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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达国家现代化历程显示，人力资本增长很快的国家或地区，经济亦增长很快。加快提升我国经济“第三增长级”的整体水平，要充分发挥京津教育的集聚和辐射作用。可以通过建立区域教育合作组织，推进教育财政制度创新，完善就业培训制度，构建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以信息化推动教育跨越式发展来实现。
［关键词］人力资本 京津教育 对策思考
［作者简介］牛征（1947- ），女，天津人，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职业教育学研究。（天津300191）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20-0005-04
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行政区划甚至以国家为界的经济竞争已经过时，以产业聚集为支撑的区域经济和大城市带综合整体，已成为世界经济竞争的主体。经济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已经由技术资本转向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决定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成为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和主导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提升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对国家的聚集和辐射作用，应当充分利用北京、天津教育资源的优势，加快营造若干具强劲竞争力的区域教育高地，支撑区域乃至全国经济提速，这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
一、人力资本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
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物质资本，一种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指体现在物质方面的资本，即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厂房、机器、设备、资金等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指人们花费在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支出所形成的资本，即体现在人身上体力、经验、知识、技能的存量总称。
早期的经济学理论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认为物质资本存量大小，尤其是积累的快慢，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196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的知识、能力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增加要重要得多。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生产要素，具有溢出效应和递增的边际生产率，对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可以持续地提高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率。
2000年，世界银行发表的《增长的质量》提出，影响经济增长和福利的要素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通过增长影响福利，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不仅通过增长影响福利，其自身就是福利的主要组成部分。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利·贝克尔等曾经对长期困扰经济理论界的问题，即同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国家，为什么有的很快摆脱了贫困，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而有的则处于低水平增长的“陷阱”，长期不能自拔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经过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初始条件的差异，会导致国家不同的经济增长状态。一种增长状态是低人力资本投资、低人力资本产出和较高的人口生育率；另一种增长状态是高水平人力资本投资与产出、高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生育率。经济增长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政府的政策扮演着重要角色。
人力资本理论对“贫困陷阱”现象的解释，适用于多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对缺乏有效的要素市场、地区间资源和要素流动不顺畅的国家或地区，更具有解释力。
国内外多项研究显示，人力资本的存量与生产，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学习能力就越强，就越可能吸收消化已有技术；技术水平越高，就越可能创造新技术，实现经济的更快增长。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的改善，是解释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际学者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均GDP达3000美元的美洲发展中大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有10年左右的GDP增长率低于2%，有的甚至出现负增长，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水平偏低。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是小学及以下的占60%以上。另外，科技人员的缺乏也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学者对人均GDP3000美元至2万美元不同经济收入水平的六十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关系进行了模拟研究，结果，这些国家教育发展的平均格局是：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0.8年提高到13.7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由5.0%提高到5.7%；高等教育入学率由25%提高到40%；高等教育公共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由0.9%提高到1.1%，教育发展低于上述水平，将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显示，那些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同时伴随着人力资本的快速增长，人力资本展示了重要的驱动作用。人力资本增长体现在教育发展方面的普遍特征是：先普及初等教育阶段，后普及中等教育阶段，再后高等教育达到大众化水平，最后达到高等教育普及阶段。如果以西欧12国为参照，分析韩国人均GDP与教育发展水平的比较，可以明显证实上述论断。1965～1992年，韩国人均GDP平均增长率是8.8%，其中1973～1992年，韩国人均GDP由相当于西欧12国人均GDP的24.3%提高到57.5%，增长了136.6%。同期，韩国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本增长状况是：1960年实现了全民普及小学教育；1980～1995年，中等教育入学率从60%提高到90%；1975～1985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0%提高到30%，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1985～1995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从30%提高到接近55%，达到OECD国家教育发展的平均水平。可见，韩国经济持续增长得益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促使的人力资本迅速增长。
世界上后发展国家成功追赶先行国家的经验说明：把人力资本追赶置于经济追赶之上，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日本追赶美国为例：日本作为二次大战战败国，1945年经济受到重创，到1955年前后才恢复到战前水平。1955～1973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年均增幅在10%左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到2002年末，日本在外贸盈余、外汇储备、外债余额方面，仍居世界第一。体现日本经济增长水平的人均GDP，如果以美国作为参照，1950年日本为美国的19.6%，1992年日本为美国的90.1%。1953～1992年，日本人均GDP年均增长6.5%，同期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3%。人均受教育年限，1913年为美国的68.2%，1956年为美国的80.8%，1992年为美国的82.4%。上述追赶显示，体现经济增长水平的人均GDP，1950年日本为美国的19.6%，1992年达到90.1%；体现人力资本增长水平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日本早在1913年就达到美国的68.2%，1950年已接近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水平，跨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综观世界上以人力资本增长为先导，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实例，可以看到如下规律：后发展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前，义务教育就已实现较高普及率，中等教育亦有了较高水平发展；而在中等教育普及之前，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就已经开始。一般来说，后发展国家人均GDP相当于先发展国家20%水平时，人均受教育年限就已经达到先发展国家40%以上的水平；后发展国家人均GDP达到先发展国家40%水平时，人均受教育年限一般就达到先发展国家的70%左右；后发展国家人均GDP达到先发展国家80%水平时，人均受教育年限就已接近先发展国家的水平。
二、环渤海地区人力资源与教育现状
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及辽宁省、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的数据，2005年，全地区总人口2.8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1.9%。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北京45444元/人，天津35783元/人，山东20096元/人，辽宁18983元/人，内蒙古16331元/人，河北14782元/人，山西12495元/人。
环渤海地区教育资源丰厚。2005年，环渤海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占全国总量的28.55%，其中专任教师占全国总量的28.6%，在校生占全国总量的26.4%；中等职业学校教职工占全国总量的28.29%，其中专任教师占全国总量的28.01%，在校生占全国总量的24.47%；普通高中学校教职工占全国总量的25.22%，其中专任教师占全国总量的24.79%，在校生占全国总量的24.22%。统计显示，环渤海地区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的教职工、教师和在校生人数大体占全国的1/3左右。其中京津两大直辖市高中以上教育资源具有明显的优势。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环渤海地区的人力资源水平并不高。2005年，环渤海地区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所占比例是3.92%～12.98%不等，6岁及6岁以上未上过学人口所占比例是3.91%～12.22%不等，受小学教育人口所占比例是14.3%～30.06%不等，受初中教育人口所占比例是32.15%～46.30%不等，受高中教育人口所占比例是12.04%～25.13%不等，受大专以上教育人口所占比例是24.49%～4.44%不等（详见下表）。所以，提升环渤海人力资源水平，必须加快人力资源开发。
三、发挥京津教育优势，提高环渤海人力资本水平的对策思考
（一）京津“大都市群”是中国北方政治经济中心
21世纪，区域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全球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中，区域经济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个区域经济的形成，需具备三个条件，即中心城市、经济腹地、交通网络。
区域经济中一个或几个特大城市是该区域的核心。特大城市之间借助现代化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信息网，高密度聚集发展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集合体”。1957年，法国学者戈特曼提出了“大都市群”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基本条件，这个理论对20世纪下半叶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市群”的形成与发展给予了经典概括。该理论认为，形成“大都市群”须具备下述条件：一是区域有比较密集的城市；二是区域内有相当多的大城市；三是有便利的交通走廊把核心城市连接起来；四是必须有相当大的总规模，人口在2500万人以上。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世界级五大城市群是：以波士顿、华盛顿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部城市群；以多伦多、芝加哥为核心的加拿大与美国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核心的东京、横滨、大阪的日本首都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的伦敦、曼彻斯特的英国首都城市群；以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巴黎为核心的西欧城市群。这五大城市群无一不是在良好的区位和自然条件基础上形成的强有力的经济实体，在世界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大城市群中，城市功能有着明确的分工，如美国波士顿城市群中，华盛顿是政府行政职能中心，纽约是经济中心，费城是重工业中心，波士顿是教育科研、高技术产业中心。
根据戈特曼的理论，中国目前只有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区域具备形成“大城市群”的初步条件。这三个“大城市群”分布在中国沿海的北部、中部和南部。20世纪80年代，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带动了珠江三角洲的高速发展；90年代，上海浦东开发带动了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腾飞。21世纪，以北京、天津为主轴的中国环渤海经济带，已成为中国东部经济新起飞的聚焦点。
北京、天津是中国北方连接最近的两个最大城市，其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北京是首都，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建市已八百多年，是历史悠久的世界名城；天津自古就是京都的门户，建市已六百多年，历来是中国北方经济中心，20世纪30年代就享有“南有上海，北有天津”的盛誉。有专家断言：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京津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他们的政治、资源、人才、科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京津相比。
（二）京津教育创新居国内外领先水平
英国哈金斯研究所创立“欧洲竞争力索引”的研究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区域间的合作，知识是最重要的，知识的自由流动、自由传播是竞争力的动力和根源。经该所对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125个地区的测度，知识经济指数和知识密度，北京、香港指数较高，北京公共领域的研发能力，仅次于华盛顿。
又据北京大学首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认为，京津“新经济”在国内居领先地位。2003年，京、津、冀经济圈“新经济”综合得分198.9分，居全国区域经济之首，高于位居第二的上海经济圈沪、江、浙25.6分。无论从地区差距极化，还是空间聚集性上，京津大城市圈都处于中国三大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极顶和最高密度地带。突出体现在：有较成熟的创新体系，有较强的创新能力，通过吸引外资和国际贸易参与全球分工，在线人口比例较高，信息基础设施国内领先，信息技术应用和电子商务较积极，汇集了众多知识人才，聚拢了较多资本，经济的频繁变动形成了更多就业机会。
人才是吸引外资或高科技产业直接投资非常重要的因素。吸引人才需要高知识的教育体系，以确保他们的孩子在这个地区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也能使他们在该地区的知识储备进一步扩大，研发能力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是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重要保障。
京津经济、社会、教育历来有着互补的优势和传统，具有全国意义的科技、教育、文化中心，人力资源开发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开发，居国内最高水平。2005年，京津有高校119所，占全国的比重为6.6%；在校本专科学生87.98万人，占全国的比重为5.6%；在校研究生389916人，占全国的比重为36.23%；在读留学生31512人，占全国的比重为40.02%。每十万人口有高等学校在校生，北京是6580人，居国内最高；天津是4340人，居国内第二。京津教育信息化程度居国内较高水平。
充分发挥京津高中以上教育资源的集聚和辐射作用，构建环渤海区域教育高地，为中国环渤海、三北、中西部乃至全国培养高素质人才，有着巨大的潜力。
（三）构建环渤海区域教育合作组织
首先，以若干区域性都市圈为节点，搭建区域教育高地，形成功能互补的教育结构和布局，使教育具有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能力；其次，通过区域间交流与协作，提升核心都市圈和区域间教育合作与互利。另外，通过国际交流与协作，加大教育面向世界、培养国际人才的功能。为使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的收益，环渤海区域教育合作组织必须注重效率。
环渤海区域教育合作的重点是教育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教育制度创新包括观念创新、结构创新和管理创新，要确立公平性原则、效率性原则、竞争性原则、开放性原则。教育机制创新主要指宏观激励机制和微观激励机制创新。宏观激励机制，指设立区域教育评估机构，定期对区域教育体系进行系统评估。微观激励机制，指建立学校内部激励机制，包括实行弹性化、多样化的人事制度；建立对教职员业绩的评估制度；建立公开透明的教职员选拔、录用、晋升制度和能充分发挥教职员潜力的薪酬制度；实行校长领导责任制度；建立学校干部、教师进修制度等。
（四）设立环渤海教育决策咨询机构
为促进环渤海区域教育在追赶发达国家教育中处于领先地位，协调环渤海教育的发展，充分利用环渤海教育专家和教育专门研究机构资源，建议建立环渤海教育决策咨询机构。该机构的职责是：研究提出区域教育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对区域教育重大决策进行审议，以使决策科学化、程序化、制度化；每3～4年进行一次学校办学质量评估，制定评估标准，公布评估结果，促进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五）深化环渤海地区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创新
20世纪末，中国公共教育财政体制建设取得很大进步。但环渤海地区与发达国家或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比较，还存在一定差距。构建环渤海教育高地，改进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是个重点领域，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
1.规范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教育是一项需要支出大量成本的事业。近年来，中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都面临政府投资能力下降与经费需求迅速膨胀两种压力，经费短缺问题很普遍。除了应当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公共教育经费在GDP中所占比例以外，推行成本分担与成本补偿政策是各国都在进行研究的重大教育改革措施。
国际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证实，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投资可以给个人和社会带来高于物质资本收益率的投资，把一部分高等教育财政负担转移到受教育者个人和家庭身上，不会导致个人投资高等教育意愿的下降。随着社会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加，适当提高高等教育的个人收费用于补偿高等教育成本，应是一项可行的政策。
高等教育部分成本由个人承担，对优化公共资源在三级教育中的分配有促进作用。据世界银行采用亚洲11个国家1985年前后的数据建立的公共教育经费在初等教育中分配的比例受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影响的回归模型研究结果，高等教育个人承担成本每增加10%，公共教育资源在初等教育中分配的比例将增加3.2%。世界银行另一项研究显示，中、高收入家庭子女是免费高等教育和助学金资助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实行高等教育成本个人承担，对增加教育公平有重要作用。
2.放开非义务教育市场。公办大学二级独立学院可以实行规范的民营机制，新建大学可以探索多种所有制改革，鼓励吸引社会分散资本以及海外私人资本投资非义务教育，建立规范化股份制制度，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保障非义务教育投资者合法权益。
3.加强企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在世界制造业向亚洲转移的条件下，环渤海区域急需千千万万懂理论有经验的企业家。企业家的成长需要经验积累和培训，要充分发挥京津高校林立、企业培训中心云集的优势，把握天津作为国家职业教育实验基地的有利时机，加速培养大批MBA，MPA和企业管理人才。建立环渤海地区支柱产业核心企业与大专院校对接的机制，实行订单培养，建立规避风险、利益共享的制度。
4.加强教育对外开放与合作。扩大留学生教育规模，加快教育的国际交流，积极推进中外合作办学，在保障教育主权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国际学历证书和资格证书，实行学历证书和资格证书互认的中外合作办学制度，扩大高中后教育开放通道，为经济社会培养大批国际型人才。
5.完善以资格证书为基础的就业培训制度。建立健全劳动培训制度，全面提升劳动力就业能力，是提升环渤海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任务。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工作，提高下岗失业人员、青年劳动者、企业在职职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工作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要大力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完善就业准入制度，把住劳动力市场准入关口，新就业再就业人员，必须接受一定的职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才能就业。
6.构建普、职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快了各国劳动力的流动，学历、资格的跨国认可，成为人员雇佣的前提条件，构建普、职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是建立与发达国家学分互认互换体系的必要前提，对于加快环渤海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和国际交流，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构建普、职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可以从以下着手：（1）立法保障。对大学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外部质量调控通过立法，做出明确的职责划分。评估要明确界定，过程要合理与公正。（2）建立省区（市）普、职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机构。省区（市）政府通过立法、拨款资助建立一个独立自治的机构。该机构负责制定学校质量自评标准、要求、计划，进行内外部评估。利用评估结果，保证和推动学校教育质量，使政府通过拨款保持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主导地位。
7.以信息化推动教育跨越式发展。信息化是知识经济的重要特征和主要手段，在当前优质教育供不应求和高等教育供求不平衡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环渤海教育信息基础条件，利用广播电视和计算机网络优势，最大限度地扩大远程教学和培训功能，是构建环渤海教育高地的重要举措。加快环渤海地区教育信息化手段的主要措施是：（1）建立教育网络沟通体制。使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在职培训和再就业培训中相互沟通，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建有网络学习站点，使优质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在全区域范围内传播。（2）建立网络学习与在校学习学历互认体制。确立学历证书与显示同等教育历程的各种受教育证书等值的观念，使网络教育学习者、自学考试学习者与同等学力在校生具有同等资格的学习和就业机会。建立“学分银行”，实行同层次学校之间的学分互认。
8.设立教育现代化指标，开展教育评价。为使环渤海教育向着国际高标准发展，应借鉴国际经验，构建环渤海教育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可以由教育背景指标、教育投入指标、教育过程指标、教育结果指标构成。（1）教育背景指标包括：人均受教育年限，15～64岁人口接受最高教育程度，25～64岁劳动力接受最高教育程度，成人文盲率，每十万人口接受高等教育在校学生。（2）教育投入指标包括：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比例，教育公共经费支出占全部公共支出比例，各级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各级教育生均支出占人均GDP比例，各级教育生均事业经费在教育总经费的比例。（3）教育过程指标包括：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初中教育毛入学率，高中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64岁年龄组每千人拥有教师数，各级教育在校生与专业教师比率，各级教育教师学历合格率，各级教育在校生与计算机比率。（4）教育结果指标包括：各级教育保留率，各级教育毕业生升学率，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就业率。
上述指标可以进行动态跟踪或经国内国际比较，用于监测环渤海教育现代化进程、差距、追赶点及目标。
9.运用市场调节与政府主导手段进行调节。效益优先、兼顾公平是构建以京津大城市群为轴心的环渤海教育高地基本原则。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政府对区域差距是放任自流的。环渤海教育合作调节机制，应把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特别是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
借鉴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环渤海跨省区市教育联合专门管理机构可以在省区市长联席会议制度下设立，赋予这些机构行政调控权。环渤海教育高地的建立，有赖于制定和实施教育一体化发展政策和措施，可以综合运用计划、投资、财政、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杠杆和行政、法律等手段进行调节。借鉴欧盟区域政策，建立环渤海教育发展基金，实施财政援助，是行之有效的手段。环渤海教育发展基金应当来自中央、省区市教育发展预算、各类投资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基金投资主要用于区域内重大教育合作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区域重点实习培训基地建设以及欠发达地区重点工程援助等。
以京津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教育、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将大规模地展现其对中西部地区乃至更大范围的教育聚集和辐射作用，提升环渤海、中国北部乃至全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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