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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菲
摘要：《阳光普照》作为钟孟宏导演透视家庭教育的电影佳作，将“司马光砸缸”的诡谲故事隐匿于生命悲剧的表象之下，“司马光”映射阿豪内心深渊的同时也崩塌了父子之间的心底围墙，而该故事的内核“我从未认识我自己”则指涉出伤痕式父子关系的症结缘由：主体建构的过程中深陷他者之囹圄。这里的主体被共时性地结构于雅克·拉康的“三界”之内，经由想象界的映像遮蔽、象征界的他者凝视以及实在界的秩序超脱，呈现为“自欺—自律—自由”的嬗变状态，在寻找自我的迷途中逐渐确认了伦理意义上的身份自洽。
关键词：《阳光普照》拉康三界论电影精神分析学主体建构
“谜一样的死亡”是新世代导演钟孟宏电影中的一种独特表达，亦称“游魂”。2006年纪录片《医生》中13岁少年温昱和的自杀，成了影像文本中“死亡之谜”的启发点，这种死亡在他此后的电影中往往呈现为一种“事后性创伤”，即创伤记忆的延宕性显现于未来的叙事回溯中。《阳光普照》作为钟孟宏的又一“游魂”系列佳作，惯常家庭题材下所包裹的“司马光砸缸”故事，取材于袁哲生的短篇小说《寂寞的游戏》的“脆弱的故事”，故事中司马光“一个人怔在原地，不知如何面对自己”①的状态与阿豪的心理困境形成互文的同时，也生成了叙事脉络中“事后性创伤”的原点。
司马光砸缸的主题隐喻，不仅映照了阿豪的自我认知迷途，还通过父子三人的关系裂变展露出现代家庭结构中亟待需要审视的个体际遇：他者羁绊所诱导的迷失困境之下，如何在匮乏中完成自我寻觅。拉康的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被视为透视主体真相的认识论框架，在交互纽结中共时性地作用于主体的存在，因而更加关照主体性建构的境遇，影片里的父子三人作为因他者逻辑而自我异化的身份主体，介于影像和现实之间成为一种具象情境的银幕呈现：既于想象界小他者所强化的“镜像我”中陷入自欺迷途，又从象征界大他者所凝视的“社会我”中找到自律幽径，也在抵达“理念我”的坦途中接纳了实在界的不可抵达之真。
一、自欺迷途：认同幻象中的“镜像我”
影片开头交代了阿文的职业状态，作为驾训班教练，他从没开过属于自己的车子，却热情地将“把握时间，掌握方向”的驾训当作金科律令，刻写在笔记本上的这句宣传语被他视为代际“接力棒”一般的家训。正是通过这句魅惑的“真理”，阿文构筑了一面来自想象界的理想镜像：家庭美满且人生正确的教练身份。这面镜子遮蔽了父亲身份的匮乏现实：小儿子阿和闯祸伤人而被辅育院管制，大儿子阿豪与医学院失之交臂复读重考。当阿文曾经信奉的人生真理面临溃败时，潜藏在主体无意识中的“自恋狂”便展露锋芒，竭力强化他的理想映像：体面的父亲身份。然而，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流动着主体的匮乏，此时以弥合匮乏为使命的“小他者”在双重身份间蓄势待发，小他者不仅是镜子阶段辅助婴儿满足完整躯体欲望的映像搭档，同时也是不断强化镜像误认的始作俑者。学员询问有几个孩子时，阿文看向窗外漠然撒谎“一个孩子，明年上医学院”，话语中的“医学生”作为当地社会语态中的精英意象，充当了构筑理想镜像的小他者，父亲身份的体面欲望由此被合理化为对阿豪“望子成龙”的普世性期许。与此同时，阿和由于锒铛入狱、未婚先孕、赔款笑柄这几件事，堂而皇之地站在了小他者的悖逆面，渐渐瓦解着阿文的理想身份，“关到老、关到死”的冷漠话语中涌动着主体已然失落却不愿承认的自欺之态。
欲望是超越需求而无法得到满足的存在缺口，当父亲的理想映像成为现实不可抵达的欲望，阿豪的自我认同之于父亲的镜像认同，也就附带上了主体献祭性。这种献祭样态率先表露于阿豪的镜像碎片——父亲期许的资优生儿子，当他沉默不语地接过笔记本，犹如运动控制能力尚未完善的镜前婴儿，躯体自认所裹挟的原发性自恋悄然发力，催促主体将镜像碎片完形为完整镜像。阿豪身后的背景墙所张贴的升学喜报被红色攀附，前景中阿文递出的笔记本也是不谋而合的红色，两处喜庆色彩景观暗示彼此流淌的心理压抑：期望的投注者阿文与期望的接收者阿豪彼此所期望的镜像理想落空时，并未审视镜像中的虚拟期望，更多的竟是以俯首称臣的镜前姿态去附和愈发畸变的压抑式教育。执拗的他者影响了尚不成熟的自我，催发了阿豪掩盖缺憾的继发性自恋，主体终于在双重自恋中完成了荒诞异化，结果便是抵触那个真实的、缺憾的、压抑的我之主体：即使阿豪决定与生命告别，也将房间收拾干净、把空白的笔记本锁进柜子，掩藏掉所有情绪来继续扮演“完人”“好人”的虚幻镜像。幸而，当众反问国文老师、私自带小玉探视阿和等反常行为，让我们看到了完美镜像之下暗流涌动的主体无意识，但这在传统家庭教育中被视作不思进取的借口，因而阿豪只能以失语样态去承接超过主体负荷的期待，最终变成无限接近却始终与真实自我存有间隙的家庭殉道者。
阿和介于两个极端化镜像误认的夹缝之间，一是处于极端反面的菜头，二是处于极致正面的阿豪。其中，菜头作为被社会边缘化的堕落少年，与主流语境容纳的父亲这类勤恳劳动、哥哥这类品学兼优的人物格格不入，来自父母的家庭认同之于阿和是一种缺席的存在，自然被迁移到他的友情认同之中，于是菜头的“义气感”进入了阿和的镜像中。监狱里，阿和与狱友吵架后帮其熟悉乘法口诀正是他在镜像误认中趋向于菜头性格的表现：被边缘化却不失仗义。然而，阿和妄图成为菜头时，父爱匮乏所附带的怯懦性成为主体缺口，欲要沉沦的镜像认同始终被其牵绊，因此他无法完全介入误认镜像，只能以残损的他者镜像自居。同时，阿和自我映像的确认，离不开处于小他者对立面的阿豪的逆向驱力，家庭疏离的病灶此时只能迷惘地归咎于“完美兄长”所垄断的父亲关注，进而让他更痴迷于成为哥哥的对立镜像——问题少年，在自我价值的阉割中变相地俘获一丝亲情投视。
二、自律幽径：他者凝视下的“社會我”
在象征界，他者更是处于一种根本的位置，主体在象征界的认同也就是把自身置于这个他性的位置。②象征秩序的父法伦理正是处于大他者之位，阿豪的跳楼自杀和阿和的梦魇——菜头之死，似乎都要怪罪于沉默寡言的父亲，但作为已经被他在性置于“空缺”的主体，这未必单是阿文一己之力所促成的两场死亡悲剧。同时，一旦出现象征符，一切事物将会按照象征符和象征界的法则被规定或结构，包括无意识的主体性。③而在这其中暗含一个隐喻逻辑：“父亲身份”这个能指替代另一个能指“父亲功能”并由此而生成父法意义的无意识运作，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家庭情境中，阿文生理学意义上的父亲身份，必然服从于父权文化能指链条中的“父亲功能”。小雨淅沥中阿文的午夜梦回包含了主体的身份审视，但他仅对自己的父亲身份有所怀疑，并没有对父法秩序有所反省：他问阿豪为什么回来的话语，暗含着对于自身父亲身份失败与否的验证，“来看看你”这个肯定回应让他第一次敢于目视儿子的告别。此处的梦境证实了主体的矛盾性始于个体对象征秩序的匮乏认知——父法秩序的无意识运作：“把握时间，掌握方向”的符号规劝遍布阿文出现的诸多场景，驾训班的练车场、背景墙，办公室里的横幅，递出笔记本的教室门口……诸如此类的布景设置说明阿文这个父亲个体必然存在于集体父权的凝视之中，作为被父法秩序所奴役的虚空主体，不可避免地被象征性的“父亲功能”所裹挟，进而也表明家庭教育之悲仍需回归到社会文化秩序中做出审视和改变。
阿豪的死亡是影片的第一个转折性事件，平淡雨夜悄然坠楼，自杀铺垫虽只有寥寥几镜，却充分再现了主体的悖谬。象征性位置的获得是以主体的牺牲为代价的，主体进入象征秩序必然接受父法切割，其在获得某个主体性位置的同时，也必然被划开了一道切口。④阿豪以兄长身份进入辅育院探视时，附带上了自我质疑的情绪质感：陷入被切割的境地是主体的必然宿命吗？此处的光线隐喻做了肯定回答，阿豪身后极致的曝光，穿透禁锢意象的窗栏，玻璃内侧的阿和，面容边缘被光晕遮挡，“我在里面，什么都看不到”的话音一落，镜头切换，光影瞬间遮住了阿豪的目光——落寞却又似是而非，他将司马光的“阴影秘密”作为言说层面的牺牲，却获得了伦理意义上“阳光普照”式兄长的象征位置，正如孟子《跬道》写道：“理亦无所问，知己者阕砻。良驹识主，长兄若父”，亘古不变的伦理教化在现代也有相当程度的规劝意味：长子有协助父母照顾弟弟的责任，亦应扛起家庭顶梁柱的担当，因此阿豪无法在弟弟表层困顿的境地里坦诚自己的深层困顿。悖谬之处也从而显现：当伦理牺牲转化为压抑宿命的语言指令，不可象征化的主体剩余只能潜藏到他的无意识领域，缓缓滑向死亡驱力。
“问题少年”作为象征秩序中的边缘符号，本身就附带了被语言所结构的特质，阿和与菜头在主流话语体系中被贴上的这个标签就此沦为象征性的语言运作。社会层面的语言窘境与家庭层面的陪伴匮乏在此偶合，驱动他们合盟逆反主流语境。出狱后的菜头失去情感归宿而进行自我放逐，阿和因哥哥离世所骤然腾空的家庭归宿重新返回主流社会，停滞于象征秩序之内的他，通过两重迂回再度实现了主体异化。阿和的第一层迂回在于社会职业身份，充斥着公平正义与劳动光荣的主流秩序中，他屡次由于“犯罪前科”被诸多工作拒绝，被置于社会偏见的失语境地。第二层迂回中他填补了阿豪的空缺而成为家庭责任的承担者，同时也成为了父子隔阂的承接者。进入语言世界的主体必然顺从于符号规训，并通过固有秩序的主体化来获取主体性身份，悖论的是，阿和融入象征秩序的这个过程里，摆脱“问题少年”命名的同时总还隐含着主体不可能被象征化的失落，此时主体不可避免地遭遇着异化。
三、自由坦途：秩序超脱间的“理念我”
《阳光普照》的英文名字为：Asun ，这个 sun 与 son 是同音关系，即为“一个儿子”的隐喻意义，畸形父爱正是在这个隐喻之内生成，同时被镌刻进了两场死亡。第一场死亡是阿豪的雨夜献祭，象征秩序围困之下的阿文并未觉察到自身的弑子倾向，直到结课仪式上再度以“掌握时间把握方向”施加教化而遭遇抵触，他才隐约觉察到父法运作的身份迷途，这最先被潜藏于梦境与现实的裂隙之中，梦见阿豪后他猛然惊醒坐起，不可抵达的实在界在此表征为梦的失落效果。买烟消化落寞感时，他遇见了深夜在超市值班的阿和，父子两人的隔阂因阿豪的托梦而消解，印证了父法逻辑里的“弑子”真相：父爱失衡。第一场死亡的叩问，促成了第二场死亡对父法秩序的质疑，外化为父亲身份的救赎。雨夜谋杀，是父亲对孩子自杀这一创伤记忆的延时性释然，但在父法秩序之下，必然表象为对阿和的现时性拯救。对于试图超越父法秩序的主体而言，释然和拯救导向的都是伦理意义上的身份救赎，“阿文砸菜头”与“阿豪砸水缸”的互文动作放大了代际献祭的影像审视：父子之间原本纯然的情感，为何包裹上了象征秩序强加的功利性，又为何会演化为极端的悲剧样态？正如阿文对父法秩序的不可言说一样，银幕之外的观众在家庭教育功利化的当下似乎也无从回答。不过，当主体产生质疑的时候，就印证了象征秩序必然存在一道不可能被象征化的裂隙，阿文的自我救赎外化为平衡父爱的托辞，让主体在实在界的不可抵达中得以确立一种自洽的伦理身份。
“游魂”少年阿豪所引起的“事后性创伤”暗喻着自由欲望的无依之地，同时主体的真相指向欲望的空无，因为主体只能在欲望中欲望着，或者说在不满足欲望中那个不可能的满足，主体享受的是不断寻找、不断欲望的过程，并从中获得一种原乐。⑤“司马光砸缸”这则诡谲动画的反复出现，既是阿豪心理困境的搬演，亦是主体自由欲望尚未满足的投射，而这则故事与《寂寞的游戏》所抒写的敏感与孤独是相称的，具有相似的敏感和孤寂，追溯作者的生平境遇可知，袁哲生看似乐观的生活却止于39岁谜一般的自杀，同时故事里的司马光作为备受瞩目的神童也有着鲜为人知的孤独。由此看来，资优生阿豪与司马光、袁哲生的阳光表象都遮挡了阴影本体，但这种契合并非无迹可寻：他们长期信赖着小他者并通过想象性认同自欺于完美自我，继而也在大他者的悠久训诫中完成象征性认同的自律规诫，殊不知，主体在进入语言世界的那刻就已经产生异化，却囿于实在界的不可抵达而拒绝接受残酷现实——主体的存在掩盖了欲望运作的缺口，或者说经由欲望化过程中的他者规劝已然坠落在了缺席一隅，所以阿豪的终极欲望导向了自由。当他试图任凭自由欲望进行法的僭越时，呼唤来原乐难以抵达却可以诱发的死亡驱力，雨夜，他将房间整理洁净，作为一种具有仪式感的生命告别，宣告了奔赴原乐的决心。
作为同时置身于“暴裂”和“平和”状态的唯一主体，阿和的生活篡改力度最大，虽然身处菜头的镜像共生和阿豪的镜像错位中，但他尚未屈从于极端镜像的拉扯。同时，谋求工作的碰壁以及父子关系的疏离，没有让他屈服于社会偏见而一蹶不振。与其说是辅育院的管束让他回归了主流秩序，毋宁说是家庭破碎的真相让他主动选择了矫正自我，因为此时的他被赋予了双重身份：父亲身份和独子身份，从责任层面看，主体经由符号秩序有所自知之余，也存在不可言说的异化，而这被阿文“平衡父爱”的谋杀秘密掩盖，转换成为实在界的创伤裂隙——菜头之死让他沦为未知的已然屠伤者，而这并非受制于宿命弄人，而是他者逻辑推演的结果。倘若个体一直听凭命运锁链的摆布，将一切都归责于外部的、异己的力量，那么他就永远都不足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体，而充其量不过是因果链条的一种附属品。⑥也就是说，主体建构的成功意涵从来不必停滞于悲观的他者缺口，而应依靠自我力量去弥合缺口，阿和從念念不忘儿时在脚踏车后座仰望刺眼阳光，再到载着母亲途经斑驳树影下的温和阳光，经历抉择的他已然通过自我力量完成了这种合乎主体伦理的身份回归。
四、结语
轻盈的沉重感随着结尾唯一的家庭合影溢出画面，“游魂”少年阿豪作为蕴含悲剧内核的家庭殉道者，或成为众说纷纭的心理脆弱之谜，抑或化为家庭教育的悲哀典例，同时更是银幕外众多家庭难以愈合的创伤映像。影像与现实的相遇聚焦于伤痕式父子关系的沟通表象，进而折射出家庭悲剧的“斯芬克斯之谜”——自我认知的迷途，正如袁哲生的哲思“我们不断地寻找自己，却始终成为一种寂寞的游戏。”所幸的是，个体困惑经由影像媒介转化成了一部兼具心理剖析和警醒意义的现代家庭创伤史诗，并通过呈现主体的迷失困境和寻觅生机，来审视家庭教育漏洞和个体心理危机，揭开了主体建构的隐秘面纱，也叩问着现实家庭的伦理自由。
注释：
①袁哲生.寂寞的游戏[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②④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③李新雨.导读·拉康[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⑤吴琼，拉康.朝向原乐的伦理学[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6，（3）：
113-122.
⑥卢毅.异化、分离与穿越幻想——论拉康学说中的自由观[J].道德与文明，2020（4）：
109-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