场上来,这是极不恰当的。

球场暴力几乎没有出现过,但是口角摩擦经常发生。笔者在台州7年多的踢野球活动中,只見到过1次两人因为踢球过程中发牢骚而导致肢体冲突,但也很快被队友劝开。一方面,球场上打架的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另一方面,球友之间的口角上升为暴力冲突的前提是出现情绪冲动的队员。访谈对象LCY则担心可能出现的意外伤害:“野球的危险性很高,没什么责任,可能在意外情况中伤到腿或眼睛,甚至腿就算被踢断了都没人管”。这种说法有点夸张,因为“野球”并非“野蛮”“暴力”,一般在场上造成他人意外伤害的人是需要承担相关医疗费用的。LCY的这种担心反映了踢野球本身是有风险的,可能发生的意外伤害会让受伤者承受巨大的身体痛苦。

3.3  关系导向

微场域的社会关系结构单一,具有稳固的熟人网络。因此,一部分球员在场上的传球并不是根据场上的客观情况作出的,而是只选择自己认识的人、熟悉的人,这样就会造成机会的极大浪费,同时也会减少运动本身的乐趣,形成队员之间的互不信任。尤其是在前方空当非常大的情况下,中场拿球的球员却选择向边路自己熟悉的人传球,而不是选择威胁最大的向前直塞。一场球赛如果存在这样“传球唯亲”的球员,就会造成这一组队伍的打法非常单一,机会也会浪费的非常严重。尤其是在同一个队伍中如果出现一部分球员是熟人,而另一部分人不太相识,熟人之间将球传来传去会严重影响其他球员的参与感。针对这样的情况,一些有经验的球员会在中前场位置大声呼喊传球或者双手挥舞要球,但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并不明显,因为那些只传球给熟人的球员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踢球模式,没有受过正规培训与系统教育根本无法改变他们的踢球方式。

3.4  天气制约

微场域内需要借助于极为热情的带头人,否则,踢野球成员会在阴雨天对是否出来踢球产生严重分歧,因为没有组织、正式比赛的约束,光靠那些极为热情的球员呼吁很难凑齐人数。古人理想的生活状态是“晴耕雨读”,踢野球者则受制于“晴踢雨休”的模式,踢野球直接受天气影响,一旦下大雨就不能开展比赛。在台州市这样冬天都会下雨的江南水乡,或者遇到梅雨季节,基本上只要出现下雨天气原来的踢球计划很容易泡汤。很多人好不容易等到周末想踢球,却因为天气原因不得不放弃。但是笔者也发现只要雨不大,就会有人在固定时间来到球场上。一般如果既定时间没下雨或者雨不大,大家还是会聚集起来,只是人比较少,比正常情况要少三分之二的人数。但是10个人左右也可以正常比赛,如果中途下雨,只要雨不大还是会继续踢下去。因此,下雨的时机很重要,如果是下午三点左右人还没到的时候下雨,人就聚集不起来,如果下午三点没下雨或很小的雨,就会到一部分踢球的人。虽然人数会因为下雨而减少,但还是会有人坚持来踢野球。

3.5  野球野踢

在微场域内有限的球员供给背景下,除非有教练型的球员出现,在场上认真、亲切地指导球队进攻,否则碎片化的队伍组成形式会直接造成队伍技战术水平难以提升的困境。甚至在运动过程中根本就不存在稳定的技战术,只是把踢野球当做踢来踢去的随意运动。所以,经常出现一群人围着足球追来追去,半天一个球也进不了的局面。FZQ的盘带技术在一群踢球者中非常好,能够吸引较多的防守力量,也会扯出很大的空当。可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战术打法,其他球员经常看着他带球,缺少跑位意识,却在场上有很强的指挥意识,不断地喊“传球”。由于其他队员的技术水平有限,球传到这些人的脚下也就丢掉了,可是他们还是热衷于喊传球。足球运动中喊喊、说说容易,可是真的踢起来、踢得好却很有难度。

有些人本来是踢球的,可是他们到了场上却成了评论员。还有一部分队员对足球的理解就是自己带,绝不分球,直到带到对方门前完成射门,脑子里根本没有别的想法,只有自己带球跑的意识,低着头一路跑。在一支野球队里,必须要有一两个责任心强的组织者,他们可以随时提醒注意位置,赶快分球。一部分队员是无限下底的边路选手,传中质量一般,不是太高就是太快,要么就是被防守队员破坏,而且还乐此不疲。我的感觉就是,业余娱乐中只会利用速度下底传非专业球员接不到的高球、半高球的,或者就是死也不愿意回传,宁可被断球的,都是野球场上的“毒瘤”。(访谈对象DXX)

这就造成踢野球缺乏基本技战术以及人员位置安排,导致向队友乱指挥。足球是一门科学,有基本的规律,踢野球同样需要符合基本规律。如果缺乏基本的技战术安排和竞技意识,野球野踢会极大地降低踢野球的趣味性与锻炼价值。推动野球队伍规范化,促进业余俱乐部、业余联赛的发展,是提升野球专业性与规范性的现实需求。

4  “野球”的发展路径

“野球”并非完全意义上是草根足球的组成部分,而是草根足球中的另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民间体育活动,超越了足球运动本身的规制,是一种参加随意、组织随意、运转随意的足球运动,像广场舞一样开放了活动空间,并没有局限于传统足球规则对人数和规范的要求,这就造成其定义边界的模糊性。同时“野球”非野,在貌似毫无规则和章法的野球场域中,又受到这一微场域内权力、关系、非正式规范的牵制,例如看似所有人都能加入野球队伍,但是与其他队员的熟悉程度、旧有关系会影响到运动体验。而且,随着队伍的稳定性得到强化,“野球”也越来越具有组织性,其成员可以在运动中逐渐形成对队伍的认同感,那么就存在愈发封闭的风险。这就提示,一方面,“野球”的优势在于其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另一方面则要引导野球队伍保持这种特性,兼顾制定有利于运动体验的规范。因此,虽然“野球”在微场域内具有自身的运转特性,也具有着一定的行动桎梏,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影响其成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和积极参与的运动形式,其运转特性恰恰能够广泛吸纳群众,正因此其行动桎梏才没能阻碍这一运动的广泛参与性。通过对“野球”运转特性和行动桎梏的研究,可以发现大众化的体育运动究竟是如何获得内生性的自治力量而维持自身运转。否则一般而言,因为缺乏正规组织与资源支持,像“野球”这样的群体型体育运动是很难组织起来的。但是本研究发现,“野球”具有稳定的内生动力和自治方案,这启发要将野球的大众化作为足球发展的基础性路径。

群众是运动项目生存发展的基础,足球运动大众化是足球发展的人文环境。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的基础是动因危机,合法危机的基础是国家和企业系统所提出的对于动因的需求,同社会文化系统所提供的动因之间发生矛盾[11]。借鉴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阐述,中国足球近年来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即球迷不相信足球运动的未来,产生了参与动因危机,这严重制约了球迷的参与热情。任何一个运动项目没有群众性也就失去了生命力。群众观赏竞技足球比赛需要普遍化,群众参与足球运动更要普遍化。野球是中国足球运动发展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只有具备了扎实的群众基础,足球人才的选拔才会成为有源之水。在球迷关注与足球人才两个支撑基础之上,校园足球、草根足球、职业足球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中国足球真正腾飞,不应仅看联赛上座率和国家队成绩,还要看在大街小巷、工厂广场、校园乡村有多少人在踢球,多少人在一起其乐融融地谈论足球,即足球的群众参与度。笔者认为,要达到上述足球发展程度,需要认识到微场域并非是一个封闭场域,在微場域中生长的“野球”发展演进需要同整个社会相衔接与协同。因此,鼓励踢野球是催生基层足球文化的有效路径。

4.1  推动“野球”进城市社区

社会性的足球参与对于足球普及至关重要,“野球”仍然需要持续进入城市社区,而在社区中形成体育参与氛围是激励公众体育参与的重要途径[12]。运动与闲暇不仅仅是为了释放其他生活领域中产生的张力,也能够创造使人愉悦的兴奋、激动。这就等于在现代社会中,在文明化过程的诸多约束中,开辟出一块飞地。人们创造出一些类似显示生活的场景,体验其中的兴奋,但没有切实的风险。一句话,在一个缺乏兴奋的社会里寻找兴奋[13]。足球运动满足了这种需要,运动过程中可以增加与他人互动、交流和合作,产生如社会信任和支持等方面的社会资本,发展个体自身的交流和合作能力,为个体带来正向幸福体验,这样不仅有利于运动本身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城市社区共同体的塑造。

4.2  加快“野球”进农村社区

“野球”也需要积极有序地进入农村社区。在中国城乡差异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大量体育项目资源倾向于涌入城市,这就难免造成农村接收同类资源的规模受到挤压。事实上,农民对于现代体育的追求与热爱存在着巨大的提升空间,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激活这种热情的制度与资源供给机制。

案例3:ZHY作为一名足球爱好者,2014年夏天就在自己的家乡“道村”一个小山村中向小朋友们推广足球运动,得到热烈响应。当时因为没有足球,他们使用了破旧的篮球作为足球来踢,后来ZHY购买了足球带回村庄,半年后十几岁的孩子能够自己组织比赛了。但是由于没有场地和组织建设,加之发起者本人常年在外地工作,不能参与到推广乡村足球的行动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道村的少年越来越远离足球。

就此案例本身来看,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农村的孩子热爱足球,但是他们缺少一个踢野球的机会与环境,这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考察调研时指出,如果像偏远地区的小朋友也经常踢足球,足球运动就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足球就一定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城市各类文体设施中,足球运动场所是乡村有必要效仿与学习的,这不仅有利于丰富乡村文化内容,而且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足球的“野球化”让农村青少年更有机会接触和参与足球。

4.3  营造积极的足球舆论

“野球”要想在群众中扎根、落地,亟需正面、积极的舆论环境,特别是在近年来网络社会中新媒体发展迅猛的背景之下,足球舆论环境会影响一大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个体。媒介传播有自身的规律,新闻容易忽略事件的行动、过程、情境等面向,这种被裁减的信息常常成为判断的依据,最终造成误判与误解。新闻是通过社会的“符号系统”来获取意义的,就是按照社会建构的“意义框架”来选择和展示信息,是经过特定社会和文化“加工”后的产物[14]。社会舆论当中时而发生的足球负面舆情,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关切,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符号控制。通过足球负面舆情的引导,一些组织和个人成为流量的受益者,这种情况在新媒体时代很可能愈演愈烈。足球从业者非常反感相声演员调侃足球的“风凉话”,因为按照相声演员的思维其实他们自己也在鄙视链的底层,况且“风凉话”占了上风会严重误导大众认知。在当前足球舆论中正能量的报道相对匮乏,例如,北京百队杯一场普通的五人制少儿足球赛微博直播可以吸引60万网友的关注,与职业足球相比,社会性的业余足球同样具有极强的魅力与吸引力,但在社会舆论与媒体报道中,似乎“任何级别球队‘惨败’给外国队的新闻价值远远大于‘胜利’”[15]。有研究便指出,足球文化消费市场的畸形发展在加深中国足球污名化现象的同时,对中国足球文化市场发展也产生了巨大阻力[16]。

足球的城乡普及有利于城乡融合、城乡公平,贬低足球的社会舆论只会更加破坏位于边缘区域,特别是农村的足球环境,而对发达地区“野球”活动却几乎产生不了什么影响,这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是不合时宜的。笔者发现在北京海淀的球场上踢野球的队伍随处可见,但是在老家县城几乎没有这种氛围。足球运动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一个社会成员,特别是孩子,能在足球运动中学到的远远不止运动本身这么简单。因此,现在相当迫切的问题是足球运动的社会参与性,城乡间、大城市与小县城之间缺乏相对均衡的参与度。如果因为不理性的足球负面舆论造成足球运动人口无法稳步增长,将直接导致足球运动有效普及的难度加大,而这必将被证明是非常致命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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